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國家，德國是馬克思的故鄉，因此也是社會主義的發源地，社會一詞，在德國有著非凡重要的意義，比如德國人將他們的市場經濟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將他們的法治國稱為“社會法治國”，將他們的民主黨稱為“社會民主黨”，可見在德國，社會不僅是一個中性的名詞，還是一個褒義的形容詞。社會一詞應該包含著，和諧、合作等意思，很難直接與漢語中的某個詞匯進行對應，這因為這種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問題，中國雖然號稱社會主義，其實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膚淺的。
現在的德國屬于民富國強的國家，諾貝爾獲獎得者將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國家的德裔)。我們都熟知的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是美國人，但他是德國血統，在德國完成了大學學業，畢業之后才去美國。還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這些都是改變世界的人。
德國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車、化工、機械、環保都是世界第一。現在很多人出國上大學首選美國，以為教育國際化排名前列的是美國、加拿大、澳洲，后來現英國總領事會公布一個數據：德國大學國際化水平2010年躍居世界第一。當然，這也是有證據的，德國大學的留學生占大學學生總數的10%-15%，一般不會低于10%。因為德國政府每年給大學提供補貼，外國學生越多，補貼越多。這只是補貼而已，財政投入辦學的基本經費仍是必不可少的。
現代公法學中，社會國原則、給付行政、生存照顧，這些與福利保障密切相關的基本概念都是德國學者的智慧凝結。德國法學界通過深刻的研究和謹慎的國家立法保證了公民福利保障權的落實。
德國憲法有四大支柱，“社會國、民主、法治和聯邦”為“國家目標條款”，并通過第79條第3款的“禁止修改與廢棄”將國家目標條款與公民基本權利規范徹底鎖定，這意味著任何時候修憲都不能觸及上述目標，從而保證“社會國、民主、法治和聯邦”成為國家得以存續與發展的建構性要素。
民主、法治與聯邦都好理解，我們來看看德國人特別強調的“社會國原則”究竟奧秘何在?
社會國原則而言，則首先要求立法為實現社會國而努力，包括社會形成、社會安全、社會正義與社會平衡，立法不僅要貫徹落實社會國目標，還必須延伸到所有的法律領域，
社會國原則作為憲法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所有的行政活動中。法律不明確的地方，要依據社會國原則進行裁量，而司法界的相關實踐與解釋活動則直接推動了社會國原則的逐漸明晰。
德國的社會國原則，其實是與美國的自由國原則相反的，自由權理論要求國家承認一個公民私域，在這個私域，個人擁有不受侵犯的完全自由。這種自由觀的歷史背景是歐洲資產階級興起并對抗封建專制的社會革命運動，再往上可追溯到對教權的抗爭，所以捍衛生命權、身體健康權、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私有財產權等等的立場非常堅定。然而這種自由觀具有防御性的特征，在其抵御國家侵犯私人領域行為的同時忽略了“實質自由”。
現實社會中，形式自由的兌現是依賴于各種要素的組合的，比如，財產狀況、受教育程度、能力與機遇等等。而傳統自由觀并不在意這些保障自由的條件，只排斥和禁止國家的任何干預，這樣就限制了國家對個人有益的或善意的行動。因而國家沒有義務為公民實現自由創設物質條件與社會條件;反過來公民也僅有權要求國家免予干預而無權要求國家采取積極行動來促進自由權的真正落實。
德國學者們仔細研究分析了傳統自由，認識到其功能僅局限于消極對抗國家強制，因而將這種自由稱為公民居于消極地位的消極自由。
現代社會與17～19世紀的情況完全不同，小商品經濟幾乎蕩然無存，專制力量早已被徹底摧毀了，工業化時代面臨的社會風險完全不同于過去，所以對自由觀進行修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德國人雖然保守，但這一點上卻走的很遠，核心就在其社會國概念。
社會國將實現自由所需的先決條件也納入了保護領域，強調這些物質條件與社會條件同樣要受保障，并賦予了國家積極作為的義務。這種公民基本權因為導入了社會國原則，所以國家必須保障公民實現自由的前提要件，這樣法律上的形式自由也就上升為了實質自由。
社會國介入可能與自由權沖突的矛盾如何來解決?德國人主張傳統自由權兼有主觀權利與客觀價值的雙重屬性。主觀權利要求國家尊重個人自由并在自感被干預侵犯時通過法律請求停止侵犯。自由權的客觀價值則要求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都應將其作為應予尊重的客觀價值。這兩種屬性綜合作用下，理論上因國家干預而侵犯自由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從而法理上將社會國原則與自由權巧妙結合在一起。
在這樣的法理下，既避免了自由權流于形式，又限制了公權體系。
社會國原則賦予國家積極作為的義務，支持政府在社會群體中進行資源再分配和社會平衡，那么行政給付就自然成立了。最初德國理論中國家給付是作為自由權防御功能的補充而出現的，隨著社會國與基本權理論的發展，后來這種要求逐漸升華為獨立于傳統自由權的另一類公民基本權，德國學界稱其為公民的“社會基本權”，與英國人的“社會權利”的內涵很接近。社會基本權具有積極屬性，不同于居于消極地位的自由權，由此德國公民的基本權就同時包含了自由權和社會權兩個方面。
積極自由權又衍生出請求權，即當公民面臨國家侵犯時可要求國家停止侵害;社會基本權賦予公民享受社會資源的權利，提供改善個人境況、調整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的社會條件。
