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體系、金融化和當代資本主義

        英刊《當代政治》第14卷第3期刊登了約翰娜•蒙哥馬利題為《縮小批判分歧：全球金融、金融化和當代資本主義》的文章，介紹了兩種不同的分析當代資本主義金融的框架。第一種是研究全球金融體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它們分析了全球金融市場背后的地緣政治，認為金融是世界發(fā)達國家向全球強加不平等關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第二種是較新的研究金融化的文獻，它們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本身有一種新的發(fā)展趨勢，即個人、企業(yè)和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之間建立了新的越來越密切的聯系，并越來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作者在論述當代金融的實際變化的基礎上指出，這兩種分析框架應融合才能更好地說明當代金融狀況：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不能不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中金融狀況的變化，只強調發(fā)達國家的不平等權力的運作，而金融化文獻在描述當代資本主義新的特殊變化時，應認識到美英等發(fā)達國家以及大資本是金融化背后的權力推手，金融化不是自發(fā)的過程。文章內容如下。

    最近的次貸危機和隨后的全球信貸緊縮使人們開始重新探討金融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的至關重要的地位。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解體以來，人們一直試圖找出恰當的詞語定義當代資本主義。例如，用“后福特主義”定義生產上的變革，即采用柔性制造技術和第三方外包的手段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新經濟詳細展現了電信新技術改變商業(yè)規(guī)則并推動股票市場參與信貸和利潤分配的過程。人們還用多種詞匯描述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時期，其中“全球化”的稱謂廣為流傳。但是，全球化包含的內容如此繁雜，最終會因為“上千種的標準而消亡”。每一次的新的定義都會導致人們重新詮釋金融在新的經濟政治結構中的新角色。
    本文評價了兩種不同的分析金融對當代資本主義重要意義的批判框架。研究全球金融體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分析了金融市場的地緣政治動力。根據國際政治經濟文獻，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金融是全球政治經濟的核心力量之一。金融的力量往往被視為全球政治經濟時代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征。如何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定義全球金融體系的作用，如何應對加劇的不平等和不穩(wěn)定，構成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層面的新挑戰(zhàn)。另一類是研究金融化的文獻，它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動力，認為個人、企業(yè)和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建立了新的聯系，并越來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金融化文獻有力地詮釋了金融對當代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不斷“嵌入”。

    當代金融的轉變

    當代金融市場似乎是一個復雜的、令人迷惑的世界。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和資產在數量不斷增加的市場中進行交換。掉期期權、夾層融資、套利等外來詞匯、令人迷惑的縮略詞使永遠處于創(chuàng)新中的金融顯得更加復雜。我們拋開各種金融詞匯和超長的市場清單，而是首先簡要介紹金融的主要層面。這樣，金融就不被視為交換市場的集合或商品的集合，而是嵌入在社會現實中的過程和互動關系的集合。
    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將分別探討現代金融的四個層面：貨幣、信貸、投資和投機。這并不代表金融的各個層面是獨立運作的市場關系；相反，這四個層面是互相依賴、高度統(tǒng)一的。
    金融的一個層面是貨幣。用國家貨幣進行交易，是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礎，因為在全球市場中，商品的買賣必須通過各國貨幣進行。除了進行直接貿易的初級市場，還有投機于貨幣價值波動的二級市場。在金融資本流動自由化的時代，如何制定國家貨幣管理政策對政府和央行構成特殊挑戰(zhàn)。政策的選擇——如“浮動”匯率或“釘住”匯率、“強”通貨還是“弱”通貨——將影響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路徑。
    金融的另一層面是信貸。信貸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灌溉系統(tǒng)，信貸循環(huán)流動，或促進增長，或使各個經濟領域因信貸泛濫或信貸匱乏而遭受災難。國家通過出售政府債券創(chuàng)造信貸，就像公司通過出售公司股票獲得借款一樣。大多數國家的信貸主要源自政府債券，因此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必須考慮到債券持有者的利益，否則國家將失去信貸的主要來源。銀行是信貸市場的主體；銀行向政府、公司、個人和其他銀行發(fā)放貸款，從而創(chuàng)造信貸，并通過對違約可能性的風險評估確定貸款是否發(fā)放、是否授予債券市場準人權及確定貸款利率水平。信貸關系越來越受到信用評級機構的影響。信用評級機構是決定國家、公司和個人能否獲得信貸及確定信貸價格的重要主體。
