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是資本主義深不可測的黑洞
【《日本時報》網站2月26日文章】題：現代資本主義的黑洞（作者系世界銀行年刊前總編輯）
國際勞工組織上月對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日益嚴重的失業現象發出嚴厲警告。該組織在報告中說：“全世界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在未來10年創造6億個有價值的崗位。”
這份報告幾乎被所有人無視了，除了嚴肅媒體和英國廣播公司。或許這并不令人意外。國際勞工組織如何計算得出這個數字？他們統計了失業人口數量嗎？人們如何對6億這個數字進行統計，更何況是10年后的6億？這是不是他們為了制造聳人聽聞的效果而能想出的最大數字？
該組織又補充了更糟糕的一段話：即使在今天，全世界仍有11億人沒有工作或生活在貧困之中。至于它所說的“世界”必須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而且是“有價值的”崗位，這個“世界”指的是什么，主宰這個“世界”的又是誰呢？
對于不嚴謹的觀點挑剔一點沒錯，尤其是在世界不止一個的情況下。但世界勞工組織在脫離聯合國講話并對清晰的現實危險發出警告時是比較有把握的。
失業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深不可測的黑洞。在美國或歐洲，失業會令你的生活天翻地覆、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就意味著未來一片空白的發達國家，這一點顯而易見。
21世紀的西方更是如此，過去那種無論在逆境還是順境中都會相互扶持的由家庭組成的社區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發展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失業在這里已經幾乎算的上是災難。
西班牙去年的失業人口達到530萬人，16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近一半人沒有工作。在整個歐盟，無業者達到2200萬人。
那些敗落的美國舊工業城市情況更糟糕。亞當•戴維森在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中講了一個關于美國棉花種植區的笑話：紡織廠的自動化程度太高了，現在它只需要雇一個人和一條狗。這個人的任務就是喂狗，而狗的任務就是讓這個人離機器遠點。
在與中國爭奪世界最大的制造商這一頭銜的戰斗中，美國正在敗下陣來。美國的制造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21%下降到如今的 1I%。更令人吃驚的是制造業就業市場的崩潰，過去10年中，6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從1960年到2010年，美國的商品生產（包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38%下降到14%，而服務業則相應地從62%增加到86%。
1960年，員工數量最多的幾家美國公司都是制造企業：通用汽車擁有59.52 萬名員工；AT&T公司前身貝爾系統公司擁有58.04萬名員工；通用電子擁有 26.06萬名員工；福特公司擁有26萬名員工；美國鋼鐵公司擁有22.52萬名員工。
2010年，美國最大的公司是服務企業。沃爾瑪以210萬名員工名列榜首，緊隨其后的是提供臨時服務的凱利服務公司，為53.8萬人；IBM公司為426751 人；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為40.06萬人；麥當勞為40萬人；此外還有擁有肯德基、必勝客等品牌的百勝全球餐飲集團。而擁有28.7萬名員工的通用電子僅排名第14位。
美國和西方的制造業就業普遍受到自動化和外包的雙重打擊。這有可能演變為更嚴重的問題，造成危險的道德和社會影響。如果唯一的就業選擇是眾所周知工資很低的銷售或職員工作，那么富人與窮人間的收入差距還將拉大。
工人們還要多久才會集體奮起反抗那些在他們苦于找不到工作時暴斂錢財的金融天才呢？他們能否認可高收入者是一個與自己不同的群體，他們是在世界范圍競爭的全球精英，企業必須用數以億計的美元去聘請他們，否則就要失敗。發展中國家更加嚴重在世界80%人口居住的發展中國家，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在孟加拉國的農村或是亞洲其他人口大國和非洲的很多地方，想了解哪些人沒有工作或者有哪些就業崗位很難，這些地方很多家庭都沒有土地，成年人季節性地出去打工，孩子們都不上學，靠給別人照看牲畜掙點零錢。季節性就業和不充分就業是這里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必須面對的難題。
