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 涌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在全球化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大國，中國的國有企業肩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與現實重任，是其他任何一類企業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類安全中扮演著重要地位與作用，是國家利益的守護者、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民族精神的傳承者、社會責任的肩負者、經濟調控的執行者以及干凈財富的創造者。
在世界范圍內，國有企業在理論上不僅易于達成“社會責任和義務以及公共政策目標”，而且在國家利益拓展、經濟基礎夯實、社會與經濟安危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是國家經濟安全的中流砥柱。
一、國有企業能夠有效約束資本的貪婪
人世間，最貪婪的莫過于資本。馬克思在談到資本時指出：“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貪婪一方面可以煥發出巨大的物質財富生產力，資本主義在它不到100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則不折不扣地產生無窮的破壞力，將自然環境、道德良知、社會秩序等一切積極社會要素，無一例外地拖進了市場這個“撒旦的磨坊”，碾個粉碎，社會的無窮災難便由此開始。
政府的權力、大眾的民力與企業或資本的錢力構成現代國家的三大基本力量，實踐表明，若“權力—錢力—民力”三大力量保持相對均衡態勢，社會則能保持相對穩定和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政府權力凸顯，積極有效使用民力，但資本錢力始終是遏制對象。進入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利用其強大的錢力，不僅奴役民力，而且俘虜了權力，使權力與民力一道，成為企業的生產要素。強盜貴族們一方面利用他們豢養的學者、操縱的輿論，鼓吹自由民主，全方位有效地制約監督權力；另一方面，對外不斷推進市場擴張，對內實行高度集權統治，建立起沒有邊疆、沒有約束的“公司帝國”。一個清晰而不爭的事實是，社會大眾、普通公民可以肆意攻擊、謾罵他們的政治領袖，但是公司員工絕對不可非議他們的經理老板；企業老板們可以任何一個理由讓他們的員工加班加點，不辭勞苦地在世界奔波，而政府的權力根本無法企及。
節制資本，即用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來約束不斷擴張與日益囂張的資本，在經濟自由主義復辟之前，早已成為社會的共識。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中國也是倡導“節制資本”的先行者。孫先生一方面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了防止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又主張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由國家經營主要工業部門。民生主義的一大要義就是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樣既能“防資本家壟斷之弊”，又可“合全國之資力”以發展實業。
節制資本，就是給資本戴枷，讓資本的血管流淌道德的血液。首先要用國家的權力來制約資本，改造資本，為資本建章立制，確立活動框架，這就是資本國有化。其次要把社會的民力引進企業中，來控制資本，這就是資本社會化。以國有化或社會化節制資本，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探討了很多種方式，最終證明，國有企業是最有效的方式。我們知道“鞍鋼憲法”與“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種資本國有化、社會化是非常有效的，對資本進行有效的約束，使個人的利益、企業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同時都能得到兼顧的一個很好的現代企業經營機制和組織形式，這就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兼有部分政府與社會職能，是實現“權力—錢力—民力”和諧的最積極嘗試。
二、國有企業可以有效避免全球化下資本擴張的負面效應
貪婪的資本與生俱來便遭遇“利潤率平均化”與“邊際報酬遞減”的魔咒。為克服這兩大魔咒，資本在技術結構上不斷信息化，在形態上不斷虛擬化、金融化，在空間上不斷全球化、國際化。
資本由工業資本到商業資本，再到金融資本，形態越來越虛擬，相應的國民經濟也越來越虛擬化、泡沫化。資本在虛擬化、泡沫化過程中，不斷稀釋真實財富，最后達到轉移財富的目的。這是當代資本金融化、熱錢化，以實現賺大錢、賺快錢的主要途徑。經濟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資本于國際、全球擴張，除了要擺脫 “利潤率平均化”以及“邊際報酬遞減”的魔咒、獲取壟斷利潤外，另一個重要動機就是要擺脫工會力量(民力的一種體現)與“政治工資”(權力的一種體現)的約束。資本的橫向全球化與縱向虛擬化并行不悖，因為現代大型企業集團，都有自己的投資機構，宜工則工，宜商則商，能乘機撈一把就不會放過任何投機機會。
資本的虛擬化與全球化，在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不僅給東道國政府與大眾帶來壓力，而且也給母國政府與大眾帶來挑戰。跨國企業從全球化中獲得巨大收益，其利潤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絕。但是，企業利潤的增加并未導致母國國庫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沒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為跨國企業可以在稅率極低的甲地注冊，用乙地資源，到丙地生產，于丁地銷售。即企業可以利用國際分工，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法，輕松逃避稅收。而為吸引企業留在國內，保住國內就業，政府在企業的壓力與游說下則不斷調降企業稅負，如此進一步影響到政府的財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應對全球化、金融化消極影響的開支不斷增加。企業跨國生產、轉移服務，導致母國失業增加，從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斷增加。與此同時，掏空產業，卷走就業，輸出資本與利潤，留下程度不等的爛攤子，最終都要由政府收拾。一些大企業、大機構因金融投機不慎，深陷債務囹圄，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脅迫下，政府還不得不伸出援手，如此將私人機構債務國家化。這樣，政府的包袱越來越重，踟躕前行。2011年7月底，美國兩黨為“提限減赤” 進行惡斗時，美國國庫的資金尚不僅蘋果公司的流動性。日本學者研究認為，美國跨國企業存款有2.3萬億美元，日本企業也接近0.9萬億美元。當國家快破產的時候，企業有大筆的流動資金。當家庭快破產的時候，企業卻可以一擲千金。
