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媒體和學界持續不斷地抱怨以私營企業為主的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并將根源歸結為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系統依仗壟斷地位，歧視私有企業，偏袒國有企業所致。解決辦法應該是減少國有銀行的比重，撤除私人資本建立銀行的障礙，并支持相應的金融創新。比如，5月11日陳志武教授就發文《中國民間的金融饑渴亟待解決》指責“國有銀行針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還遠遠不夠”，解決辦法只能是對“民間金融開閘”，“民間金融比國有金融更適合為民營企業服務，因為它們之間在企業文化、經營方式、發展目標和理念上都非常契合”云云。
筆者認為，該論對現實的分析判斷及其相應的解決對策，都是站不住腳的。
小企業貸款難是全球性問題
首先要申明，當前的銀行體系雖然以國有銀行為主，但是，從中央到地方各類銀行已經是遍地開花，企業的選擇越來越多，銀行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給現有銀行體系扣上一頂“壟斷”的帽子，說不過去。
中小企業貸款難，其實并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與體制無關。與大型企業相比，小企業為什么貸款難?原因很簡單，因為小企業草創，實力尚弱，一有風吹草動就前途莫測生死不明。而銀行貸款時首先考慮的是安全性，其次才是能否獲利。既然如此，你向銀行申請貸款時，銀行當然會三思而行了，于是缺乏抵押和擔保的小企業貸款難也就在所難免。更有甚者，如果小企業老板若得到貸款后跑路，銀行很難挽回損失，因為小企業的固定資產通常不足以償還貸款。而貸給大企業，即使出現同樣問題，銀行能夠挽回損失的可能性相對來說要大得多。不唯中國，全世界有哪個國家能是例外呢?在中國，三一、華為肯定貸款不難，在美國，波音微軟貸款肯定不難，而路邊攤，不論中國的還是美國的，都一樣會“貸款難”。
給小企業貸款風險大、壞賬率高，由此又引發了第二個問題，即審批工作量加大，運營成本增加。要真正去審批一個小貸，必須反復到現場去考察核實，以真正了解小企業的經營情況，這就會加大運營成本。而大企業由于信譽度高，審批環節反倒更簡潔，成本更低。貸給大企業一筆就10億元，貸給小企業，每筆 100萬萬，得1000筆才頂得上前者一筆，成本要相應增加很多，趨利避害，銀行的選擇自有其道理。
另外，一段時期企業相對貸款難一些，并非是銀行刻意排斥企業，而是與宏觀政策有關。為應對通脹，2010年開始，政府開始要求緊縮銀根，銀行自然要減少放貸，這與體制無關。
大企業貸款易、小企業貸款難，這本來是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常識，是“普世價值”。可是好多媒體和學者對此無視，非得將小企業貸款難說成是中國的“體制”問題不可，生生將其炒作為輿論熱點。
優質私企貸款并不難
當前輿論所渲染的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私企貸款難問題，因為媒體常常將國企等同于“大企業”，將私企等同于“中小企業”。小企業貸款難的現象并非不存在，不過在程度上真的像媒體和學界渲染得那樣嚴重嗎?我認為，該問題被嚴重夸大了。
國有企業貸款相對比較容易，這是事實，不過也很好理解。首先，國有企業規模現在都比較大。其次，國有企業老總跑路的事情很少發生。因此，給國有企業貸款的安全性就比較有保障。對那些經營得好的私企，國有銀行也是不會歧視它們的。畢竟銀行要獲利，就必須有貸款，而私企的錢與國企的錢并沒有區別，干嗎不賺呢?
2012年兩會期間，中國私營企業家的代表性人物魯冠球在就該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坦言，私企融資其實不難，融資難的企業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實力不夠，企業做得不好，“不要怪人家，要怪自己。不要怨、不要怕、更不要消極。”此話不無道理，銀行要賺錢，只能通過貸款后賺利息，你這家企業若是有足夠的實力和可靠的前途，銀行干嗎不貸款給你呢?銀行難道不愿掙錢了?從三一、華為，到萬向節、沙鋼，從熔盛重工到富士康，這些成績卓越的私企，筆者從來沒有見到他們抱怨過貸款難。
那么，主要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渲染私企貸款難的問題呢?就是魯冠球所說的那些“企業做得不好”還凈想發大財的那一些。
落后私企轉型為投機資本
三十多年前，中國的私企最初大都是單純依靠中國廉價勞動力起家的，一路走來漸漸有了分野。
一類如三一、華為、沙鋼這些企業以及其他類似的企業，逐漸由單純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完成了或正在完成向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的升級。這些企業的競爭力也越來越強，自然不會牢騷滿腹。
另一類私企，則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不思進取，總想在血汗工廠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無力或不愿由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向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升級。這些企業生存越來越困難是必然的事情。
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優勝劣汰，對于這類前景渺茫的企業，銀行怎么可能大力支持呢?面臨被淘汰的這類企業，他們不去檢討自己的原因，反而將責任推到體制身上，牢騷滿腹。媒體則將這種抱怨的聲音放大了，將少數不求上進的私企當作了全部私企的代表，將銀行拒絕有風險信貸的正常市場行為夸大為銀行歧視中小私企，營造了一種怨聲載道、“企”不聊生輿論氛圍。我將媒體以及這類企業稱為“怨婦”，明明自己有問題，反倒埋怨別人對她不夠好。媒體人童大煥就整天渲染私企生存困難、遭受銀行歧視，今年年初就將2011年概括為“中國民企怨婦年”，號稱為私企打抱不平。如此恬然不以“怨婦”為恥者，不知是否空前絕后?
