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作為中共十八大報告的熱門詞匯正在從文字變為現實，十八大剛剛結束不久，就有多個省市聲稱自己“兩三年內”就可完成收入倍增計劃。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像黑龍江、貴州、甘肅等西部偏遠地區，調門最高，紛紛表示已經或正在籌劃制定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作為西部地區典型代表的甘肅省甚至已經在11月20日審議通過《甘肅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計劃(2012-2016年)》，提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5%以上，以實現未來5年城鄉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標。各種消息表明，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倍增，“普遍在2015年前后即可完成”，反而是東部省份則受制于經濟形勢的走向。但這一切現實嗎?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對此問題的解釋是，這應該說是一個危險的趨勢。
根據十八大報告，到2020年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中共重要文件首次將經濟總量倍增與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標同時提出。陳功指出，我雖然還沒有看到各地制訂出來的收入倍增計劃，但我個人以為，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果根據十八大報告的全文來理解和認識，這依然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提法，這樣的提法與西方國家所搞過的收入倍增計劃，還是有明顯差異的，不能用來簡單比較。因為很顯然的是，如果用西方國家收入倍增計劃來認識和理解“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有很多問題就是無法回避的。
首先，“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否考慮了通脹水平?如果沒有考慮通脹水平，顯然這個翻一番僅僅是收入提高，而并非是西方國家相關計劃那樣的“收入倍增”。因為只要通脹高企，那是怎么都能完成的，甚至也許用不了兩三年。比如津巴布韋，因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收入一個月就“倍增”了2000倍，這樣的倍增有何意義?要知道，這可是我們現實世界中的真實案例，并非是遙遠的歷史經驗。
其次，西方國家的收入倍增計劃并不是單純的漲工資。日本政府池田勇人內閣在1960年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還包括充實社會資本、實行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為企業和個人收入減稅等一系列的措施。最后，日本用了7年時間，實現了國民收入倍增。與之對比，我們如果要搞西方意義上的收入倍增，那可能搞不定的事情就多了去了，最后這個事情也就可能停留在概念上了。
第三，中國的通脹計算和統計非常繁雜，使得國民收入倍增也變得異常復雜。中國的GDP增長率各地的統計從來都與中央統計數字不一樣，各地的累加從來不等于最后出來的國家GDP增長率。同樣的問題也將發生在通貨膨脹率上，人均收入是按照中央計算的通脹水平計算，還是按照各地的通脹水平?這個問題絕對沒有想像的那樣簡單。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非常的戲劇化。
所以，總體看來，我個人認為，西方國家的收入倍增計劃與中國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其實并不是一回事。對于人均收入翻一番，還是應該實事求是，要克服急躁盲進，追求表面化的、概念化的東西。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角度來看，人均收入的翻一番，其實解讀是簡單的，就是通脹穩定的情況下，讓老百姓的名義收入翻一番。像西部省份，與其談論“翻一番”，還不如著力解決貧困人口的問題。我國現在的貧困人口依然有1億多之眾，而且西部省份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是赤貧人口集中的地方。這些問題不解決，“人均收入翻一番”勢必將減色不少，與十八大的主基調也是相背離的。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理解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考慮，而這樣的提法與西方國家的收入倍增計劃也有著極大的區別，這些都是客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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