    金融的另一層面是投資。股票市場，即股票的買賣，是投資金融業(yè)的核心。股票市場是連接公司和金融的紐帶。股票市場的主要金融主體是商業(yè)銀行或投資銀行，它們承銷上市公司的新股發(fā)行和首次公開募股（IPO）。其他金融主體還包括養(yǎng)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近些年來，調控手段的重大轉變、新技術的出現以及資金向機構投資者集中等因素導致股票市場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司因此承受著提高利潤、提高股價以回報股東的壓力。政府也承受著吸引和保持金融投資的壓力。外方建廠等外國直接投資（FDI）通常被認為是長期投資的最佳形式，特別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還有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間接投資，這些投資往往是短期的、具有投機性質的。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國家制定稅收減免政策，并在基礎設施完備、運輸網絡發(fā)達的地區(qū)設立經濟特區(qū)。為吸引間接投資，各國放開資本賬戶，取消資本管制。
    金融的最后一個層面是投機。投機就是對金融工具的利用。金融工具的價格由多種因素決定，如實物商品、股票、債券、資產、利率、匯率或市場綜合指數。金融市場的核心是確定、計算和出售風險的能力。金融的投機特性主要表現在金融衍生市場。從本質上說，投機就是合約各方在其他市場的價格波動上投注，合同和游戲本身分離，這在本質上與體育比賽博彩并無區(qū)別。金融衍生市場有著很長的歷史（例如荷蘭郁金香泡沫），但自從計算機交易平臺出現后，從事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交易者數量和市場數量呈指數增長。專業(yè)投資機構——主要是對沖基金，還有銀行的專業(yè)交易專柜——可以針對市場中的相對小幅的價格變動大量下注，從中獲利。次貸危機部分凸顯了金融衍生交易的矛盾和謬誤。雖然這些金融產品的最初設計目的是為了分散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但實際上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導致系統(tǒng)風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個或兩個部門的不檢點行為使全球金融系統(tǒng)面臨著風險。
    全球金融體系的研究包括金融的所有層面：貨幣、信貸、投資、投機。跨境間接交易（如借貸、貨幣交易、金融服務及資本流動）都與外國直接投資相關。貿易一體化和依存度逐漸增強，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貿易的突出特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的角度看，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影響著地緣政治的格局。而且，金融創(chuàng)新給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例如，新近放開的金融資本流動導致了金融危機，給發(fā)展中國家造成了新的障礙。國家如何應對金融層面的新挑戰(zhàn)，是研究者們應該特別關注的問題。分析國內金融市場，就要立足于市場和主體構成的全球金融網絡。政府必須適應新的規(guī)則和慣例，同時還要應對不平等和不穩(wěn)定不斷加劇的挑戰(zhàn)。
    金融化文獻主要評價了當代金融在信貸和投資層面的新變化。新的金融創(chuàng)新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市場的規(guī)則，并對公司和家庭產生了深遠影響。銀行業(yè)的新規(guī)則對零售信貸和批發(fā)信貸市場產生了影響。銀行不再是簡單地支付存款利息、收取貸款利息的儲戶和借方之間的中介。當代銀行業(yè)務的基礎不再是“充當中介”、收儲放貸，而是“去中介化”，在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上進行直接交易。此外，在“證券化”的過程中，銀行利用結構性金融產品降低準備金，利用金融衍生產品創(chuàng)造資產，在公開市場上重新出售。許多主要的美英和歐洲銀行成為全球性企業(yè)集團，設立了批發(fā)業(yè)務、零售業(yè)務和商務部門及專業(yè)化的資產管理和資本投資機構。在向好的經濟環(huán)境下，大型商業(yè)銀行發(fā)放越來越多的貸款，支持高度杠桿化交易，引發(fā)了并購和杠桿化收購的狂潮。
    在金融的投資層面，金融化文獻分析了過去15年來股票市場的巨大轉變。美英經濟中的“股權崇拜”思想得到了強化，金融市場主體、公司和家庭重新定位了各自的戰(zhàn)略。股票市場的勢力越來越強大，導致上市公司的管理政策目標從長期的紅利目標向短期的、以股票價格變動為基礎的利潤目標轉變。公司戰(zhàn)略發(fā)生了迅猛轉變：20世紀90年代早期，公司通過理性化行為產生“價值創(chuàng)造流”；10年之后，盛行的邏輯是“價值結晶點”。股票市場的轉變影響了家庭和個人，新的零售信貸手段把家庭儲蓄大規(guī)模地導入住房貸款領域和專業(yè)投資機構，家庭和個人也被拖人了金融市場擴張的進程。美英就業(yè)養(yǎng)老計劃的結構有了重大改變，影響了金融化的進程。借款規(guī)模的增大與金融衍生產品和結構化金融業(yè)的零售信貸業(yè)務創(chuàng)新直接相關。美英房地產市場中的抵押貸款和無抵押貸款的規(guī)模和范圍都擴大了，不僅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持續(xù)膨脹，也在廣義上改變了美英宏觀經濟增長的路徑。

    地緣政治和當代金融

    金錢就是力量。“如今，金錢統(tǒng)治一切，政策為金錢服務。”理解金錢在塑造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是對全球金融進行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在廣義的歷史時代變遷背景中，金融被看作是影響全球力量關系和全球經濟的因素之一。基于此，人們往往把金融市場的變革歸因于已經發(fā)生的事件。時代框架還關注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關注美國金融業(yè)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影響地緣政治關系的方式。該框架明確承認美國國內金融形勢對全世界的直接影響，強調全球經濟運行中內在的權力關系和不平等，使金融政治化。誠然，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導致了嚴重后果，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通過辯論得出的主流觀點。但是，當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在我們的視野中漸行漸遠時，時代框架未能結合新變化而與時俱進。重復這種辯論意味著繼續(xù)維持全球金融研究的原有范疇：國家貨幣、資本流動、國際收支和外國直接投資——四者都對國家經濟政策構成挑戰(zhàn)。新的金融創(chuàng)新被不斷納入到這些范疇中，辯論仍將持續(xù)。