如今，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外國投資慢慢進入，妻子或女孩們可能有機會在新開的美國服裝廠工作，當然更有可能是中國或泰國老板開設的工廠。但這種機會也并不穩定，它取決于西方經濟的持續增長。
西方就業崗位外包的空間還很大，因為研究表明，富國的簡單勞動工資是窮國的10倍。這對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直為失業問題大傷腦筋的美國和歐洲國家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好消息。
國際勞工組織說，全世界的勞動者數量比2009年減少了2900萬，這主要是由于一些“失去信心的”勞動者放棄了繼續找工作。年輕人受影響尤其嚴重，該組織稱他們的前途將十分“暗淡”。
最糟糕的或許是似乎沒有人曾預見失業問題及其影響，更不必說抓住機會進行補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歐元危機搞得焦頭爛額，就連世界銀行也被卷入其中。世界貿易組織的聲音已經無人理會，在該組織內部，不管是美國、德國還是中國、日本，都已各自為營。
薩克斯：世行選行長需擺脫美國狹隘利益
紐約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國際社會要么團結起來，共同應對貧困、資源耗盡和氣候變化，要么下一代將面臨資源戰爭、政治動蕩和環境崩潰。
世界銀行如果能夠擔當起合適的領導角色，將能在消除這些威脅及其隱含風險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因此，世界銀行的187個成員國今春如何選擇將于7月卸任的羅伯特·佐利克的新行長，將事關全球重大利益。
世界銀行成立于1944年，初衷是促進經濟發展，如今，基本上所有國家都已成為它的成員。其核心任務是消除世界貧困以及確保環境友好、社會普惠的全球發展。實現這些目標不僅能夠改善數十億人民的生活，還能將因貧困、饑荒和爭奪稀缺資源而引發的暴力沖突扼殺于未萌。
美國官員習慣于將世界銀行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和商業利益的延伸。世行坐落于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與白宮只隔著兩個街區，因此美國人一直主導著這個機構也就不足為奇了。如今，不少成員國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和數個非洲國家正在發聲支持合議領導以及改善世行戰略使之適用于所有成員國。
自世行成立至今，一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行長人選由美國政府決定。成立至今的11位行長均是美國人，而且沒有一位是世行核心責任經濟發展方面的專家，也沒有一位擁有扶貧或促進環境可持續性的職業經驗。相反，美國總是選擇華爾街銀行家和政客來擔任這一職務，大概是為了保證世行政策能夠符合美國商業和政治利益吧。
但這一政策卻令美國弄巧成拙，也嚴重地傷害了全世界。由于世行最高層長期缺乏戰略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該行一直沒有明確的方向。許多項目與其說是為了可持續發展，不如說是為了迎合美國公司的利益。世行弄砸了大量的發展項目，解決的全球問題卻少之又少。
長久以來，在世行的領導下，許多完全不適合最貧困過家及其中的最貧困人口的美國式概念被強加于他們頭上。比如，世行完全沒能處理好20世紀90年代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大爆發，沒能給予疾病暴發、數百萬生命危在旦夕的國家足夠的幫助。
更糟糕的是，世行主張采取使用者付費和“覆蓋成本”的醫療服務，這導致窮國的最貧困人口最需要服務的人群根本無法獲得賴以救命的醫療服務。2000年，在德班艾滋病峰會上，我建議成立新的“全球基金”來對抗這些疾病，而我之所以如此建議，正是因為世行的不作為。全球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對抗基金（GlobalFundtoFightAIDS，TB，andMalaria）成立了，并挽救了數百萬的生命，光是在非洲，瘧疾致死率就至少降低30%。
類似地，世行錯失了在非洲、亞洲和拉美貧困農村地區支持自耕小農、普及促進農村綜合發展的關鍵機會。從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時間里，世行一直拒絕使用已被證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地主支持項目以幫助貧困自耕農提高產量、走出貧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對小農的支持，但距離它所能做到也應該做到的還差得很遠。
