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下文給6月期的《國企》雜志的供稿,發表時做了不少改動,題目也改為《一輩子沒長大的自由派經濟學家》
一輩子沒長大的茅于軾
韓德強
2012-5-21
最近,中美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中方承諾國企將提高上繳紅利比率。
本來,國有企業提高上激紅利比率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輪不上美國來教訓。為什么美國急著要中國國企提高紅利上繳比率呢?是為中國好嗎?是替中國百姓的養老金著想嗎?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替中國百姓考慮嗎?用腳趾頭想就可以知道,不是。美國是看著中國這幾年國有企業發展勢頭迅猛,感到不安了。短短幾年時間,世界500強的榜單上出現了38家中國企業,主要是中國國有企業。2011年全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367855億元,同比增長21.5%;累計實現利潤總額22556.8億元,同比增長12.8%;上交稅費29934億元,同比增長17.9%。業績如此多驕,引歐美同行競折腰。怎樣阻止中國國企的發展勢頭呢?迫使中國國企提高利潤上繳比率,減少企業用于投資擴產的資本!這就是美國阻遏中國成長的大戰略。
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的承諾將落入美國的圈套呢?那倒也不一定。提高利潤上繳比率,但是可以下調國有企業的稅費擔負,一樣可以保障國有企業的發展資金。如此,則國有企業不但可以繼續快速擴張,而且能夠贏得更多國人理解和支持,壞事就可能轉變成好事。只要有心搞好國企,我們有的是辦法,美國那點小九九還真不算什么。
但是,皇帝不急太監急。美國要阻擊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內部有人比美國還討厭國企。誰?比如,茅于軾先生。因為,按照他的推理,國有企業人人所有,即人人皆無,產權不明,動力不足,不可能有競爭力。所以,國企越有生命力,茅于軾們就越著急。為了自圓其說,他們只好強調,國有企業賺錢靠的是壟斷資源和權利,中石化、中石油靠的是壟斷資源,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靠的是壟斷權利,即使做得再大,利潤再多,也不算好漢。問題是,照此推理,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委內瑞拉、俄羅斯都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都有國有企業在經營,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能夠做得更好,擁有越來越多的石油開采和提煉技術,產生豐厚的利潤?為什么在上個世紀50年代,同樣壟斷中國石油資源的中石化還在剛剛起步階段,為打出一口高產井而全國歡呼?照此推理,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的國有電信企業也應該飛速發展,財源滾滾?可見,壟斷資源和權利僅僅是發展的前提,國有企業廣大職工和干部的辛勤工作、持久努力、不斷積累才是國企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連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都不敢面對,都解釋不了,這不是茅于軾一輩子沒長大嗎?
不錯,按照嚴格的經濟人假設,國有企業產權模糊,不可能搞好。問題在于,嚴格的經濟人只是一個假設,現實生活中的人固然有利益心,但也同樣有愛國心、有責任感、有敬業精神,只要收入分配相對合理,用人機制相對健全,國有企業就可以搞好。甚至更進一步,可以搞得遠超私企。為什么?因為私有企業只有企業主的積極性,而國有企業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私有企業就像傳統的列車,只靠企業主的車頭帶,被雇傭的經理和工人都想方設法在投機取巧磨洋工。國有企業就像動車,每節車廂都自帶動力。雖然單節車廂的動力不如傳統的火車頭那么大,但合起來的動力卻更強,跑得更快。
為什么茅于軾會不斷地犯同樣的低級錯誤呢?因為他所理解、所批判的國有企業是“肉爛在鍋里”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他說:“在國有經濟的條件下,非但交稅沒有意義,連企業要不要賺錢也是沒有意義的。企業要賺錢只要把產品的價格提高一點,很容易就賺錢了。百姓作為消費者買了高價的商品也并不吃虧,因為企業賺的錢最后也上交給國家了。國家會把這筆企業上交的利潤用于百姓的福利,所以百姓并不吃虧。反過來看,企業賠錢也不見得不好。企業賠錢是因為產品的價格太低。百姓享受了低價的產品,使企業賠錢。享受低價是好事,企業賠錢是壞事,一正一負互相抵消,所以企業賠錢也無所謂。”照他的邏輯,這種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恐怕連會計、統計都不需要,只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是了。但是,這是現實生活中的國有企業嗎?根本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國有企業實際上是“混合經濟體制”,產權是國有的,經營權是部門的、企業的,收益權是國家、企業和職工分享的,基層分配是按勞分配,計時、計件或計危險程度的。這樣的國有企業調動了各方面、各層次的積極性,又多多少少繼承了一點鐵人王進喜的傳統,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也就是說,茅于軾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想象中,在批判他所虛構的純公有制企業,就像唐吉訶德一樣一直在大戰風車。這不是一輩子沒長大嗎?
茅于軾還進一步想象:“判斷一個企業(國有企業)的好壞不能用利潤指標,只能看企業的員工努力不努力,勤奮不勤奮。且不說是否努力和勤奮并沒有一個客觀的度量方法,就算能夠度量也完全不能說明企業是否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如果方向搞錯了越努力危害性越大。大煉鋼鐵不能說不努力,可是不但沒有創造財富,反而還破壞了財富。由此可見,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無法判斷經濟行為的對與錯,大家努力的方向不明,形成一片混亂,這是計劃經濟最根本的問題。”
實際上,計劃經濟的最根本問題并不是方向的對與錯問題,因為市場經濟同樣有方向的對與錯問題:兩極分化意味著資源錯配給了極少數富人,資源枯竭意味著資源錯配給了當代人而不顧下一代,環境污染意味著人類面臨毀滅性的災難。計劃經濟的最關鍵問題是在動力機制上。如果從最高層到最基層的決策委員會和執行者都認真負責地收集并反饋信息,形成各層次的綜合動態判斷,形成綜合滾動計劃,則計劃經濟完全可行。當私有意識還比較普遍時,計劃經濟就會有種種問題,就只能實行有限度的、局部的計劃。茅于軾所經歷的計劃經濟時代就是如此。客觀上私有意識還比較普遍,但實行了較大范圍、較高程度的計劃,結果至少在茅于軾那里敗壞了計劃經濟的聲譽,以至他一輩子停留在對計劃經濟的詛咒中。這正如一個青春少女,懷著對異性的美好幻想,卻被一個壞男人給強暴了,從此這位少女就有了理論:“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不找男人找誰呢?只好找女人,搞同性戀,一輩子搞同性戀。從此,茅于軾就開始了對市場經濟的無限美化中:“價格是供需雙方在利益對立的情況下討價還價的結果。在供不應求時商品會漲價;供過于求時商品會落價。所以價格能夠指明這種商品是多是少。企業根據價格決定生產什么,不生產什么。社會的各種商品都處于供需均衡的狀態中。”經歷過大蕭條的美國人不會如此贊美市場,在股市暴跌中被深深套牢的股民不會如此贊美市場,富士康13連跳的工人不會如此贊美市場,被房地產價格偏離均衡一路暴漲拋棄的白領們不會如此贊美市場,被“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搞蒙了的消費者不會如此贊美市場。但是,茅于軾會,因為他完全脫離實際,停留在他青春期被“強暴”的經歷中,沒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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