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求是》雜志發表賀國強的文章，標題為《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10個方面腐敗問題，不斷以反腐倡廉建設新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文章強調，要嚴肅查處征地拆遷、礦產資源開發、各類學校亂收費、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食品藥品制假售假、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侵占國家和集體以及職工權益、基層干部吃拿卡要和收受財物、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買官賣官和拉票賄選、作風粗暴和奢侈浪費等方面的腐敗問題。在各項具體內容中，關于國有資產問題，文章指出，要嚴肅查處在企業重組改制、資產評估、產權交易、資本運營和經營管理中隱匿、侵占、轉移國有資產的案件等。顯而易見，當今中國社會的各項腐敗中，侵吞國有資產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領域。
稍早以前，“法制網”5月11日發表了一篇實名舉報的文章，反映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有關領導與某中外合資企業合謀侵吞數百億國有資產的情況。舉報者是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第八屆中國共產黨山西省代表大會代表、第十屆山西省人大代表、第四屆晉城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原沁水縣人大代表潘新建，以及原沁水縣財委副主任、糧食局長王法聚，和永紅煤礦520名職工代表任育華三人。被舉報人是中外合資企業沁和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呂中樓。該舉報文章指出，涉及此案的沁水縣縣委原書記申會，沁水縣政協主席、嘉豐鎮黨委原書記馬劉勤因涉嫌惡意侵吞國有資產，已于4月底被雙規。但是，與此案相關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呂中樓依然逍遙法外。
山西沁水煤田居山西五大煤田之首，盛產優質無煙煤。有關資料顯示，沁水縣地下蘊藏著360億噸優質無煙煤，目前已探明57億噸。現在晉城無煙煤的價格應該在每頓1000元左右，簡單推算，僅探明儲量的市場價格就超過5萬億人民幣。這樣一筆巨大的財富，的確很容易受到各方關注。實名舉報文章中提到的沁和能源有限公司是十多年前由永紅、永安、侯村煤礦和嘉峰煤炭集運站，這三個簡稱為“三礦一站”的國有企業改制過來的。舉報文章認為，呂中樓代表的沁和能源有限公司在改制過程中，通過官商勾結、虛假注冊、人為壓價、隱瞞轉移等各種非法手段，大肆侵吞數百億國有資產。事實上，關于此案，很早以前就有群眾陸續反映，至今在網上還能查到不少文章。人民網、新華社、南方都市報、瞭望東方周刊、鳳凰網、中國網、新京報等重要媒體對此案均有專題報道。在這里要厘清此案中的重重內幕、是非曲直并不容易。我相信，如果實名舉報的內容基本屬實，這一大肆侵吞國有資產的案件，的確符合《求是》雜志發表的賀國強的文章精神，屬于“在企業重組改制、資產評估、產權交易、資本運營和經營管理中隱匿、侵占、轉移國有資產的案件”，應屬于嚴重的腐敗。
面對這樣一個實名舉報的案件，最終結果如何，還要看有關部分的查處力度、進度和決心，相關領導當事人據稱已經被雙規，也顯示出該案件下一步發展的可能，這里不必匆忙下結論。借此案件的由頭，我想在更大的范圍上，說說中國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光是中國的事情，國際大環境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也很大。上世紀80年代，正是“里根經濟學”開始在美國、英國等國家大行其道的時候，其背后的“供應學派”理論強調充分發揮自由市場的作用，政府減稅，為私營企業營造更寬松的市場環境和自由競爭的政策空間。因此，在那一階段，西方社會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大力提倡私有化的傾向很明顯地影響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上形成了私有化、市場經濟絕對好于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基本基調和格局。由于當時中國經濟的國有成分比較高，私有化的確能帶來相應的活力，因此在改革開放早期，這一指導思想落到實踐中，好處的確大于壞處。由此也形成“一市場就靈”的簡單觀念，誕生了不少以“×市場”命名的著名經濟學家。對于他們來說，改革無非就是一個靈丹妙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經濟。
改革開放初期的市場化、私有化還沒有嚴重涉及到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當時以“萬元戶”為代表的市場化、私有化，基本上是在國有經濟之外另辟戰場，或者與國有經濟共同競爭。“蘇東劇變”之后，市場化、私有化以極端的方式引入俄羅斯。所謂“休克療法”分為幾個步驟，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大規模的私有化。為了讓大量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盡快在市場化環境中生存，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私有化幾乎就是將國有資產無償贈送。當然，贈送的對象是每一個俄羅斯公民，童叟無欺。將國有資產總體評估后，每個俄羅斯人都無償得到價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人們可以憑此證券自由購買企業的股份。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私有化，最終慘痛失敗，原因不細分析。但是，俄羅斯私有化的失敗，的確影響到了中國90年代以后的深化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市場化、私有化依然還是既定目標，但是，由于有了俄羅斯的前車之鑒，中國的私有化，尤其是大批國有企業的改制應該怎么搞?如今回過頭來看，中國為了加快朝市場化、私有化方向邁進的改革步伐，尋找了一個不同于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方式。