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年前，社科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的第一本書《三井帝國啟示錄》剛剛出版，當時雖然引起了一些反響，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對它卻不以為然，認為書中的很多說法是危言聳聽，夸大了日本財團的作用。不過，到了2012年11月4日，一條消息引起了中國經濟界人士的警覺：日本三洋食品株式會社持有康師傅所屬的頂新控股集團33.18%的股份。知情人士稱，實際上，中國四大方便面企業中，日資持有股份的已經有3家。在其他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如高鐵、核電、鋼鐵制造等，也都有揮之不去的日資身影。以三井財團為例，它的勢力已經從中國的基礎制造業、高科技產業擴展到能源礦產。日資財團的精妙布局，讓眾多中國企業被層層“捆綁”。在白益民看來，主力銀行、綜合商社、大型制造企業“三位一體”的準軍事化財團體制始終是日本經濟的脊梁，之前一直不被中國人所熟知，而現在，到了該研究它們的時候了。
在實踐中研究日本財團
1991年，23歲的白益民進入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總公司工作。1993年12月底，經過北京市外企服務公司的推薦和一次簡單面試，他誤打誤撞地進入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事務所的糧油食品部。當時他還不知道這是一家什么樣的公司，面試他的部門總經理內田龍太郎告訴他：“三井物產是日本最好的商學院，你是來學習的，需要做好長期在這里工作的準備。”1994年，美國《財富》雜志評選1993年度世界500強企業，三井物產名列第一。“此時，我才意識到我進入的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4月，白益民被派往三井物產東京總部研修和工作。學習中他發現，三井物產每年的貿易量非常大，但其來自貿易的凈利潤率卻只有3‰，近90% 的凈利潤來自資源、原料投資收益。不過，盡管貿易利潤很低，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現金流，因此銀行愿意以低利息為三井提供資金。同時，在貿易過程中，三井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資項目。
具體來說，三井物產為多家企業提供原材料并幫助其銷售成品，因此掌握了大量企業的采購與銷售數據，這正是其做投資所需要的重要資料。在與企業的長期交往中，三井可以掌握該企業的人員素質、企業文化等。一旦發現某企業值得投資，三井會立即與其洽談參股合作、參與經營，并繼續提供原料、協助銷售，從而獲得投資和貿易的雙重長期收益。
這些業務知識讓白益民受益匪淺，三井物產總部的核心運作機制以及日本職員的精神風貌也讓他深受觸動。“耳濡目染中，我自己就變成商人了，關心的是市場，接受的是商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這跟很多學者的出發點不同。他們大多是從美國回來的，接受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我后來做產業研究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上世紀90年代，在“走出去”戰略影響下，學習日韓模式曾經成為一種主流趨勢，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國內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日本的商業模式已經過時，而美國“金融和產業一定要分離”的西方經濟學模式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但中國政府忽視了一點，與金融分離的產業是有風險的，而中國經濟需要以產業為根基。中國并沒有美國的產業基礎，卻要硬生生地把產業和金融分離開。而且，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從理論、案例到教材全部是以美國模式為主的西方經濟學，幾乎無人關注日本模式。”2005年，白益民辭去在三井物產的工作，專門研究日本經濟模式，希望中國能“師夷長技以自強”。
“警惕日本哭窮”
日本“失去的10年”是經濟學領域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指1985年至1995年間日元升值，導致財富向美國轉移、日本本土經濟蕭條的10年。日本經濟模式之所以被很多經濟學家忽視，就是因為“失去的10年”之后GDP增長不盡如人意。
然而，在白益民看來，當時日本房價跌了一半、股市跌了一半多，但是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計算，房價和股市都沒跌。日元升值促使產業升級，把那些不賺錢或者低附加值的產業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東西。因此，日本在海外賺取的利潤遠遠高于在本土的損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日本的全球性產業布局從未停歇，這個布局的大后方就是東亞地區。這實際上還是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思路，只不過當時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是綜合商社的組織能力。綜合商社在貿易、投資、金融、人才、情報和物流等領域發揮著綜合機能的特殊作用，實質上成為財團內部乃至日本社會的總參謀部。近年來，日本經濟看似不景氣，GDP增長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已借助綜合商社，把產業轉移到了海外。
