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了《中國2030：建設一個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把討論改革的氣氛推向了一個高點。同時，世行行長佐立克在北京舉行的報告發布會遭遇獨立學者杜建國“踢館”，把與該報告代表的改革思路不同的另一種改革思路帶入了討論的視野。
事后，經媒體報道我們得知，國資委對這份報告的思路持強烈的不同意見；全國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兩會”開始后也表示，國進民退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不怕與世行辯論，并提出了“都聽他的安排還有什么中國特色”這個尖銳的問題。
政協會議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說，“有的學者和網友認為，這篇報告是要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由此引起更多網民的質疑，他們表示強烈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我的理解，他們是擔心國有資產的流失。”
世行勾畫的改革藍圖
2月1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以及今年改革的重點工作。緊接著的3月，全國“兩會”召開，為今年的改革方向定調。世界銀行選擇在這一關鍵的時間節點上發布報告，對中國改革“進言”，用意不言自明。
聯系近一段時間媒體上對中國改革方向和方式的評論，可以認為世行報告代表了國內國外相當一部分人的共識，是這部分力量為中國改革所做的“頂層設計”。
任何藥方都需要建立于對病癥的準確診斷之上。世行報告試圖為中國的未來規劃路徑，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假定：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如果按照既有的發展模式向前走，中國將在經濟、社會、環境或對外往來等方面走到可持續性的極限，然后遭遇危機，再被迫進行改革。為了避免危機的發生，改革應該是主動的。
不知是不是有意為之，世行報告缺乏系統性、有力的論證，各種觀點和論斷散落在各個章節，概括起來非常困難。報告所述中國面臨拐點的理由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方面：妨礙中國進一步高速發展的內部因素有人口結構老化導致未來勞動力供給下降、通過技術引進促進發展的空間即將達到極限、既有發展方式對環境的壓力過大、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外部因素有保護主義將使中國貿易順差減少、原材料價格上漲、全球貿易一體化加深、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等。報告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不按照其意見進行改革，中國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面臨更大的危機。至于為什么，報告中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個診斷看起來是建立在估計之上的。
相應地，報告為中國的改革前景進行了規劃，將改革目標限定為建立有良好基礎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財政體系、加大創新力度等聽起來不會引起太大爭議的方向。真正引發爭論和一些人不安的是針對兩個領域的政策建議，分別是國有企業和金融體系。
可能是出于“私有化”（Privatization）已經成為一個負面的詞匯，世行報告最大限度地規避了這個說法，于是便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包括國研中心參與報告撰寫的人士在內的很多專家都聲稱世行報告沒有開出國企私有化的藥方。而實際上，報告雖沒有直接提國企私有化，卻清楚地表明了這層意思，使用了諸如國企“所有權多元化”（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政府要“后退”（Scale Back）等提法。
在具體措施層面，世行報告甚至提出，只有國防等領域政府需要掌控全部投資，在其他公共服務領域，更小的國有份額即足夠達成目標，政府應該鼓勵私人資本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相形之下，國企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等建議就顯得很保守了。
針對金融體系，世行報告建議成立獨立的中央銀行，實行利率自由浮動，對國有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進一步削減國有份額；成立更高階的監管機構，做好準備應對金融危機等。歸結起來，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與國際金融體制和全球資本市場無縫對接。
莫忘改革最終目的
改革，意味著對現狀進行調整和改變，而改變的結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前后，人們習慣將新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30年，如今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在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時候，更需要堅持鄧小平確定的評價改革成敗的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世行報告推銷的是已經被廣泛證明為失敗的“華盛頓共識”，在那些曾接受這些建議的國家，發展模式都已經被另一種更傾向于國家主義的政策所取代。對于報告中的事實舉例和邏輯分析，不難提出相反的論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確有很嚴重的問題，但中國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提出了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應對方式。世行報告沒有論證其方案為何優于正在落實中的發展方向。
對國有企業也存在諸多不同的看法。國企的問題很多，典型的如國企的收益沒有實現全民共享，國企內部收入差距過大—既包括國企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巨大差別，也包括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的差別。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可以通過管理機制的改進和加強對國企的民主監督來完成，與私有化無關。
中國的經驗至少可以表明，壟斷和創新并不矛盾，中國在航天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突破，高鐵在技術標準上領先全球，這兩個領域恰恰是沒有向國內的私人資本和外資開放的。另外，由國有資本占主導的諸多戰略性產業領域，如鐵路、電網等，具有自然壟斷的屬性，國企承擔著保障基本民生的任務，這些領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壟斷，只能導致私人資本壟斷代替國有資本壟斷，最終危害國計民生的穩定。
反對世行報告對國企改革建議的人士更為擔心的是，國企的私有化會演變為權貴的私有化或者外資的私有化。拉美、非洲、前蘇聯等按照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設計進行過類似改革的國家，提供了足夠的前車之鑒，足以證明這種擔心并非多余。
對金融領域的改革建議就更令人費解。由于更嚴格的金融管制，中國有幸躲過了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公認的結論。就在西方國家尚未在危機中恢復過來之即，世界銀行就把引發危機的金融體制推銷給中國，這就不光讓人難以理解，也足以讓人警覺。
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認為，中國應該包容外來的外部意見，況且這是多位專家長時間的研究成果。但世行并非研究機構，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共同構成推動全球化最核心的國際機制，向發展中國家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曾任世行高級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直言，世行只有這一種單一的藥方，從不尋求其他的見解，“開放、坦率的討論是被壓制的—沒有任何余地”。
完全按照世行報告的政策建議去做，中國極可能會走向一條與改革初衷相悖的道路。向哪個方向走，是中國改革之路上的一個重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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