從自由權到社會基本權，從消極防御到積極給付，德國人完成了社會福利保障的基礎理論建設。社會基本權其實就是積極自由權，現代公民不僅消極自由權，更需要積極自由權，只有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才能實現現代公民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而在中國，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主張的自由其實屬于消極自由，而對于積極自由則是他們反對的。
在美國也分為左右派，在美國的左派稱為自由派，右派稱為保守派，美國的左派是承認積極自由權的，而美國的保守派則反對積極自由權。因為中國的自由派和美國的自由派是完全相反的，中國的自由派屬于右派，而美國的自由派是左派。
德國又奉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德國進行福利保障的基礎，通過制度保障，德國每個公民都有權利保障他們生活中所面臨最大的威脅，也就是生病、失業、養老。通過這種方式，公民能夠向政府要求幫助。
在市場經濟中，國家是中立的力量，由于市場經濟對個人存在著一些威脅和挑戰，而國家的任務，就是幫助個人應付這種困難和挑戰。在德國，福利國家原則是被納入憲法的，這也是德國在上個世紀50年的時間當中得到快速、穩定的發展的原因所在。
因此，德國將社會國原則，民主原則和社會福利原則直接納入到憲法中，是一個經驗，是值得中國借鑒并推廣的。
德國民富國強的奧秘
除了社會國原則之外，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德國成功的具體保障。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重點在于確保市場的自由競爭以及市場的有序發展，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框架之內發展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功奠定了德國今天的成就。
“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也已經作為基本國策寫入憲法中。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來自“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他也是“為了全體國民的富裕，不能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這句話的原創者。
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是指將市場競爭和社會利益均衡相結合，協調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以貫徹國民福利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因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執行福利制是政府的任務，所以政府有權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調控。概括來說，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主要有三點：市場經濟，國民福利制和宏觀調控。
二戰后在德國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最早將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其執政綱領，后來的社會民主黨也拋棄陳舊的計劃經濟主張而皈依社會市場經濟。
講社會市場經濟，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紀李斯特的重商主義，直到后來的歷史學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強調國家的作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和上述兩者雖然有重大區別，但是都沒有否定國家的作用。
與美國相比，德國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全世界在19世紀處于古典主義的黃金時期，但進入了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卻出現了問題，發現市場失靈了，之后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大家認為政府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德國并沒有順著這一規律發展，而是擰著來。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自由放任主義時，德國卻強調發揮國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張國家提高關稅保護幼稚工業。為什么?因為德國是一個后發國家，它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來發展。20世紀二十年代后，大家覺得市場之手失靈，需要政府來發揮作用時，德國弗萊堡的經濟學家卻提出了不同東西。他們也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不合理的，但也不認為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是合適的，更不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他們認為問題癥結是市場缺乏秩序，市場的失靈是缺乏秩序造成的。這套理論學說就是弗萊堡學派。
弗萊堡學派的理論實質：第一，強調充分市場機制;第二，國家來維護秩序。因此，戰后德國的主流經濟思想跟其他西方國家不一樣。除德國之外，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主要國家得到廣泛認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德國的確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國家。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因為萊茵河一般被看做是德國的象征。
