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府要言利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號，——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魯迅
魯迅是紹興官宦家庭出身，對明清以來紹興師爺和訟棍的寫作習慣非常熟悉。自古以來，雖然讀書做官是文人的夢想，但實際上，考秀才的成功率也就1/20上下，接下來考舉人的成功率還要低，最后會試考進士錄取率也不到1/10。這意味著大部分讀書人都沒有正途作官的機會，只能找個師爺（幕友）、書吏、訟師（律師）的崗位來展示寫作能力。魯迅描述的“訟棍體”文章，不能算是“非主流”，而是傳統寫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濫用名號，誘導事實的文風到今天也沒有消失。復雜的社會問題往往難以用三言兩語解釋，所以許多作者干脆放棄嚴密的邏輯分析，用煽情的文字來推銷一個過度簡化的模型，借此吸引眼球、甚至推銷荒謬的結論。比如說，一談到國企問題，不少人立刻就能義正詞嚴地給國企扣一頂很有水平的大帽子：“與民爭利”。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4/cnpol110227a.shtml
http://news.qq.com/a/20091207/000919.htm
說“與民爭利”這個口號提的有水平，是因為這個模式很方便地搶到了道德制高點。很顯然，讀者不會拒絕“人民”的身份。所以作者攻擊 “與民爭利”就成了“為民請命”；人民的利益應該保護，和人民“搶利益”的國企自然就戴上了邪惡的帽子。“國退民進”的私有化路線因此成了人民路線，不可置疑。
從大眾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與民爭利”的帽子之所以有效，還因為利用了普通中國人不愿言“利”的的心理。普通朋友尚且不好意思開口為利益爭個長短，國家頂了個“人民政府”的頭銜，還要開企業賺錢？那就更惹人厭惡了，哪如“藏富于民”的口號聽來順耳？。感性的煽情口號成了攻擊國企的最好工具。
不過，煽情的說法一般都經不起推敲。就事論事，難道國家不該“爭利”么？
國家是替所有人辦事的組織，而辦事必須要花錢。公務員固然不應該發大財，但也不能不養家糊口。枵腹從公的事情如果成為常例，必然會導致大面積的腐敗和動亂。所以，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經費來供養公務員。此外，國家還要養軍隊、造軍火、修道路、維持社會福利……每項事業都要花錢。現代國家的特征正是國家要主持龐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要有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支撐。國家若不“言利”，不積極地尋求穩定財政收入，就只有兩條路可選了：要么學美國政府，濫發國債，掠奪世界；要么學津巴布韋，直接印鈔來應付開支。
美國印刷國債
已經溢出數位的國債鐘
100萬億面額津巴布韋幣
不用說，印錢和發債都不可能提供穩定的財政基礎。作為人民的代表和公共服務的來源，政府要光明正大的為民言利。
2 稅收與國企
穩定的財政收入只有兩個來源：國企利潤和稅收。對于稍有邏輯的人來說，反對國企的存在，就必然意味著靠稅收來解決財政問題。事實上，這正是某些人反對國企的理由——國企在為國家取得利潤的同時制造了太多的運行成本，遠不如收稅節約。
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有一個默認前提——稅收是無成本的。在他們的想象中，稅收只是收錢，簡單到只需要到納稅人的賬戶上轉款即可，成本可以忽略。持這種看法的人，社會經驗大概只限于AA制聚餐的水平，完全不了解現代經濟的復雜性。現代經濟包括幾千個行業、幾十萬種職業，要從中抽取足夠的稅收，在不影響經濟效率的同時還要兼顧公平，這對信息搜集和社會控制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比如說，人頭稅最好計量，卻是高度的累退稅（窮人的稅率百倍于富人），很不公平；企業所得稅有豐富的稅源，卻很容易在虛報成本的手段下被逃避；營業稅稅源豐富，也不容易逃避，卻抑制了物資流通。收稅既然意味著從社會中抽出資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對經濟產生影響，降低經濟效率或是影響社會穩定。無代價的稅收體系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為了盡可能地降低稅收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稅務機關必須全面掌握整個經濟體的運行細節，對具體的行業甚至企業都派出專家，制定復雜的稅收策略。這個獲取信息——制定政策的過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上監管成本。稅收的成本并不算便宜。相比之下，彩票是從窮人手里拿錢來興辦公共事業，卻還能被稱為“無痛稅收”，稅收的成本可見一斑。在中國這種每天都出現新行業，每秒鐘都會創立新企業的新興工業國，稅收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一般估計中國的稅收成本在6%左右，即每100元稅款有6元的直接成本。
