1此文為筆者2011年5月21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第四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的發言。
2作者為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一.流動性陷阱與結構性陷阱
貨幣主義的鼻祖弗里德曼聲稱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謂直升機撒錢的辦法，可以避免類似大蕭條的經濟危機(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Friedman 1992) 。但是凱恩斯主義懷疑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其主要論據是流動性陷阱的存在(Samuelson 1967) 。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提出的一種貨幣流動情境，在央行降低利率水平到接近零時，無論增發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無法刺激投資或消費，使得貨幣政策失效。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用通縮引發的財富效應在理論上否定流動性陷阱的存在(Pigou 1943) 。凱恩斯派主張用財政政策來克服流動性陷阱。20 世紀30 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和90 年代日本的停滯，通常被視為流動性陷阱的歷史案例(Krugman 1998, 2010) 。作者對歷史經驗的分析認為，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只是從宏觀總需求分析的表面現象，刺激消費的短期政策無力從經濟結構的基礎上解決創造性毀滅帶來的結構性失業(Keynes 1936, Schumpeter 1950, Chen 2010)。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全過程清楚地顯示，產生流動性陷阱的根源不是心理預期，而是經濟和體制的結構性陷阱。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技術水平接近。但是美國從1970年代起持續貿易逆差，德國和日本則持續貿易順差。即使美國數次用政治壓力迫使西德馬克和日本日元升值，仍然無法逆轉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現在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又試圖逼人民幣升值，不會有任何結果。從國際競爭的格局看，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的根源是福利社會和軍備競賽，導致美國的債務負擔日益加重。美國企圖用發債的辦法填補醫療、福利、和軍備的黑洞，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又導致美國病，即金融業的高利潤擠出制造業，導致美國的就業危機。這才是總需求不足的結構性病根。西方宏觀經濟學總需求總供給的分析框架，回避了利益集團阻礙結構調整的政治經濟學現實，才是宏觀調控治標不治本的基本原因。中國的宏觀調控要同時取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須高度警惕凱恩斯-弗里德曼短期政策可能導致的結構性陷阱，例如沿海城市的房地產投機造成的房價遠高于居民正常收入的支付能力，導致制造業出走，教育和科研為主的新興產業難以為繼。沿海地區的改革必須大力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讓盲目的市場投機力量左右制造業的命運。日本股市和房市泡沫造成1990年代的十年停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房地產泡沫也可能帶來十年以上的大衰退。我們必須吸取西方的歷史教訓，不能盲目相信市場自身穩定的神話。
二.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局限和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
這次2008 年在美國發源的金融危機，給我們檢驗貨幣學派和凱恩斯學派的政策效果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經驗。到目前為止，美國先是實行大規模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然后是大規模的財政政策，雖然避免了銀行的擠兌風險，然而至今沒有打破金融寡頭的壟斷，也沒有改革導致財政危機的福利制度和軍備擴張，使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復蘇乏力。最近美聯儲再次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全球的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我們必須注意西方宏觀經濟學框架的重大局限，避免重復西方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發展的歧途。
大蕭條以來主導宏觀經濟政策的宏觀經濟學，以凱恩斯主張的財政政策與弗里德曼主張的貨幣政策為中心，一度被西方經濟學界譽為拯救資本主義，避免經濟危機的有效工具。盡管兩者在政策工具的重點上有所不同，但思維方式的共同目標都局限在恢復經濟的短期均衡，也就是維持既得利益集團的現狀。宏觀經濟學把市場波動的根源歸結于宏觀總需求表面上的失衡，否認供給方技術革命和大國興衰引起的勞動分工和世界格局引發的結構改變。應對措施主要針對大眾心理，用預期調控的方法糊弄百姓，而拒絕做政治和經濟制度格局的調整 (Eggertsson and Woodford 2008) ;政策制定的視野是以本國為中心的封閉經濟，忽視開放經濟下國際競爭對國內政策的制約;在危機面前不敢直面危機產生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掩蓋利益集團博弈的實質，當然不可能走出危機。歷史上結束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本文作者在2009 年的墨爾本會議上警告，如美國不愿和中國歐盟重構后雅爾塔格局的世界秩序，將無法走出金融危機，而必然訴諸戰爭手段來刺激經濟(Chen 2010) 。目前，歐洲和美國發動的利比亞戰爭，以及不久前美國在東北亞和南海制造的緊張局勢，充分表明美國和西歐陷入的凱恩斯-弗里德曼陷阱的危機深重。問題是：中國經濟學家如何從理論上和政策上吸取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推進經濟學的自主發展。
我們看到，本次經濟危機中各國采取了大體類似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但是美國、西歐、日本的宏觀政策效果遠不如中國，為什么呢?假如我們仿效凱恩斯提出的財政擴張政策和弗里德曼提出的貨幣寬松政策，試圖拉動內需，緩和國際壓力，中國的決策者應當從西方學習哪些前車之鑒呢?