世行的工作人員是高度職業化的，只要擺脫狹隘的美國利益和視角的束縛，他們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世行具有成為催化決定世界未來的關鍵領域進步的潛力。其優先項目應該包括農業生產率、為可持續發展動員信息技術、開發低碳能源體系以及促進有教無類式的平等教育（更多地依靠新型通訊手段讓數以百萬計的原本得不到優質教育的學生獲得優質教育來實現）。
世行的行動目前涉及到所有這些領域，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個起到實質上的領導作用。盡管其工作人員想到那個優秀，但世行缺乏戰略眼光，也不夠靈活，無法擔起變革代理人的責任。讓世行做該做的事需要艱苦的努力，要求其最高層具有專家知識和技能。
最重要的是，世行的新行長應該具有應對發展挑戰方面的第一手職業經驗。世界不應該甘于現狀。地球需要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來應對復雜的發展挑戰，又一位來自華爾街或美國政壇的世行行長將是對地球的重大打擊。世行需要一位成就卓著的專業人士，他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必須做好應對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的準備。
杰弗里-薩克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他還是聯合國秘書長千禧年發展目標特別顧問
拉斯·特維德：霍伊特的房地產景氣周期
美國房地產循環周期通常為20年，雖然慢，但由于體量巨大，對經濟沖擊非常嚴重；從該循環中受益的往往是房地產行業之外的人在對芝加哥地區100多年的土地價值和房屋價格進行深入的研究之后，赫莫·霍伊特發現：
·“房地產循環”現象確實存在。
·這種循環的運行速度很慢。
·盡管速度緩慢，但由于體量巨大，一旦循環向下，對經濟的沖擊會非常嚴重。
·房地產循環不一定與原材料及股市同步，而投資者經常在這三個市場交替進出。
·在循環崩潰時買進房地產才能從這個市場獲得最大利益；但是，賺到大錢的通常不是專家。
房地產循環的20個階段
霍伊特不僅研究了100年間的統計數字，也考察同時期的商業、政治與人口事件。最終，他認為房地產循環包含以下20個階段：
1．租金毛收入開始快速上升。
2．租金凈收入升得更快。
3．由于租金飛漲，房屋的銷售價格也大幅上揚。
4．建造新屋有利可圖。
5．新屋開工數量增加。
6．信貸寬松刺激新屋開建數量增加。
7．“低成本融資”帶動新屋建設數量大幅攀升。
8．新屋開建消化閑置土地。
9．在景氣繁榮期間，人口預測趨于樂觀。
10．原有耕地的新城市愿景：土地分割法。
11．毫無節制的公共設施改善支出。
12．各類房價都漲到最高點。
13．反轉走勢開始：房屋滯銷。
14．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開始增加。
15．股票市場崩盤，商業活動普遍陷入蕭條。
16．進入損耗的過程。
17．銀行房地產貸款的寬松政策180度大改變。
18．陷入停滯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
19．存屋出清。
20．蓄勢待發，為下一次繁榮做好準備，不過繁榮并非自然而然地到來。
霍伊特發現，調查的這100多年間，上述循環總共重復了五到六次。
循環速度極慢
霍伊特認為，房地產行業的循環速度非常緩慢，從房地產需求開始回升，到市場開始有所反應，就需要數年的時間。芝加哥地區的土地價格平均每隔30年才會出現一次峰值，房地產循環的波動就是這么慢，而基欽循環的周期通常為4.5年，朱格拉循環周期也不過9年。
然而，在研究任何一段期間的循環時，使用的過濾條件不同，就會產生極為不同的結果。例如，國際清算銀行所采用的過濾條件比較精密，結果顯示房地產循環的平均持續時間和存貨循環類似。不過，由于這種房地產循環的周期較短，因此波動幅度通常也比較小。通過目測方式考察房地產價格的趨勢，就可以發現價格波動的差異，在房地產循環周期中，有時候會出現非常微小的波動，但也會出現很大的循環(這種循環的平均延續期間大約維持18年)。此外，房地產市場的循環不僅可能跨越幾個持續時間較短的一般性經濟循環，期間房價甚至可能完全沒有修正。
波動幅度極大
霍伊特認為，雖然房地產循環的波動速度相當緩慢，但波動幅度卻非常大。他對房地產循環與總體經濟活動(GDP)等其他變量進行了比較，從而驗證了上述結論。在他所研究的100多年里，總體經濟活動的強度從未超過其趨勢線16％以上，而銀行信貸業務則從未超過28％，但房地產銷售金額卻曾經超過其正常值131％，新建筑活動曾經超過趨勢線167％，而土地分割量甚至曾超過趨勢線達540％。房地產循環向下時，情形也同樣非常劇烈：新建筑活動曾低于趨勢線達98％以上，土地分割則低于趨勢線100％。也就是說，土地分割的活動完全停止。就任何行業而言，這都是非常大的循環波動幅度。