社會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國家進行適當調節，并以社會安全為保障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場經濟+總體調節+社會保障”。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政策應該實現的國民經濟總目標：貨幣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和適度經濟增長。這四大目標由于其實現的難度因而被某些經濟學家稱為“魔鬼四角”。
萊茵資本主義模式包括二戰后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等萊茵河谷兩岸的國家。廣義的萊茵資本主義模式還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今日歐元區的大陸歐洲所有國家。聯邦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創建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萊茵資本主義的基礎。
社會市場經濟，第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市場機制。市場應當享有最大的自由，首先是在物價和工資方面。競爭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只有自由的市場定價、自由的市場競爭才能活躍市場，防止經濟僵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物價下降，雇員的實際收入增加，使消費者受益。另一方面，也會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競爭能力，從而使生產者受益。總之，競爭是經濟發展的保證，是通往繁榮的必由之路。只有競爭，才能保證經濟順利運行。凡是沒有競爭的地方，也就沒有進步。
因為壟斷是自由競爭的對立物，為了鼓勵國內市場競爭，艾哈德努力反對壟斷。他認為，壟斷組織通常有三種形式：一是獨立的公司聯合起來，消除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二是大公司通過控股公司掌握廣大的中小企業;三是獨家經營的大公司在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針對上述三種方式的壟斷，艾哈德提出以下反對壟斷組織的辦法：一是政府應盡可能保持各企業之間的競爭，防止壟斷的產生;二是在壟斷已經出現，市場競爭已經不完全的時候，防止壟斷勢力濫用權力;三是建立專門的政府機構對于市場進行監督。如建立負責反對壟斷的卡特爾局。國家全面有效的總體調節是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
德國雖然信奉市場機制，但是原則上，只要國家能夠比市場提供更好服務的地方，都應該讓國家積極活動。國家還提供公共產品和勞務，建立和發展教育培訓事業。
國家應當關注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和維護，包括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通訊事業，以及各種各樣的能源生產，這是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轉的基本條件。
通過國家中央銀行，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信貸政策建立金融秩序，維護國家的貨幣穩定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還負擔維護秩序的責任，負責確定市場參加者遵守的法律和社會總體條件，并且負責監督這些規則的遵守。德國把國家在這方面的任務比做足球賽中的裁判員的角色，“一場好的足球賽的主要標志之一是：足球賽是根據一定的規則進行的，而這些規則是事先制定的。我推行的市場經濟政策所要追求的——仍以足球賽為例——無外乎制定比賽規則、維護比賽秩序”。
除此之外，國家還要通過貨幣信貸政策、財政政策、外貿政策、勞動市場政策維持經濟繁榮，阻止或者延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波動，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貨幣穩定和對外經濟平衡，這也叫做反經濟周期的景氣政策，德國反對把一切都交給市場。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建立社會國家， 英國學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條道路》一書中，強調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具有共同的歷史起源、目標與結構的同時，具體們劃分為四種類型。
英國的制度，強調社會與醫療保健服務，但是規定了與收入掛鉤的福利金。
斯堪的納維亞或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高額征稅，十分出色的國家興辦的服務事業，包括醫療保健方面的服務。
中歐制度，沒有十分龐大的社會服務福利，但是具有數量可觀的福利金，主要通過就業關系在收取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籌集資金。
南歐制度，與中歐制度比較類似，但是不那么廣泛，國家提供救濟水平較低。
