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美國壟斷全球農業市場和世界貨幣權力農業化的背景下,強制組織化“三農”,已成為人民幣避免被美元殖民化的必由之路。
美元正史無前例地由“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轉換,即美元農業化,這一轉換順應了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并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產生巨大影響。對人地資源高度緊張的中國來說,強制組織化“三農” 或許將是中國應對以貨幣權力“石油-農業化”為主要內容的幣緣政治競爭的唯一選擇。
一、“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的世紀轉換
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基本是以中國加入全球工業化和制造業分工體系為主的全球化。這一過程中,中國有超過2億的農民進城,成為半工半農的生產者,結果是全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剩了,并成為全球大宗商品暴漲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全球經濟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繁榮,無法掩蓋世界經濟結構變老的趨勢:在新古典有效需求的層面講,世界已經不可避免地老齡化了!同時,世界糧食與農業市場已經是由美元資本所主導的壟斷市場。
如果以通常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作為一國進入社會老齡化的指標,那么顯然,世界正空前加速老化!
1950年,由于二戰年青人口大量戰死,歐美發達國家已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由于高出生率和吸納移民政策,2000年歐盟15國老齡化約16%;2004年美國老齡化約12%。2010年,歷經多次向年輕國家的擴張和放寬移民政策,歐盟27國老齡化指數仍增長到近17.5%。而且隨著戰后“嬰兒潮”退休的到來,這一進程正空前加速。歐盟官方的報告指出,2015年,歐盟人口將停止增長。從2011年開始,占美國人口總比26%的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
日本在1970年代初進入老齡化社會,不過日本人強大的團隊協作精神和美蘇冷戰的地緣政治溢價抵消了老齡化的影響,日本經濟奇跡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1994年,日本老齡化指標開始超過14%,到2013年和2035年,這一數字將分別達到25.2%和33.7%,即每4個人和3個人中就有1名老人。
進入201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老齡化指數已經超過10%以上。但是,近三十年來,由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化過程,美元和歐元國在全球的產業鏈分工中以貨幣權力獲取了這些國家的人口紅利,從而使問題沒有以更加劇烈的程度表現出來。另一個因素是,戰后“嬰兒潮”一代延緩了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當然,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的分工和分配格局發展的結果,是200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仍在延伸的世界經濟危機。
然而,從2011年,包括美國、西歐和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將隨著“嬰兒潮”一代的退休,把世界不可避免地帶向老齡化社會。一個老齡化的世界需要的是藍天、白云、青草、綠水,良好的醫療和質優價廉的日常生活品。
因此,只有占主導地位的美元金融資本,持續推動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進程,西方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在不平等的分工與分配結構中得以維持。而且,只只有讓發展中國家進入壓低要素租金價格的全球性競賽中(在中國即縣域競爭體制),才能削弱這些國家農業賴以生存的水、耕地等自然資源,從而使得長期巨額補貼的美國農業不僅能獲得世界農業市場的壟斷收益,更能獲得掌控一國社會穩定的地緣政治收益。這才是美元金融資本集團推動以農業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為主要目的“東京回合”(1973-1979)和“烏拉圭回合”(1986-1993)談判的真正戰略意圖。
2005年布什政府簽署《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這標志著,美國的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筆者曾撰文指出,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戰略規劃與布局,世界糧食與農業市場早已是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聯合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軍工集團和華爾街金融集團的美元金融資本的寡頭壟斷市場,美元資本正擁有著世界糧食市場的絕對權力。
因此,只要數億人口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僅巴西、印度與東盟有約25億人口)利用美元金融資本來繼續追求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那么,就必然會產生“三個巨額需求”, 即對美元定價的以石油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額需求,在嚴重削弱國內水、耕地等農業基礎性資源時對美國資本占壟斷優勢的農產品的巨額需求,和對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形成的巨額外匯順差需求。“三大巨額需求”的必然邏輯結果,是以石油能源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場和長期緊平衡的世界糧食市場將不斷地、周期性地在美國新能源戰略的魔咒助力下上演暴漲暴跌和“雙沖擊”,并且,也將內生性地導致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產業鏈分工和價值分配體系中演繹美元金融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與貨幣戰爭,以形成美元金融資本擴張的對外成本和危機轉嫁。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近二年來的歐元危機,和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糧食價格“雙沖擊”,只是美國全球戰略剛拉起的序幕。而其結果,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最主要的工業化國家東南亞各國、中國先后陷入中期經濟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地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已經不可能在當前的美元體系下順利實現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了。這是中國2008年國內經濟危機的基本教訓,謂之“李昌平拐點”。
也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在全球老齡化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趨勢中,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樞紐——美元,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由“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轉換,進而,使農業能力競爭是上升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內容。
二、“三農”組織化:應對世界貨幣權力農業化的唯一選擇?
