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世界經濟危機已進入第二階段

       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杜梅尼爾寫了幾本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書和相關的論文。2011年他和多米尼克•萊維合作出版了《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哈佛大學2011年出版）。杜梅尼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為坎普大學哲學和人文科學學院政治學的研究生做了一個關于危機的報告，接受了該學院政治學家阿曼多•波伊托的采訪。
    阿曼多•波伊托：很久以來您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根據您的分析，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的特點應當是怎樣的？
    熱拉爾•杜梅尼爾：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的過渡期以后，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進入的一個新階段。我和萊維都說，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這種表達確定了社會階級之間、統治與承諾之間相對權力新的形成。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特性是為了加強資本家階級的權力，與經理（干部）階層結盟，特別是與社會的高官和金融部門的高管結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數十年過渡期中，在多數國家資本家階級看到他們的權力和收入下降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在那個時期存在一個“社會民主黨”的秩序。1929年危機造成的形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力量促成建立了那種新的社會秩序，它相對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改善民眾階層（工人和附屬的職員）的生活條件。顯然，用“社會民主黨”這個詞來為那種新的社會秩序定性顯然對歐洲比對美國更好一些。
    隨著新的新自由主義社的新會秩序的建立，資本主義的運作受到激進的改變：在勞動條件、購買力、社會保險等方面，一種新的紀律被強加給勞動者，除了解除調控（主要是對金融部門的調控），還開放貿易邊界，資本在國際范圍內自由流動（在國外自由投資）。最后這兩個因素將世界上所有的勞動者置于一種互相競爭的狀態，而不論在不同的國家工資水平如何。
    在國際關系方面，戰后的頭幾十年仍然保持舊的“社會民主黨的”秩序，標志是中心國家的帝國主義行徑：在經濟領域，對原料的價格和資本的輸出施加壓力; 在政治領域內，是腐敗、顛覆和戰爭。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到來，帝國主義的行為方式更新了。很難用強度一詞來評判和進行比較。從經濟上說，90年代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爆炸使為中心國家的資本家階級從外圍國家賺取的利潤成倍增加。事實上，外圍國家愿意接受這些投資絲毫沒有改變這種行為的帝國主義性質，人們知道所有勞動者“寧愿”受剝削而不愿失業。
    90年代中期，我們用階級的詞匯解釋新自由主義，人們對此興趣不大。之后，社會不平等的爆炸使這種解釋明顯地具有力量。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特點是更多地參考階級，而不是社會團體。這個階級特性在所有新自由主義的實踐中都有表現，包括左翼的凱恩斯主義者的表現。但是，對這種解釋的某些否定繼續保持; 許多人不接受我們所歸納的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中經理（干部）階層的重要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繼續拒絕在現代資本主義資本家階級和經理階層共同確保對生產資資料的控制，經理階層是上層階級的第二個組成部分。當考慮到經理的上層高管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收入比資本家的收入增加更多的時候，這種拒絕就更加使人茫然。
    阿曼多•波伊托：某些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國家財政危機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一種調整，另外的學者認為，這也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熱拉爾•杜梅尼爾：用“財政危機”來解釋新自由主義，和經常用通貨膨脹來解釋新自由主義，這是右派的做法; 是為資本主義的利益辯護。這種解釋對領導戰后社會秩序的政治集團的不牢固進行投機。這些政治集團沒有能力應對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那時我們已經進入了新自由主義。將新自由主義說成是全球化的后果也是同樣情況。這種論據顛倒了偶然性。新自由主義所做的是指導全球化（一種很早的傾向）走向新的方向，加快它的進程，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開辟道路。世界選擇的運動為了另一個團結的全球化而斗爭，這種全球化不是建立在使少數人受益的剝削的基礎上。
    阿曼多•波伊托：您剛與同事多米尼克•萊維共同出版了一本關于當前經濟危機的書。根據您的分析，這場危機的性質是什么？
