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國家和歐元區層面施加影響的歐洲政策精英陷入了大麻煩。由于措置失當，歐洲正在滑向深度危機，創造歐元時信誓旦旦的統一和繁榮沒了影兒。貨幣聯盟可能最終能夠得救，但對千百萬人民來說，歐元維持增長、保證穩定的使命肯定是沒有完成。為什么會這樣？
希臘、葡萄牙、愛爾蘭和意大利正在財政緊縮中舉步維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些國家都將繼續實施預算縮減和稅收增加。這一政策組合將使它們及歐洲其他地區的增長減緩。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更大的問題是迫使歐洲各國政府做此下策的“債務宿醉”。美國在過去幾年中所發生的事情也頗為相似：許多家庭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家庭消費出現了下降，至今仍未好轉。歐洲的調整可能更加痛苦，因為主權債務危機對所有人都形成了抑制效應，消費者、投資者、公共部門，概莫能外。
對付債務宿醉有一個簡單的辦法：重組債務，從而減少償付。許多企業能夠與債權人就融資條件展開談判，通常是延長債務期限，從而讓它們得以借入更多的錢來為更新更好的項目融資。如果談判不能通過自愿協商達成，那么美國企業將使用破產法第11章，由法院來監督和批準債務重組。你也許會認為，美國家庭和焦頭爛額的歐洲各國政府也可以如法炮制。但它們的債務重組情況發生得很少也很晚。這是為什么呢？
不論是美國家庭還是歐洲政府，無法消除債務宿醉的主要障礙來自銀行家，他們說，出于兩個原因，這樣會造成金融市場浩劫。首先，銀行是主要債權人，任何重組都會給它們帶來巨大的損失，必然會造成多米諾效應，悲觀情緒的蔓延將導致利率升高、毀掉其他借款人的光明前景。其次，銀行也會因此遭難，因為它們出售了大量違約保險，即信用違約互換。若這些互換被觸發，銀行將面臨不堪設想的損失。
國際銀行家指出，長期和嚴厲的希臘債務重組將造成歐元區大范圍的深度停滯，其影響甚至可能達到歐元區之外。但最后，希臘別無選擇，只能重組其債務，砍掉私人債權面值的75%（饒是如此，可能仍不足以讓希臘債務負擔變得可持續）。這被認為是一起“信用事件”，將觸發信用違約互換：所有為該事件投了保的人都可以獲得賠付。
只是如此嗎？不。銀行并沒有倒閉，也沒有出現任何多米諾效應的跡象。但這并不是因為銀行未雨綢繆留好了更多資本。相反，與潛在未來損失相比，歐洲銀行最近留存的資本仍顯太少——且這筆資本是通過會計花招變出來的，而不是真正的用于吸收損失的股本金。
也許希臘債務重組引發金融崩潰的風險永遠不會很高，市場并不會對此有多大的反應。但是，既然如此，為何這一問題會引發如此關注？
答案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利益集團政治和政策精英的世界觀。就算金融體系的風險很小，對銀行和債權人的沖擊也會很大。它們可能因此損失數十億美元，不少金融部門員工還將丟掉工作。毫不奇怪，不管是公開還是暗地里，大銀行都在游說反對債務重組。
比如，華盛頓有一個叫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機構，是代表大銀行利益的游說集團。該協會不斷強調：援助我們，否則后果自負。但是，這一說辭的背后是政治權力，這一權力近幾年來膨脹迅速，已經到了美國和歐洲主要決策者都得唯銀行財富馬首是瞻的程度，就算這樣做會給經濟造成深遠沖擊。
即使是現在，大量本應由銀行家承擔的損失仍然被公共部門承擔了——形式多種多樣，包括直接支持和歐洲央行高風險的非常規舉措。金融部門得到的補貼之巨令人咋舌，在現行政策下，補貼還將進一步增加——這些補貼的首要作用是支持了最發達國家最高端1%人群的生活方式。
希臘的違約表明，咬人的狗不吠。歐洲——還有美國——能從中吸取的教訓相當淺顯：不要再聽銀行的鬼話，而應該開始關注它們的行動。我們必須重新評估被扭曲的金融部門政治經濟學，否則的話，少數人權力的過度膨脹將給其他所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
達倫·阿西莫格魯是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與人合著有《國家的衰亡：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西蒙·約翰遜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與人合著有《燃燒的白宮：開國元勛、國民債務以及對你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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