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WCHINESE中文網專欄特約評論員 江涌
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縱觀中國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不斷重復王朝更迭周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腐敗。近代以來，吏治腐敗不僅喪盡民心，而且成為洋人不斷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現出結構性、整體性與惡性腐敗的特征，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并表現出“末世”的瘋狂情結。此時的官場，完全是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至新政時期，貪污受賄更是浸滲到官僚系統的各個層面。
“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鉆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新政時期貪污受賄的典型代表當屬慶親王奕劻。奕劻納賄“細大不捐”，其貪庸好貨之名連外國人也熟聞。
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就曾斥其為“貪得無厭的混帳親王”。奕劻在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挾洋自重，吃里爬外。
光緒29年入軍機，就在縉紳名冊上標明天下官缺的優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銀的多寡來定奪，“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
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朝野為之側目”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也借奕劻的貪腐對其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國歷史學家羅滋曼深刻感受到，“整個政界的腐敗無能是那么的普遍”。當時《倫敦每日新聞》曾發表題為《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的新聞述評，指出當時的大清國已是“受賄者兼掠奪者的國度”。
繼奕劻之后，爭議極大的要數李鴻章。作為俄羅斯遠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從1896年開始，沙俄政府為了與英國爭搶修建中東鐵路及獲得在滿洲租借權利，先后實施了一系列賄賂中國官員的活動。“在華俄道勝銀行存款中撥出百萬盧布，作為對中國大臣秘密送禮之用”。
在1898年《中俄密約》簽訂后的次日(3月28日)，當時俄國財政部駐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給李鴻章50萬盧布。
按照《財政部檔案》(全稱叫《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中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的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李鴻章為了個人私利，出賣國家主權與利益，當時大清民謠“李二先生是漢奸”廣為流傳。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國民黨的垮臺不僅是軍事上的，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
王春瑜主編的《簡明中國反貪史》記載，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其貪污美金公債案，計1150余萬美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
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于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府要員的腐敗情況了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老百姓真正親歷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改革開放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下，“先富起來”成為大小官員的座右銘，撈錢貪腐像野草一般瘋長于中華大地。
根據諸多研究資料顯示，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占領中國民用市場)和國家利益(抑制中國科技創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報局聯手，將中國民航總局高官拖下水。
落入圈套的高官，運用各種手法，最終令投入5.37億(折合今天當有數百億)研究經費、花費10年光陰、一代優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試飛的“運十”下馬，中斷中國“大飛機之夢”。至今，在中國的航空干線上，飛行的盡是波音與空客的飛機。
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有人士類比，南美有一種殺人蜂，讓人聞風喪膽，就是歐洲人帶來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雜交的后代。
如今，中國的“土腐敗”與“洋腐敗”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種”，具備腐敗“雜交優勢”，治理起來就更難了。
更為復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跟蹤在后，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資料、賬戶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美國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國官員的貪腐和洗錢痛腳，在需要的時候就會將黑材料抖出來，這也是美國操縱中國的重要手段。
細心的人們不難發現，美國等西方跨國公司暴露的涉華商業賄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員所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國有企業管理與銷售人員，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擊”國有企業的形象，敗壞國有企業的聲譽，使國有企業成為不宜存在的企業。
另一方面通過對政府官員的包庇，進一步實現敲打與訛詐的目的，鼓勵他們繼續吸引外資，持續推進對外開放。
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員，一旦東窗事發即可逃亡西方，被隱匿保護，實際上當中能被引渡回國的更是鳳毛麟角。
筆者雖然不能妄自猜測政府官員“紛紛”在海外開設賬戶，但是匯豐銀行公布其瑞士支行僅2007年一年從中國大陸吸收個人存款就達227億瑞士法郎，相當于1600億人民幣，依常識論，所謂“個人”定不是一般平頭百姓。
此外，僅僅中國各級官員出訪、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讀書就業之輩難以計數，而由美國暴露出中國官員腐敗鳳毛麟角，難道這不是很蹊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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