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形態代差比武器代差更加致命
2012年11月14日
《環球財經》雜志
在人類近代歷史進程中，順應時代潮流、引領黃金貨幣屬性演變方向的國家，成為人類社會的頂級掠食者，而處在貴金屬貨幣屬性進化階梯序列末端的國家，則遺憾地成為列強掠奪、“剪羊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貨幣形態上的代差，往往比武器的代差更加致命
《環球財經》副總編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 張捷
■ 《環球財經》編輯 薛曉明
自1567 年“隆慶開關”到1644 年明朝滅亡的70 多年間，全世界白銀總量的1/3 涌入中國，共計約3.5~5億兩，再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實銀本位遂固化為中國的基本貨幣制度，直至1935年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改革才告終結。
中國的銀本位和世界貿易中心地位促使黃金和白銀產生逆向流動，在白銀流向中國的同時，黃金向西歐、特別是西歐資本主義的中心英國集結，間接造成英國自1717年起實際實行、至1816年經議會正式確認的英鎊金本位制度，1英鎊含7.32克純金的制度一直延續到1914年。
西歐和東亞這兩個當時的世界超級大國分別采用金本位和銀本位的結果就是——世界貿易的結算貨幣、國際債務的清償貨幣“到底是采用黃金還是白銀”成為新興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基本矛盾之一，清廷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閉關鎖國，而英國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宣告黃金戰勝了白銀，金本位戰勝了銀本位，從此國際斗爭的主軸就變成了進入金本位俱樂部的國家成為世界列強，然后剝削和壓迫仍舊實行銀本位的國家，以及銀本位國家為了擠進金本位俱樂部而展開殊死斗爭。
胡雪巖與匯豐之戰
作為中國本土銀本位和商品經濟發展的自然邏輯結果，從道光年間開始，中國開始出現銀本位紙幣的萌芽，那就是票號發行的銀票，后者作為票號庫存實銀的金融衍生品開始流通在中國社會中。但是相較同時期西方發達的銀行金融體系，此時中國本土初現輪廓的民族銀行業顯得尤其青澀而稚嫩。雖然鴉片戰爭，尤其是同光中興(咸豐去世以后的一個特定時期，歷史上也稱“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后，依附式民族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和不間斷出現內外戰爭的巨大融資需求，中國票號業迅速發展壯大。
但是在與西方貨幣制度和金融體系存在巨大代差的情況下，中國的錢莊票號體系迅速被英資匯豐銀行所掌握，匯豐銀行以其雄厚的資本、外資的特權地位和先進的銀行制度，經由對上海華洋金融市場同業拆借業務的壟斷控制成為中國票號業事實上的中央銀行。胡雪巖事件突出反映了這一點：1882年~1883年間，中國票號業領袖胡雪巖耗資2000萬兩白銀之巨囤積大量生絲，試圖從外資手中奪回生絲定價權，期間胡氏資金鏈最緊張的時期現金流差50萬兩白銀，以其旗下阜康票號、胡慶馀堂藥館的實物資產和品牌價值以及江南數萬畝良田，竟然四處求貸無著，匯豐銀行緊縮銀根、強令各錢莊票號不得拆借胡氏，終使胡雪巖資金鏈斷裂，中外生絲大戰以中國民族資本失敗告終。胡雪巖的失敗，標志著中國票號業和銀票紙幣獨立發展的失敗。
西方白銀游戲盤剝中國
到20世紀初，世界資本市場已經高度發達，但中國作為一個最主要的銀本位大國，世界銀價的變動對中國的貨幣和經濟都會產生影響。當國際市場銀價低落，白銀就會涌入中國；當國際市場銀價提高，白銀就會大量外流。白銀在國際市場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所以白銀一旦大量外流，就會引發中國經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而西方對于中國的金融貨幣戰爭正是通過白銀價格波動進行的，中國要進行貨幣改革，要讓控制中國的西方列強放棄貨幣掠奪收益，需要特別的機緣、付出特別的代價。
1931~1933年大蕭條時期，西方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制，實行貨幣貶值政策以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達到傾銷國內剩余產品、轉嫁危機的目的。自甲午戰爭以來，通過紙幣對白銀的游戲，西方已經在中國賺足了利益，金融貨幣的掠奪收益已很難增加，同時中國巨大的人口和市場是西方傾銷過剩產能的好地方，如何提高中國的購買力讓西方傾銷產品走出危機，是當時西方各國利益訴求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列強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的訴求發生了變化，中國的貨幣改革有了實施的可能。