當然，這并不是中國的個例，各國征稅都不是件簡單事。美國各級政府的開支合計已經達到GDP的45%，所以即便能印錢發債補缺口，在稅收上也不能松懈，美國有“唯死亡和稅收不可逃避”的說法。美國聯邦稅務局有11.5萬人，地方上另外有40余萬雇員從事稅務工作。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折算，相當于中國有超過200萬稅務人員（中國實有75萬）。
幾十萬稅務人員并不能體現美國全部的稅收成本，因為美國大量的稅收工作要由整個社會分擔。比如銀行系統就承擔了一部分稅收監管任務，在美國，金融機構十萬美元以上的業務、商業賬目1萬美元以上的結算都要向稅務局備案，日常生活中幾千美元的現金往來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關注。甚至每個人都要替稅務局擔負一定的計稅、統計任務，填寫納稅計算表格，預繳稅款。美國人每年要填寫80億份納稅表格。
納稅人報稅出現差錯，往往會招來嚴厲的懲罰。所以美國又有幾十萬人律師或財務顧問代理稅務申報，提出稅務建議。這個職業的工資每年約350億美元。再加上利潤和普通美國人為報稅而耽誤的工作時間，美國社會在稅務局之外付出的稅收成本大約是2000億美元，占全部稅收的5.5%，或者說相當于中國軍費的兩倍。
中美之外，其他國家的稅收成本也不低，許多國家的稅務機關為了保證執法力度，需要管轄的警察甚至軍隊。俄羅斯的稅務警察有4萬人，武器裝備和野戰軍相當，直接從稅款中提取10%作為稅務成本。人口和安徽省相當的意大利，由現役上將領導稅務衛隊，兵員多達6萬，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個稅務警察。（類似的，國民黨統治時期，稅警總團曾是比主力野戰軍還強大的精銳部隊，是中國最先裝備坦克的軍事單位）可見收稅在哪個國家都不是件輕松事。
意大利稅務警察
俄羅斯稅務警察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高昂的稅收代價是一種“交易成本”。在稅收問題上，國家和私有制企業分屬不同的立場，各自拒絕透露全面的信息，所以國家必須花費巨大的人力，去收集、驗證已經被企業收集過一次的經濟信息。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這相當于把部分經濟活動的管理成本又支付了一遍，自然代價高昂。相比之下，國有企業企業的產權歸于國家，向國家繳稅、分紅，信息壁壘比收稅小的多。所以，在合適的行業和領域，用國企利潤替代稅收可以為全社會節約巨額資源。
3 跨國公司還是個體戶？
十年前的中國，只要談到時政與經濟，有一個詞幾乎必然出現：“體制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體制問題特指產權問題，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會被歸結為“產權不明”，公有制企業因此承擔了學術界的大部分指責。既然國企是問題的根源，那么解決方案就是要走徹底的私有化路線。通過國退民進來解決產權不明的問題。
這個說法不僅在學術圈里風行一時，在普通人中也頗為流行。當時談體制問題，動輒把科斯定理抬出來唬人的媒體不僅僅是學術期刊，更多的是日報、周刊等生活性媒體。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是一個全民當經濟學家的時代”。
之所以談體制問題如此風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用產權來解釋問題很簡單：不是自己的產業就不會全心全意的經營。這個邏輯鏈條很短，短到任何人都能在幾秒內理解。再加上身邊直觀的例子，比如無主的財產先損壞，比如基層干部損公肥私、公款吃喝，這“私有制=效率”的說法一下子就能深入人心。在政策的鼓勵下， 80-90年代個體戶、私營企業大獲成功，這也為“產權派”的說法做了佐證。
不過，看上去很美的東西，往往就怕認真二字。稍加推導，這個“私有化=效率”的簡單邏輯，將直接引出這樣的荒謬結論：越小的私營企業越有效率，個體戶的效率最高。因為大企業的部門經理經營的是別人的資產，私營小企業主和個體戶要對自己的資產負責，相比之下，自然是所有者直接經營的效率更高。如果這一理論真的成立，我們將看到個體經濟統治世界，世界上有多少個家庭，就有多少個企業。
這個結論顯然和事實不符，甚至正好相反。現實世界的經濟是大企業當道，大部分行業都存在寡頭甚至壟斷企業，甚至連零售、餐飲這些傳統上小企業占優勢的行業，現在也紛紛被連鎖店、標準化的大型超市所占領。除了那些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非洲國家，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都以大企業為骨干。
4 效率從何而來？
事實和理論不符。解決方案不外乎兩種：無視事實，閉眼堅持自己的理論，或是正視事實，為理論補充邏輯。直到今天，私有化的擁護者還在重復幾十年來的老口號，試圖用口號來打造一個私有制的天堂。但如果讀者要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就必須從現實出發來解釋世界，搞清楚為何大企業能夠戰勝個體戶？國企是否因為公有制身份就必定會低效運營？
