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四、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1、國企高管是國企私有化的阻力嗎？

2、世行報告代表當今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3、國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及同情底層的官員、知識分子

4、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5、近代史血與鐵的結論：只有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才能復興中華民族

四、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此次世行報告的最大特點是抓住一些片面的事實為根據，完全無視中國當前基本的階級與社會環境，抽象地推銷新自由主義理論。這個報告的基調認為，他們主張的私有化改革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而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是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其實現實情況與世行報告的基調完全相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正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及其政治和學術代言人，這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而反對私有化改革的，正是人民大眾及其同情底層人民的官員學者。

1、國企高管是國企私有化的阻力嗎？

2012年2月2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佐立克預計中國將采納經濟改革建議》：“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稱，他預計中國下屆領導班子將采納該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周一共同發布的報告中關于全面經濟改革的許多建議。……佐立克表示，中國領導人及他本人都認為，那些已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將對改革形成阻力。即便如此，佐立克仍稱，中國的改革很有可能取得進展。”[21]

佐利克認為“那些已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將對改革形成阻力”，換句話說，那些阻止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員是出于自身的個人利益，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眾所周知，自90年代中期國企大規模私有化以來，主張國企私有化、參與國企私有化的官員是中國所有官員中獲利最大的群體，這些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朋好友都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參與國企私有化改革，侵吞了數萬億的國有資產，搖身一變成為暴富階層。相關官員如出于自身利益出發，只能是積極地推動私有化而不可能阻止私有化。即便是國企的高管，如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他們也會主張私有化、搞MBO、自己拿國企的大量股份。

2010年8月19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一場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題報告會上透露“目前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薪)5.4萬。”[22]而對2009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的全樣本梳理可以得出結論“上市央企CEO平均年薪61.6萬元。”[23]

可以看出，央企中最高工資和平均工資的差距在10倍左右，這遠遠低于當前私企內部的工資差距：和央企同等規模的私企高管一般年薪都比央企高很多，而私企普通員工工資比央企低，更重要的是，私企的主要利潤被資本家攫取，其收入又比私企高管高很多。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新自由主義勢力的主導性越強，改革越徹底，市場化越充分，國企治理與私企和外企接軌越完全，國有企業內部越腐敗、兩極分化程度越大，比如中國國有金融企業的高管年薪遠比國企委管理的央企高管年薪高。比如極力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普世價值派領袖、招商局董事長秦曉為手下招商銀行高管馬蔚華2007年定的年薪是963萬。[24]這在國資委管理的央企當中是難以想象的。

當前一百多家央企總資產在28萬億左右，并將很快突破30萬億。[25]假如搞私有化，讓兩百個央企高管CEO瓜分這30萬億資產，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假如搞MBO讓管理層持大股（50%以上），每名高管平均獲利750億元，相當于私有化前每個央企CEO工作12萬年的年薪。即便是每個高管拿1%的股權，每個高管也有15億元，這相當于私有化前每個CEO工作2400年的年薪。所以即便是考慮到當前央企高管CEO的灰色收入，其數額與私有化的獲利遠遠不能相比。

所以，佐利克“那些已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將對改革形成阻力”的判斷完全是黑白顛倒、指鹿為馬。

2、世行報告代表當今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假如佐利克及世行報告的建議在中國得到落實，獲利最大的無疑將是中國當前的國內外的大資本們。其次獲利最大的，是當前央企的高管CEO及主導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員和學者。誰的利益受損？一定是廣大央企普通職工以及全中國的老百姓，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國企的所有者。而世行報告推薦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其本質就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伙同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對全國老百姓的一次赤裸裸的徹底搶劫。

據胡潤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在京公布的2011胡潤百富榜，“1000名上榜企業家，平均財富59億元，相比兩年前上漲51%。”[26]

