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網：“冷戰”催生的傳奇
哪里是最完美的創業棲息地?不是硅谷，不是中關村，更不是班加羅爾，惟一的答案其實是互聯網。這里賦予每個心懷夢想的人以改變世界的神奇魔力。20世紀90年代的泡沫沒有宣判互聯網的死刑，卻讓它帶著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迎來新生。每個人都試圖預測互聯網接下來的熱點，但其實，答案可能就隱藏在歷史的塵埃中
■環球財經記者 劉洋
在電視時代即將到來之際，《紐約時報》曾這樣描述這個新生事物所可能面臨的未知考驗，“電視的問題是，人們必須坐在那里，兩眼緊盯屏幕，但普通的美國家庭沒有時間干這個。”如果把這段話用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國防部推出網絡時，也許可以這樣說：網絡的問題是，人們必須確保主機的絕對安全和線路的絕對順暢，但人類沒能力做到這一點。
時光荏苒，電視如今已經成為尋常家庭必不可少的消閑工具，互聯網則引領了過去幾十年中規模最大的社會變革。網頁成為出版物，網站成為版權商，網絡本身則成為溝通全球的媒介和新經濟的生態系統。從門戶網站到搜索引擎，從在線游戲到社交網絡，從物聯網到云計算，這個創意無限的虛擬世界的發展速度足以令歷史上每個新興事物相形見絀。
技術專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甚至是各國政要，都曾經并且迄今為止還一直在為互聯網的本質、特色、前途與價值爭論不休。但在對待互聯網的問題上，這些所謂的社會精英和每一個普羅大眾其實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并對此茫然而不自知：互聯網是怎么來的?
這一切并不稀奇。我們生活在一個太過美好而又迅速變遷的時代：昨日滄海轉瞬即成今日桑田，而今日桑田可能會搖身一變成為明日荒漠。我們不斷思考今天，也不斷展望明天，卻很少靜下心來嘗試回顧昨天。
對許多人而言，每一個偉大創新的誕生似乎都如同諾曼底登陸日般清晰可查。似乎只要我們將日歷翻到那一頁，曾經有過的一切輝煌和輝煌背后所有故事的每個細節就會躍然紙上。但實際情況顯然并非如此：更多時候，歷史總是悄無聲息地前進，等到你覺察到它的腳步并恍然大悟時，它卻已經開始孕育另外一個更加偉大的傳奇，互聯網的誕生就是如此。
每當提起1969年，人們總是天然地將其與阿波羅計劃的成功實現相連。但阿波羅計劃的轟動效應卻使人們忽視了另一件同期發生的偉大事件。1969年底，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資助的阿帕網(ARPANET)開始運行。在那樣一個遙遠的時代，這個略顯粗糙的網絡奠定了現代互聯網的基本結構。而隨后的歷史則證明，這遠比登月成功更具意義也更有價值。
轉折點：突兀而至的戰爭恐慌
1951年，蘇聯成功爆破了其第一顆原子彈，這使冷戰進入了一個新紀元。美軍希望利用他們在電腦上的技術優勢，找到一個可以防范蘇聯轟炸的有效途徑。歷史證明，這是一個近乎永遠無法解決的技術難題：直到今天，導彈防御系統仍是美國軍隊重點攻關的技術難題。
美國空軍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林肯實驗室，課題被定名為“遠距離預警系統”，其主要任務有3個：采集各雷達站搜集的信號，通過計算判斷是否有敵機入侵以及將防御武器對準來犯敵機。這個由軍方控制的中央控制式網絡系統，由此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人機實時交互網絡系統。在上世紀50年代，類似的中央控制式網絡系統為美國搜集情報和協調部署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辛苦建立的蜜月并未維持多久。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1號。這令美國頗為尷尬，一向自視甚高的他們無法接受對手突然取得的偉大成就。更令他們尷尬的是，美國龐大的情報系統居然對此毫不知情。
這震撼了整個西方世界，華爾街甚至因此出現了一次小規模股災。當年發表的《國家情報分析報告》認為，蘇聯將在4年內布置超過1000枚洲際導彈。所有安全部門的權威在人們的質疑聲中迅速跌至谷底，各方面的壓力迫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做出了“趕上蘇聯”的決定。