他還發現，房地產活動低于趨勢線的情況少則維持在10年以內，最長則曾持續26年。換句話說，這種“存屋出清”流程通常會對經濟形成幅度很大、持續時間很長的拖累。此外，雖然房地產市場的“頭部”和股市及原材料市場的高點沒有明顯關聯，但在所研究期間，每次的房地產危機都會引起廣泛動蕩，一個原因是房地產市場規模高達GDP的2-3倍左右，一旦房地產市場受創，必然會對經濟造成實質的打擊。也有很多其他研究顯示，房地產危機與總體金融危機之間具有很大的關聯性。
資產配置的替代選擇
通過對原材料、房地產價值與股票之間關系的研究，霍伊特發現，這些行業之間往往呈現輪動而非同步走勢。他認為一部分原因是戰爭的緣故，因為戰爭會推升原材料需求，而士兵的返國則意味著對房地產的需求上升，接下來的經濟復蘇則創造了對消費品的需求，這對股票市場有利。
抄底的藝術
霍伊特指出，多數投資者、投機客通常都擅長原材料、房地產或股票投資，敢于在危機時進場撿便宜貨的人才能賺到最多利潤；不過，房地產專家卻通常無法賺到這些超額利潤，因為他們可能早在下滑階段就已被深度套牢；因此，即使房價跌到非常便宜，他們也已經沒有資金可以繼續買入。但是，處于其他產業且擁有大量資金的人有能力在機會來臨時，積極承接土地和房地產。他發現，在這100多年間，芝加哥當地最優異的幾筆房地產交易是由毛皮交易商約翰·杰柯伯·阿斯特、大盤與零售交易商馬歇爾·菲爾德以及從事貿易與旅館業的波特·帕墨等人所締造，他們都不是房地產專家，但在房地產危機觸底時擁有大量資金。
雖然他可能低估了失業率、財富、流動性與利率的作用，但霍伊特的見解確實非常獨特。
評判地產價值的指標
霍伊特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對開發商以及商業地產的價值進行評估：
·凈運營利潤 (NOI)，即營業收入減去營業成本。營業收入可能包括租金、停車費、洗衣/自動販賣費等；營業成本則包括維修、保險、管理成本、水電燃氣費及房地產稅等(不包括融資成本、資本支出、所得稅及貸款的攤銷等)。
·資本支出，即進行重建(不是維修)的成本。
·負債支出，即融資(如房貸)的本息。
·凈現金流量，即凈運營利潤減去資本支出加上負債支出。
·資本化比率(CAP)，即將年度運營凈利潤除以房地產的購入價格所得到的預期回報率(類似股票的市盈率)。
· 負債保障倍數(DCR)，即營業凈利除以負債支出成本(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多數放款人希望這個比率至少能介于1.1-1.5，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所有權人才有能力負擔債務，也有較充裕的現金流量可以進行房地產的維護。
CAP比率通常應該比長期利率高1％-1.5％。例如，如果一宗房地產的買入價是l000萬美元，凈現金流量是60萬美元，那么其CAP比率就是6％；如果融資成本約為4.5％，那么CAP比率就是合理的，因為投資者將有1.5％的空間用來支付重建與所得稅費用。
所有權人自住的住宅型房地產有所不同，因為這種房地產不會創造收入，當然就沒有營業凈利可言，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保留價值”，即愿意接受的最低賣出價，這個價格必須等于該房地產在扣除管理成本后可以為所有權人創造的價值。如果普通民眾對未來前景感到樂觀，就會愿意在可融資的范圍內盡可能多買房地產。此外，當房屋平均品質上升，或財富增加使收入中用來支付必需品的比重降低時，因可支配收入增加，收入中被用于房地產相關支出的比重就會上升。
預測房地產循環
最有用的房地產市場指標是上一次擴張或崩潰點。位于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發現，40％的房地產繁榮都以崩盤收場。從繁榮后崩盤的概率來說，房地產顯然高于股票，股票崩盤的概率只有16％。在定義住宅用房地產的“繁榮”與“崩盤”方面，主要觀察以下三個指標是否偏離長期趨勢：
·負擔能力，也就是每個月房貸金額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房價占員工薪酬的比率。
·房價占GDP的比率。
以商用房地產而言，主要是研究：
·投資回報率和CAP比率與利率的比較。
·租金成本與放貸成本的比率。
本文作者拉斯·特維德曾任瑞士避險基金Pro Value公司的一般合伙人及基金經理，本刊記者石偉編譯
美打壓伊朗意在維護美元霸權
西班牙《起義報》近日刊登署名文章，作者古巴國際問題評論員、哈瓦那大學博士生埃德爾韋托•洛佩斯•布蘭奇在文中指出，美國和歐盟在經濟制裁上秉持雙重標準，對伊朗的包圍圈越收越緊，意在清除這個敢對歐美霸權說不的中東國家。
最后的絆腳石
文章說，美國借口伊朗能夠制造核武器而加強對其經濟和金融制裁，首先是單方面禁止任何國家購買伊朗石油，隨后又對伊朗央行和與之有業務往來的外國機構進行了制裁。伊朗表示將在歐盟迫于美國壓力禁止購買伊朗石油前切斷對歐石油輸出。伊朗議會決定切斷對將在7月1日歐盟石油禁令生效后執行禁令的公司和國家的石油輸出。