市場經濟中，除了私人實業資本外，還有私人金融資本或投機資本。資本要盈利，第一是靠搞實業，第二就是靠搞投機，大致這兩條路子。眾所周知，搞實業太難太辛苦，又得懂技術，又得懂管理，還得耗時間。有些資本，好逸惡勞，于是就想天上掉餡餅，空手套白狼，掙輕快錢，于是就形成了投機資本勢力。
如前所述，當前好多私企由于無法實現生產方式的升級，便放棄原來的產業，轉而去搞投機。落后企業轉型為投機資本，就是當前投機資本的力量突然增加的大背景。
投機資本面對為何不搞實業卻搞投機的質問時，狡辯稱這是因為國進民退造成民間大量資本缺乏投資機會和領域有限，所以不得不去搞投機。比如許小年在解釋近年來溫州資本投機盛行時就持此論：“溫州危機背后的原因是國進民退。不僅富起來的溫州人轉向金融，全國各地都呈現出這樣的趨勢。投機只是表面現象，反映的是實體經濟中缺少投資機會，經營實業越來越困難。而這背后的原因又是國進民退，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日益受到擠壓，資金沒有出路，涌向看上去賺錢容易的金融。”
這種說法缺乏說服力。華爾街這些年大搞投機，以至尾大不掉，難道是因為國進民退所致嗎?冰島也學華爾街，結果政府險些破產，難道也是因為國進民退嗎?
2012年兩會期間，宗慶后就不小心說漏了嘴。接受媒體采訪時，一開始宗慶后抱怨“民間資本沒地方去。就只能炒房子。到處炒這個炒那個，全炒完了。”可沒過幾分鐘，宗慶后竟駁倒了自己，承認“那方面(搞實體經濟)做起來很累，做制造業確實很累，那個(投機)來錢又快又輕松，(因此)都往那邊去了。”
由此可見，投機盛行，根本不是因為什么國進民退，而是某些人想輕松地賺快錢罷了。
投機資本與媒體聯合指責國有銀行
我們以溫州為例，來觀察一下中國投機資本的特征，以及部分媒體是如何為其洗刷污點，并將責任轉嫁給現有金融體制的。
一提起溫州私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當年篳路藍縷沐風櫛雨艱苦打拼的那一代人。他們靠小商品起家，將生產打火機、鞋帽、紐扣、皮鞋等做成了大產業。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類溫州資本，那就是投機資本，妄圖不勞而獲一步登天搞邪門歪道。在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就曾發生過因大規模集資詐騙而釀成血案的慘劇。有資料稱，1985年八九月間到1986年初，溫州樂清一帶盛行以“抬會”面目出現的集資騙局，總發生額約10億元，實際投入資金22億多元，10萬元以上的“大總”有20多萬，有的村子幾乎涉及每家每戶。1986年春集資鏈條逐漸出現斷裂跡象。至秋天，溫州陷入空前的混亂，討債者開始拘禁甚至追殺“抬會”會主。短短3個月中，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由此可見，并不存在單一的“溫州模式”，既有“打火機”道路，也有“抬會”道路。溫州經濟走到今天，有許多人不愿或無法實現將企業從勞動力密集向資本密集轉型，于是轉向了投機，炒房子、炒普洱、超古董、炒書畫，等等，簡直是無所不炒。
2011年秋天，溫州發生了所謂的老板跑路風波。這本來是少數企業放棄主業(或企業原本就是空殼)去搞投機，結果最后失敗了，純屬咎由自取。令人吃驚的是，眾多媒體卻大肆歪曲報道，將個別現象夸大為普遍現象，將少數投機商的破產，歪曲為正經實體企業的破產，破產的原因則被完全歸結為國有銀行歧視他們以至于他們資金鏈斷裂所致。
投機行為屬于玩火自焚，其甚者毫無責任心，玩砸之后一跑了之，致借款人或銀行的利益于不顧，已經屬于犯罪行為，對此應該人人喊打。不料，媒體顛倒黑白，竟將玩火者和罪犯美化為金融體制的犧牲品，將銀行丑化為逼良為娼的罪魁。面對媒體輿論大潮，當地銀行系統迫不得已對那些資金鏈斷裂的投機商進行了 “救助”。
銀行“救溫州”后，并沒有解決問題，只是延緩了泡沫的再一次迸裂。截至2012年6月末，溫州銀行業本外幣不良貸款余額181.4億元，比年初增加94.47億元。也就是說，半年來，溫州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翻了一倍多。
救溫州的口子一開，貽害無窮。2012年7月，浙江杭州地區有600家知名民營企業聯名上書，要求浙江省政府幫助他們渡過因銀行催貸、抽貸而面臨的難關。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死掉一些經營不善的企業本屬正常和有益現象，如今企業反倒要求政府替自己擔保，這還有什么市場精神?