于是，在蘇聯成功發射衛星10天后，艾森豪威爾與他的科學顧問們坐在了一起。這是艾森豪威爾的獨特傳統：盡管戰功卓著并曾指揮過偉大的諾曼底登陸，但艾森豪威爾對軍隊并沒有充分的信心。他更喜歡傾聽科學顧問們的建議，并努力將這些建議作為政策固定下來。
也正因此，艾森豪威爾挑選了一個與軍方毫無瓜葛的國防部長——寶潔公司總裁尼爾·麥克羅伊(Neil McElroy)。麥克羅伊本無意為官，為此他與總統簽下了君子協定：最多任職兩年，然后回歸寶潔。事實上，恰是這兩年為互聯網的最終誕生奠定了基礎。
在寶潔工作期間，麥克羅伊發現寶潔的研發部門對其研究人員的研究興趣從不干涉，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研究他們感興趣的東西。而這種不干涉政策卻大大提高了整體研究效率和創新水平，從而使寶潔公司在產品研發方面相對于其他公司一直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這與美軍的研發體系剛好相反。當時軍方的各軍種各自為政，許多項目在不同軍種間重復立項，有價值的跨軍種項目卻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持。于是，麥克羅伊要求國會授權建立一個國防部直接領導的研發組織，專司開發前瞻性的科研項目。1958年1月7日，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成立。新網絡構想的名字則直接取自規劃署的英文縮寫，即阿帕網。
麥克羅伊把寶潔的研發基因移植到了規劃署，科研人員可以隨意研發他們感興趣的項目，而不必考慮其軍事價值。這使規劃署超出了單純軍事機構的范疇，而變身成為一個財政支持的創新基金，很多偉大發明因此橫空出世：網絡、電腦圖形、平行過程、模擬飛行盡皆如此。寬松的氛圍也吸引到了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約瑟夫·立克里德(Joseph Licklider)。
催化劑：心理學家的網絡預言
同其他工程師出身的計算機精英不同，立克里德與計算機的結緣完全是一次巧合。當時，時任MIT心理聲學教授的立克里德在拜訪林肯實驗室時巧遇實驗室的電腦工程師克拉克，后者為他演示了當時著名的計算機TX-2，就是這臺神奇的機器使立克里德迷上了電腦。離開林肯實驗室之后，立克里德決定把自己的研究項目從“人際關系”改成“人機關系”。
立克里德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定位了計算機的發展方向。他認為計算機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將人從各個層面的重復性工作中徹底解放出來而專司決策，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消除“巴別塔現象”。所謂巴別塔現象，是指每個型號的計算機都有一套獨特的控制語言和文件組織方式，而這些結構性差異使任何兩臺不同型號的機器都無法展開合作。
在發表于1960年的文章《人機共生關系》中，立克里德寫道：人與其“合作伙伴計算機”將攜手共創合作型決策方式，人機聯手遠比各自單干優越得多。因此，“雖然只有極少數場合才需要大量計算機在一個網絡里相互配合，但開發集成網絡操作功能依然十分重要”。
1962年10月，立克里德獲聘主持規劃署信息處理技術處(IPTO)。結果，他僅用了半年時間就把全美最好的電腦專家團結到規劃署周圍，這些人為自己所在的這個組織起了一個很科幻的名字——“星際網絡”。通過這個社團網絡，智慧的火花得以相互碰撞和批判，先進的思想得以傳播和實踐。后來，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了研制阿帕網的中堅力量。
也是在規劃署期間，立克里德敏銳地觀察到了分時系統的巨大作用。他撥款幫助MIT為一臺IBM大型機增設了一批帶有鍵盤的顯示器終端，從而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分時系統。
這些散落各處的終端迅速引爆了MIT的校園，全校學生競相研究操作系統并通宵達旦地編寫軟件。他們認為科幻游戲或許更能發揮電腦的優勢，于是他們編寫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游戲程序“空間大戰”(Space War)——這也是聯網用戶分時運行同一程序的第一個實例。
