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博：“小政府大市場”的實質是什么
市場自由主義者總是抱怨政府的手長得太多、伸得太長，擾亂了市場規律，影響了公平競爭，故以自由的神圣名義，鼓吹“小政府大市場”。
在市場自由主義者看來，“壟斷”公用領域、干預商品價格、監管工資標準等等政府行為，都是對市場自由的侵犯，包括國家征稅也是一種“劫富濟貧”、違背市場公平精神的可憎行為……看上去，市場自由主義者似乎視政府為大敵，“努力盡可能令市場絕緣于政治”(周保松：《市場、金錢與自由》)，在追求一個完全沒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場”——果然如此?
政府超越自身職能、濫用權力，破壞公平原則、對市場事務橫加干涉，固然要不得。這是任何一個崇尚公平公正的社會都不能容忍的。但市場自由主義鼓吹“小政府大市場”，用意不在此處。
市場自由主義者宣揚市場規律的公平性，反對政府介入市場行為。那么設想一下：當一位信仰“小政府大市場”的地產商面對一群拆遷戶，他會選擇坐下來、與拆遷戶們平等協商，討價還價直至雙方滿意拆遷戶們自愿搬遷，運用市場規律來解決問題;還是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出馬，動用暴力機器，強行拔除“釘子”，為自己的開發工程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呢?這不是假設，而是每天發生在我們的社會里的事實。事實也對上述設問給出了答案，證實了“小政府大市場”的虛偽性。
市場自由主義者反感政府強勢，妨害了社會應有的自由。不妨再設想一下：當一個窮人走向一輛停在路邊的寶馬轎車，卸下一只車輪，拿去賣掉養家糊口……信仰“小政府大市場”的寶馬車主該怎么辦，他是愿意堅持理想保障窮人卸輪胎(養家糊口)的自由不受妨害呢，還是希望警察法庭有力地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個設想逼近問題的核心：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市場自由主義的倫理核心。舍此一點，它所聲言的“自由”，意義喪失殆盡，毫無自由可言。
從上述“假設”可以看出，“小政府大市場”理論的核心要義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一個聽命于誰、為誰服務的政府。當然更不是不要政府。市場自由主義比誰都需要一個政府，來維護以私有財產權為核心的一整套“自由市場”倫理體系——是為秩序。這一秩序的功能，是將市場“自由”合法化，將社會不公合理化，將社會階層固化。而這一功能，非得政府無以實現。
它所憎恨的“大政府”，是課稅的政府，是興辦社會福利的政府，是“壟斷”了某些社會公用領域的政府，是保障窮人基本權利的政府……征稅被認為破壞了市場的公平原則，“壟斷”則可能斷了“市場”的財路。在為市場提供服務的方面，市場自由主義從來不嫌多余不厭其繁——這就是他們一再呼喚“服務型政府”的本意所在。至于“機構臃腫，程序繁瑣”的說辭，這個理由屬于公害，全體社會成員共患之，是一個容易引起共鳴、能夠贏得普遍同情的理由，并不是“小政府大市場”的實質訴求。
由此不難看出，市場自由主義所需要的“小政府”：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服務員，例如為“市場”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等必需服務;是一個為“自由競爭”鳴鑼開道、排除干擾的護衛隊，例如替“市場”拔除釘子戶、為基于“市場”利益的整個社會秩序提供法律保障;是一個為“私有財產”看家護院的家丁，捍衛“市場”的最終利益安全。——那么，這里的“市場”主體是誰?當然是資本家。
所以說，“小政府大市場”的背后，仍是一個固有的階級屬性問題。它聲言要捍衛的“自由”之實質，乃是資本家的利益。它所要求的“小政府”，是一個忠實執行資產階級意志、全面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政府。這樣的一個政府，不但要精干高效，而且必須強大有力。
但政府是社會公器，不是特定階層的家奴。政府不必完全站在窮人一方，應當為包括有產階級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服務、護衛全體社會成員的權利——但首先應當護衛窮人的利益。為什么?很簡單，因為窮人永遠是弱勢一方。
當一個社會拋棄了這一道德倫理，便是一個野獸的叢林，而不是一個人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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