今夏浙江海寧一投機商拖欠銀行貸款10億元跑路后，有媒體竟指責銀行推波助瀾。不貸款，就說銀行歧視私企，貸款后投機商跑路，就指責銀行推波助瀾，貸與不貸，反正銀行都有錯。這就是某些媒體的邏輯。這些媒體人，才是中國市場經濟最大的禍害。
銀行私有化解決不了小企業貸款難問題
當前輿論鼓吹與國有銀行相比，私人銀行會更支持私有小企業，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其實未必。為什么?因為私人銀行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并不是支持私人企業的發展而是盈利，不管它們之間像陳志武說的那樣在“在企業文化、經營方式和理念上”有多么“契合”，都不能妨礙這個目標。這決定了私人銀行同樣要把貸款安全和貸款成本放在首位，并不會比國有銀行的顧慮少，指望著私人銀行的數量增加后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純屬一廂情愿。比如當國企寶鋼和一家私營的小作坊同時向一家私營銀行申請貸款時，該私營銀行難道會拒絕前者而選擇后者嗎?國營銀行和私營銀行的目標都是逐利，前者不會刻意歧視私營企業，后者也不會刻意照顧私營企業。
2012年8月2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英國政府有可能全面國有化蘇格皇家蘭銀行。2008年金融危機高潮時期，蘇格蘭銀行瀕臨崩潰，不得不求助政府援助，實行了部分國有化才轉危為安。如今，危機中的英國企業迫切需要銀行貸款支持，可是蘇格蘭銀行不愿向企業發放貸款，因為危機期間信貸風險加大。銀行私有制的缺陷在此顯露出來了，當企業越是處于困境越是需要資金的時候，銀行越是不愿施以援手。只有銀行國有化后，政府才能從經濟整體利益出發，強令銀行舍棄自己的一己之私，去支持實體企業走出困境。英國政府的打算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比如，2011年秋天，面對跑路的那些投機商，只有國有銀行才會“提高對不良貸款的容忍度”，私人銀行絕不會做這樣的冤大頭。
陳志武宣稱：“近年來中國基層地區的正規金融服務逐漸出現空白。據估計，幾年前有3000到4000個鄉鎮社區已經沒有正規的金融機構派駐。民間金融的草根性特點很容易使它發現這些市場空白，主動填補基層金融服務的缺失，改變這些地區金融饑餓的狀況。”這個觀點也有待商榷。
私人銀行數量增加后，有可能去填補這些市場空白，不過，也同樣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如果現有市場空白地區獲利空間太小，運營成本太大，那么私人銀行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則更有可能往城市地區集中，與既有的銀行爭奪資源，最后對基層金融服務的改善并不顯著。近期有報道，中印邊境的印度軍人經常向中國軍人借手機給家人打電話，因為在邊境高山地區建網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印度私有的電信運營商根本就不進行基礎投入。同理，私人銀行未必不會進行同樣的選擇。中國在農村的教育、醫療方面也有前車之鑒。
陳志武還鼓吹“民間金融合法化是增加資金供應、消除高利貸、降低借貸成本的根本辦法。”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如前所述，畢竟給小企業貸款是一件高成本、高風險的業務，私人銀行不是活雷鋒，必然要求高回報，即貸款利息必然高。因此，斷定民間金融合法化后小企業借貸成本會降低，是難以服人的。私人銀行若專注于給小企業貸款并維持較低的貸款利息，那就得要求成府給予補貼或其他的優惠政策。比如兩會期間，宗慶后先生就是要求政府采取減免稅措施來支持“小型民營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貸款問題”。但是這樣一來，就等于讓私營銀行擁有了國有銀行所沒有的特權，就違背了平等競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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