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制依然朝著市場化、私有化的方向前進，一部分將國有企業的包袱去掉，讓國有企業自己直接進入市場，另一部分則是通過所有制的轉換，將國有企業變為私有企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沒有采用俄羅斯向每人平均無償贈送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比較多樣的方式。例如，有些企業將股份分給職工，企業外的人員不能獲得。這些企業職工的股份在以后的市場化進程中，隨著上市等手段，漸漸被少數人擁有，這些人未必都是原先企業的員工。此外，買斷也是一種方式，給員工一筆錢，離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下一步如何改制，便與員工沒有關系。在所有改制過程中，誰擁有資本、能夠購買原先國有企業的資產，成為非常重要的關鍵。于是，銀行貸款的關系變得很重要。同時，既然要購買，高價還是低價，資產如何評估、如何變換，成為一系列巧妙手段的溫床，這些都孕育了今天人們看到的各種腐敗。西歷2004年爆發的“郎顧之爭”，實際上就是這種國有資產私有化的中國方式是否合理的一場大爭論，最終以顧雛軍入獄為終結。由此，國有資產流失、侵吞國有資產，變成一個社會各界矚目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向私有化改制的過程中，的確有大量的腐敗，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應該冷靜地看到腐敗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在各級政府的指導思想上，市場化、私有化就是靈丹妙藥，因此，政策及政府權力也傾向于盡快私有化，甚至以私有化的快慢、多寡來顯示政績;第二，各級地方政府傾向于市場化、私有化的態度和政策導向，與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支持有著密切的關聯。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要么是盲目地照搬西方理論，要么是在西方國家拿了學位回來，對西方市場化、私有化、自由經濟的理論囫圇吞棗、不加消化，不顧中國的現實，全面營造了市場化、私有化絕對有效的理論氛圍，嚴重影響了決策機構和政府操作;第三，由于市場化、私有化被理論界絕對美化了，因此，為了盡快實現、盡快服下這一靈丹妙藥，在此過程中，理論家們幾乎認為可以不擇手段，例如腐敗有益、腐敗有理等主張就是為此服務的。因為，從理論上說，既然市場化、私有化是絕對好的、絕對有益的，那么，為達到這個絕對美妙的目標，付出點代價也是值得的。所以，腐敗只要有利于私有化，就是有益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同時，對于通過腐敗手段實現了私有化的民營企業家們，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大力提倡要“赦免資本原罪”，等于是給腐敗發給一塊免死牌。
正是在上述幾個主要的思想和理論支持、主導下，國有企業改制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大量腐敗。如今我們要解決腐敗，必須反思主流經濟學家崇洋媚外、鸚鵡學舌、削足適履的理論指導，也必須反思決策部門受此思想影響的政策傾向。可以說，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大量腐敗，是洋奴們故意為之的。當隨之出現的腐敗超出了他們的預計甚至他們的可控范圍，他們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指導方針，反而把矛頭指向了體制，似乎只要體制改變了，腐敗問題就解決了。他們狡猾地回避了一個事實，大量的腐敗正是在他們的指導思想下產生的，這一指導思想的根本錯誤就在于，把市場化、私有化絕對美化了。因此，當“郎顧之爭”后，政府有關部門和部分官員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把反腐與打黑聯系起來時，他們竭力反對，認為那是打擊民營企業;當還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只是市場化而沒有私有化的時候，他們調動一切輿論資源加以批判;當政策開始向維護國有企業的地位稍微傾斜時，他們又竭力反對說：那是國進民退。如果我們看清這樣的事實，再來看多年前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腐敗，也許就能發現，要清算那些腐敗，難度有多大。
首先，政府的改革主導思想如果不改變，歷史遺留的腐敗問題不可能徹底清算。只要私有化依然還是絕對正確的選項，那些已經被私有化的原國企，豈不就是成功的果實?其次，主流經濟學理論應該徹底反思，不能讓他們繼續深入影響決策層和政府操作層;第三，清算國有資產流失的腐敗現象，必然要同打黑聯系在一起，因為在種種以非法手段侵吞國有資產的大潮中，由于當年主導思想和理論支撐的原因，各種違法行為幾乎無一沒有“保護傘”。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實名舉報，對于沁和能源有限公司和呂中樓這一個案來說，案件最終結果可以取決于司法介入的決心和力度。然而，對于同類改制過程中大面積腐敗的清算，靠個案難以解決、難以推廣實行。要真正有效地解決遺留的腐敗問題、減少或防止新的腐敗大量出現，政府對于改革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都應該做重大調整。當年改革被譽為 “×市場”的風云人物們，如今把可能出現的重大調整稱為“倒退”，實際上就是不愿放棄他們把市場化、私有化絕對美化的頑固。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國企改制中出現的大量腐敗，是一種較有特色的中國方式，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崇洋媚外、把私有化當靈丹妙藥的錯誤思想極為普遍地主導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并與中國某些獨特現實相結合，使得腐敗惡化。對此，想徹底改變中國的某些獨特現實，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參照西方近年來出現的嚴重問題，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我們看到，即便把中國的現實改得同美國一樣，嚴重的腐敗還會產生。因此，要徹底解決腐敗，還需要中國特色的辦法，西方的藥方不可能真正有效。最根本的問題之一就是對于市場化、私有化、自由經濟的重新認識。這一重新認識或反思也絕不是倒退回計劃經濟，而是針對中國的現實，尋找適合自己的辦法。本文對此不做深入探討，只想最后說一句：從根本上解決腐敗，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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