前面提到稅收問題的時候，曾指出，稅收的代價很大程度上源于“交易成本”。國家和個人、和企業的博弈不是隨口說說就能完成的便宜事情。類似的，企業之間的博弈、交易也同樣要付出交易成本。因為企業之間同樣存在信息壁壘，在市場上公布所有底牌的企業必然第一個破產。所以，采購者要找到最好的供應商，生產者要找到最好的客戶，都得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還要消耗寶貴的時間。
當然，理論上說，無數個私營小企業的博弈總有穩定下來的時候。企業進行無數次的試錯，不管付出多大的成本，最后總能達到最優的配合模式。這就是私有制和市場崇拜者所談的“最佳狀態”。如果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后，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資源配置問題，讓全世界有20億個體戶也未嘗不可。
不過，現代經濟和農業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變化速度。科技進步是現代經濟最大的增長點，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導致資源的配置關系發生變化，迫使市場重新組合經濟要素。這意味著所有的交易都要重新談判，把高昂的交易成本再付一遍。科技進步連續不斷，政治、軍事對經濟的沖擊也無休無止，每一次經濟變動都會重新定義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巨大的交易成本早晚會壓垮最靈活的市場經濟。或者說，以小企業和個體戶為主的社會不可能跟上現代科技的發展。
人類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是開辦企業——規模超出家庭的經濟機構。用企業的下屬部門來替代獨立的小作坊，用企業內部協作來替代個體戶之間的談判，用領薪的職業經理替代小業主。從效果上說，這相當于用固定的長期合同把小企業結合到一起，不再為每次協作都重新簽訂合同，即在企業內部實行計劃經濟。從局部來看，內部計劃經濟或許喪失了某些靈活性，但從整體來看，這大大降低了各個產業部門之間的交易成本。盈虧互抵，企業的生產效率反而會大大提高，能夠用更低的成本完成社會分工、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用更快的速度應對科技進步和市場波動。這就是企業存在的意義。
現代社會的趨勢是分工越來越復雜，科技進步越來越快，各個產業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越來越高，交易成本自然也隨之增加。為了避免被交易成本壓垮，企業的發展趨勢必然是越來越大。不管是自愿合并還是強行吞并，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大多數人謀生的方式不是經營自己的產業，而是在別人的企業里領薪打工，使用不屬于自己的資產來工作。但現代社會并沒有因此崩潰，這說明現代經濟的效率絕不僅僅源于老板牟利的欲望，更來自管理手段的進步。企業內部計劃創造的分工和市場制造的分工同樣促進效率，前者甚至更有效一些。
既然效率并不依賴于老板的私心，那么所謂“公有制損失效率”的論斷就屬于政治口號，而不是一個科學結論。只要能落實先進的管理制度，做好監督工作，沒有理由指責國有大企業必然會損害全社會效率。
當然，私有制的支持者會強調，即便是大企業也是私有化的好，因為私有制企業有老板，他自己會為資產負責，加強企業的管理。而國企的領導者卻可能因為私利而損害企業的利益。這話也不無道理，畢竟你可以賄賂國企的領導，卻不可能賄賂一個私營企業的老板。
但從實際情況看來，這個假設也無從成立。因為私有制的企業也多半沒有真正的“老板”。當今世界的私有制大企業，幾乎毫無例外地是股份制。在股權分散到千千萬萬人的同時，少數職業經理人控制了企業的運營。股東大會上，擁有公司多數資產的散戶從來只能坐視少數經理人和董事會呼風喚雨。即便像微軟公司這種創始人還在世、直接參與經營的企業，比爾蓋茨也不過擁有不足10%的股份。換句話說，和國企一樣，私營大企業的高層經營者并不“擁有”這些企業，更不要說中下層的管理人員。在效率方面，國企并沒有天生的劣勢。
5 壟斷有原罪？
國企的另一個常見罪名是壟斷。的確，許多國有企業在行業內占有壟斷地位，比如鐵道部，或是幾個國企占有某個行業的大部分市場份額，如中石化和中石油。這些企業樹大招風，比其他國企受到了更多的攻擊。甚至政府內部也有不少干部對這些國企不滿，打算以反壟斷的名義拆分、出售國企。
不過，在攻擊國企壟斷之前，我們必須搞清楚一個問題——壟斷為何有罪？
這個問題似乎顯而易見，壟斷企業沒有同等級的競爭對手，可以隨意提價。一旦價格由壟斷公司決定，而不是由市場形成，壟斷公司就對消費者進行了掠奪，也破壞了資源的合理配置。所以人人都罵國企壟斷。
不過，應該注意，這里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的不是壟斷地位，而是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扭曲價格、排擠同行的行為。其中的區別就像足球場上的越位位置和越位行為的區別——球員處于越位位置本身并不違規，裁判也不會干預，但如果球員利用這一位置參與進攻，裁判員就會中止比賽，制止越位行為。類似的，反壟斷的目標應該是制止有害的壟斷行為，而不是禁止某個企業通過競爭取得事實上的壟斷地位。