日本現在有六大財團：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和第一勸銀，它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主辦銀行是家庭中的父親，為產業服務的綜合商社則相當于母親。主辦銀行和綜合商社共同將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捆綁在大企業的戰車上，從而易于贏得國際競爭。“比如三井財團，扮演父親角色的是三井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親角色的是三井物產這樣的綜合商社。在兩大機構下面，就是包括豐田、東芝在內的多個世界一流企業。得益于這種發展模式，日本的經濟實力遠遠比我們想象中要強大，我們不要聽信日本哭窮。”白益民說。最近的新聞也似乎驗證了這一點：受釣魚島事件影響，10月份豐田汽車在中國的銷量同比下降44%，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其全球銷量達到740萬輛，超過美國通用，穩居世界銷量第一的寶座。
據白益民介紹，日本財團擴張時，通常是以極低的股權進入一個國家的產業市場，并將自己的技術、金融、貿易快速輸入，使自己成為該產業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以石油為例，沙特是中東產油大國，目前已經發展成世界第一大石化產業國，從過去一個只會出口石油的國家一躍成為擁有頂尖石化技術的國家。然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沙特的石化技術、石化發電廠、海水淡化設備等產業配套設施都不是自主開發的，以三井、三菱為首的日本綜合商社才是該國石化產業的真正掌控者，即商權掌握者。這是日本財團的可怕之處。
美日模式，中國選誰
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而言，是要繼續學習美國的股權模式，還是借鑒日本財團的商權模式?
白益民將二者進行了對比：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國的經濟成就，其經濟結構卻與美國大不相同。美國的立國之本是金融，華爾街左右著經濟，所以，美國企業是典型的股權模式，習慣于以盈利來決定是否要收購某家公司，往往忽視其社會價值、產業價值和生存能力等，這種戰略缺乏對整個產業鏈條的觀察與考量。而日本的立國之本是產業，財團發揮核心作用。每個財團都掌控著數十家企業，實行立體作戰：金融是空軍，商業是海軍，產業是陸軍，金融和商業為產業發展護航。這也決定了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的最大特點是普遍以商權為中心，即更看重所投資企業的商業價值，以及該企業在產業鏈中所發揮的作用，其目的是讓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有機結合，從而達到企業利益最大化。因此，當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選擇保護產業而犧牲金融，這與美國的做法大相徑庭。
目前，中國公司的海外發展戰略思維更接近美國企業，白益民認為，這種模式使中國公司在進軍海外時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導致一些國內企業在海外并購時落入了股權陷阱。而以商權為中心的日本企業，更愿意通過先合資，再稀釋股份的方式，慢慢蠶食。
不過，日本的財團體系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給予中國參考，而不能成為盲目模仿的對象。“中國目前還很難建立起一家綜合商社公司。征戰商場時，中國企業必須掌控產業主導權，就是說，中國公司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產業組織者，不僅立足于資本運作，更重視產業鏈條的整合與搭建，以此在世界各地尋找商機，占據資源。”
關鍵是不要失去自我
“財團這種組織形態其實與我們中國曾經廣泛存在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頗為類似。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商權模式發源于中國的浙江臺州一帶，其核心其實是中國文化。”白益民說。自古以來，由于封建王朝重農抑商，所以商權模式更注重長期戰略，商業心境也更穩重，不因短期的經濟波動而輕易改變商業戰略，從而避免因環境的浮躁而使企業毀于朝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的都是這種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業集團，其中很多都進入了世界500強的榜單。中國有的科技企業實行的也是這種集體所有制模式。30多年的經濟改革過后，中國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惟一受到打壓的卻是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集體經濟。因此，中國應該認真研究國情，發展集體經濟，而非對美國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經濟發展偏離了方向。”
白益民最后強調：“中國企業家應該認識到：不能將商權和股權兩極化，要保留東方商業文明的底蘊，不可盲目崇拜外來商業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并靈活運用。面對日本綜合商社這類產業大鱷，中國必須沉下心來打造自己的產業技術、貿易網絡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保持獨立。只有運營自如，才能在世界上獲得更多的商權并規避各國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一個能夠輸出資本的真正的經濟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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