    熱拉爾•杜梅尼克：現在的危機是四大危機之一—結構性的危機—資本主義從19世紀末經歷了1890年代的危機，1929年的危機，1970年代的危機和從2007/2008年開始的現在的危機。這些危機的混亂局面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至少是前三次危機）。這些危機的周期是近40年，由我在前面提到的社會秩序分開。第一次危機和第三次危機（1890年和1970年的危機）是利潤率繼續下降的時期，可以將其命名為“收益性的危機”。另外兩次危機（1929年的危機和現在的危機），我們可以命名為“金融霸權的危機”。是上層階級追求增加他們的收入和權力的所作所為而發生的大爆炸。新自由主義的中心措施還在這里起作用：解除金融調控和全球化。第一個方面是明顯的，但是全球化也是如此，這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
    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家階級的行為失去控制的爆炸，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對重大危機兩大類型的解釋。第一個類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維護了資本主義技術變革的必要性的論點，不進行成本很昂貴的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困難，馬克思將其說成是“資本的有機構成的增加”。
    請注意，馬克思清楚地批駁了利潤率的下降是因為競爭的增加的說法（第二個對危機的重要解釋馬克思在1840年代的著作中已經有所敘述）。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將資本家階級說成是巫師的徒弟，他們發展了關于形式和危險程度的資本主義的機制，最后失去了對他們的行為后果的控制。當前危機的金融方面直接減弱了對“虛構的資本”的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里做了很長的論述，《共產黨宣言》本身對此已有某種方式的論述。非常奇怪的是，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只接受對收益性垮臺的重大危機的解釋，排除其他任何解釋。
    但是，現在的危機不是一場簡單的金融危機。是不可持續的一種社會秩序的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體制的中心，這場危機應當在某一天以任何方式發生，但是2007/2008年它在美國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發生了。兩種類型的機制相匯合。一方面，我們看到在所有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由于金融化和（顯然是金融的）全球化造成的脆弱性，其原因是上層階級沒有控制地追求日益增加的收益，并因否定調控而得到加強。特別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失去了對利率的控制，沒有能力駕馭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金融全球化的后果。另一方面，危機是美國經濟進程的結果，一種積累不平衡的進程的結果，美國可以維持它的國際霸權，這與歐洲相反，從整體上考慮美國不承認這種不平衡。
    從1980年起美國在本土資本積累的速度下降，同時在國外的直接投資增加。對此還應當加上日益增加的對外貿易的赤字，消費大幅度增加（指獲利更多的階層的消費），同樣家庭的債務增加。對外貿易的赤字鼓勵美元流向世界的其他地區，那里唯一使用美元購買美國的債券，致使外國的代理人向美國經濟提供資金。
    從經濟的理由來說，這種外債的增長應當由國內的債務補償，由家庭的債務和國家的債務補償，以便支持在本國土地上的活動。家庭的債務通過信貸政策和解除調控得到鼓勵。政府的債務可能已經替代了家庭的債務，但是在危機以前這與新自由主義的做法是相抵觸的。家庭的債權人（銀行和其他人）沒有保留他們創造的信貸，而是以證券（債券）的形式再次出售，其中大約一半被世界上其他國家購買。
    從2006年初，對家庭的貸款高于他們的償債能力，違約的情況成倍增加。在美國和在世界上，這些信貸的貶值使脆弱的金融大廈不穩定，美國的中央銀行在解除調控和對其有利的全球化環境中沒有條件實現平衡。這是引發危機的因素，但不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因素，是金融的因素（新自由主義在這個領域的瘋狂）和現實的因素（全球化，美國的超級消費和它的對外貿易的赤字）相結合的結果。
    阿曼多•波伊托：您在巴西的報告會上提到經濟危機已經進入第二個階段。危機是如何發展的？
    熱拉爾•杜梅尼爾：世界已經進入危機的第二個階段。其原因容易理解。危機的第一個階段2008年秋天達到頂點，當時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垮臺了，衰退開始，危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1929年危機的教訓被深刻記住了。各國中央銀行大規模地介入以便支持金融機構（因為害怕重復1932年的銀行危機），美國的預算赤字達到空前的水平。但是這種凱恩斯主義鼓勵需求的措施只能夠實現經濟活動的暫時可持續。中心國家的政府還沒有意識到危機的結構性特點。它們的行動如同僅僅是在金融危機時采取的，認為金融危機已經克服; 與此同時，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只有助于贏得時間。在中心國家沒有采取任何嚴肅的反新自由主義的措施。幾乎只是尋求加強對民眾階層剝削的政策。
    在美國奧巴馬政府制定了一項法律（多德-弗蘭克法）用于規范金融界的實踐，但是共和黨人完全封鎖這項法律的實施。在其他領域，如企業的管理、出口、對外貿易赤字等沒做任何事情。在歐洲，危機沒有被認定為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德國被說成是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償付能力的證明。將危機歸罪于某些國家管理無能的，主要是希臘和葡萄牙。