自從1945年以后，直到80年代，影響世界發展的有三件大事：一是冷戰，二是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三是歐洲的福利國家建設。歐洲的福利國家發展起混合經濟，這使他們能夠不斷擴大公民權，第一次有效地實現了社會基本權(積極自由權)。德國人也認為，他們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對于資本主義文明的重大貢獻。甚至說，英國人的貢獻是自由，法國人的貢獻是民主，德國人的貢獻是社會市場經濟。應該說這個評價并不過分。在70年代后期，德國的社會福利開支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30%，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萊茵模式國家相對比較平等，收入差別明顯比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要小。中產階級在美國占50%，在德國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德國模式拋棄了傳統的放任，而是馴化了資本主義，給野蠻的資本主義“戴上籠頭”，通過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建設抑制了市場經濟的消極后果，抑制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再講講德國黨派，德國有兩大黨，一個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黨，原稱叫社會民主工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馬克思、恩格斯曾經領導過的黨，19世紀大搞罷工、政治運動。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勢力相當強大，因為在企業里有它的工會組織，在州、聯邦一級都有它的機構，也就是說組織很嚴密，力量很強大。聯盟黨是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合稱。盡管社民黨基層組織嚴密，黨綱中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計劃經濟。但德國人最后選擇市場經濟。為什么會選擇市場經濟?這是因為德國有一個體制發揮了作用，即德國的社會保險。
現在我們講三險一金、四險一金就是德國發明的。現在的保險制度是德國創造的，雖然最早的《濟貧法》是16世紀英國頒布的，但只是有困難的人才適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讓全體人適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德國人發明的。
1871年德國統一后，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傷、老年和殘廢保險制度構成了現代保險的基石。這個保險傳統甚至在希特勒時期也沒有完全中斷。到1949年面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鍵選擇時，德國人不想折騰，因為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意味著一種新的嘗試，意味著就要去冒險，這時候德國的保險主義就冒出來了。多數人不要冒險，只希望按原來的套路走。所以最終選擇了一個新成立的政黨——聯盟黨，因為聯盟黨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德國吃的很便宜，德國最便宜的是幾樣東西，第一是面包，很長的一袋面包在市場上賣1毛8(相當于中國一塊多錢的人民幣)，夠你吃很多天，稍微貴一點是3毛5左右，更貴的也有，德國各種檔次的都有，想要口感好可以買貴一點的。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歐洲人必喝的東西，一升1毛8，也有2毛5的，3毛多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大約是幾毛錢一瓶。吃的非常便宜，為什么會這么便宜?德國政府大量的財政支出是用于補貼，德國政府最大的三項支出是：一個是對農業的補貼，二是對住房、租賃業、住房建筑業的補貼，三是對交通業的補貼，這三大塊的補貼占據了德國財政支出的35%，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其它補助，比如社會保險等加起來就將近50%，另外20%用于國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務員開支。
走中間路線，真正不折騰
1945年聯邦德國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聯盟黨和自民黨執政，聯盟黨有一個關鍵人物是是弗萊堡學派的信徒，把弗萊堡學派思想轉化成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以自由的市場競爭為主軸，以秩序為保證。德國經濟從1951年開始騰飛，到1966年才減緩，這15年時間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從當初的百廢待興到1966年人均GDP超過一萬馬克大關，德國15年實現的，有的國家用30年都沒有做到。到了1966年之后經濟驟然下滑，出現了暫時性的經濟危機。這個時候就看出德國人民非常厲害了，他們要開始糾偏，因為總是一個黨執政不太好，換一個其他黨執政看看，這時候給了社會民主黨一個機會，原來是基民盟，右派政黨沿著右邊往前走，人們覺得往這條路走下去，慢慢的會偏得更遠，因此要扳過來，于是換了另外一個黨，這個黨在左邊，扳了一點回來，這意味著德國大部分時間在中間道路上行走。
德國基民盟奉行的經濟政策經濟路線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前蘇聯的計劃經濟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自稱中間路線。左翼黨上臺之后也要找一個中間平衡點，平衡點一方面是原來聯盟黨說的中間點到前蘇聯計劃經濟之間往左又移了一小步。
