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永佶教授
今年2月下旬，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發布了題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的研究報告。該報告中關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建議引起了各界的熱烈討論。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有70次提及改革，并將“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列為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企業改革的話題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永佶教授。
國企和私企應穩健改革，共同應對國際壟斷資本的沖擊
中國經濟時報：前不久由財政部、國研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發布的研究報告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其中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建議更是引發各界熱議。近年來，關于國企改革狀況的一種較為普遍的說法是國企改革推進不力，尤其是壟斷行業改革踟躕不前，“國進民退”現象重現。您如何認識和評價企業改革的現狀？
劉永佶：所謂“國進民退”，是一個故意造出來的偽命題。“民營企業”這個提法本身就不準確，因為“民營”沒有說明資本的所有權、占有權，只是說明經營權。正確的提法應該是“私有企業”。現在沒有必要忌諱這一點。
“國進民退”，把“國”和“民”對立起來了，這種說法表明目前私有企業的對手是國有企業，這是不確切的，是在人為制造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矛盾。在現實的中國經濟中，除了國有企業、私有企業，還有外資企業、官僚資本，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金融危機以來私有企業的困境及其“退”，主要是國際壟斷資本造成的，再就是各種形式官僚資本的侵蝕、限制。國有企業的“進”，并不是造成私有企業“退”的原因，而是國企有較強的應對國際資本沖擊能力導致的。
國企和私企都有存在的必要性，都應改革發展。當前，應該警惕的是國際壟斷資本對世界經濟的操縱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如果把國有大企業都肢解掉，那么中國經濟將失去主體或者主干，因為私有企業沒有能力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片面的只針對國企的“改革”觀點，實際上就是主張私有化，就是要把中國國企私有化。國企私有化后，中國私有企業在外資的壓制下也很難發展起來；這樣一來，國際壟斷資本就會控制中國經濟。這是“國進民退”說的目的所在。
總之，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它們共同面對的外部威脅是國際壟斷資本，內部威脅則是官僚資本。國企和私企這兩類企業都需要改革和發展，不能人為對立。國企是中國經濟的主體和主導，私企是必要的組成部分。“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在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下對所存在矛盾的解決。讓國企退出競爭行業的說法，根據是什么？國企的主導作用恰恰體現于競爭行業。
在改革中發展民主的公有制經濟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中國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中存在的問題是什么？應該如何改革？
劉永佶：首先，我想從理論上澄清，與“國有企業”相關的“國家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這兩個提法，都是不確切的，其性質應是國家資本，并表現為國有企業。國家資本的主要矛盾就是所有權主體與占有權行使機構的矛盾。國家不是國有企業所有權的主體，只是行使所有權派生的公共占有權的機構。這個機構不受所有權主體控制，勢必生出諸多弊端。而這種弊端能否消除，又取決于能否通過改革解決其主要矛盾。
馬克思在論證公有制的時候，反復強調，公有制并不是取消個人的所有權，而是要確保個人所有權，因此，公有制也就是重建“個人的所有制”。基于此，所謂“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只能理解為全部、全體公民，即在中國或特定區域內的全體民眾，“全民”不是一個獨立的總體，而是由全體個體公民按一定原則和機制形成的聯合體，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因此，中國國企改革的首要環節，就是在理論和法律上明確：國家只是行使國有企業占有權的機構，并不是所有權的主體。關于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全體公民的個人所有權派生并控制國家機構占有生產資料的制度”，簡稱為“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國家占有制”。這里必須強調，“國有企業”中除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占有權關系外，還有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的關系，而這并不表現為勞動者個人與國家機構的關系。所以，國家行使的占有權只包括生產資料，不包括勞動力。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的關系，體現為相對獨立的一個權利系統。國有企業就是由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兩個所有權派生的兩個權利系統結合而成。
