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施密特不是“踢掉梯子”的人

施密特不是“踢掉梯子”的人

郭松民

　　和心懷叵測、“揣著明白裝糊涂”的佐利克之流不同，今年已經94歲高齡的施密特確實不是那種“踢掉梯子”的人

　　郭松民專欄

　　不久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接受中國學者的專訪時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人民的命根子，應否決私有化。此論一出，立即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這不僅是由于施密特曾經擔任德國總理的身份，而且在于他把中國國有企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中國國內堅定支持國有企業的經濟學家，也很少用“命根子”一詞來形容國企的重要性。

　　施密特在訪談中說，國有企業的利潤是人民的利潤。如果對這些國企實行私有化，未必會有利于競爭，使人民獲利。他還認為，私有企業是不關心社會整體效益的。譬如，三峽工程總公司如果是一個私營企業，它根本就不會存在。因為它的投資回報率很低，風險很大，沒人愿意做這種投資。施密特還指出，盡管中國國企上繳的利潤不到15%，但剩余的利潤最終還是要計入國家資產賬戶，要么用來發展，要么轉化為新的資產。這些利潤今后會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設資金、醫療保障基金等。

　　生于1918年的施密特是國際政治的元老級人物。他在擔任西德總理期間，不僅推動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緩和，而且引領西德順利度過了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展現出了卓越的經濟才能。1975年，施密特訪問中國，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事后施密特描述毛主席時稱，“他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人。他魅力四射，才華橫溢”。因為這次訪華，施密特開始長期關注中國事務，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不過，在筆者看來，施密特之所以強調國有企業的重要性，主要還不是出于他對中國的好感，而是因為，德國作為李斯特民族主義經濟學的發源地，和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從理論上就更加重視國有企業的地位。同時，作為“社會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德國一貫更加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效益，這使得德國政治家和學者更習慣于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去評判和衡量企業，而不是教條式地推崇私有化。

　　19世紀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反對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杰出代表。李斯特和馬克思是德國最著名的兩位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是除了馬克思的著作外，被翻譯成世界各國文字最多的德國經濟學著作。李斯特在經濟學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對英國在通過貿易保護取得工業的國際統治地位后宣傳自由貿易的秘密的揭露。他指出：“當一個人已經攀上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學說的秘密就在這里……任何國家，如果靠了保護關稅與海運限制政策，在工業和海運事業上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發展，因此在自由競爭下已經再沒有別的國家能與它相抗衡的時候，最安全的政策莫過于踢掉他們獲取成功的梯子，然后向其他國家大加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他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李斯特同時指出，當一個民族國家的民間資本過于弱小，無法和先進國家的資本競爭時，“依靠國家資本來提升本國的生產能力，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絕對必要的”。

　　李斯特的經濟思想不僅對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崛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19世紀末俄國、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國的工業化也具有直接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我國臺灣和韓國的經濟起飛也受到李斯特經濟學說和經濟政策的深刻影響。因此，李斯特的傳記作者威廉•亨德森指出，作為“所有追求獨立和富強的后進國的先知”，李斯特的這一聲譽確實是實至名歸。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德國經濟不僅在理論淵源上有別于英美，在實踐上實行的也是和英美模式不太一樣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認為，政府是一種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離開了政府，國防安全、環境保護、社會穩定、信息知識、基礎設施以及基本食品、醫療、教育等物品或服務，是不可能由自由市場自動而充分地提供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而公平地提供此類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政府存在的經濟理由。

　　作為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必須以國有企業的存在為前提條件。盡管在政府的援助之下，私人企業也可以生產和提供某些公共物品，但是，私人資本的逐利本性與公共物品“公共性”的矛盾，決定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與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離不開國有企業的存在。與私人企業單純注重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目標不同，國有企業不僅要考慮效益指標，而且要兼顧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等公共職能。

　　施密特早在他擔任西德經濟部長時就撰文指出：交通、郵政、通信等基礎設施部門，以及電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產業和軍工等國防安全部門，一般具有投資大、風險高等特點，私人資本往往無力或不愿進行投資。政府在此類部門投資設立國有企業，可以較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基礎服務和帶動作用。同時，政府在金融、能源等關鍵行業建立國有企業，不但有利于打破私人企業的壟斷和控制，而且更便于政府迅速而直接地干預企業運營，進而調控經濟運行。此外，國有企業在增加就業、穩定社會、平衡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以促進其他各類公共目標的實現方面，也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借鑒中國鞍鋼憲法的經驗，特別強調員工參與企業的管理，并將其制度化。在德國的企業中，同時存在兩個領導機構，即作為監督機構的監事會和處理日常業務的董事會。監事會由資方和勞方的代表共同組成。在工廠一級，職工可成立企業委員會，在諸如工時、休假、報酬、職教、住房等問題上有參與決定權；在人事雇用、工廠建設、技術設備計劃、勞動崗位設置等方面有協商和咨詢權。

　　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結果，使政府有能力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德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包羅萬象，包括社會保險、照顧、救濟以及各種各樣的補貼等，幾乎使每個人在生、老、病、死、傷、殘、孤、寡，以及教育、就業等方面都得到了保障。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了公民基本的收入、住房、保健、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權利，減少了社會各個階層間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惡果，調和了人們之間的矛盾。

　　了解了施密特力挺中國國有企業的背景，我們就會發現，和心懷叵測、“揣著明白裝糊涂”的佐利克之流不同，今年已經94歲高齡的施密特確實不是那種“踢掉梯子”的人。他力挺中國國企的言論，堪稱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金玉良言，值得中國經濟學界特別是改革的決策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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