    時代框架將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原因歸結為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全球局勢動蕩和經濟崩潰（經濟崩潰在大蕭條時達到頂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首要任務是對全球金融資本流動進行監(jiān)管，以避免系統(tǒng)性危機的發(fā)生、維持全球經濟穩(wěn)定。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主義，旨在通過黃金－美元標準和主要貨幣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實現貨幣市場的穩(wěn)定。美國利用其全球霸主地位維持美元和黃金之間的兌換，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擔保。此外還有全球范圍內協調行動的資本控制機制，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輔助。一些重要機構通過多邊機制協調全球經濟治理。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面臨國際收支困境的國家提供短期貸款，并在系統(tǒng)性金融危機發(fā)生時發(fā)揮最后貸款人的作用；國際復興開發(fā)銀行（即后來的世界銀行）協調國際間的投資流動。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國和其他工業(yè)大國作出了監(jiān)管貨幣市場和信貸市場的政治性承諾，制度性國際組織作為輔助，共同開創(chuàng)了戰(zhàn)后資本主義擴張的“黃金時期”。一個總體的分析框架已經形成，并在時間上跨越了三個階段：在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原則下度過危機，邁入新時代；長期的穩(wěn)定；及下一次危機的爆發(fā)。因此，金融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背景下被定義的。
    從時代視角分析當前的金融市場和金融規(guī)則，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評價凱恩斯主義在監(jiān)管全球金融資本流動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核心問題是在控制全球金融資本流動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和政治問題。在“釘住匯率”價值上的過分投機以及美、德、日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使固定匯率制走向衰落。此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三者不可兼得”的內在缺陷——匯率穩(wěn)定、資本流動性和國家政策自主三者之間的不可兼容性——給政府造成了無法克服的困難。歐元市場的興起和美元的衰落使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兌換越來越困難。但全球金融再次興起不是簡單的私人金融市場規(guī)避管制的結果。金融市場的擴張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而美國和英國是金融市場擴張的主要推手。在這種背景下，先進工業(yè)國家攫取金融市場擴張成果的沖動，和全球金融資本流動一起給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帶來了巨大壓力。
    當美國政府在1973年停止兌換美元和黃金時，戰(zhàn)后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當先進的工業(yè)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制、放棄資本管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這個歷史事件被看作是全球力量關系新格局形成的歷史轉折點。美國退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經歷了持續(xù)的經濟危機，這些現象最初被看作是美國全球金融影響力衰落的標志，甚至是廣義上的美國全球霸權衰落的標志。當前金融市場的間歇性繁榮和衰落更是引發(fā)了人們對美國霸權或衰落或強化的猜測。
    美國經濟復蘇的核心是金融驅動下的經濟擴張。美國經濟復蘇已經導致人們重新從美國霸權的角度探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意義，或者，更確切地說，美國金融如何推動全球金融不斷衍生新的力量。
    有人指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構之外的“嵌入式”、“自由化”全球金融復蘇并沒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地撼動美國的全球金融實力——在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同時，美國也為未來奠定了金融基礎，其金融影響力更以市場為基礎、更具結構性。從這點看來，研究美國在全球金融中所處的地位，其研究重心不應該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消亡，而應是全球私人金融業(yè)的持續(xù)擴張和嵌入在該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關系。
    美國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重大金融創(chuàng)新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在全球體系中的相對力量。此外，美元仍是全球交易的主導貨幣，美國政府仍然享受著獨一無二的特權——向其他國家出售美元債務，把政府預算赤字外部化。
