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落下帷幕的中國金融盛會陸家嘴論壇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發表題為《不改善金融結構 中國經濟將沒有出路》的講話，充滿自信地說，“中國的資本市場沒有理由不成為世界第一。”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講話，中國資本市場的良性、快速發展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不過，郭樹清主席在講出這樣的豪言壯語之時，是否有點過于樂觀了呢?
郭樹清在講話中說，“讓我們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基礎來進行分析和比較。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其中最終消費為22.5萬億元，資本形成為22.9萬億元，凈出口為1.2萬億元。照此計算，中國的儲蓄率高達52%，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絕無僅有，而且就大國經濟而言，歷史上也不曾有過先例。一些經濟學家因此而懷疑中國的核算方法與國際通行規則存在較大差異。然而，即使我們按照45%的儲蓄率來計算，目前中國一年的總儲蓄也超過21.5萬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約3.4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此，中國不能說資金短缺。”
郭主席儲蓄率52%的數字，大概是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之和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郭主席根據這個數字，很樂觀地認為中國不存在資金短缺。是這樣嗎?恐怕不是。
郭主席按照保守的45%的儲蓄率計算出來的21.5萬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新增加的儲蓄量，因為國內生產總值表示的是這一年新增加的收入。可是，雖然中國的總存款遠遠超過2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新增加的存款卻遠遠不到21.5萬億元人民幣。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2011年底本外幣存款余額82.67萬億元，比2010年末增加了9.33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存款余額80.94萬億元，比2010年末增加了9.12萬億元人民幣。這與郭主席計算出來的數字相去甚遠。
如果只看城鄉居民儲蓄數字，那差距就更大了。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表明，2011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為34.36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年底增加了4.03萬億元人民幣，連郭主席數字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郭樹新主席的數據沒有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也沒有錯，那么為什么數字會相差這么大?問題的關鍵點在國內生產總值上。
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民收入核算的概念，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的時間內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這個定義大家都知道，沒什么可研究的。但是國內生產總值并不是同一段時間內市場上交易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生產和交易是兩碼事。今年生產出來的東西可能在明年交易，像房子可能10年 20年之后還在交易。同時在市場上還有大量的非最終產品在交易。所以，市場交易規模要比國內生產總值大得多得多。所以用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來推算任何實際數字，可靠性都非常差。
特別是儲蓄率這個數字。郭主席高到52%的計算方法恐怕沒什么錯，但是儲蓄率這個數字很難應用。因為它是把最終產品分成兩大類，一類消費掉了，另一類沒消費掉，沒消費掉的算儲蓄，在全部最終產品中的比重就是儲蓄率。所以很明顯，儲蓄率這個概念講的是物質產品的命運如何：商品生產出來就判了死刑，消費就是立即執行，儲蓄就是秋后問斬。它和我們平時說的鈔票意義上的存款啊、儲蓄啊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利用儲蓄率來計算儲蓄或者存款，那是絕對算不準的。
因此我們說郭主席過于樂觀了，中國每年新增的儲蓄和存款是遠遠沒有那么多的。但是，假使真的有郭主席說的那么多達到21.5萬億元，就真的不缺資金了嗎?答案也并非依舊如郭主席所講如此樂觀。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告訴我們，2011年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1.10萬億元，計劃總投資不到500萬元的還沒統計在內，比21.5萬億元多多了。要是算上對流動資金的需求那數字就更大了。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從國內生產總值和儲蓄率這倆數據得出“中國不能說資金短缺”這么個結論。
郭主席繼續說，“我們的儲蓄，首先是用于工業投資，占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40%。但是早在2009年，24個工業行業中，21個已經產能過剩。凡屬技術成熟的制造業，幾乎找不出一個產能不足的行業。……其次，我們也大量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通信占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12%左右。……最后，我們來看其他服務業，在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不到20%。其中，批發和零售2.4%;科研和技術服務0.5%;教育1.3%;衛生和社會福利0.8%;居民服務0.4%;文化娛樂1%。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水利、林業和環保合計只有1.9%。”
郭主席的這些數字確實反應出了他所說的“經濟產出的結構失衡”的問題。“在國民經濟的三次產業中，包括金融在內的整個第三產業發展不足，2011 年第三產業僅占全部GDP的43%。這與發達國家73%左右、中等收入國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69%。”
我完全贊同郭主席由此而發的需要大力發展金融業等等建議。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指出，在2011年的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對第三產業的投資額為 162877億元，超過了第二產業3萬多億元。中國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不快，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屬于制造業這一端是有很大關系的。但是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有快速發展、產值很快超過第二產業的勢頭。
郭主席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經濟學家，早在次貸危機前，就曾經對84次危機后17個經濟體的恢復情況進行過研究。結果顯示，以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以直接金融為主導的經濟體，復蘇速度和質量遠高于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銀行為主導的經濟體。芝加哥大學兩位經濟學家，曾經觀察了美國等國家在二十世紀金融結構的演進過程。他們發現在1913年美國股票市場市值和銀行存款的比率大致是1:1，1960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 2:1的水平，1990年接近3:1，1999年這個比例升至9:1。當人們說美國現在仍然牢牢占據著全球金融市場的制高點，或者說是死死掌握著國際經濟霸權，主要的依據可能就是這個事實。”這確實指出了問題的重點所在。
中國的金融體制不進行大的改革，不但無法建立現代金融體制，也不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但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必須具備一個好的起點，直接金融取代銀行為主導，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并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如果中國的股市一直是現在這個樣子，恐怕直接金融也搞不好。郭主席說了那么多中國不缺錢，卻幾乎沒有提到如何保護投資者，給人一種“此地人傻錢多速來”的錯覺，這不能不說是個很大的遺憾。
(文本作者馬寧：觀察者網專欄作者，500強企業經理人，獨立學者，經濟學人。出版《資本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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