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媒體上，政府研究機構的一著名經濟學人就曾撰文指出：“至于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則已經有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對它作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所以，“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便是國營部門⋯⋯”于是，他依靠這個“偽公理”，一是先要求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為此，他還多次杜撰黨中央國企改革決定，說“政府要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這是中央明確了的方針”。二是近來亮明底牌，接著要求國企退出“國民經濟命脈”。如在2011年12期《中國改革》中，他撰文要求國企退出“列寧所說的‘制高點’，即‘國民經濟命脈’”。目前“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這是“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現”。
總之，他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十五大以來關于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重大決策，主張全面私有化。否則，他認為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了。”他還希望這一類“假改革”成為“新”的“頂層設計”，能夠左右黨的十八大走向。
幾乎同一時間段內，歐美政府，尤其是“重返亞洲”來“領導亞洲”的美國，也公開要求中國政府反國企、反“國家資本主義”，以消除歐美國家主導的、虛偽之極的“國際自由貿易”的障礙。
天下沒有“國企搞不好”的公理
目前，國內對于這個經濟學人以上“三聚氰胺”式的“改革”言論已經有諸多批評。這里補充的內容是，僅僅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說法也是非常片面的。因為，事實上還有“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及深刻的理論分析表明，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國企無效率和私有化并不是暢通無阻的“公理”。國企無效率=傻瓜經濟學。
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就批評過“國企無效率”，私有化乃人間正道的經濟學“偽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競爭，加強監管，經理資本主義企業和國企都可以發展。天下沒有“國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這樣不切實際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斯蒂格利茨寫道：
傻瓜式的經濟學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私有制畢竟俱足激勵，而公有制做不到。
無論是在公共部門還是在私營部門中，高效企業和低效企業并存。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大型鋼鐵企業的效率要高于美國的私有企業。美國最成功的行業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產業，而美國所有一流的大學都是國有的而且不以營利為目的。
赫伯特•西蒙因在“現代企業的實際功能”方面的開創性研究而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經指出，人們過分夸大了現代資本主義與官辦企業之間的差異。在這兩種體制下，每個人都是在為別人打工。用來刺激經理人與工人的激勵機制是完全相同的。⋯⋯“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組織中產生的正面激勵要比在目標多元化的組織中產生的這種正面激勵要容易（或困難）得多。由利益驅動的組織要比其他組織更有效，這種結論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組織經濟假設的必然結果。如果這一點從經驗上看是正確的，那么我們還需要尋找支撐這一結論的其它公理假設。
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歐美的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已經和斯蒂格利茨聯手研究，再次據實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的報告集中說明，國企通過改革可與市場經濟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們的這項內容廣泛的研究成果分別顯示出，在全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私有企業“不勝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國有企業做得好的例子屢見不鮮。
如果在壟斷行業實現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擅長玩弄壟斷權術，結果是總體經濟效率并未提升” 。
西蒙和斯蒂格利茨兩人的研究表明，確保私有化卓有成效地實現社會目標的條件與市場趨于帕累托最優的條件完全相同:不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包括格林沃爾德和斯蒂格利茨所討論的信息不對稱或其他形式的市場不完備等問題。簡言之，滿足私有化的假想狀態是極其脆弱的，或者說根本就不存在。
私有化問題遠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識形態思維要復雜得多，也比華盛頓共識支持者們的預想更為紛繁。說得好聽一點兒，其理論假設遠比當初的思維更脆弱；私有化進程中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卻比他們的想象更為嚴重。
歐洲并沒有搞過全面私有化
在對中國國企改革產生過影響的歐洲國家的私有化，其實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動。
歐洲國家似乎并沒有完成對戰略部門實施全面私有化這一宏偉藍圖。僅僅有幾個國家，如英國和西班牙完成了對能源、電信、交通等戰略部門的全面私有化。其他國家，除了近期的一些案例外，戰略部門（尤其是能源部門）的大部分資產仍然由國家控制。
私有化的宏觀經濟效果在西歐國家體現得并不明顯。唯一可信的是，私有化對公債具有負面影響。⋯⋯迄今為止，那些能正確反映私有化與企業績效因果關系的研究成果，還十分少見。⋯⋯一個令人很感興趣的發現是，有相當一部分項目（至少有30%）只是將國有企業的少部分資產實現了私有化。政府對私有企業仍然持有較大的份額，看來極不情愿失去對國有政策的控制。這是新發現，毫無疑問，還有待進一步調研。
20世紀90年代歐洲出現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業產權史的一次巨大轉變。然而，仍有一種觀點揮之不去，即認為私有化沒有明顯改變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政府仍在通過直接或間接手段掌控企業。⋯⋯主要股權的出售并不是避免政府對于私有化企業干預的充分條件。政府能夠通過黃金股來賦予自身廣泛的自由決定權，控制已經進行了部分甚至全面私有化的企業。⋯⋯黃金股在西歐國家非常普遍。⋯⋯事實上，政府利用黃金股來確保廣義上的國家安全，防止國防領域的私有化企業被敵方（外國）接管，保證公用事業部門提供天然氣、電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務。這些服務的提供和重點設施的保衛確有戰略意義，尤其當私有化不能確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兩方面齊頭并進時，更是如此。