很顯然，全球化使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成了最大贏家，而國家、政府、社會、大眾成了輸家。美國前總統查爾斯？威爾遜有句名言：“凡是對美國有利的，必然對通用汽車有利，反之亦然。”如今，越來越清晰的態勢是，凡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未必對美國有利，甚至有害。2008年危機前夕，美國家庭債務高達GDP的130%，如今依然為GDP的120%；美國主權債務累積已高達GDP的100%；若加上醫療、養老等或有債務，一個剛出生的美國公民，就得背負至少17萬美元的債務，折合人民幣就是名副其實的“百萬負翁”。至于日本、歐洲等其他諸多發達國家，債務重負與美國類似，有的更加嚴重，如日本主權債務累積已高達GDP的200%，而歐洲PIGS諸多國家業已深陷債務危機。
跨國企業能夠輕易避稅、逃稅，關鍵就是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導致的“無國界”為資本的肆虐貪婪提供了新便利。與越來越少約束的私人資本相對照，國有企業在政府權力與社會民力的多重約束下，其社會價值導向遠遠超出經濟利潤沖動，更為關鍵的是國有企業有著清晰而明確的國界與國家烙印。因此，越來越嚴重的跨國逃稅與避稅、隨便辭退職工或壓低工人工資、違背或損害國家利益等私人企業通病，在國有企業那里鮮有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或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資本奴役民力、俘虜權力被有效遏制，如此為建立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奠定了良好基礎。
三、國有企業可以有效抗衡跨國資本的壟斷與擴張
當今國際市場，于各行各業橫刀立馬的盡是跨國壟斷公司，如波音與空客兩巨頭壟斷大型民用飛機制造，ABCD四大糧商壟斷國際糧食貿易。在當今世界，如果你把國家和企業作為一個經濟體放在一起進行匡算的話，在前100個經濟體當中，大型企業的數目超過國家，諸多跨國公司都有相當于波蘭這樣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
跨國公司富可敵國，強可滅國，是一個個強大的“公司帝國”。凡是世界所有的能夠給它帶來利潤的地方，它都能滲透進去；凡是所有能夠阻止他獲取利潤的東西，它都要把它摧毀掉。全球化條件下跨國資本的擴張和滲透基本是無止境的。所以，如何抵抗這些富可敵國、強可滅國的跨國公司的擴張，很嚴峻地擺在世界那些后進國家的面前。在后進國家當中，通常都是些弱小的民營企業，這些民營企業幾乎都是以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形態呈現在跨國公司面前，這樣如何能抗衡跨國公司的擴張，如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當然，也有一些民族企業家、政治家振臂一呼試圖把民營企業組織起來，來抗衡跨國公司，這無異于以卵擊石，這是把小舢板拼組起來，自以為這就是 “航空母艦”，然后跟真正的航空母艦抗衡，這是非常不現實的。環視全球，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后進國家民族企業多半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獲取低廉利潤，難以做到資金、技術、人才的積累而實現自主創新，由此很難成長為可與跨國公司匹敵的巨型企業。在跨國企業遭遇困境時，往往成為風險轉移與危機轉嫁的對象，多半長期為基本生存而不斷掙扎。
現實的選擇是，后進國家、發展中國家只能以國家壟斷來對付跨國壟斷，這個國家壟斷就是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透視日趨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大凡有國有企業存在的行業與領域，其相對應的國家經濟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顯然國有企業的實力、競爭力與國家經濟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
實踐也證明，只有國家壟斷才能對付跨國壟斷。新興市場在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當中能夠具有一席之地，如今一些新興大國甚至能夠實現群體性崛起，就是因為在這些新興大國當中，有一批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利用各種相對優勢，在某一行業、某一地域，以壟斷對抗壟斷，即以國家壟斷抵御跨國壟斷，以“地頭蛇”的方式來對抗“強龍”，從而為自己贏得了生機和活力。與此同時，這些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正面競爭作戰，本國的私營企業在后方、在狹縫中贏得生存與發展機會，如此也不同程度地保護了本國弱小的私營經濟。而且在關鍵的時刻，在西方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的時候，新興國家的國有企業還可以反戈一擊，在國際分工中為自己爭得更多的利益。
四、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危難時的最可靠依托
國有企業是跨國資本的死敵，因此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跨國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在強化市場競爭的同時，跨國壟斷資本則另辟蹊徑，從東道國內部的政策與法律入手，從相關代理人與利益集團入手，想方設法詆毀國有企業，直至消除國有企業。跨國壟斷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其基本要義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掃清壟斷資本擴張的障礙。