當然，只有處于壟斷地位的企業才可能制定壟斷價格，消滅壟斷企業的確可以釜底抽薪的避免企業謀取壟斷利潤。但這種行為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
前面提到，科技時代給經濟帶來的一大影響是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在大部分行業里，小企業會逐步邊緣化。這意味著企業規模很快就會接近全行業的市場總容量，進入寡頭競爭階段。市場競爭寡頭化，不是因為寡頭企業的不正當競爭，而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管理更有效，節約了更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社會的效率。在進一步的競爭中，如果更大的企業會有優勢，那么寡頭競爭遲早會進入壟斷階段。在大部分行業，這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
既然壟斷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既然最后獲得壟斷（寡頭）地位的企業往往是效率最高的企業。那么破壞這種局面，本身就是反市場、反效率的行為。媒體無謂地攻擊壟斷企業，在情感上可以煽動讀者的情緒，實際上損害了所有人的利益。正確的做法是由政府對市場進行監督，對壟斷企業濫用壟斷地位的行為予以處罰，而不是見到壟斷企業就喊打喊殺。
總而言之，不論是私企還是國企，企業占據壟斷地位都不是受攻擊的理由。而監管壟斷企業，避免壟斷企業危害社會的力量只能是國家。如果我們不相信國家的反壟斷能力，那么就只能接受私有壟斷企業無法無天的現實，如果我們相信國家有監管壟斷行為的能力，就沒必要擔心國有壟斷企業會比私有企業制造更多的麻煩。
此外，在某些行業，比如土地一級開發、比如鐵路干線運營，比如城市供水、供電；壟斷本身并不一定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無法開展市場競爭的結果。因為土地供應和基本市政管網等基礎設施天然就具有壟斷性。無論從技術角度看還是從經濟角度看，同一個國家建設兩套互相競爭的路網都是非常荒謬的事情。所以，不管國有化還是私有化，這些行業都不可避免的要采取壟斷經營的模式。
對于這類行業，計算“合理”的市場價格非常困難。因為根本就不存在理想化的競爭條件。所以，與其讓私有企業壟斷，再進行代價高昂的監管，還不如由國有企業直接經營，從而減少監管難度。更何況這些企業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關系民生，某些時候必須放棄經濟利益，低價甚至免費提供服務。這些服務帶來的物資損耗，如果由國家向私營企業補貼來抵償，又要遇到信息不對等的交易成本問題。所以，國企在一部分交通、市政行業壟斷經營是最符合效率的選擇。
6 奪取思想主動權
“絕不做敵人希望你做的事”——拿破侖
這句軍事格言可以用更簡單的詞來概括：奪取主動權。在軍事對抗中，兵力和火力并不能完全決定勝負。握有戰爭主動權的一方可以逼迫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交戰，或是避開對敵人有利的戰場，從而更好的發揚自己的優勢，取得勝利。在思想爭論中，宣傳正確的觀點也同樣要奪取主動權，至少不能被對手的思路所引導。否則正確的觀點也可能被誤解。
比如說，在國企問題上，“與民爭利”、“國企沒有老板所以效率低”和“壟斷”是反對者常見的指責方式。這些指責之所以流行，不是因為符合事實，而是因為用庸俗化的西方經濟學觀點歪曲了事實，迎合了大眾的心理弱點。普通人對市場的直觀感受是交易成本很低的菜市場，所以能接受這種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經濟學理論占據主流媒體版面。
反駁這些錯誤觀點要有策略。如果簡單的反駁“國企沒有爭利”、“國企可以給管理層持股”、“國企沒有壟斷”，這種論述并不符合事實，無法找到足夠的現實案例當依據，結果只能是越描越黑，反而進一步破壞了國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這種反駁方式實際上等于認同了庸俗經濟學，接受了反國企理論的基本前提，相當于在敵人設伏的戰場上交戰，絕不可能奪取主動權，達到預定目標（樹立正確理論）。
合理的反駁思路是跳出這些思想陷阱，在正視事實的基礎上構造正確的經濟學模型，從而否定那些錯誤置疑的前提。有了正確的經濟學模型，我們會發現以國企為骨干的混合經濟是現代社會最合理的選擇，國企有充足的理由為民爭利，公有制并不是浪費的前提，甚至壟斷也并不是必須接受的罪名。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為國企說話。
作者為觀察者網特邀評論員，轉載請注明出處和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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