分時系統的蹣跚起步使林肯實驗室熟悉了人機交互和聯網技術，這為即將進行的網絡實驗奠定了重要基礎。到上世紀60年代末，世界上僅有約3萬臺大型機，卻有包括蓋茨與喬布斯在內的數百萬人因分時系統的存在而受益，分時系統和聯網終端將價值不菲的大型機的潛能發揮到了極致。此時的世界依然平靜如初，但偉大的變革卻已經逐漸孕育成熟。
加速器：震驚世界的導彈危機
就在立克里德在人機交互的世界中怡然自得的時候，美國的外部局勢又生巨變。1962年10月14日，美國偵察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筑6個中程導彈基地，而這些基地中的導彈可以擊中西半球的大多數城市，從而構成了“對所有美洲國家和平與安全的明顯威脅”。
古巴導彈危機加劇了人們對軍方網絡的擔憂。美國軍方在當年提交給總統肯尼迪的一份建議書中提及，中央控制式網絡系統存在先天不足，蘇聯導彈只要摧毀該網絡的中心，就可以令整個網絡癱瘓。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通信聯絡的網絡化程度越高，受破壞的可能性就越大。肯尼迪隨即命令規劃署著手對軍方的網絡結構進行改進以消除隱患。
立克里德沒能完成這一任務。在掌管IPTO兩年之后，他將位置傳給了“虛擬現實之父”伊萬·蘇澤蘭(Ivan Sutherland)。次年，蘇澤蘭又任命來自國家宇航局(NASA)的鮑伯·泰勒(Bob Taylar)擔任副手，并很快把全部技術工作交給了這位當年只有33歲的年輕人。
泰勒在五角大樓3樓的辦公室中有3臺電腦終端機，這些終端機連接著不同的主機，使用著不同的操作系統、不同的文件格式和不同的上網步驟。這反映了某種殘酷卻有趣的現實：部門利益和商業格局的存在，常常將本應十分簡單的東西弄得無限復雜。
當時，美國陸軍使用DEC電腦，空軍使用IBM電腦，海軍采購的則是霍尼韋爾的產品，跨軍種部署甚至在國防部長的辦公桌上就遭到了挑戰。泰勒的任務就是用技術應對挑戰，讓那些昂貴的機器物有所值。泰勒并不缺錢，他需要的是一個既懂計算機又懂遠程通訊的人才。
解答一道復雜應用題的關鍵，通常都是如何確定最重要的變量X。而對于構建新型網絡而言，這個X就是當時年僅28歲的林肯實驗室高級研究員拉里·羅伯茨(Larry Roberts)。
但此時的羅伯茨卻對所謂的技術官僚全無興趣，他更多考慮的還是如何提升聯網性能。但泰勒并不死心，他向規劃署署長求助，“你不是掌握著林肯實驗室的經費嗎?難道你沒有辦法讓拉里為我們工作?”此舉迅速奏效：1966年12月，羅伯茨來到規劃署報道。
羅伯茨果然不負眾望，阿帕網的架構迅速趨于成熟。1968年6月，羅伯茨向規劃署提交了報告《資源共享的電腦網絡》，提出首先在美國西海岸選擇4個節點進行試驗。這4個節點分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斯坦福研究院、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和猶他大學，參加聯網試驗的主機則包括Sigma-7、IBM360、PDP-10和XDS-940等當時的主流機型。
問題此時似乎又回到了原點：怎樣才能把不同型號的電腦連在一起呢?泰勒和羅伯茨為此特意召開了一次研討會以尋求解決方案，但持續一整天的爭吵并未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創意。會議行將結束時，每個人都準備好了無功而返，但1張紙條卻令整個事件峰回路轉。這張紙條來自前文提及的克拉克，上面的話令羅伯茨啞口無言，“你把事情完全搞反了”。
克拉克告訴泰勒和羅伯茨，并不需要將所有電腦都接入網絡，只需在所有提供資源的大型主機與網絡之間安裝一臺中介電腦，計算機系統間的不兼容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中介電腦的任務有兩個：接受遠程網絡傳來的信息并轉換為本地主機使用的格式，負責線路調度工作。
克拉克的建議讓羅伯茨十分興奮。他立即擬定了一份備忘錄，將中介電腦命名為“界面信息處理機”(IMP)，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路由器(Router)的前身。到此為止，真正的挑戰只剩下一個：如何傳輸數據?