第一，西方宏觀經濟學片面強調需求方的作用，忽視供給方的作用。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熊彼特都強調工業革命和勞動分工的發展，主要是加速了供給方的技術進步和結構演變。新古典經濟學卻制造消費者至上的神話和夸大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上的自穩定功能。凱恩斯雖然觀察到總需求不足導致非自愿失業的現象，企圖用財政擴張的辦法刺激消費恢復均衡;卻沒有認識到總需求不足的根源，是創造性毀滅造成的產業興衰和轉型困能。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長期失業率高居不下，非短期財政或貨幣政策可以治愈。美國的問題是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負債率過高，美國的高福利、高軍備、和高法制成本，使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每況愈下，消費者和企業拿到現金也只敢還債，不敢消費或投資。相比之下，中國的問題是多數企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和營銷渠道，企業利潤遠比西方同行為低。中國假如用行政手段推行擴大社會保障和大幅提高職工工資，可能導致中小企業大量破產，與拉動消費的初衷背道而馳。換言之，政府財政擴張的政策是用來刺激消費，還是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盲目仿效。從歷史的經驗觀察，中國如不能提高企業和工人的國際競爭力，創造新興產業的就業機會，刺激消費的短期政策會擠出企業的技術更新能力，加重而非緩解經濟危機。
第二，貨幣政策看起來操作簡單，后果卻是雙刃劍難以預料。弗里德曼誤以為市場價格水平可以由貨幣發行量單獨決定，單靠貨幣擴張政策就可以繞過利益沖突、防止金融危機。這只是沒有國際競爭和沒有金融創新下封閉經濟的幻想。在國際競爭和資本流動的條件下，美國在危機陰影下采用的零利率和貨幣寬松政策，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逃向增長率高的東亞或利率高的歐洲美元市場，從而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軟弱無力。決定企業投資方向的因素，主要不是國內的借貸成本，而是未來經濟的增長點，不同地區和產業的投資效益。同理，中國必須慎用提高利率或銀行準備金來對抗通脹的貨幣政策，因為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吸引國際熱錢的流入，而且提高利率或銀行準備金會加大房地產抵押貸款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風險，惡化國內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就業前景。
第三，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分析，暗中假設市場的規模或資源無限，消費者或投資者是分散獨立決策，沒有市場操縱或跟風投機行為，價格才能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但是，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的限制(斯密，1776，2011)。少數買家或投資者如能控制相當的市場份額，就可以扭曲市場價格，制造市場泡沫。因此，體制改革在結構調整中比價格干預更為重要。美國的支柱產業，三大汽車公司瀕臨破產，愿與美國私有制的人均醫療成本，是國有制的日本的3倍，混合制的歐洲的2 倍。通用汽車公司一個工人要養活4 個退休工人，福利開支是新在美國南部設廠的日本、德國與韓國企業的2 倍，即使技術不弱，如何得以國際競爭?奧巴馬政府試圖建立國有醫療保險公司來打破私有保險巨頭的壟斷，被攻擊為社會主義甚至納粹政策而中途退卻。在維護醫療壟斷的既得利益下，不能加稅，還要擴大醫療覆蓋面，誰來買單?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在國內經濟改革上幾乎一籌莫展。相比之下，中國在國企和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中大刀闊斧，幾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但是在城鄉結構的布局調整中，卻似乎在重復西方已經百病叢生的城市化道路，誤以為城市化可以解決農村過剩勞力的就業問題，提高居民收入，卻沒有看到西方片面城市化造成的城市貧民窟，深入了解中國生態嚴峻、地少人多的中國國情。中國沿海的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投機資本和地方利益集團聯手，大量囤積房產，擠出制造業和研發。中國目前試行的房產稅，只針對新入市的消費者，不針對囤積空置房的投機者，如何能走出房地產泡沫掩蓋下的結構性陷阱?