2001年以來美國先后轟炸和占領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并威脅以相同的手段對付敘利亞和伊朗。控制石油是美國賴以生存的根基，另一個根基是利用為其債務提供資金的石油美元維系世界原油貿易。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在紐約曼哈頓的住所接受采訪時表示，美軍應當占領7個以上的中東國家，并且即將完成任務，真正能打破平衡的伊朗是最后一塊絆腳石，現在是以色列全力以赴攻擊阿拉伯人的時候了。順利的話，中東一半領土都將是以色列的。他的言論令美國的意圖昭然若揭。
確保美元霸權
美國希望利用國際貨幣戰爭控制中東和近東的石油，然后讓其主要盟友、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看管這些石油，并最終確保其對石油美元的霸權。自從1944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便使美元成為外匯儲備貨幣，其價值有大量黃金儲備作為保障。
美國總統尼克松令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同意用美元為石油付款，尼克松還將美元與黃金脫鉤，并且大量發行美元。此后，所有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一致同意只用美元收款，同時原油進口國必須用美元來儲備貿易利潤，以便購買石油。同時，波斯灣的產油國在美國財政部的迫使下將其利潤兌成美元，這使其公共開支顯著增加。此舉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目前美國外債超過14萬億美元，所以為了維持巨大進口額，每天都需要來自中國、阿拉伯國家、日本和韓國的數億美元資金。
文章指出，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機導致美元貶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龐大開支、生產率降低和失業率升高等諸多問題致使很多國際大銀行和國家尋求其他貨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
制造人類災難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遭到美國轟炸的伊拉克和利比亞，以及美國威脅推翻其政府的敘利亞和伊朗都曾推動不使用美元結算，早在幾年前敘利亞就開始把大部分外匯儲備兌成歐元。
2000年末，歐盟數個成員國說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在“石油換食品”計劃中使用歐元結算。很多專家認為，該舉措使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身上，在美國率領北約將其推翻之前的幾個月，他曾提出不用美元或歐元進行商品貿易，而在國際貿易中使用金第納爾，并建立一個擁有共同經濟空間的唯一的非洲國家。對此，法國總統薩科齊稱利比亞威脅到人類的金融穩定。
伊朗則走得更遠：批準建立一個使用歐元結算的石油市場。伊朗在波斯灣的基什島注冊了一家石油交易所，使用歐元買賣石油，并且成為繼紐約、倫敦、新加坡和東京之后的第五大石油市場。在美國和歐盟決定石油禁運和金融封鎖之前，伊朗的兩個主要原油購買國——中國和印度曾表示將用人民幣、盧比或黃金購買石油。
可以肯定的是，戰爭游戲越玩越危險。這并不是因為伊朗可能發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和敘利亞一樣）給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奪取霸權制造了障礙。美國希望維持為其債務提供資金的石油美元體系，以及美元作為主要貿易貨幣的統治地位。文章稱，戰爭一觸即發，而且一旦爆發就將成為全人類的災難。
趙武陽：歐洲統一體夢想六十年
近日，歐盟各國財長齊聚布魯塞爾，最終達成了對希臘債務危機的第二輪救助方案。由于該方案同時要求希臘通過嚴苛的緊縮政策達到減債的目標，因此能否扭轉危機惡化的局面、維護歐洲統一體的夢想，尚不得而知。
但可以確定的是，兩年前率先掉入債務泥淖的希臘經濟，已處于崩潰邊緣，2011年四季度GDP縮水7%，25歲及以下的年輕人過半失業，社會極不穩定，罷工成為常態，自殺率急劇上升，更為嚴重的是，民眾對十余年前加入歐盟的認知產生動搖，脫離歐元區的動向愈演愈烈。
一些希臘經濟學家認為，希臘加入歐元區似入無邊苦海，活生生淪為德國等先進國家增長的祭祀品，而今唯有脫離歐元區、奪回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通過貶值刺激出口，才能挽失業狂瀾于既倒，扶經濟大廈之將傾。
而這種思潮，又被德法等先期援助過希臘的歐盟國家視為忘恩負義，他們認為近兩年來各國已為希臘付出了重大代價，現在唯有同舟共濟才能共度時艱。在此內交外困的復雜局面下，希臘債務危機的任何發展，都有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