    金融化主要解釋了當代資本主義動力。其大部分證據來自美國和英國，少數其他數據來自德國和法國。金融化首先認可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金融市場自由化的起源，但對此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金融化傾向于把目前金融積累和金融創(chuàng)新（二者是金融變革的主要動力）的規(guī)模和范圍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進行研究，區(qū)別于把當代資本主義放在長期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研究的方式。金融化發(fā)軔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新經濟，持續(xù)至當前的全球信貸緊縮，共經歷了10年左右的時間。金融化被看作是這10年的獨特產物。金融化的“新”體現在各個層面：無論個人、企業(yè)還是宏觀經濟，都與金融市場建立了新的聯系，并越來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
    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金融化以不同方式變異。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新經濟經歷了信息技術興起、因特網繁榮、資本市場的短暫興奮期和最后的互聯網危機。從2001年到2007年，相對良性的經濟環(huán)境使金融市場繼續(xù)擴張。詹姆斯•克羅蒂（2008）稱此時期為“完美的平和期”：寬松的貨幣政策、低名義利率、美國為支持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過剩的流動性、歷史最低水平的貸款拖欠率、低通貨膨脹、全球股價的上升，所有這些良性條件都達到了頂點，使金融機構能夠輕易地推行高風險戰(zhàn)略，獲得歷史上最為豐厚的利潤。這種大好時光最終以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信貸緊縮結束，毫無疑問將大大改變金融化的未來面貌。
    在一些早期的研究票據資本主義和金融主導的經濟增長的文獻中，可以看到作為一種目標出現的金融化。這兩個研究角度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分析框架有些相像之處。在法國調節(jié)學派看來，資本市場重要性上升是福特主義之后政治經濟關系重新走向統(tǒng)一的證據。金融市場／股票市場的聯系變得愈來愈重要，這實質上是制度形式和社會調節(jié)機制的重組過程，影響著宏觀經濟運行、生產力趨勢、收入分配和資本積累。博伊（2000）提出了金融主導的增長機制的條件假設。實現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和制度的統(tǒng)一就是將公司對未來的永遠樂觀的預期與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價格穩(wěn)定、高科技部門發(fā)展、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的繁榮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保持消費的快速增長。弗魯德等（2002）認為資本主義有兩種主要形式：“生產性資本主義”，類似于福特主義；還有當前的“票據資本主義”，這里的票據指的是債券、股票等各種金融文件。弗魯德用票據資本主義詮釋資本市場變革對宏觀經濟制度配置的影響。當資本市場不再充當家庭儲戶和投資公司之間的中介，而是積極地影響公司和家庭的行為時，票據資本主義已經產生。
    金融化拋棄了金融市場變革的全球維度，完全忽視了美英兩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在全球經濟中占據的特殊地位。也許，單獨分析美英兩國，把其作為以股權為基礎的典型經濟加以分析，能幫助人們更深層次地理解金融化，但正如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所指出的，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美英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態(tài)勢對整個世界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分析金融市場變革時，如果忽視金融市場的地緣政治動力，只將美國和英國作為國家內部的金融體系來分析，就只能得出非常狹隘的結論。
    德法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以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為中心，突出表現為大型銀行和工業(yè)企業(yè)之間的長期關系和交叉持股。而美英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以股票市場為核心，導致股權分散和短期行為。當歐洲的公司和銀行利用其在股票市場的新特權攫取利潤時，歐洲模式實際上已經被外來的思想和所有權攻破。經過改良的美英金融化模式已經部分地滲透到幾個最大的歐洲經濟體中，這已經是共識。
    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是：地區(qū)性差異（主要是政府和社會方面的差異）對金融化有著怎樣的影響？拉維夫（2007）認為歐洲的金融化突出表現在新加入歐盟的中歐國家。大型西歐銀行掀起的并購浪潮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生活，并使金融泡沫膨脹。

    當代金融與社會的關系——嵌入還是抽離？

    國際政治經濟學界的時代分析框架從地緣政治角度研究全球金融力量及地緣政治與美國霸權的聯系。此外還有一種形式的時代分析框架，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球金融是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抽離”的過程，并分析了金融市場自由化如何通過先進工業(yè)化國家的新規(guī)范和新操作不斷推進。約翰•魯吉在1982年發(fā)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把布雷頓森林體系描述成“嵌入式的自由妥協”，即在多邊主義的國際背景和完全就業(yè)的國內背景下，以政治共識推動自由的金融秩序，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魯吉采用了卡爾•波拉尼（1944）對“嵌入”和“抽離”的經濟政策的定義，把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全球經濟看作是以犧牲國家穩(wěn)定為代價的持續(xù)的金融資本流動自由化。當魯吉借用波拉尼的“抽離”概念，闡述不斷變化的準則、規(guī)范、規(guī)則、程序如何決定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國際機制時，“抽離”這個概念本身就具備了分析價值。波拉尼的經濟活動“嵌入”社會生活的觀點為解釋資本主義的歷史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渠道。但是，執(zhí)拗地把全球金融詮釋為“抽離”導致了分析上的二元論，金融常常被視為與國家和生產性經濟對立的、獨立的經濟活動領域。