    在所有的國家右派采取攻勢。它們抓住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的巨額規模兩個問題不放。裝成沒有看到緊縮除了代表著將債務的負擔轉移給民眾階層之外，只能引起新的經濟活動萎縮的復發。這是危機的第二個階段，但不是最后的階段。對新的衰退復發需要采取新的政策。與歐洲相反，美國由中央銀行大規模地直接資助公共債務。盡管是右派的政策，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我們很難看到歐洲如何能夠擺脫這種情況。
    阿曼多•波伊托：眾所周知，至少到現在經濟危機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到美國和歐洲。相反，在90年代經濟危機對外圍國家影響更強烈。為什么有這種差別？現在的危機在全球的不同地區如何表現？
    熱拉爾•杜梅尼爾：到9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造成的災難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如今拉丁美洲的增長率仍然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頭幾十年的水平，盡管實際工資廣泛下降，在拉美地區的某些國家從70年代的危機以來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在90年代和2001年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引起嚴重的危機，阿根廷的危機是標志性的例子。
    現在世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在中心國家造成上層階級的利益與作為經濟領土的國家的利益之間的“分離”。美國的情況引人注目。人們說，這個國家的大企業在本土的投資越來越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投資越來越多。全球化帶來一種工業生產向外圍地區的轉移：亞洲、拉丁美洲和甚至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某些國家。
    阿曼多•波伊托：歐盟兩個大國（法國和德國）建議的克服危機的政策在重復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市場恐嚇政府; 薩科齊和默克爾一再要求更多地削減預算。為什么他們堅持在許多觀察家看來是一種引起危機的政策？實施這些政策可能產生什么后果？
    熱拉爾•杜梅尼爾：我絕不認為缺乏嚴格的預算是危機的原因之一。這是一種天真的凱恩斯主義的信念的表達，它是那么天真，如同相信這些政策能夠有助于擺脫危機，而不必注意到需要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變革。在這種情況下，甚至相信尋求消除赤字的政策不會阻止一次新的生產下降。
    阿曼多•波伊托：許多分析人士強調，不論是右翼的或左翼的政黨，應對危機的建議沒有太多的差別。此外，在一些歐洲國家，如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經濟危機右派在選舉中得到支持。社會運動可以建設一種權力的更替嗎？為了應對現在的危機，一項民眾的方案可能是什么？
    熱拉爾•杜梅尼爾：我們還沒有談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方面。資本家階級和經理（干部）階級之間的社會階層頂端的聯盟通過各種機制做到讓民眾階級脫離政治。我想說的是，讓他們離開了政黨和壓力團體的博弈。對民眾階級來說，只有進行在街頭的抗爭。
    需要使處在經理（干部）階層--知識分子和職業政治家--的“外圍”的社會團體走上舞臺。在二次大戰后的社會，這些團體中相對重要的部分支持與民眾階級的聯盟（他們不屬于這些階級）。在世界工人運動停滯的情況下，資本家階級做到依靠新自由主義與經理階級建立聯盟，主要利用報酬的資金逐步引導那些外圍的團體（對這種現象大學提供了說明性的事例）取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成果。由一個與民眾階級結盟促成的社會團體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只留下某些“啟發者”的團體，我本人就屬于這類團體。
    經理的團體沒有經歷民眾階級的痛苦，在政治領域已經不存在任何大的左派政黨。在法國我們知道社會黨變成什么，完全被“全球化”戰勝了，“全球化”這個詞的使用是為了掩蓋新自由主義。類似的情況還有美國的民主黨人。
    政治生活縮小為在兩個并不相等的政黨之間進行選擇，但是自稱左派的黨不能提出一項選擇，更不用說他們實行這種選擇的能力。選票減少在法國稱之為“選票懲罰”。比如在西班牙右派代替了左派，因為危機期間左派掌權; 右派顯然沒有權力，沒有處理危機的任何高超能力。
    阿曼多•波伊托；很多觀察家提出了歐元滅亡的可能性。您認為這可能發生嗎？根據您的分析，當前的危機最大可能的結果是什么？
    熱拉爾•杜梅尼爾：某些國家可能離開歐元區。這并不解決它們的債務問題，在新的替代歐元的貨幣貶值之后，債務將變得無力支付。問題是廢除債務或是由中央銀行吸納。債務危機現在影響到歐洲的中心國家，這些國家需要意識到它的廣泛性和問題的真實性質。
    這使我們想到我們所說的“危機的第三階段”。面對新的衰退將采取什么政策呢？在意大利危機如何消化？然后在法國危機如何消化？德國如何回答“市場”（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我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這些債務不應當支付， 它所要求的是在銀行之外進行轉移，或是對管理債務進行強力干預。
    現在，重要的是歐洲最有實力的國家的政府主要是德國政府加強歐洲一體化（而不是消滅歐元區）的意愿，反對某些國家“非全球化”的意愿。這種辯論掩蓋了中心問題：哪個歐洲？一個上層階級的歐洲或是左派新的承諾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