第四，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維方式，用總需求的短期作用抽象掉長期的結構矛盾，使宏觀政策的辯論掩蓋了宏觀調控的核心障礙--政治經濟學的利益沖突，也就無力動員社會力量克服宏觀調控面臨的利益集團的主要障礙。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在美國病。即金融業暴利的一家獨大，擠出美國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在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后，之所以能繼續保持金融的統治地位，在于用金融創新的工具，占據全球金融市場的主導份額和話語權，保持市場波動的影響力。美國過去20 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極大地放大了金融投機的規模。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的虛擬經濟的規模是全球GDP 的10 倍，美國GDP 的近50 倍。石油需求的波動幅度僅百分之幾，美國金融寡頭制造的油價波動可以高達70%。要根治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就必須拆散金融寡頭，并和各國政府合作，加強資本流動的管制，加強金融監管，限制金融業的投機利潤。而美國至今的危機應對政策，是保護金融寡頭，回避經濟改革，同時輸出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至今處于低迷狀態，全球經濟也籠罩通脹加速和社會不穩的風險。凱恩斯雖然意識到金融市場的投機是宏觀不穩定性的根源，但是提出的財政刺激辦法治標不治本，沒有找到根治金融不穩定性的藥方。中國要走出美國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必須知己知彼，變消極防御為積極防御，不能被美國金融寡頭牽著鼻子走。須知，危機危機者，乃競爭對手之危，而我們成長之機也。中國在國際金融上至今缺乏國際膽略和戰略思維，國際交易只能跟風定價或者外包給外國基金的現狀必須改變。
第五，西方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但沒有走出金融危機，而且引發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和發達國家的政府信用危機。這是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當年都沒有想到的。伯南克在他的“全球失衡”理論中承認失衡的根源在歐美的老齡化造成福利體系的危機 (Bernanke 2005) ，他回避的另一財政負擔是美國維持全球軍備霸權和歐盟東擴的沉重負擔。須知，美國一國的軍備開支占世界一半，大于其余十五軍事大國的開支總和。美歐不作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就不可能改善美國歐洲的國際競爭力，也就不可能改善就業狀況。美國企圖用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縮減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的價值，不可能解決美國的巨額財政負擔。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制造的“全球失衡”理論，企圖引導發展中國家擴大消費、發達國家增加積累的方法，重新使國際資本的走向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控制金融制高點，獲取金融高回報，來維持西方的高消費。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能的。中國沿海大城市已經陷入和西方類似的老齡化陷阱。城市老齡化人口的福利是靠大量農民工進城創造的價值維持，而非本地居民房價虛高創造的財富假象維持。伯南克提出的糾正全球失衡的方案，是維持西方人口資源巨額不平衡的損人不利己的方案，是轉嫁危機的工具，而非應對危機的處方。中國在金磚五國間推行本幣結算，走出了一步好棋，但是沒有觸動美國和歐洲的的政治生態。南歐諸國面臨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歐元區如果解體，會加大美元的金融霸權。只有中國有能力幫助歐盟度過難關，改變歐洲對美國的依賴關系。這次金融危機充分表明，雖然西方國家還掌握技術的主導權，但是經濟發展的帶頭羊是中國而非美歐日。
應當說明的是，雖然我們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批評主要針對弗里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和凱恩斯學派，但是并不完全認同哈耶克代表的奧地利學派(Hayek, 1944,1979,1990;哈耶克 1998)。我們從美國貨幣指數中發現經濟混沌的經驗和理論證據(Chen 1988, 陳平 2004)。非線性決定論的經濟混沌證據是用復雜科學方法對哈耶克貨幣內生論的有力支持，否定了以線性隨機論為依據的弗里德曼的貨幣外生論。這次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明顯受到所在經濟體系的約束，不能獨立行事。在方法論上，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理論比凱恩斯派和貨幣學派更切合現實。