世界資本主義歷史演變的結果,是二戰以來,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成為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分工和分配的樞紐,其實質是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金融化背景下大國間對貨幣金融權力的爭奪,即開啟幣緣政治競爭的新時代。
而如今,美國的全球戰略設計使美元日益“石油—農業化”,因此,石油和農業資源的占有能力也日益成為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并成為推動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和享受鑄幣權力稅收的主要物質基礎。
幣緣政治的農業競爭和“李昌平拐點”表明,我國必須進行以資源重商主義和新重農主義核心的國內外戰略調整,而新重農主義的主要內容即強調農業資源占有和生產能力建設,即基礎性制度前提正是國家承擔成本組織化“三農”。
第一,在國內農業制度方面,應以小農村社體制為核心對“三農”強制組織化。我國是以小農村社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即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形成的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和村社內部的互助合作體系,來實現低成本的勞動和管理協調替代資本投入,以有效化解小農生產和國家非均衡發展的外部效應。這是我國農業相較于美國農業比較優勢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國經濟奇跡的微觀制度基礎。
然而,1980年代末以來的發展戰略和農業政策正在日益瓦解小農村社的制度優勢,并“三農”問題向“三治”危機的惡性轉化,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石瓦解,糧食主權加速美國化!應充分認識以村社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后果:不僅為流民四起準備了除土地私有化以來的各種條件,而且糧食主權的美國化無疑使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天然缺陷,從而可能將使中國經濟成為美元的附庸,而國內也將陷入自我殖民的危險境地!
國內各方應充分認識到,在當前美國壟斷全球農業市場和世界貨幣權力農業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出面強制組織化“三農”,已經成為中國避免被美元殖民化,進而人民幣參與全球貨幣權力爭奪、獲得主權貨幣資本化收益的必由之路。
質言之,“三農”組織化,于國內而言,將直接增強我國農產品生產的制度優勢和進出口談判優勢,是我國糧食戰略由消極防御向積極防御,進而向積極進攻型農業轉換的微觀基礎;對國家間競爭來講,則是我國應對美國糧食霸權和促進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地緣政治整合的戰略手段,尤其是對嚴重依賴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其實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同樣如此)的日本和韓國形成戰略牽制,從而有力地促進東亞的地緣政治整合,為人民幣國際化打好前站。
第二,在國際農業資源和貿易戰略上,應鼓勵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投資農場、購買耕地及鉀肥等資源。尤其應以財稅、金融政策對國外農業資源投資和收購提供融資支持,并優先進口國外中資和中資參股企業的資源與產品。農業資源與貿易戰略的具體途徑,應學習日韓商社模式,即追求信息優勢前提下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復合收益。
第三,在組織化“三農”的前提下,依幣緣和地緣關系,將中東產油國、非洲產油國和東亞等納入我國的全球糧食安全戰略體系,形成對人民幣幣緣圈和地緣圈整合的戰略支點。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40期)
一、“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的世紀轉換
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基本是以中國加入全球工業化和制造業分工體系為主的全球化。這一過程中,中國有超過2億的農民進城,成為半工半農的生產者,結果是全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剩了,并成為全球大宗商品暴漲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全球經濟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繁榮,無法掩蓋世界經濟結構變老的趨勢:在新古典有效需求的層面講,世界已經不可避免地老齡化了!同時,世界糧食與農業市場已經是由美元資本所主導的壟斷市場。
如果以通常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作為一國進入社會老齡化的指標,那么顯然,世界正空前加速老化!
1950年,由于二戰年青人口大量戰死,歐美發達國家已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由于高出生率和吸納移民政策,2000年歐盟15國老齡化約16%;2004年美國老齡化約12%。2010年,歷經多次向年輕國家的擴張和放寬移民政策,歐盟27國老齡化指數仍增長到近17.5%。而且隨著戰后“嬰兒潮”退休的到來,這一進程正空前加速。歐盟官方的報告指出,2015年,歐盟人口將停止增長。從2011年開始,占美國人口總比26%的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
日本在1970年代初進入老齡化社會,不過日本人強大的團隊協作精神和美蘇冷戰的地緣政治溢價抵消了老齡化的影響,日本經濟奇跡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1994年,日本老齡化指標開始超過14%,到2013年和2035年,這一數字將分別達到25.2%和33.7%,即每4個人和3個人中就有1名老人。
進入201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老齡化指數已經超過10%以上。但是,近三十年來,由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化過程,美元和歐元國在全球的產業鏈分工中以貨幣權力獲取了這些國家的人口紅利,從而使問題沒有以更加劇烈的程度表現出來。另一個因素是,戰后“嬰兒潮”一代延緩了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當然,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的分工和分配格局發展的結果,是200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仍在延伸的世界經濟危機。
然而,從2011年,包括美國、西歐和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將隨著“嬰兒潮”一代的退休,把世界不可避免地帶向老齡化社會。一個老齡化的世界需要的是藍天、白云、青草、綠水,良好的醫療和質優價廉的日常生活品。
因此,只有占主導地位的美元金融資本,持續推動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進程,西方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在不平等的分工與分配結構中得以維持。而且,只只有讓發展中國家進入壓低要素租金價格的全球性競賽中(在中國即縣域競爭體制),才能削弱這些國家農業賴以生存的水、耕地等自然資源,從而使得長期巨額補貼的美國農業不僅能獲得世界農業市場的壟斷收益,更能獲得掌控一國社會穩定的地緣政治收益。這才是美元金融資本集團推動以農業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為主要目的“東京回合”(1973-1979)和“烏拉圭回合”(1986-1993)談判的真正戰略意圖。
