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2011年5月15日，美國紐約市警察局以“刑事性行為、強奸未遂和非法監禁”的罪名正式拘留并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消息傳開，輿論嘩然，俄羅斯總理普京暗示卡恩陷入了一個圈套。俄羅斯學者葉連娜·普斯托沃伊托娃進而指出，卡恩不過是繼薩達姆和卡扎菲之后又一個因為對美元不利而被“請君入甕”的政治犧牲品。正是因為卡恩2007年入主IMF以來，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矛頭直指美國，力爭讓世界貨幣從美元向SDRS(特別提款權)轉變，美國才以性丑聞轟他下臺。俄羅斯人的“陰謀論”贏得了眾多分析家的認同。他們認為，卡恩在歐債危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中招落馬必將給本就困難重重的經濟救援增添更多變數。
卡恩倒下了，SDRS的改革能否延續成了懸念。沒有任何懸念的則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仍在蔓延、發展、肆虐……
一、金融海嘯：全球經濟疊遭重創
在普通民眾看來，這場金融海嘯來得有點突兀和蹊蹺。然而，熟諳內幕的人卻都認為其實是禍起蕭墻。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是美國抵押界的大玩家、第二大房貸承銷商——新世紀金融公司。2007年3月12日，新世紀金融公司突然以半價跳空低開，并停止接受新的房貸申請，被紐約證交所勒令停牌。之后5個月，30余家同類型企業接踵破產，北石銀行資金鏈斷裂，“兩房”(房地美、房利美，美國最大住房貸款機構，占全美住房貸款總額12萬億美元的44%)市值下跌90%，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一時間，雷曼垮了，美林垮了，AIG垮了，就連久負盛名的高盛、大摩，也被改變為商業銀行投資公司。一時間，冰島政府瀕臨破產，作為歐元區核心國之一的希臘也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
金融海嘯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沖擊。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疊經次級債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全都增速放慢，失業加劇，收入下降，分配差距拉大，中低端Ninja(No income,no job and assets，無收入、無工作和資產)人口直線上升。
“地球村”的人們惶惶然、憤憤然。義憤填膺之余，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經濟增長一次次被出其不意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乃至大蕭條、大失業、大停滯等打斷?為什么林林總總的商業周期理論以及建立在信息充分假定基礎之上的理性預期學派也無法正確預測危機的到來?從1929-1933年的大蕭條，到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滯漲;從上世紀90年代的墨西哥和巴西債務危機，到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次級債危機、歐洲債務危機……我們不能不問：一直作為世界經濟領頭羊和火車頭的歐美經濟究竟發生了什么?總以發達自詡的資本主義經濟究竟怎么了?為什么世界各地都會有人站出來反對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不僅成千上萬美國人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高呼“在社會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貪婪與腐敗”，同時“占領”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全美50多個大城市、900多個中小城鎮;而且更多英國人、日本人、德國人、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智利人、巴西人、阿根廷人也都“揭竿而起”，競相“占領”倫敦、東京、柏林、悉尼、多倫多、溫哥華、里斯本、馬德里、圣地亞哥、里約熱內盧和布宜諾斯艾里斯。以致那位以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亦在他的新作《歷史的未來——自由民主主義能夠在中產階級衰落時幸存下來嗎》中坦陳：“當今世界正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在工人階級之下，出現了一個新的貧窮或弱勢群體——他們包括少數種族、少數民族、新移民和被社會排斥的群體，如婦女、同性戀者和殘疾人”，“美國的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里迅速擴大”，“美國人如今可以買到便宜的手機和衣服，但他們越來越承擔不起買房、醫療保險或養老保險的費用”，“福利國家變得龐大、官僚和僵化”。
二、新自由主義：金融危機的思想根源
中谷巖，當代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曾經虔誠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狂熱鼓吹“美國式市場萬能論”，在細川內閣、小淵內閣和小泉內閣時期積極推進“日本的美國化”，是將“結構改革(新自由主義)引進日本社會的首要人物”。但他在最近的新著《資本主義為什么自我毀滅?》一書中卻大聲疾呼：“市場經濟、民主主義是‘近視眼’，最大化地實現了現代人的欲望，但對于過去的傳統、對于子孫的利益，現代人往往忽略。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
在一定意義上說，中谷巖的這一“警告”，已經觸及了金融危機的原因。
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世界經濟周期性發展的表現，是經濟增長周期性波動的結果，即全球性產能過剩、世界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失衡使然。其實，從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次根源來看，危機的發生和持續發酵及其對全球經濟的沖擊，本質上是推行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結果。西方新自由主義以奧地利學派為代表，其核心思想就是倡導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曾經風靡一時的華盛頓共識，就是以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說為其理論依據，為新興經濟體和轉型國家提出解決發展問題的“良藥”。這些“良藥”既已導致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轉型中的“大休克”和“大陣痛”，又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更是造成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和蔓延的根本原因。
首先，金融危機與長期以來倡導的不加約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過度消費、過度投機，最終導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實體經濟遭殃。這正如美共主席薩姆·韋伯所說：“許多人覺察到了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然而他們中許多人并不知道金融自由化是把美國金融體系和經濟帶入萬丈深淵邊緣的深層原因。”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認為私有化必然能夠帶來自由民主和經濟效率，他們普遍認為：“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但是，純粹私有化與市場化結合，必然會導致“經濟人”過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及他人利益，甚至出現損人利己的“不經濟”現象。私有化不僅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兩極化，而且也導致生產和交易的盲目主義和無序競爭。
固然，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面對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過度負債，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儲蓄、過度投資，使得貌似“貿易平衡”，實為“恐怖平衡”。所以，危機愈是繼續，愈是有危無機，我們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創新”背后的貪婪和無節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團暗中操縱金融機構的骯臟和殘忍，感受到純粹強調經濟私有化擴大兩極分化的荒謬和偽善，感受到全球化擴散機制使得危機蔓延更快、破壞性更強的陰鷙和險惡，同時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產業分工和價值鏈分工所造成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結構性的嚴重失衡和落差懸殊的分配不公。
事實證明，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是行不通的。要想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就得與長期主導全球化的價值觀體系、特別是鼓吹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思潮劃清界限。沒有思想體系上的重構、制度建設上的重建，就不能徹底根除滋生危機的思想根源，也就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危機的發生。對此，難道我們還不能有所醒悟嗎?
三、歷史抉擇：走中國道路
2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這樣說道，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新自由主義的泛濫，金融危機的蔓延同樣告訴我們，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搞新自由主義也是死路一條。
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歷史抉擇。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經濟基礎薄弱，我國實施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現代化趕超戰略”，在所有制結構上強調“一大二公”，在經濟運行機制上實行指令性計劃。不可否認，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客觀上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緩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逐步探索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所有制結構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兩個積極性，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30多年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風雨兼程、30多年的創新發展，中國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中國人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實踐表明，新自由主義是引致全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主要成因。與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歐美等國相區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在所有制結構層面強調公有制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協同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層面強調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的有效結合，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秘訣，也是中國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能夠快速有力回應的體制保障。正是不迷信于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在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走自己的路，中國才能依靠市場化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依靠政府適時適度調控來克服市場自發作用的內在弊端，并在效率和公平之間不斷探求最優組合方式。實踐也表明，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能夠做到回應及時、舉措有力、方案周密，顯然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特征血脈相連、密不可分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正在彰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13億人民的偉大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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