而就在五個月前，2011年4月12日，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合發布《群邑智庫•2011胡潤財富報告》，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十億富豪大約有4000人，全國百億富豪大約有200人。”其具體內容有：“報告稱，目前全國十億富豪大約有4000人，其中1363人為陽光財富，即《2010胡潤百富榜》的上榜富豪，其余為隱形財富。十億富豪中，企業主的比重占95%，企業占其所有資產的75%。”“報告指出，全國百億富豪大約有200人，其中97人為陽光財富，即《2010胡潤百富榜》上的百億富豪，其余為隱形財富。百億富豪中，企業主的比重也占了95%，企業占其所有資產的80%。”[27]

通過胡潤研究院的最新數據可以分析出：

1、中國大約有4000個十億富豪，其中1000名陽光富豪的平均財富為59億。一般情況下，隱形富豪財產比陽光富豪更多。我們可以估算出，這4000名十億以上的富豪總財產至少高達24萬億，跟中國央企資產總額接近。央企CEO平均年薪是60萬，即便是考慮其灰色收入，與這四千富豪相比，只能算作中產階級。

2、千名富豪資產相比兩年前上漲51%，也就是說，在兩年內，中國頂級富豪的財產增長了51%。也就說，4000名富豪兩年來總資產至少增長了8萬億，平均每年增長4萬億。即中國4000富豪最近幾年年收入至少是4萬億。

3、在這4000富豪中，95%是企業主，即資本家。那兩千多名隱形富豪都是什么呢？其中一定不乏中國自由派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朋好友。這就是中國自由派官員為何主張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重要原因。

3、國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及同情底層的官員、知識分子

通過胡潤研究院的數據可以分析（胡潤的所使用的數據全部是是公開的、透明的數據）：當前中國最富有的4000人之階級身份是大資本家，他們每年的總收入在4萬億以上。

中國廣大人民的狀況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28]而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指出“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到3587元”[29]，而這個數據普遍被認為高估。換而言之，中國四千富豪一年的收入至少等于10億農民的收入、至少等于1.4億城市在崗職工的收入。也就是說，中國四千資本家富豪一年的收入幾乎等于工農大眾一年的收入。

值得關注的是，胡潤研究員統計的只是中國本土資本家的財富。而早在2007年之前，已經有數據指出“我國工業經濟市場份額31%已經被外資經濟控制,工業經濟安全進入危機狀態;我國工業某些行業市場份額30%以上或50%以上或70%以上被外資經濟控制”。[30]而外資一般擁有自己的獨立的高新技術和自主品牌，其利潤率比中國本土企業要高很多。也就是說，外國資本寡頭每年在中國獲得的收益比中國本土的四千富豪要高很多。這四千本土富豪和那些外資寡頭正是中國當今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階層。

4、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以上所述，就是中國當前基本的階級關系。通過本節的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諸如工人、農民、國企高管、國外資本家、本土資本家的收入和財富狀況都已經十分清晰。十分明顯的是，私有制經濟的大泛濫，正是當前中國社會兩極分化、階級矛盾沖突嚴重的主要病根。那么，世行報告主張的當前28萬億的國企進行私有化，將其股權賣給或者廉價送給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們，誰是最終的得利者呢？無疑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們。

中國如果采納世行報告的建議，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必然更加加重，中國共產黨將徹底喪失其執政基礎(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支持。總而言之，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2012年2月27日世行網站公布了世行報告的新聞稿。其中談到：“報告還告誡說，要把目前城市同等水平的服務和社會保障擴大到超過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居民和農民工，會給財政帶來很大負擔，實施時須審慎。”[31]世行報告竟然建議中國暫緩給農民及農民工基本的社會保障，其理由是財政負擔很大。這一點充分證明世行報告站在誰的立場講話。的確，給全民以基本的社會保障，當前財政的確壓力很大。但是原因何在？不正是因為四千本土富豪資本家及那些國外的資本寡頭，他們每年的收入遠遠高于10億中國人民大眾的收入嗎？不正是因為中國國企的份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太低嗎？不正是因為中國對國內外大資本們的稅收太低嗎？

可以說，當前中國僅剩的一百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老百姓的命根子，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中流砥柱。中國如果要解決當前兩極分化的問題，建設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進一步擴大國企的實力和份額，并對外資和私企富豪加大稅收力度。