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看來，顯然希臘民眾在覺醒：如果只有財政政策而無相應貨幣政策制定權，政府將無法自如地調控經濟。這也是克魯格曼等學者很早之前就指出了的。
而從外人看來，正如祁斌最近在一篇演講中提到的：“（希臘）生產力沒有達到足夠的水平，就要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事實上，除了“進入共產主義”的憧憬之外，歐洲國家還有對“回到原始社會”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深深恐懼。這種恐懼作為歐洲國家對于過去幾百年戰亂尤其是二戰的共同記憶，成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重要推手。
在當前對歐盟理想愈演愈烈的懷疑思潮中，知識界已經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峻，也開始采取行動捍衛這一理想。
哈貝馬斯，歐洲當今公認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在2011年6月聯合18位著名學者發表了一封致政治家的公開信，對歐盟政治的現狀和由此造成的長期隱患深感憂慮。他們擔心，在身處歐債泥淖的危難關頭，政治領袖的決策受短期民意和黨派利益的牽絆，無法從歐洲文明傳承的高度來思考問題，歐盟的擴張、一體化和民主化的進程有可能發生逆轉，知識階層在戰后痛定思痛后追求的歐盟理想可能與當下岌岌可危的希臘經濟一道墜入泥淖，“回到過去，回到那個相互競爭、彼此猜疑的民族國家的歐洲”。
對于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的是《三國演義》的卷首語“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對當代歐洲知識分子如此懼怕“相互競爭、彼此猜疑的民族國家的歐洲”可能有些不解。事實上，如果對歐洲歷史多一些了解，則很難不認同哈貝馬斯等思想家的憂慮。
當今歐盟人口與面積均相當于小半個中國，但與中國仰仗始皇帝“車同軌、書同文”所創立的大一統格局不同，歐洲國家在歷史上雖各有淵源，但希臘思想、羅馬法制、基督教文明以及后世王國間長期的通婚和領土混戰，導致其文化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處。
然而，從來沒有一個強大的王朝能長時期馴服歐洲大陸的所有國家，并建立和維持如同中國一樣的大一統。
站在二戰滿目瘡痍的廢墟上，歐洲思想家終于開始了“靈魂深處的革命”，并認為唯有通過彼此合作共贏，才能避免猜忌、惡性競爭以及你死我活的戰爭。因此，從1952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立，歐洲統一體的理想迄今已經踐行了一個甲子的春秋。
而今，站在歐債泥淖之上，一體化的理想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是協強扶弱、同舟共濟進一步推進歐洲政治的一體化，畢其功于一役解決成員國“蹩腳”的經濟主權問題？還是認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重新回到群雄并起逐鹿歐羅巴的時代？進退維谷的歐盟理想，考驗著曾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長期獨領風騷的歐洲人民的智慧。
作者系復旦大學會計學博士生、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訪問學者
日本的經濟情報戰略揭秘
也許你不相信，當今美國成長最快行業之一，竟是經濟情報行業。
新出版的《間諜對抗戰》一書強調，“白”間諜和“黑”間諜不再為東方或西方政府服務，而是為環球經濟中相互角逐的大公司服務。電腦網絡成了他們較量的主要戰場。各公司競相利用新的方法挖掘具有競爭力的情報，其中大部分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一家公司花錢雇人竊取秘密情報或闖入競爭對手的電腦系統時，這種刺探情報的活動就超過合法的范圍。
盡管這是高度保密的領域，但根據美國工業安全協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1996年有大約1300家公司發生了1100多起非法工業情報刺探事件。而4年前，只有246家公司發生589次類似事件。被竊取信息的潛在商業價值，可能高達3000億美元。
這種趨勢導致一種行業的興起，所謂的“信息經紀人”及其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專門從事刺探商業情報活動的組織。