跨國資本要在全球順利實現擴張，就必須要消除東道國的國有企業，然后把跨國資本的壟斷根植在被征服的新興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公司帝國。從一些拉美國家、非洲國家，還有南亞的部分國家的結果來看，凡是自由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后來都成了跨國壟斷資本的樂園。因為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都是一個概念，其結果都指向國際化，悉數進入跨國壟斷資本的棋局，成為跨國公司的盤中餐。
比如，在拉美的阿根廷，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嚴重滲透，政府把所有的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市場化了。國有企業私有化、市場化，都要經過股份制改造，其結果要么進股票市場流通，要么被私人股本公司整合，最后這些企業股份都流轉到了跨國資本的手里，主要流到了美國跨國公司的手里。如此，阿根廷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手里。國際資本為了獲取壟斷收益，不斷在阿根廷興風作浪，直接導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而當阿根廷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達國家請求資金援助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達國家銀行要求阿根廷用相關資產抵押。但是，阿根廷早已把國有企業賣光，貸款請求被無情拒絕。所以危機發生后，阿根廷的民眾、政府只有忍受危機的煎熬。
相反，墨西哥政府在市場自由化的時候留了一手，包括石油、鐵路、電信等企業仍控制在國家手里，當然電信后來也被私有化了。當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用這些國有企業做抵押，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發達國家的及時貸款，墨西哥政府用這些貸款平息了危機。在俄羅斯，普京執掌克里姆林宮權柄后，對葉利欽時期的自由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全力收復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資源行業，重組國有企業，保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控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與國際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改觀。
五、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安全的中流砥柱
按照毛澤東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來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其典型的兩面性：依附跨國壟斷資本，成為其國際分工鏈的一環，決定其軟弱性；受跨國壟斷資本的欺壓與剝削，決定其斗爭性。民營企業在生產力上有積極的一面，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的繁榮，在生產關系又體現出妥協和軟弱的一面，他們只會“傍大款”，當國有企業處于主導地位的時候，他們是國有經濟的補充；到了跨國資本居于壟斷地位的時候，他們則是跨國資本的附庸。
中國有很多民營企業，多年來通過各種渠道與途徑向國家要政策，向國有企業要地盤，國家給了政策，國有企業讓了空間，它們由此也發展起來了，長勢良好。但是，當跨國壟斷資本以極高的溢價實行收購時，它們就繳械了，成為跨國資本進軍中國的鋪路石。這種情形很多，中國物流業的“集體淪陷”就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我們可以依靠民營企業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繁榮，但是繁榮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追求的目標是繁榮過后還要富強。要富更要強，富而不強是危險的。縱觀世界，有很多國家盡管很富，但是不強，最后這些國家都陷入資源的魔咒，都陷入動蕩的深淵，因為它們沒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財富，使自己的國家陷入戰亂動蕩的局面。
如果說，民營企業在經濟效益增進上職能顯著，在社會效益增進上有待進步，但是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則不能也無法寄托期望。道理簡單，那就是不可以期待“跪著造反”來實現革命，自然也不可期待，作為跨國壟斷資本的附庸，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當我們倡導“發展是硬道理”的時候，中國可以依靠私營企業、民營經濟來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但是，當我們要突出建立富強國家、看護好創造出的財富、強調“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時候，就不能過多指望民營企業來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多家媒體披露，我們很多民營企業家都準備了好多本護照，相關報道顯示，快富暴富的房地產商有七八成隨時做好登岸棄船的準備。因此，指望這些企業、這些人來維護我們的經濟安全，太不靠譜了。我們也不應該指望讓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維護我們的安全，他們為我們創造繁榮、創造財富已經是了不起的事了，那么誰來維護我們的經濟安全，幫我們看護好我們創造的財富呢？作者認為，惟有國有企業。■
江 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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