面對中國兩極分化比美國歐洲還要嚴重的這種現狀，即便是搞普世價值與美國、歐洲接軌，中國也應當至少加大對國內外大資本家們的稅收，比如征收高額的遺產稅，來緩解社會保障的壓力。但是世行報告卻建議中國放棄全民社會保障，連美國歐洲都實行的資本主義改良政策都不容中國實行，世行報告居心何在？

世行報告的作者都是中外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工農大眾何其殘忍，對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又何其地屈膝逢迎。

中國會接受世行報告，自我瓦解自己的執政基礎嗎？我們拭目以待。

5、近代史血與鐵的結論：只有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才能復興中華民族

某些人認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完全不需要國企，依靠私企照樣可以。這種觀點其實徹底違背了中國人民自1840年以來近200年的殘酷歷史所得出的血與鐵一般的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實際上進入20世紀初，自帝國主義形成之后，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后時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地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國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說：“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32]

以上這種狀況的出現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然規律。無論是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還是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種手段追求資本的增值，追求本階級或者大資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處于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對外表現出強烈的殖民主義和對外侵略的傾向，用對外侵略來緩和內部危機。而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同樣是出于維護本階級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他們傾向性的選擇是屈膝投降，與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共同鎮壓本國勞動人民的反抗，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如果要與國際壟斷資本對抗，并取而代之，其風險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有很強的賣國性、買辦性，無論你是分析汪精衛還是分析蔣介石，都是如此。即便是有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其買辦性也往往占主要方面。因此，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賣國主義的，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復興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動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力量，這樣愛國主義的旗幟主要由無產階級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愛國主義便天然地和社會主義親緣。

第三世界大國那些脫離人民、壓迫人民的統治精英，無論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權還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都只能是賣國的奴才。而這些國家的周邊小國，則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國主義身上走向帝國主義道路。比如，英美系帝國主義一直有扶持日本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所以日本一直沒有遭受清朝中國那樣極端殘酷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維新則受到英國的大力支持。1894年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1904年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乃至1931年918事變，其背后都是英美勢力。日本實力膨脹后，也想擺脫英美的控制，于是聯合德國挑戰英美霸權妄圖迅速統治世界，但被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所阻擊，最終在美國原子彈的威力下最終仍然轉了一個圈成為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又成為繼續對英美勢力抗蘇聯和中國的棋子。同樣中東的以色列也是類似角色。可以說，自帝國主義為統治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沒有一個大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向復興，變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亞洲的日本和韓國，如果不是英美用之來遏制中國和俄羅斯，也不可能成為二等和三等的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于中國本土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依附性，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同樣，中華民族的復興同樣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生存動機的資產階級，這個任務仍然只能有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建國前三十年，中國工農大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初步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各個工業領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術，其中兩彈一星、核潛艇、運十大飛機等項目就是典型代表。改革開放后，國有工業體系遭受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干擾和破壞，中國經濟體系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便一直下滑。在前三十年，中國國企搞了多少高新技術？最近三十年，國家重點扶植私營企業，他們也發展了三十年，但他們的主要興趣除了炒房地產、炒地皮、炒煤炭、炒糧食之類暴利投機行業外，便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血汗工廠，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貢獻可以說基本為零。中國當前自主技術主要在國企手中，私營企業僅擁有一點微乎其微的核心技術，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大多也是繼承和侵吞前三十年國企的遺產。正是這個原因，中國的境況比非洲等最不發達國家還是要好很多。

三十年來，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核心產業和核心技術被外資控制，而中國本土資產階級，本質上只是依附于國際壟斷資本的買辦階級。正如為了個人利益一心要把民族品牌賣給外資的匯源老總朱新禮所說的那樣：“企業確實要當兒子養，但是要當豬賣……品牌是無國界的，是為全人類服務的，不應該用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賣企業不是賣國。”[33]在中國所謂四千本土富豪中，能夠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微乎其微，絕大多數都是朱新禮一類的角色，在國際壟斷資本一統全球（即所謂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國有企業的堅強后盾，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工農大眾的奮力抗擊，中國所謂的本土四千富豪，只能像朱新禮們那樣，最終成為大大小小的買辦，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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