但是奧地利學派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色彩，在政治上是不可操作的。哈耶克對凱恩斯政策后果的預言都是錯誤的。第一，哈耶克斷言，凱恩斯政策推行的福利社會是通往社會主義專制奴役的道路，歷史的事實相反，美歐福利社會擴大而非減少了個人自由。問題倒是太多的個人自由和程序民主，導致西方社會的富貴病和現代病，造成人口老化、產業外移，不得不依靠外勞，引發文明沖突和種族戰爭。第二，哈耶克正確地認識到西方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央行周期性的信用過度擴張和過度收縮引起的。但是，哈耶克完全忽視央行在國際競爭和軍備競賽中的關鍵地位。哈耶克主張廢除各國的中央銀行，回到中世紀意大利城邦允許私有銀行發行貨幣的時代，在國際政治上是沒有現實意義的。第三，哈耶克認為凱恩斯的貨幣政策必然導致通脹的持續和加速。我們在金融危機中觀察到的現實是：西方的貨幣擴張政策使熱錢流入沒有資本賬戶管制的國家，導致通脹和股市、房市的泡沫，但是對發達國家只造成輕微的通脹甚至通縮。其原因是哈耶克忽視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平等關系。奧地利學派在危機中堅持自由放任的宏觀政策，即使西方的保守派政治家也無法執行。因為宣稱無所作為的政治家無法取悅西方的選民。倒是中國的結構調整經驗，超越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局限。我們下面來深入探討。
三.中國轉變增長方式面臨的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
中國在改革發展期的宏觀調控，始終堅持了結構調整為主，財政與貨幣政策為輔的方針，才有過去30 年的高速發展。然而，過去30 年的結構調整，重在產業技術的升級換代，弱在調整產業布局和生態環境的協調，使中國的環境危機和城鄉矛盾日益加劇。2008 年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全球經濟戰略和國內改革戰略提出嚴峻挑戰。目前，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一)國內經濟布局的結構必須調整
最近蔬菜價格的大漲大跌，使有關部門認識到流通環節的結構性問題。但是，對沿海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調控，仍然只注意傳統的供求關系，試圖用限制買房和增加廉租房的辦法來降低房價，至今收效甚微。原因是有關部門對影響房價的深層結構缺乏認識。應當看到，中國沿海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比美歐國家還要嚴重，源于中國的生態資源和人口壓力遠遠超過美國和歐洲。中國可耕地只有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人口集中在東部而資源水源集中于西北部。歷史上政治文化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沿海開放戰略加劇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2010 年上海每套成交住宅的均價達到400 萬元以上，比香港還高約30%。如以美國家庭平均買房為5 年的收入計算，上海只有年收入80 萬以上的家庭才能在上海市內長期生活。即使按10 年的收入計算，也只能容納年收入40 萬以上的家庭。如此高的生活成本，上海的研發與制造業還有多少生存空間?北京的大學和研究院要招聘急需的科研和教學人才也面臨類似的困境。中國沿海大城市的高房價問題，根子在于不合理的城鄉結構和經濟布局。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大學和省(州)會大都設在中小城市，大城市主要是商業而非行政中心。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工商業中心，都集中在首都和省會等大城市，干休所也違反告老還鄉的優良傳統，形成畸形的城市結構。中國的城市化不是把農村建設為多功能的中小城鎮，而是向沿海的超大城市傾斜，既違背了信息化時代分散化的國際趨勢，也加重了沿海大城市的生態危機。這種片面的城市化與新農村政策互相矛盾：一方面老齡化的大城市大量退休人口占據市內住房，想移居生態良好的周邊農村養老而不能購買小產權房;另一方面，大量青壯年農民流往大城市尋找短期收入，面臨高房價無法穩定就業。這就造成兩頭空巢，城市和農村都有大量空房存在。這種不合理的經濟布局和互相矛盾的城鄉發展政策，導致城市房價高漲，推高勞工成本，加劇青年人的就業、住房、婚姻和子女教育的一系列問題。城內老人雇不起保姆護工，而農村機械化后節省的勞力沒有出路，生活質量改善后的新農村無法在市場機制下轉化為發展的資本。從往年候鳥式的農民工到最近沿海城市的民工荒，說明目前的“單向城市化”模式不可能創造城鄉持續的就業機會，應對已經到來的老齡化問題。作者多年前就建議，要保持中國產業和教育的競爭力，必須“城鄉對流，分區發展”。把行政機關、教育、醫療和退休人口從沿海大城市移往中部生態良好的丘陵地區，把沿海平原留給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北部生態惡劣的地區留作生態保護和旅游區。中部農村剩余勞力可以就近服務沿海退休的干部和職工。否則，產業內移會上游污染下游，加重環保的成本，產業外移會惡化中國的就業壓力。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如要繼續維持低成本的國際競爭力，今后靠的不應該是農民工的低工資，而是合理經濟布局節省的社會成本。
(二)中國必須掌握國際金融結構改革的主動權