國企改革的關鍵，就是理順所有權主體與占有權行使機構的矛盾。作為公有制的形式，國家資本及國有企業，其根本權利，不是國家機構行使的占有權，而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所有權主體與占有權行使機構的矛盾，只能通過所有權派生的政治民主權這個必要的中介環節，形成民主制，并展開為法制，所有權主體以民主法制來選舉、控制行使占有權的國家機構，才能得以解決。
目前，眾所周知，由于所有權主體不能行使其所有權，所有權主體以民主法制而選舉、控制國家機構的權利系統與機制尚未建立。這也正是國企改革的最難點。只有通過改革，由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以民主法制的方式來選舉和控制，才能保證那些真正能夠主動、自覺地代表勞動群眾利益，并具有通過行使“領導權”使企業獲得健康發展的能力的人，去行使國有企業的占有權、經營權、監督權、管理權。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國有企業能夠健康發展并使其生產經營的果實得以真正為所有者分享的必要條件。
中國私企面臨三類矛盾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不但中國國企要改革，中國的私有企業更要改革，為什么？中國私企存在哪些需要改革的問題？
劉永佶：時下一說“改革”，總是針對國有企業。前面談了，國有企業需要改革，而且要深化改革，但改革不限于國有企業，國企改革的目的和原則更不是“私有化”。現在的問題是，一些人莫名其妙地將“私有”說成是絕對好的，私有企業沒有矛盾，只是外部條件不好。這是一個大誤區。現有的中國私企不僅存在矛盾，而且相當嚴重，必須予以改革。中國允許發展私有企業已有近30年，中國私企的發展速度在全球也是很快的，中國政府給私企發展創造的條件甚至比當年的法國、英國還要多。現在，中國私企作為中國經濟的組成部分，已占有相當大的分量。
中國私企盡管發展很快，但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應該引起重視。許多人只強調造成民企經營困難的外部環境，卻不細究其內部原因。實際上，中國私企發展既面臨著私有企業共有的一般矛盾，也存在特殊矛盾，還面臨外部矛盾。
中國私企面臨的一般矛盾是：第一，私有企業共有的矛盾即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矛盾，這是與生俱來的。第二，市場的有限性、無計劃性和私企的無限擴張性之間的矛盾。市場容量是有限的，而私企的本能則是無限擴張；市場本身就是無計劃的，而私企投資又具有盲目性。第三，資本增值和利潤實現之間的矛盾。因市場有限，盲目投資勢必造成產能過剩。
中國私企存在的特殊矛盾是：第一，先天不足。現有的私企最早的也只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起步，沒有充分的積累，資本量不大。第二，中國私企是政策扶持起來的，對政治權力有著天然的依附性。第三，官商勾結普遍地存在于中國私企之中，私企不得不經受官僚資本的重壓。第四，私有企業也存在產權不清的問題。許多私企由小做大后，經常因產權不清而內部“打架”。第五，中國私企多為家族經營，企業結構并非現代企業制度。第六，小農意識濃厚，“小買賣人”的管理方式落后。第七，中國私企產生利潤后常常不投入再生產，而是進行浪費性消費、奢侈性消費。中國有相當多的私有企業主不具備西方的企業家精神。第八，技術水平低，不注重投資技改。第九，急功近利，沒有長遠規劃。第十，缺乏社會責任，浪費資源，破壞環境。
中國私企遇到的外部障礙是：第一，市場的有限性和無計劃；第二，國際壟斷資本對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操縱，特別是金融資本對國際市場的全方位控制，直接影響私有企業的發展；第三，官僚資本勢力的侵蝕和壓制；第四，國內金融市場不成熟，導致私企信貸困難；第五，某些私企在經營上與國企有重合，因而會與國企產生矛盾。
中國私有企業的改革路徑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私企面臨這么多矛盾，該如何推進改革，使其健康發展呢？
劉永佶：中國私企受到國外壟斷資本和國內官僚資本的雙重擠壓，既要克服外部矛盾，更要解決好內部矛盾，才能良性發展。第一，在目前小、多、散的情況下，私企要加快資本集中和積聚，除服務業中的小微企業外都應進行股份制改造，同類整合重組。第二，積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清產權結構，明確所有權、占有權、經營權關系，改變家族經營管理方式，強化經營管理。應該多向西方（比如德國）的私有企業學習。第三，明確并尊重所雇用勞動者的權利，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第四，強化技術更新和改造，加強對職工的技能培訓。第五，找準市場定位，認真規劃項目投資，減少盲目性。第六，減少限制其發展的浪費性消費，加強積累。第七，政府和金融機構等應該為私企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特別是面對外國壟斷資本沖擊時應提供國家保護。第八，處理好與國企的競合關系，共同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和民富國強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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