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國有經濟在我國的立國之本

　　來源：人民論壇雜志(總第366期)

　　爭議十：如果丟掉國企，中國將會怎樣?

　　爭議焦點：隨著一股妖魔化國企的輿論興起，一些人借機質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此類思潮值得警惕。

　　調查提示：在“您最關注哪些國企爭議話題”調查中，“如果丟掉國企，中國將會怎樣” 得票率為35.4%，列第十位。但在“您如何評價國企的作用”這一問題調查中，65.8%的受調查者選擇是“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這說明公眾雖然對國企的有些弊端頗有微詞，但是對國企的重要作用與地位仍持肯定態度。

　　問題關鍵：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否定國企，實質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則黨的領導地位則隨之喪失。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也是部分國家職能和社會職能的承擔者;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也是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

　　編者點評：今年兩會，溫總理再次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實際上，重申 “兩個毫不動搖”是中央一以貫之的精神。從中共十六大報告、十七大報告到執政黨出臺的重大經濟文件和國務院重大決策，都有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表述。對于國企的種種質疑或許還會持續下去，國企也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弊病，但是在中國的現實國情條件下，國企不能夠再簡單地退出，國有經濟在我國的基礎地位不能改變，這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曾經進行了大規模的公有制經濟的建設實踐。在毛澤東時代，農村集體經濟、城市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主體地位。客觀地分析，當時的公有制經濟既有十分成功的，也有一些失敗的。在農村，既有大寨、劉莊、華西村等這樣的優秀典型，也有小崗村這樣因私有觀念牢固而被公有制束縛了當地生產力的典型村。

　　與農村情況類似，當時的公有制經濟中，石油有大慶、工業有鞍鋼、國防有兩彈一星，涌現了一大批以王進喜、錢學森等為代表的有高度覺悟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但也有相當一些國營企業管理不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應該說，以上這兩種現象在當時都是客觀存在的，用其中一種傾向去否定另一種傾向就容易犯“左”或“右”的錯誤。

　　毛澤東曾費盡千辛萬苦想消滅中國人的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觀念，達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理想境界，但最終沒有成功。這充分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機制的不成熟，舊社會遺留仍將繼續存在。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考慮這一現實。

　　鄧小平在十三大召開前指出：“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就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應該建立怎樣的所有制結構，確立什么樣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認識也經過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正式提出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概念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報告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 2007年黨的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單一公有制。這是針對殘存的單一公有制傳統觀念，特別是主要針對近年來出現的私有化傾向而提出來的，十分重要，應該引起注意。

　　非公有制經濟在初級階段要有一定歷史地位

　　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社會的性質和社會的發展方向。判斷社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的唯一標準就是看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我國之所以要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以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憲法接下來又講：“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礎;而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但公有制必須占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存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以后的其他階段，是不斷成熟和發展的過程;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只反映初級階段的特點。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之所以允許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由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的國情決定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因此，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經濟成分就應該允許其存在和鼓勵其發展。

　　私有經濟是非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增加財政收入和滿足社會需要方面，不僅在當前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時期內，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積極作用。所以，黨和政府對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經濟非常重視，對它們的評價，從十三大、十四大的“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到九屆人大二次會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黨還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足見中央充分肯定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

　　對私有經濟，我們要繼續毫不動搖地發展它，發揮其機制靈活、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正面作用，克服其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如有些私營企業偷逃稅收，壓低工資和勞動條件，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破壞自然資源環境，借機侵害國有資產，以及其他欺詐行為，都要通過教育監督和法制，克服清除。在鼓勵、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正確引導其發展方向，規定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什么。比如競爭性領域，要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盡量撤除限制其進入的藩籬，特別是允許外資進入的，也應當放開讓內資進入。而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就不能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只能有條件、有限制地進入，不能讓其操縱這些部門和行業，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能動搖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公有制為主體也是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和基礎。堅持基本經濟制度，首先要鞏固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前提和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

　　現在有不少人對公有制是否還是主體有疑慮，主要是對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即量的方面有疑慮。目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宏觀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微觀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但更多的是“國退民進”;個別案例中的所謂“國進民退”，多半屬于資源優化重組，并非沒有道理。我們黨一貫強調，“公有制比重的減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解除人們疑慮的辦法之一，就是用統計數字來說明，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信心。

　　公有資產占優勢，更重要的表現為質的優勢，即關鍵性的涉及經濟命脈、戰略全局和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的生產資料占優勢，先進的、具有導向性、控制性的生產資料占優勢，并且不斷提高、發展壯大。這樣它才能控制經濟命脈，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有強大的控制力、決定力、示范力和促進力。

　　同時，要從“以人為本”的高度去看待“公有制占主體”、“公有資產占優勢”。要重視有多大比例的工人階級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如果中國大部分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受私營企業主雇傭、在私有制經濟中勞動，那么很難說公有制還占主體地位。這樣，工人階級必然收入低下，沒有享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很難說他們是社會主人，還是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人。而中國必然兩極分化，中國也很難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初級階段基本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且要求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要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都能享受到國有經濟的好處。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主要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國有經濟應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中。這些都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國國有經濟應該有“絕對的控制力”、“較強的控制力”，“國有資本要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或“有條件的相對控股”。這些都是中央文件所規定和強調的。國有經濟對這些部門保持控制力，是為了對國民經濟有計劃地進行調控，以利于它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經濟的作用遠大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

　　關于國有經濟控制力應包括的范圍，有一種意見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這種意見把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分為兩種，一是幫助政府調控經濟，一是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基礎。前一個作用普遍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而后一個作用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社會正義和公平，“是高度私有化的經濟和以私有化為主的混合經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

　　基于國有經濟負有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基礎的社會責任，國家要保障在公益服務、基礎設施、重要產業的有效投資，并不排除為解決就業問題在勞動密集領域進行多種形式的投資和運營。在保障壟斷性領域國有企業健康發展的同時，還要保障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發展，發揮他們在穩定和增加就業、保障社會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務上的作用，增強國家再分配和轉移支付的經濟實力。中央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經濟一向堅持“有進有退”，發揮其競爭力的政策，而絕不是 “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政策。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國有經濟的數量底線，不能以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的“國際經驗”為依據。確定國有經濟的比重，理應包括保障、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的內容，所以國家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范圍，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總之，國有企業的利益與大眾利益、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國有企業急國家所急，想國家所想，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災的一線，在航空航天的一線，在自主創新的一線，在走出去為國家獲取資源、拓展市場的一線，在一切高風險、低回報的一線，在其他性質的企業瞻前顧后的一線，都能看到國有企業的身影，沒有國有企業，國家利益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當然國有企業內部管理也有問題，比如一些國企的領導自定薪酬，幾十、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而普通職工月薪只有幾百、幾千元。這就需要我們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解決國企當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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