    孤立分析金融的方法始于“國家還是市場”的辯論。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國家勢力的明顯削弱引發(fā)了人們對全球金融影響國家行使主權的持久討論。金融資本流動自由化剛剛顯現，就被研究者視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挑戰(zhàn)。新金融技術對國家經濟戰(zhàn)略構成挑戰(zhàn)。不論全球資本流動是“抽離”，還是越來越自由化，都需要在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制定新的政策戰(zhàn)略。有研究者援引國家在金融市場自由化中的核心地位作為例證，駁斥在“國家還是市場”辯論中支持市場的一方。政府利用政策自主權吸引資本流入，或授權中央銀行創(chuàng)造有利于國際投資的制度環(huán)境。
    “國家還是市場”的辯論導致全球金融被詮釋為政府可以推動、利用或調控的經濟力量。因此結論是，金融在空間（市場）上是獨立的，金融市場的活動具有高技術、精英推動的特點。金融是不具名姓的行為主體對國家施加影響的過程。金融被人格化，具有明確的需求或利益要求。不可否認，“國家還是市場”的辯論揭示了國家和金融市場之間的復雜的政治和經濟聯系。但是，國家的政策目標和金融目標（無論如何定義金融目標）之間有著令人尷尬的吻合。在分析國家行為時，金融市場往往被用來解釋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金融市場或金融主體的行為往往被看作是混亂的、受到物質條件限制的，而不是審慎的、深思熟慮的。
    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持續(xù)分離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研究的二元論傾向依然存在。金融市場的全球性與生產的相對國家性，導致了實體經濟與金融系統(tǒng)性脫節(jié)的觀點。“脫節(jié)”這個詞被知識分子用來表現生產性資本和金融市場的分離。脫節(jié)理論強調金融市場活動的投機性。全球市場中的金融工具不斷推陳出新，這個過程被視為公司、銀行、政府的賭博行為制度化。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本身就是寄生性的，它不僅與實體經濟分離，而且破壞實體經濟。“金融與生產的脫節(jié)使生產更易受到金融投機活動的影響，其后果是無法估量的。對生產而言，不受管制的全球金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破壞。”通過金融市場賭博獲得的利潤，是全球金融與生產的分離及金融“非生產性”的例證。全球金融市場實際上已不需要借助實體經濟擴張。
    在全球金融與生產“脫節(jié)”的批判框架中，過度金融投機的內在不穩(wěn)定性是核心。該框架強調了放棄凱恩斯主義調控理論引發(fā)的新的治理問題。凱恩斯主義的調控理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基礎。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三者無法兼顧”的缺陷，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諸多問題，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發(fā)生了多次金融危機，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面臨著新的困境。在20年的金融市場自由化過程中，危機頻現：1981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第三世界債務危機，1987年英國黑色星期一，1995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隨后東亞在1997年、俄羅斯在1999年、巴西在2000年分別出現金融危機；再后來有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機，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機，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隨后的全球信貸緊縮。這些證據令人信服地表明全球金融的興起引發(fā)了這些危機。國家治理目標和全球治理目標面臨著重大挑戰(zhàn)：“金融資本開始對實體經濟發(fā)號施令……其結構性動力已經形成，但國際社會還沒有在控制目標和控制手段上達成有效的共識。”金融泡沫在實體經濟之外膨脹，但其影響卻不局限于金融內部。
    把“抽離”和“脫節(jié)”理論相結合雖然具有一定的價值，但用其來分析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全球金融只能得出狹隘的結論。金融與日常市場行為的分離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金融市場擴張通過多種途徑影響著公司和家庭的日常運作。此外，金融市場在危機頻繁爆發(fā)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繼續(xù)擴張，這表明了金融的靈活性和其在動蕩中的“瘋狂生命力”。抽離和脫節(jié)理論忽視了構成金融“邏輯”的社會現實。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相比，全球金融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和社會手段更為深入地“嵌入”到社會經濟實踐中。只有理解了這個問題，才能更充分地解釋金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