終結者：異想天開的分組交換
早期通訊中廣泛應用的是電話交換系統。100多年間，電話交換機雖幾經變革，其本質卻從未改變：它需要一個集中式控制中心負責在不同終端間建立專用線路以保證連通。在很多以上世紀早期為背景的電視劇中，我們都可以從電話局的操作方式中了解其運作流程。
這種方式顯然不適合突發性強、待用時間長的計算機網絡。因為在該系統中，任何中繼線路或交換機的損壞都有可能導致通訊中斷，從而必須重建通訊線路并重發全部信息。這是搭建虛擬世界的最后一塊拼圖：找到答案就大功告成，否則就要繼續遙遙無期的等待。
在1968年10月的美國計算機學會年會上，一篇論文吸引了羅伯茨的目光。論文中講述的英國科學家戴維斯提出的“分組交換技術”，戴維斯認為這將有助于提升人機交互的效率。羅伯茨徹底興奮了，但他不知道類似的理論在當時的美國已被提出且更加完善。
受一位精神病學家的啟發，巴蘭從大腦神經網組織的工作模式中得到靈感，首先提出了分布式網絡的概念。這種布局結構沒有中心，參與聯網的主機既提供資源，又承擔通訊調度任務。這就像人腦細胞那樣，所有神經元都有用武之地卻沒有任何一個是大腦“中心”。
巴蘭設想將信息切分為標有傳輸起始和終止位置的標準化單元。每個單元都自動選擇最快傳輸路徑，任何單元的傳輸受阻都不影響其他單元的傳輸。對于受阻單元，只需系統重新發送一次即可。所有單元到達目的地后，就會被重新編排成原來的形狀。巴蘭堅信，數據連通一定比電路連通更有效也更安全，而這有助于美國軍方網絡在遭遇核打擊時實現自存活。
分組交換思想在其誕生之初并未被主流社會接受，很多權威認為這無異于癡人說夢。這反映了人們對未知的網絡世界的迷惘，但更多的卻是對很多常識的忽略：修水渠當然是灌溉的合理途徑，但用水桶提水也未嘗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很多時候，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加有效。
而且，早在虛擬世界開始關注這一新興事物之前，類似的技術就早已在現實世界里遍地開花。
福特對汽車生產線的改造可以被視為分組協議的工業范本。它通過對汽車零部件的標準化、集中生產和流水線組裝，大幅提升了汽車的生產簡便性和質量可靠性。這為美國汽車工業在上市初期就戰勝以手工作坊形式存活的歐洲汽車工業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礎。
期貨交易則可以被視為分組交換的金融范本。它將原來需要買賣雙方當面交易的產品依據數量和質量進行標準化，并設立了中介組織(期貨交易所)統一安排交易。這樣，對貨物有不同數量和質量需求的買賣雙方就不必當面交易，從而使大規模交易成為可能。
曾經遙不可及的設想這時已經簡化為工程施工，阿帕網的前景終于明朗起來。
1969年8月30日，第一臺IMP飛抵洛杉磯并在3天后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測試用主機Sigma-7成功交換了數據。10月1日，第二臺試驗用IMP被空運至斯坦福研究院，并在經歷了大半個月的調試之后也與另一臺大型主機SDS940實現了相互通訊。
這一年的10月29日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當天晚上10點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查理·克萊恩與斯坦福研究院實現了對接。在克萊恩敲下第一個字符2個月后，具有4個節點的阿帕網搭建完畢并投入使用，一個嶄新時代的輪廓開始慢慢浮現并不斷清晰起來。
互聯網就從這時開始，從這個位于硅谷中的狹小網絡開始，邁上改變世界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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