由于危機中金本位貨幣制度在主要國家破產，囤積于黃金市場的大量貨幣資金轉入了白銀市場，白銀的投機造成銀價的波動。為穩定世界銀價，美國、中國、印度等8個產銀或用銀大國，在1933年7月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簽訂了一項《國際白銀協定》。其中規定美國政府每年購銀不超過3500萬盎司，中國則承諾不出售1934~1937年銷毀銀元所得之白銀。
但是一年不到，美國就背棄了所承擔的穩定銀價的國際義務。1934年6月19日，在美國國會內白銀集團的壓力下，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1934年購銀法》，規定美國政府要通過購買的方式，設法使每盎司的白銀價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銀在美國貨幣儲備金的比重增加到1/4。這些政策造成白銀的價格上漲，在1934年8月9日開始執行該法，下令白銀國有化并從世界市場購銀。美國的這一行動立即引發世界銀價飛漲，從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漲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漲至每盎司0.81美元。銀價暴漲造成西方在中國購買資源的支出大增，同時中國因受國際金價及銀價波動的影響，白銀不斷外流，1934年流出1.80億兩，1935年流出1.86億兩，銀本位幣制難以維持，造成了銀根奇緊、物價猛跌、利息上漲、銷路呆滯、錢莊倒閉、銀行關閉等嚴重后果。
美國收購白銀，表面上說是為了提高中國的購買力及穩定本國采銀業，實際上是使得其他西方列強在中國采購資源、原材料的負擔加重、成本提高，美國所產所收購的白銀還可以在中國購買資源控制中國金融，從而使得作為資源大國的美國產品更具有競爭優勢，因此英國在美國白銀政策的壓力下為了自身在中國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國變白銀本位為紙幣了，而中國要發行紙幣也必須與金融實力最強的英國和控制白銀最多的美國貨幣掛鉤。同時中國也是西方傾銷產品的市場，為了列強在中國的市場利益，此時改革中國的金融系統、發行紙幣就成了中國與列強一致的需要，也成為了中國放棄銀本位的金屬貨幣進入央行時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的歷史機會和時間窗口。
南京政府法幣改革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開始實行法幣改革，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2.76,0.00,0.00%)、交通銀行(4.22,0.02,0.48%)三家銀行(后增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禁止白銀流通，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取代銀本位的銀圓。各金融機關和民間儲藏之白銀、銀元統由中央銀行收兌，同時規定法幣匯價為1元等于英鎊1先令2.5便士，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1936年國民政府與美國談判后，簽署《白銀協定》，由中國向美國出售白銀，美國維持銀價的穩定，換取美元作為法幣發行的外匯儲備，法幣改為與英鎊及美元掛鉤。
中國政府發行法幣的政策一公布，英國駐華公使立即發出英皇敕令，要求駐華英商和英國僑民遵守中國法令接受法幣，不得再使用白銀。在中國處于壟斷地位的匯豐、渣打等英資銀行也率先交兌庫存白銀給中國中央銀行，讓中國政府一下子集中了3億兩白銀實銀，于是國民政府在軍事統一中國以后，成功地在經濟和金融上再一次達成全國統一。
中國實行法幣改革的成效是極其顯著的。至1936年，中國外債是20.46億海關兩白銀，各國在華投資29億兩，在華民間債權、財產、房產等70億兩，將外國資產全部從白銀置換為法幣，這些財富是中國GDP的3倍，是中國法幣發行量的8倍，不得不說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場重大歷史性勝利。
中日近代金融戰
另一方面，自1895年馬關條約之后日本開始大舉向中國進行資本滲透。日本國家金融體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國的支持才得以實施。根據中日馬關條約的規定，中國對日賠款需以英鎊結算支付，于是日本首先強迫中國將甲午戰爭賠款兌換成英鎊支付，然后再把中國賠付的2.3億兩白銀、合364509656日元，總計41907624英鎊存入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除去1.79億日元擴充陸海軍的軍費，0.5億日元充作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教育基金和救災基金，其余1.355億日元約合0.15億英鎊作為日元的發行儲備，這才建立起日本現代金融體系。