    關于金融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的影響力的問題，金融化文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釋。金融嵌入到社會文化活動中，從中獲取力量。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在構建我們所處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時（區(qū)別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全球金融管制），把金融作為獨立的領域進行分析。這種簡化雖有可取之處，但是鑒于現實中金融邏輯對國家戰(zhàn)略、大公司管理和日常生活的高度滲透，幾乎無法證明金融從社會政治制度中“抽離”或與生產性經濟“脫節(jié)”的假定。金融化文獻對市場運行的系統(tǒng)性“知識”進行了分析，認為這些知識本身具有話語權。因此金融本身雖然存在著諸多矛盾和缺陷，仍能繼續(xù)存在。此外金融化還解釋了金融市場的邏輯如何成功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金融市場的語言和操作沒有遵循金融化的邏輯和規(guī)則；相反，這些語言和操作塑造著金融化的邏輯和規(guī)則。
    實際上，金融化是由一系列的故事組成的，這些故事向大眾傳播希望，并使金融市場中的短視的、矛盾的行為變得入情入理。從新經濟開始，我們看到了宣傳性言語在創(chuàng)造新知識和新做法、從而在世界中建立規(guī)律的力量。新經濟上升時期的宣傳語言是熱情的、凱歌高奏的；當新經濟走下坡路時，在謠言和多變的形勢中，宣傳的語調變得懷疑。媒體在宣傳新經濟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新經濟又幫助金融獲得新的話語權。創(chuàng)造與金融危機有關的新知識和新語言，是現代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講故事，就是集合歷史上各種行之有效的有關威脅和不確定性的宣傳語言，把文化過程轉變成利潤生成的過程。擁有了判斷、計算和出售風險的技術就擁有了重要的話語權；控制風險和分散風險的宣傳甚至成了美國“恐怖主義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化由多種多樣的技術和知識構成，使金融化得以不斷推進、不斷適應新的環(huán)境。
    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對一系列經濟危機的分析只是案例分析，完全忽略了金融的適應能力。每出現一次金融危機，就會出現重大的金融創(chuàng)新和政策調整，這只強化了“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的”邏輯。只關注金融危機，就無法解釋金融在繁盛時期如何運行、金融市場和金融過程如何自我創(chuàng)新。
    除了上述的語言動力之外，金融化還有新技術和新管理策略層面的運行動力。唐納德•麥肯齊對此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例如，計算技術（如畢蘇期權定價模式）怎樣創(chuàng)造了一種可行的市場結構并改變了市場活動。新的技術平臺（如標準普爾500指數）實時傳遞著市場的價格波動；新的計算技術和經濟模型與新的金融創(chuàng)新結合，使金融市場成為可能。
    資本市場的影響力部分是通過這些新知識和新技術傳遞的。上市公司管理層宣布股東價值，公司承受著進入資本市場的壓力。但經驗數據無法證明管理層承諾的可靠性，就像有效市場假說經不起推敲一樣。對大多數公司來說，管理的本質、產品市場中的競爭，意味著實現股東價值增加，往往只能通過宏觀經濟中的股市變動而不是公司的戰(zhàn)略調整來實現。但盡管經驗數據前后矛盾，股東價值的邏輯依然存在，因為股東價值的定義本身就是空洞的、可變的。如果把金融作為獨立的領域看待，就無法充分解釋全球金融流動自由化的種種承諾之間的相似性，以及金融自由化無法兌現承諾的原因。金融化為金融生命力的研究開辟了有效的渠道。對金融化的深入研究將豐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使研究者關注金融市場和金融主體如何規(guī)避監(jiān)管措施（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都會出現新的監(jiān)管措施）及如何自我創(chuàng)新的問題。
    最后，金融化文獻（反對把當代金融定性為“抽離”和“脫節(jié)”的文獻）分析了家庭如何密切地參與到金融市場擴張的進程中。金融的大眾化趨勢，借助新的零售銀行技術，使家庭儲蓄大規(guī)模地流向投資機構和住房借款領域。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英兩國的官方儲蓄率似乎降低了，但實際上是家庭儲蓄流向了為數眾多的養(yǎng)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計劃。美英就業(yè)養(yǎng)老金計劃從固定收益制變?yōu)楣潭ɡU費制，這種結構上的重大改變影響了金融化的發(fā)展過程。股市立刻受到影響，并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在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等機構工作的金融中介精英階層。這些分析把機構投資者的勢力擴大與公共政策、家庭日常儲蓄行為聯系起來，而這種重要的聯系往往被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所忽略。
    在金融化社會中，人們生活在各種各樣不同版本的故事中。經紀人或經濟過程由話語構成；話語描述了經紀人和經濟過程，并對它們施加影響。面對著不同版本的風險描述，個人不得不像企業(yè)家那樣接受風險，以便在金融化社會中生存：“針對華爾街制定的規(guī)則現在適用于整個經濟。”羅恩•艾肯特（2005）分析了紐約股票交易所從推行個人投資到建立個人投資日常機構的過程。美國和英國家庭在矛盾的、具有競爭關系的邏輯中生存：既是“投資者”，也是“消費者”。這兩種身份導致了矛盾的邏輯：向養(yǎng)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繳款，為未來儲蓄；同時大筆借款，購買房、車及消費品。信貸緊縮出現，蕭條呼之欲來，這些矛盾沖突給金融化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壓力和文化壓力。

    金融版圖的擴張

    把金融市場作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進行研究，就會提出下列問題：金融是如何擴展到新領域的？哪些條件推動（或排斥）金融融入這些構建在文化上的新領域？那些擁有新的金融知識和金融技術的群體對他人有著深入的影響，因為那些不具備新知識和新技術的人承擔著金融化的后果。正如普賴克和杜蓋伊（2007）所言：金融市場一點也不“與政治無關”。市場已經成為政治在各個社會中運行的重要渠道。擁有積累特權的社會主體如何增進其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也是金融化應廣泛探討的問題。