1966年社民黨上臺之后出現了一個偉大人物，這個人叫卡爾席勒，這個人把凱恩斯主義引進到德國，但只是當成手里的一個工具來用。席勒引進凱恩斯主義的初衷是為了糾正弗萊堡學派的偏差。1966年德國經濟衰退，通過凱恩斯主義的總體調節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經濟快速回升，走出經濟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為政治原因辭職了。
聯邦德國之所以民富國強，是因為有清醒的人指引著國家，同時國民也非常理智。
德國的分配制度-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社會福利從1949年建立起來之后，1957年德國開始頒布《反對限制競爭法》和隨后的德國《聯邦銀行法》頒布，這兩大法律的頒布標志著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還頒布了《穩定與增長法》，把國家調控經濟作為一個重要的政府職能，明確規定政府的四大職能：第一，保持物價穩定，第二，充分就業，第三，內外貿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礎之上經濟的適度增長。
在四大目標中，歷來基民盟政府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社民黨上臺之后把充分就業放在第一位，在社民黨執政期間做了很多事，強化各種社會保險，工人參與到企業里，在德國辦企業不要發愁，政府不會管你，但有兩個東西會管：第一是稅收管理，什么東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稅。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國做公司，能不雇傭德國人就不要雇傭德國人，為什么?一是對工資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愿望太強烈。在每個大型企業里都有一個企業委員會，由勞資雙方組成。其中必須有一個人由勞方出任的高級人事經理，專門負責人事，裁員需要通過他的同意才可以。
在中國半企業需要批準，但在德國不需要批準，只要備案，只要把章程寫好就行。在德國沒有工商、警察、衛生、防疫等所找你要錢，德國首先沒有工商這個部門。德國要成立一個公司有專門的工商注冊機構，只管注冊，其它什么權利都沒有，而且注冊費用很低，把注冊和登報費加起來，100歐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個警察不可以隨便登門企業，除非受到邀請。衛生檢疫的可以檢查食品和餐飲企業，但是必須在收到舉報、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地方有問題才會進去。所以在德國做企業很自由，只要把錢掙了，把稅交了，把工人安撫好就可以了。
德國的中小企業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處。德國法律規定，超過12個人以上的企業必須組成企業委員會，在12個人以下的企業不用。德國小企業特別多，多到你隨便轉一個街道，上一棟樓都是小企業，一棟樓里有幾十家公司。不像我們注冊公司只能在辦公樓，住宅樓不允許注冊公司，德國沒有這種說法，只是分有面子無面子的樓，有面子搞豪華一點，沒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國企業的經營環境非常好。
德國實行累進稅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繳稅。德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58%，這意味著億萬富豪交的稅相當高。如果你是一個億萬富翁就很吃虧，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產階級。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邊上的一個小國列支敦士登注冊，那個國家只繳納7%的個人所得稅，其他什么稅都沒有，全國2.8萬人只有3個人失業，還是不想干活的，有錢不用工作。那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已經超過了德國，國家越小越富裕。
在西方世界中，德國的所得稅率幾乎最高，包括社會保險金在內的稅率超過了50%，而美國不到30%。這樣的高稅率，不僅沒有阻礙經濟增長，更保障了社會福利和公平，特別是教育機會的公平，而這些都是經濟良好發展的基礎。
德國模式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免費教育造就了高水平的勞動力，盡管在高工資面對全球化競爭，德國的制造業仍然蒸蒸日上，而且以中國為主要出口市場。這里的秘密無他，正是德國公共教育體制的成功，在眾多的工程師之外，培養出大量高素質的技術工人。
在這一點上，德國與美國的反差特別強烈。美國新一代勞動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嬰兒潮一代，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出現的教育退化現象。這使得風雨飄搖的美國制造業更加難以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也是美國中產階級擠壓的主要動因。
在今天的全球化競爭中，連美國媒體近來也紛紛承認，西方世界如果要維持原有的領先地位和社會穩定發展，就必須效法德國模式，特別是高質量的公共教育、保障社會公平和限制兩極分化。這都是德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秘密。在這樣的社會模式下，德國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嚴，政府也有錢為民眾做事，因此，人民安居樂業，官民友好相處，社會一派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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