2005年布什政府簽署《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這標志著,美國的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筆者曾撰文指出,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戰略規劃與布局,世界糧食與農業市場早已是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聯合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軍工集團和華爾街金融集團的美元金融資本的寡頭壟斷市場,美元資本正擁有著世界糧食市場的絕對權力。
因此,只要數億人口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僅巴西、印度與東盟有約25億人口)利用美元金融資本來繼續追求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那么,就必然會產生“三個巨額需求”, 即對美元定價的以石油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額需求,在嚴重削弱國內水、耕地等農業基礎性資源時對美國資本占壟斷優勢的農產品的巨額需求,和對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形成的巨額外匯順差需求。“三大巨額需求”的必然邏輯結果,是以石油能源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場和長期緊平衡的世界糧食市場將不斷地、周期性地在美國新能源戰略的魔咒助力下上演暴漲暴跌和“雙沖擊”,并且,也將內生性地導致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產業鏈分工和價值分配體系中演繹美元金融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與貨幣戰爭,以形成美元金融資本擴張的對外成本和危機轉嫁。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近二年來的歐元危機,和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糧食價格“雙沖擊”,只是美國全球戰略剛拉起的序幕。而其結果,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最主要的工業化國家東南亞各國、中國先后陷入中期經濟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地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已經不可能在當前的美元體系下順利實現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了。這是中國2008年國內經濟危機的基本教訓,謂之“李昌平拐點”。
也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在全球老齡化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趨勢中,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樞紐——美元,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由“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轉換,進而,使農業能力競爭是上升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內容。
二、“三農”組織化:應對世界貨幣權力農業化的唯一選擇?
世界資本主義歷史演變的結果,是二戰以來,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成為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分工和分配的樞紐,其實質是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金融化背景下大國間對貨幣金融權力的爭奪,即開啟幣緣政治競爭的新時代。
而如今,美國的全球戰略設計使美元日益“石油—農業化”,因此,石油和農業資源的占有能力也日益成為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并成為推動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和享受鑄幣權力稅收的主要物質基礎。
幣緣政治的農業競爭和“李昌平拐點”表明,我國必須進行以資源重商主義和新重農主義核心的國內外戰略調整,而新重農主義的主要內容即強調農業資源占有和生產能力建設,即基礎性制度前提正是國家承擔成本組織化“三農”。
第一,在國內農業制度方面,應以小農村社體制為核心對“三農”強制組織化。我國是以小農村社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即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形成的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和村社內部的互助合作體系,來實現低成本的勞動和管理協調替代資本投入,以有效化解小農生產和國家非均衡發展的外部效應。這是我國農業相較于美國農業比較優勢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國經濟奇跡的微觀制度基礎。
然而,1980年代末以來的發展戰略和農業政策正在日益瓦解小農村社的制度優勢,并“三農”問題向“三治”危機的惡性轉化,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石瓦解,糧食主權加速美國化!應充分認識以村社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后果:不僅為流民四起準備了除土地私有化以來的各種條件,而且糧食主權的美國化無疑使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天然缺陷,從而可能將使中國經濟成為美元的附庸,而國內也將陷入自我殖民的危險境地!
國內各方應充分認識到,在當前美國壟斷全球農業市場和世界貨幣權力農業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出面強制組織化“三農”,已經成為中國避免被美元殖民化,進而人民幣參與全球貨幣權力爭奪、獲得主權貨幣資本化收益的必由之路。
質言之,“三農”組織化,于國內而言,將直接增強我國農產品生產的制度優勢和進出口談判優勢,是我國糧食戰略由消極防御向積極防御,進而向積極進攻型農業轉換的微觀基礎;對國家間競爭來講,則是我國應對美國糧食霸權和促進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地緣政治整合的戰略手段,尤其是對嚴重依賴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其實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同樣如此)的日本和韓國形成戰略牽制,從而有力地促進東亞的地緣政治整合,為人民幣國際化打好前站。
第二,在國際農業資源和貿易戰略上,應鼓勵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投資農場、購買耕地及鉀肥等資源。尤其應以財稅、金融政策對國外農業資源投資和收購提供融資支持,并優先進口國外中資和中資參股企業的資源與產品。農業資源與貿易戰略的具體途徑,應學習日韓商社模式,即追求信息優勢前提下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復合收益。
第三,在組織化“三農”的前提下,依幣緣和地緣關系,將中東產油國、非洲產油國和東亞等納入我國的全球糧食安全戰略體系,形成對人民幣幣緣圈和地緣圈整合的戰略支點。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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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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