    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將政治和權力關系放在研究的中心，著重研究金融的全球動力。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主體的權力和影響力是以地緣政治為背景的。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政治和制度，這導致全球金融通過新興市場和先進的世界金融中心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在全球范圍內擴張。這明顯體現在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地緣政治和經濟關系中。因為經濟體系脆弱，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信貸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風險溢價升高，即發(fā)展中國家借款時必須支付更高的利息。因此，發(fā)展中國家在借款和獲得國際投資上面臨著嚴重挑戰(zhàn)，并極易遭到投機性危機的影響。發(fā)展中國家常常面臨著國內資本短缺的問題，為進行擴張，這些國家必須制定新的戰(zhàn)略，以滿足全球金融市場的需求。研究發(fā)展中國家對全球金融形勢的反應，就會注意到全球金融擴張過程中內生的多種不平等因素。
    除了與金融市場的直接聯系，全球金融還有多種方式影響當代全球經濟中的權力關系。各種國際機構積極推動金融市場的擴張，但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保護發(fā)展中國家，使其免受金融自由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投機活動、金融危機、債務負擔加劇等。如今，私人資本流動規(guī)模遠遠高于國際援助，表明國際機構一貫堅定地支持著金融市場的擴張。除此之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接進行干預，通過結構調整計劃打開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的大門；八國集團（G8）拒絕履行其降低第三世界債務水平的承諾。通過世界銀行集團及其他地區(qū)性開發(fā)銀行的制度安排吸引全球資金流入，已成為開發(fā)政策的最高目標。
    一些金融化文獻指出：大公司應對股票市場挑戰(zhàn)的方式，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制定政策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壓力有很多相似之處。為了收獲金融擴張的成果，發(fā)展中國家已經采取了多種政策和監(jiān)管框架。放開資本賬戶被認為是吸引國際投資的關鍵措施，但這種措施同時也削弱了發(fā)展中國家使用資本控制手段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此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是發(fā)展政策的重要方面，即使這些政策根本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直接從經濟增長中受益。發(fā)展中國家在推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同時，還通過微觀的信貸方案擴張金融市場機制。正如金融化是一種目標，“從全球金融中受益”也是一種目標，而不是必然能實現的——通過金融自由化促進私人投資流動，失敗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一樣多。
    研究發(fā)展中國家，就可以理解全球金融如何通過不平等關系進行擴張。人們多次試圖制定完美的政策框架，以利用開放金融市場的好處，控制開放金融市場的弊端，結果都以失敗告終，例如“華盛頓共識”名譽掃地，“新金融設計”已不復存在。但是，國際金融機構仍然為全球金融體系設立接納和排斥金融化的政策條件。在放開金融市場或私人資本流動是否能帶來預期的經濟發(fā)展的問題上，雖然現在做判斷還為時過早，但至少在目前看來，不平等和不穩(wěn)定是其主要表現。
    分析了世界金融和國內金融的聯系，我們就能更深入地理解金融擴張與不平等加劇之間的關系。不可否認的是，伴隨著金融化的發(fā)展，英美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加劇。但對不平等加劇的政治分析主要停留在市場主體之間的無序操作的層面。或者，不平等被視為批發(fā)和零售信貸市場金融創(chuàng)新的產物。有一個角度被忽略了：金融向家庭部門擴張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儲蓄（進入投資機構的儲蓄）／投資基金、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發(fā)放機構的權力和利潤率。
    如前文所述，家庭儲蓄大規(guī)模流入投資基金是家庭影響金融化進程的重要方式，突出表現在股價上漲和大量中產階級的儲蓄通過家庭投資工具涌入市場。這同時導致機構投資者權力的不斷擴大。資產價格的持續(xù)上漲使金融化獲得了一些合理性。不斷流入的家庭儲蓄推動著股價上漲和財富增加的良性循環(huán)。
    金融化文獻忽略了多種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機制。例如，作為被動的長期儲蓄者，大部分家庭只是簡單地將家庭儲蓄轉賬到投資機構設計的投資計劃中，只有極少數家庭直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被動投資往往是將規(guī)定數額的資金從當前賬戶直接劃撥到專業(yè)機構管理的投資基金中。這些儲蓄計劃確實有提升股價的作用，但也幫助了投資者：往市場中注入新的流動性可以使投資者規(guī)避市場低迷的風險。進入金融市場的權力的不平等有著重大的影響，因為主動投資者總是在市場低迷時出售股票或市場頭寸“逃離”市場。基金經理在市場低迷時把源源不斷的家庭儲蓄重新投資，在市場上揚時獲得不菲的傭金。