私有化的微觀效應并不明顯，無論在私有化企業績效還是在企業治理結構方面，都是如此。
另外，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也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簡單地劃分公共、私人部門十分粗糙，將它們完全對立起來則不可理喻。
現在的制度分析都依賴于十分粗糙的分類，把制度安排要么歸入公共，要么歸入私人，即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或市場的一部分。這導致了對市場失敗和國家失敗的簡單診斷：要么需要政府的干預，要么需要私有化。⋯⋯正像先前的分析已經對國家與市場間的選擇過度簡化一樣，在集權與分權之間作出唯一選擇的假設也同樣過于簡單。⋯⋯私有化不是靈丹妙藥。
沒有各種公共制度作為支持市場的基礎，任何市場都不能長期存在下去。在現實場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經常是相互嚙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絕的世界里。
更早些時候，英國的經濟學家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在對1980年代英國私有化進程展開廣泛分析的基礎上也已經提出，在事實中：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容。
由此可見，就是在歐美的西方經濟學領域中，“國企無效率”、全面私有化也不過是蒼白無力的一家之言，特別是美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拼命推銷的一種破綻百出、受到廣泛批評的意識形態觀點。它們并不是公理，而一旦被某經濟學人吹捧為不容置疑的普世真理，就已經是他在偽造“公理”了，顯得其人虛張聲勢，手頭既沒有事實的全貌，也沒有通行的道理。而在中國國內，與其相反的觀點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
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已經陳舊過時
另外，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幕滑稽劇是：金融海嘯中美國和歐洲政府救市，計劃經濟﹑國有化一起上。當然，政府偏愛大公司、銀行家貪婪是需要批判，但 “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 ” 、“權力攪買賣”也真的派上了用場。
2012年伊始，歐美自由派代言人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就發表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國家資本主義在崛起的主題報告。墨西哥國際問題專家阿爾弗雷多•哈利費•拉默真實地介紹了其主要內容：
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在加劇，與此同時國家資本主義在新興市場以全新方式強勢崛起。
報告認為“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的未來無比輝煌”，但卻并不看好印度和南非這兩個國家，同時指出歐洲國家的資本主義已經陳舊過時。
報告稱“因為更為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變得更加深重，國家資本主義將國家權力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同時很好地利用了國有企業上市和實行全球化等資本主義手段”。國家資本主義從來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規模，擁有如此高明的手段”。
數字讓人不得不服：國家資本主義已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模式⋯⋯。
報告強調，全球最強大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匯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儲備的十三大石油企業全部為國家所有，例如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伍爾德里奇說，“國有企業的成功身影幾乎存在于任何產 業”⋯⋯。
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一帆風順、欣欣向榮，因為西方國家危機而更顯強大”，“國家在前進而私人部門在后退，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全世界”。據統計，在全球工業范圍內，能源產業的國有企業參與比例為67%，電力產業為55%。
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優點是“企業由專業人士而非官僚或者親朋好友管理”。今天新興國家經濟的年增長率為5.5%，而西方國家的年增長率只有1.6%，預計在今后9年中，新興國家G DP總量將占到世界總量的一半。國家資本主義將成為“未來的趨勢”。
盡管如此，這份“特別報告”仍對國家資本主義持一定懷疑態度，對它的創新能力以及自我修正能力表示質疑，認為體制矛盾可以在經濟快速發展時得到容忍，但在經濟困難時就會爆發。筆者認為這種懷疑并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什么體制是完美的。
伍爾德里奇認為，“新興國家已經學會如何利用市場來推動其政治目標發展”，“市場看不見的手已經被國家資本主義看得見的手所替代”。在“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全球歷史潮流將朝著國有化發展。
放眼世界，認真學習和領會西方經濟學，“國企無效率”是偽說，“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也功不可沒，要一分為二。到了2011年下半年，在歐美經濟界一片喧鬧、驚恐中“二次探底”風險增大，歐美政府最擔心的就是缺錢救市，恐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給力了。“這也使得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為歐洲政府面對的嚴峻挑戰”。
國企需要批評但不能妖魔化
當然，實事求是看我國國企，并不否認國企制度需要繼續完善，也不否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路線圖。與之相關的 “政府失靈”也應當注意校正。
但是，如果有人不是在這個角度討論問題，而是要通過妖魔化國企，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國有經濟，實行徹底的“民進國退”，在向往“歐美模式”時當“超越哥”，置“歐美模式”都存在國企、“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于不顧，這又是哪家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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