與此同時，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技術情報比以往更容易獲取。個人電腦和區域網絡的出現，意味著企業公司原來鎖在保險柜中的重要知識產權現在被儲存在磁碟上。公司為了提高效率或競爭力，有時反使自己的商業秘密更易被竊取。而大量削減人員、使用臨時工和外購電腦管理系統等重要功能設備的相應增多，將徹底摧毀員工的忠誠觀念。比如說，一名臨時工竊取了匹茲堡玻璃板工業公司玻璃纖維制造的技術情報，企圖在聯邦調查局密探逮捕他之前，把它賣給別的玻璃纖維公司。
這也說明了，情報戰已遠遠超越了高科技的范圍。其實，有些獲取情報的手段是完全合法的。根據《蓋爾數據庫目錄》，公司的情報人員可以進入1.23萬個數據庫。由于這些數據庫中有一半可以通過聯機進行存取，所以，外人可通過搜索當地報紙、進出口記錄、政府文件和其它信息來源，獲得競爭對手的詳盡資料。
情報人員可以在貿易展覽會上以咨詢員或人才招聘者的身份出現，向所獵取的對象套取信息或雇用他們，免費套取口風。盡管這些方法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卻完全合法。1996年通過的《經濟間諜法》，使得聯邦調查局更多參與協助企業公司抵御情報人員、主要是來自國外的攻擊。雖然聯邦調查局關心的還是具有重要軍事價值的情報，但也開始同企業界加強合作，把商業情報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日本的經濟情報戰略揭秘
日本的經濟情報活動在世界上是有名的，西方經濟界人士對日本的經濟情報活動一是懼怕，二是心服。人們知道，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資源極其貧乏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并不十分發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它已經走到貧困落后的地步。然而4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卻成了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它不僅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鋼鐵、汽車、造船、石油化工等基礎工業，而且還在半導體——電子工業、計算機、光纖維通信等所謂“未來產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
日本的國際貿易搶走了美國在國外的大部分市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壓倒了英、法等許多發達國家而僅次于美國。西方許多人士把日本的發展稱之為“奇跡”。“奇跡”是怎樣產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日本的經濟情報工作對其經濟振興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
美國人馬文•吉•沃爾夫在其《日本的陰謀》一書中寫道：“日本在國際上運用剽竊、仿造、賄賂、背約、傾銷以及嚴格限制進口等一系列方法，終于從一個戰敗國、少資源的國家，在不長的時間內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這是由于日本人很好地利用了情報的結果。“日本是一個社會情報意識很強的國家，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清楚本國的地理條件和資源貧乏的情況;他們視情報為生命，在搜集和傳遞情報方面簡直是不遺余力。
遍布全球的情報網絡
在日本，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特別是一些大企業，都不惜花費巨額資金去國外設立許多經濟情報機構。現在，日本的經濟情報網絡幾乎遍及全球。早在1958年4月，日本通過國會立法，頒布了38條章程，正式組建了專門從事以海外為重點的經濟情報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當年，貿易振興會的全年預算是6.3億日元，這在當時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他們配備職員230人，設立海外機構21個。到80年代末期，日本貿易振興會已經在62個國家和地區的82個城市里，擁有一個工作人員達600多人和許多先進的情報通訊設備的、巨大的海外情報網。與此同時，他們還建立了以東京本部為核心，遍及全國各府縣，垂直管理的國內情報網。在大阪設立了第二本部，在全國29個縣都設有地方分部，即地方經濟情報中心，均系該會直屬機構。東京本部統一管理各地方機構的經費，統一規定各分部的業務分工，東京本部與各地分部實行縱向和橫向的情報交流，使國內情報網絡和海外情報網絡互相貫通、渾然一體，大大提高了情報活動的社會效能。