    金融化文獻往往只討論那些參與長期投資計劃的個人，或有能力、有意愿大筆借款的個人。相比許多無法接觸主流金融產品或沒有足夠的額外收入進行儲蓄的個人來說，這些群體毫無疑問擁有著特權。在美國和英國，只有40％的家庭可以參與養(yǎng)老儲蓄，超過半數的人口在年老時沒有足夠的保障。自次貸危機以來，研究者開始關注為數眾多的無法承受抵押貸款的低收入的美國人。實際上，七年的金融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發(fā)放給低收入人群的利潤極高的貸款，然后用這些貸款補貼發(fā)放給投資主體（主要是中產階級）的貸款。但是，即使對于那些可以參與到金融化過程中的個人來說，近來的市場低迷可能已經使他們在過去七年中（自從2000年的股市崩盤）獲得的收益損失殆盡。將這些有能力參與到金融化中的個人與使他們有能力參與金融化的經濟條件和社會關系割裂開來，就忽視了金融化的核心——不平等和權力關系。
    在英美金融化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另一種不平等：家庭借款的增加。金融化文獻著重研究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資產證券化等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重大創(chuàng)新。這些金融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貸款。從根本上說，金融創(chuàng)新促進了個人和家庭參與金融活動。這種信貸循環(huán)自我維持、生生不息。就像儲蓄增加導致股價上漲一樣，抵押貸款的增加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MBS）允許貸款者制定“誘惑利率”和發(fā)放“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貸款。此舉吸引了無法獲得常規(guī)抵押貸款（計算本金和利息的還款計劃）的借款者。許多人利用“只需支付利息”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或購置第二套房產。“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貸款為個人提供了機會：用幾千英鎊投資房地產，就有可能從房地產價格上漲中獲益，因此這種貸款越來越成為一種投資工具，英國的“先買房后出租”市場成了窮人的對沖基金。在美國，“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貸款更多是為了那些既是房屋所有者、也是居住者、同時無法承受其他抵押貸款產品的人（經常是次級貸款借款者）設計的。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高度繁榮時期，家庭被視為金融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因為經濟繁榮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投資機會。在抵押貸款大量增加的同時，美英兩國的家庭消費貸款也加速增長。消費信貸的發(fā)放機構利用資產證券化（ABS），設計出具有“誘惑利率”的消費信貸產品，如固定期限零利率余額代償或零利率零售商品購買等。這些產品是以消費者為目標的，因為利潤極高，消費者不用支付全部的欠款余額（被稱作循環(huán)貸款）。
    一種觀點認為，金融化是深深植根于不平等關系并從不平等關系中獲利的過程。抵押貸款的增加、消費貸款水平的上升，這些宏觀趨勢從側面證明了這種觀點的正確性。要從家庭借款中獲利，就需要借款人長期還款——這就是銀行和專業(yè)貸款機構設計更多的、更有創(chuàng)造性的產品，吸引新的借款者的秘而不宣的邏輯。但該邏輯成立的條件是：全球金融市場能夠快速轉賣各種結構性金融產品。當這個金融化的特殊階段明顯處于尾聲的時候，美英兩國的投資主體的成功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但中產階級投資者和借款者被留下來慢慢承擔金融化擴張的后果。

    縮小批判分歧

    本文評價了兩種不同的分析金融對當代資本主義重要意義的批判框架。我認為，兩種批判框架之間的互相借鑒將開辟更有成效的研究渠道；或者至少要比繼續(xù)辯論主流正統(tǒng)觀點更有成效（主流觀點的支持者似乎越來越無意于研究批判性文獻）。
    金融化文獻對金融力量的分析較金融“抽離”或“脫節(jié)”于社會經濟的理論更為可信。研究當代金融力量時，堅持金融與社會政治制度和生產工業(yè)分離的觀點是以偏概全。當代金融的力量主要來源于金融與社會文化活動的深度結合。金融化認為個人、企業(yè)和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建立了新的聯系，并越來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與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相比，當代全球金融與經濟實踐的社會聯系更密切。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應從現在起更密切地關注這些問題。
    未來的金融化文獻應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全球金融框架進行更多的研究，從而可能超越自身對美英金融擴張的狹隘的、去政治化的分析。金融化只簡要地分析了美英兩國金融市場對社會關系的影響。這就把國內金融市場從其運行的全球金融網絡中分離出來。此外，美英兩國是全球金融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著獨特的地位。美英兩國金融市場的發(fā)展變化對整個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這點往往被金融化文獻忽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把全球金融放在重要變革的核心，把金融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政治化。國際金融和國內金融的聯系塑造了地緣政治的格局。例如，不同的國家政治體制和制度導致全球金融通過新興市場和發(fā)達的全球金融中心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擴張。大部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特征的金融化文獻明顯忽視了這些不平等。國際政治經濟文獻把權力和不平等放在研究金融擴張的全球動力的核心。
    當前的金融形勢要求金融化文獻更深入地關注不平等問題，并研究美英金融業(yè)衰退對全世界地緣政治的顯著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應該摒棄原來的基于事件的危機分析方法，放棄用金融從社會中“抽離”或與生產“脫節(jié)”等陳舊理論詮釋每次危機的特殊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