中國目前面臨的通脹威脅，主要是輸入型通脹。中國是資源進口大國，石油礦石等大宗商品漲價，是國內成本拉動型通脹的主要來源。國際金融波動的根源是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到目前為止，制衡美國金融霸權的國際力量主要是德法主導的歐元和英國主導的歐洲美元市場。亞洲雖然在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上的實力超過美歐，但是以日本、中國為主的亞洲金融只是消極防御，沒有遠大的金融戰略，才會讓制造業已經衰退的美國英國繼續主導全球金融市場。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3 萬億美元。早在2008 年1 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4 萬億美元時，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已經驚呼中國具有和蘇聯當年的恐怖平衡的實力。但是，中國和日本至今沒能團結東亞，成為歐盟之外的第三勢力。筆者認為，中國可以抓住三個重大機遇，發展新的經濟秩序：
第一，美元信用的動搖和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是中國在上海建立東亞美元國債市場的歷史時機。中國穩定市場的外匯儲備有5000 億到10000 億美元足矣。中國拿出1 萬億美元，與東亞國家合作在上海開設亞洲美元的國債市場，可以有效地制衡美國的國債市場。須知，國家是不會破產的。即使希臘或非洲國家有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中國也可設立國債保險公司，用危機時主權國家自愿的債轉股期權，使信用升級，降低利率風險。東亞美元國債市場不僅可以化解過量外匯儲備的負擔，還可以和歐洲美元民間市場互補，制衡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改變美元獨大的國際金融秩序。
第二，美國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政危機。中國還可以拿出1 萬億美元，分散建立十來家大學和地方政府的對外投資基金，繞過西方國家對主權基金的管制，收購美國有核心技術的中小企業，選擇性的投資美國的地方政府債券，交換條件是美國州立大學與中國地方大學的合作。這不但可以發展地方政府間的民間外交，提升中國教育的創新能力，還能打破美國國會的冷戰政治，讓美國政治家理解資本用腳投票的國際現實，改變美國國會的政治生態。中國只有發展全方位的積極經濟外交，才能改變小打小鬧的摩擦局面，從基本面上穩定中美經濟關系，徹底解決臺灣問題。
第三，中國已成大宗商品的主要買家，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影響大宗商品價格的能力已經接近甚至超越美國經濟形勢對國際市場的影響。中國政府已經改變以GDP 為導向的增長目標，使中國能夠善用金融和媒體的工具，引導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走向，即使在保持匯率基本穩定的條件下，也可以擺脫目前沒有資源和資產定價權的被動狀況。須知，在大宗商品市場上興風作浪的美國金融資本的量級也就幾千億美元。索羅斯打敗英國央行貨幣戰爭的規模也不過幾百億美元。中國目前在金融市場上缺的不是資本，而是戰略和人才。假如中國的金融領軍人物的指導思想只是國有企業保值增值的短期目標，必然走不出美國模式的局限。日本制造業的目標是奪取美歐的市場份額，德國制造業的目標是保持技術領先的國際地位，歐元區發展的目標是用非軍事手段統一歐洲，抗衡美俄。中國的金融全球戰略只有吸取日本的教訓和歐盟的經驗，才有引領東亞，創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新秩序。這就要求中國的決策者要舍得付學費，培養可以打金融硬仗的帥才和將才，并有全球戰略的大思考大格局。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美國主導世界金融秩序的時代已經過去。假如美國愿意和中國、歐盟分享全球化的領導權，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局面還可以有條件維持，約束條件是美國必須定期與中國、歐盟協商，利益與風險共享，并在東亞安全問題上取合作而非制衡中國的態勢。假如美國堅持冷戰政策，中國也無需義務維護美國的獨大，只需承認三足鼎立的現狀，主動發展亞洲與太平洋合作經濟區，不僅聯合金磚五國，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也遠交澳大利益、加拿大和美國西岸的區域地區，發展伙伴關系。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主導的協商共贏策略，可以走出一個后危機時代的國際新秩序。
四.發展獨立的經濟學研究，掌握國際競爭與合作的話語權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大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也遠遠突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預料。但是，國內的經濟學理論卻至今沒有走出啟蒙和模仿的陰影。西方實踐已經證明是失敗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還在國內的教育和媒體上占據主導地位，這是中國在國際金融上缺乏話語權的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經濟學研究，就沒有獨立的發展戰略。這就要求國內的理論界，能洞察西方的病根和中國發展的潛力，掌握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制高點。我們對西方凱恩斯和弗里德曼主導的宏觀經濟學的批判，是發展新興的演化創新經濟學的起點。愿與大家共勉之。
