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弊病——《新自由主義簡史》書評

  新自由主義這些年簡直一無所獲。首先它在刺激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相當失敗，另外，新自由主義對我們的生活的最大危害還在于它對民主觀念的抵觸，以及對自由理念的曲解。但是，替代性方案是否存在，還有待考察。

  ●思郁（書評人）

  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

  這個看似簡單的句子卻昭示了一種極為復雜繁亂的現實。至少對大部分人而言，我們的生活只是具體而瑣碎的生活，與一種宏大的概念和體系沒有什么關系。也許，這個句子換個說法會更為貼切：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巨額財富同時又有大面積貧困的時代，我們生活在社會不公愈加常見的失控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度不均衡發展的全球化時代，這就是我們訴諸直觀生活經驗之下的新自由主義時代。

  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我們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學界公認的標志是1979 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和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其普遍特征是確信自由市場可以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最佳的組織機制。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糅合極為復雜，最早的基礎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為權威的理論來源是在中國有著極高知名度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及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米塞斯、米爾頓·弗里德曼等。斯密主張自由的交換是一項交易，交易雙方都必須從中受益。米爾頓·弗里德曼則說，新自由主義的基礎是這樣一個基本命題，即參與一筆經濟交易的雙方都從中獲益的前提是，該交易是自愿和信息充分的，因此，對自由貿易的任何限制都應該去除。用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的話講就是：“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 ——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角色是創造并維持一種適合于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

  新自由主義原本是對二戰后占據主流的凱恩斯主義的“撥亂反正”。二戰后的世界經濟擺脫了大蕭條，進入了一個長時間的繁榮期，而政府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直接和重要的作用。這種政治經濟組織形式被哈維稱之為“鑲嵌型自由主義”，即由國家和政府把整個市場納入了一種監管的網絡環境之中，以維持社會的均衡發展。但好景不長，凱恩斯主義被發生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所摧毀，國家的干預政策無法解決高失業和高通脹，公共支出的增加也導致政府長期赤字，使全球危機趨于惡化。新自由主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悄然而起。就一種經濟政策而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放棄政府干預——其實這個說法并不確切，某種程度上說，“放棄”也是一種政府的干預政策——只能說把政府的干預降到最低，甚至把失業作為重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必要代價，對公共企業進行松綁和私有化處理，對各種形式的勞工組織進行抵制和批評，總之就是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主導一切。這種主張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到底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作為當代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維的立場在書中闡述得很明確：新自由主義這些年簡直一無所獲。首先它在刺激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相當失敗，有兩個典型的例子，2001年后給全球經濟帶來經濟動力的國家，其行為方式都好似凱恩斯主義國家。如果非要找出這些年新自由主義對世界經濟發展貢獻的成就，“不是生產財富和收入，而是對財富和收入進行再分配”，即一種“掠奪性的積累”。具體而言，通過把一切資源進行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處理，重新洗牌和分配，在少數人和少數地區手中積聚大量財富，而大多數人處于一種貧困、饑餓、掙扎求存的生活狀態。在此過程中，政府明顯采取了默許甚至支持的態度。

  另外，新自由主義對我們的生活的最大危害還在于它對民主觀念的抵觸，以及對自由理念的曲解。用寫《大轉型》的波蘭尼的話說就是“當前的社會只是市場的一個附屬物”。通過盡可能地取消政治活動，以及在經濟和政治之間設置高壁壘的方式（以保護私有財產的名義），新自由主義把政治民主限制在對經濟事務的依賴上。然而正如我們上文提到的，使經濟事務與政治權力絕緣，并不意味著政府不干預，恰恰相反，新自由主義要求一個能保證私有財產的首要地位、保證市場超越于社會控制之上的強勢政府，正是這點限制了民主力量的活動。從哈維的觀察來看，新自由主義為了實現它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目標，甚至經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獨裁專制的政府，這不啻是對自由主義理念的巨大反諷。新自由主義建構了一種自由主義的神話，即自由企業和私人所有權才是自由理念的核心，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礎上的社會都算不得自由社會。波蘭尼據此分析說，自由的理念由此“墮落為僅僅是對自由企業的鼓吹”，這意味著“那些其收入、閑暇和安全都高枕無憂的人擁有了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眾僅擁有微薄的自由，盡管他們徒勞地試圖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利來獲得某種保護，以免遭那些有錢人的權力的侵害”。但與此同時，大眾手中的民主權利也處于一種被懸置擱空的狀態，遭到了政府的不作為的遺棄。

  某種程度上說，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可以看作對克里斯托夫·拉許的《菁英的反叛》的解答。拉許探究到了我們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但是他沒有說出成因，哈維的解讀深入到了這個千瘡百痍的肌理，找到了病因，卻苦無良藥。我們苦苦尋求的是另外一種替代性方案，力圖超越新自由主義存在的弊病，但是這種替代性方案是否存在，還有待考察。至少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談到這個問題時語焉不詳。他只是強調，世界已經準備好了拒絕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姿態，并尋求一種與新自由主義相反的價值：“這些價值屬于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致力于實現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正義”。這樣多少有些假大空的回答，讓我感到頗為失望。雖然現今的新自由主義不再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具有昂首闊步的信心和所向無敵的氣概，但這其實也在證明著一場無聲的勝利：新自由主義在轉變我們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已經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不再需要為其理論主張作辯護或者公開捍衛其政策。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面對我們時代的弊病無從下手，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早已深入我們日常生活的層面，我們已無其他的選擇。

  這個結論真夠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