日本的九大綜合商社(貿易公司)——三菱、三井、住友、丸紅、伊藤忠、日商巖井、富士、第一勸銀、三和等，都分別在國外設立了各種名目的辦事機構，這些機構有的是以情報活動為主，有的雖然是負責經銷商品，但也都有情報活動的任務。這九大商社在國外的機構共有690多個，遍及世界129個大城市，擁有兩萬多名工作人員，他們用各種先進的通訊設備與國內保持緊密的聯系。僅三井物產公司的“三井全球通訊網”專線就長達40萬公里，由人造衛星把77個國家和地區的185個分支機構聯結起來;每天從世界各地發回日本的電訊達3萬份之多。三菱商社在128個國家建立了142個分支機構，雇員達3700多人，其情報中心每天接到世界各地發回的電報四萬份，電話六萬多次，郵件三萬多件。日本的這些情報機構的工作效率相當高，他們傳遞情報的速度十分驚人。有關統計表明：大約5～60秒鐘即可獲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場行情，1～3分鐘即可查詢日本與世界各地進出口貿易商品品種、規格的資料，3～5分鐘即可查出國內外一萬多個重點公司的各年度生產情況，5～10分鐘即可查出各國政府的各種法律、法令和國會記錄，5分鐘即可利用數量經濟模型和計算機模擬畫出國內外經濟變化帶來影響的曲線圖。
對各國情況了如指掌
日本在世界各地搜集情報的熱情之高、工作的細致深入，實在令人吃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各個駐外網點，不包括當地雇員，每處平均只有3～4人，有的只有1～2人，他們擔負著情報收集、咨詢、調研、貿易聯系、搞展覽會、進行國際交流和國內聯系等等工作，差不多都能完成得很好。這些工作人員通曉當地語言，熟悉國內外業務，精通情報技能;別人搞不到的東西，他們能搞到;別人想不到的事，他們能想到。該會海外調查部部長木村，曾在秘魯常駐三年，那里的情報資料很缺乏，他利用當地商人、銀行等渠道，精心搜集并研究了秘魯的債務問題，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對這一問題作了詳盡的分析，使全場目瞪口呆。
幾乎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一個新的經濟、政治以至軍事動向，或是在生產技術方面有某種新的發展，很快就會有日本人來進行了解和研究。當澳大利亞發現儲量豐富的鋁釩土礦之后，日本的三井公司立刻派人和澳大利亞聯系，并毫不嫡疑地在那里建立了“三井鋁釩土公司”。當津巴布韋于1980年3月宣布獨立，時隔不久，一個由日本貿易界組成的44人代表團就來訪了這個國家。位于美國舊金山西南約50公里的硅谷，是世界上著名的以半導體產業為主的高科技開發區，在70年代鼎盛時期，那里聚集了8000多家高技術企業，是美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這當然也成了日本研究人員“走訪”的重要地區，他們在那里弄走了許多高技術方面的機密材料，使得美國人大為惱火1978年2月出版的美國《幸福》雜志曾經刊登基居•比林斯基的一篇報告寫道：“日本間諜正在用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肆無忌憚地搜集情報，他們渴望買回新式工具和儀器的樣品，他們到這里來搜尋關于產量、勞動生產率和未來規劃的資料。他們在國內一般要歷時一年，通過耗費巨大的研究和開拓才能發現的東西，在‘硅谷’往往只消一次談話就到手了”。
日本情報機構對中東石油狀況的了解更是十分關切。在1978年伊朗發生石油工人總罷工和霍梅尼上臺的事件以前，東京早就得到情報說來自伊朗的石油供應可能出現危機。1978年12月，伊朗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引起世界石油市場的恐慌，而日本已經早做了防范，采取措施增加了從其他國家進口石油。這一點可以從日本石油進口數字的變化，明顯看出他們根據情報行事的情況：1974年，日本從中東進口石油中有39%來自伊朗;兩年后，這個數字減少為20%;到1979年，日本從伊朗進口的石油只占從中東進口石油總量的9%。
日本的許多大企業對中國市場情況的了解也是頗下功夫的。有一次，一個中國考察團到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去考察，他們同松下公司中國室的人員座談。有一個人問：“你們上海一度電的價格是多少?”考察團一成員回答說：“大概每度電2角1分。”松下公司中國室的室長馬上糾正說：“你講得不對，上海每度電的電價是2角4分。”接著他又一口氣報出了沈陽、天津、武漢、南京、廣州等七八個城市的電價。考察團的人聽了后大為驚訝。事實上，松下公司的工作人員經常研究分析來自中國的市場情報，對中國市場上電器產品的需要量、產品的銷售渠道、價格水平，以及中國電器產品的產量有多少，上海產多少，北京產多少等，對這些情況，他們都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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