參考文獻
陳平, 2010.“有效市場的失敗與生機市場的發展--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的一個新視角”，收入郜若素、胡永泰、宋立剛編，《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中國：經濟、地緣政治和環境的視角》，第3章，30-5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平，2011.“均衡幻象，經濟復雜和經濟分析的演化基礎”，《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11年第1輯, 42-77頁。
斯密 A.2011，國富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Bernanke, B.S. 2005.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marks on Mar.10 (2005).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5/200503102/
Chen, P. 1988.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of Monetary Chaos," System Dynamics Review, 4, 81-108.
Chen, P. 2010. “From an Efficient Market to a Viable Market: New Thinking on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Chen, P.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Chapter 16, pp.301-319, London: Routledge.
Eggertsson, G.H. 2008. "liquidity trap,"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Eggertsson,G.H. and M. Woodford, 2004. “Optimal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 a Liquidity Trap,” NBER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cro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75-131.
Friedman, M. 1992. Money Mischief, New York: HBJ .
Friedman, M. and A.J. Schwartz, 1963. Mone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867-1960, ,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Hayek, Friedrich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Hayek, Friedrich A. 1979. A Tiger by the Tail: The Keynesian Legacy of Inflation, San Francisco: CATO Institute.
Hayek, Friedrich A.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 :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3rd ed. London :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0.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vestmen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ian.
Krugman, P., Dominique, K.M. Rogoff, K. 1998. “It’s Baaack: 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8(2), 137-205.
Krugman, P. 2010-03-17. “How Much Of The World Is In a Liquidity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Pigou, A.C. 1943. “The Classical Stationary State,” Economic Journal, 53(212), 343-351 .
Samuelson, P.A. 1967. Economics, New York : McGraw-Hill. “Liquidity Trap”, p.331-332.
Schumpeter, J.A.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