日本所建立起來的日元新體系，是一種典型的金匯兌本位，日元通過與英鎊掛鉤間接與黃金掛鉤，日本此舉等于將從中國掠奪所得“上貢”給英格蘭銀行，并將本國的貨幣主權部分讓渡給英國，由此日本的一切工商經濟發展英國都能從中漁利；作為交換，英國等西方列強放棄對日不平等條約和特權，扶植日本富國強兵，使其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在遠東制衡帝俄擴張和中國復興的看門狗，這才有了日本的崛起。日本的現代金融體系并不是僅靠制度維新就能建立起來的。
隨后日本將日元金匯兌本位制改革，將央行回收后控制的白銀，再以資本輸出的形式大量借給中國并在中國投資，力圖從經濟上控制中國。這種企圖在一戰期間達到高潮，1916年上臺的日本寺內內閣在大約兩年的任期中，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貸款總數達3.8645億日元。日本在政府幕后支持下的民間對華白銀走私活動就更加猖獗，日本對華過度貸款導致的嚴重國內經濟問題甚至最終使寺內內閣倒臺。日本希望以這些貸款得到中日貨幣一體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下讓日元成為中國實際的通用貨幣，讓中國發行與日元掛鉤的金券，進一步控制中國主權。
而中國通過日本貸款迅速發展了經濟，促進了國家統一，但同時中國的精英卻利用日本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利用日元貸款的“民間性質”，成功地與英美暗度陳倉，使得中國的金融體系不與日元掛鉤而是與英美貨幣掛鉤，日本的在華金融資產被中國的貨幣改革大清洗，給了日本以巨大打擊，這是日本對華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敗，直接導致了二戰中日本與美英的對抗和中美英的結盟，使得中國得以翻身。
中日戰爭很大的原因正在于此。日本當時給中國大量的借款是按照白銀計算的，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銀，日本在華投資更是以白銀計算。中國放棄銀本位發行紙幣后，中日的商務往來和國家債務都變成以中國貨幣法幣進行結算。而后來中國法幣大貶值，導致日本對華應收款和債權灰飛煙滅。即使是在當今，為了國際貨幣的結算權也是值得打一仗的。
金圓券崩潰與人民幣登臺
等到中日戰爭塵埃落定，內戰旋即爆發，中國的貨幣制度伴隨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蔣介石政權崩潰的拐點并不是1948年11月開始到次年1月結束的淮海戰役，而是1948年8月推行的金圓券改革。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以“總統命令”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限11月20日前以法幣300萬元折合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折合金圓券1元的比率，收兌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報告收兌“成績”：黃金166.3萬兩，白銀(即銀塊)893.7萬元，銀元2403.8萬元，美鈔4773.5萬元，港元8732.5萬元，合計折合1.9億美元。國民黨通過金圓券改革盡收天下之財，盡失天下民心，其迅速崩潰也就指日可待了。
隨著金圓券的崩潰，人民幣迅速登上歷史舞臺。人民幣的誕生遠早于共和國的誕生，早在1948年12月，淮海戰役尚未結束，陜北、山東、華北三大解放區的銀行就在石家莊宣布合并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原三大解放區銀行各自發行的邊區幣統一為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采取了低價凍結政策，金銀定價遠低于物價上漲速度，也低于國際金銀價格，只對土改退押農民所得的金銀定價收購。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數十年國家金銀管制政策的由來。更為重要的是，不與金銀、外匯掛鉤，就使中國的貨幣與擁有強大金銀儲備的西方割斷了聯系。人民幣堅持貨幣的獨立特性，率先實行某種程度的信用貨幣制度，與通行的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劃清了界限。獨立貨幣制度不僅讓中國經濟擺脫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東方陣營，成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貨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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