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布什（左）與羅伯特·佐利克握手。 美國總統布什當日提名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出任世界銀行行長，接替因“女友門”事件而辭職的保羅·沃爾福威茨。 新華社/法新
美歐依舊把持最高領導職位
９月２８日，５８歲的法國前財長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被推舉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此前的６月２５日，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批準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當選新一任世界銀行行長。這樣世界銀行仍由美國人執掌，而ＩＭＦ也仍由歐洲人當家。
按照慣例，世行行長由世行最大的股東國美國提名，并由美國人擔任。澳大利亞人沃爾芬森當年就為當世行行長而加入了美國國籍。今年５月，沃爾福威茨聲明辭職后，媒體即刻列出的候選人名單清一色都是美國名人，布什總統也表示"讓美國人管理世界銀行更好"。盡管一些發展中國家官員認為美國盤踞世行行長的時代應當宣告結束，世行的改革首先應從領導人的選拔機制入手，然而最終還是美國的提名獲得通過。
在世行行長出現更迭后，ＩＭＦ也面臨新一任總裁的選擇。前任總裁西班牙人羅德里戈·拉托于６月２８日稱因"個人原因"而決定在今年１０月份提前離職，而其任期本應到２００９年５月結束。
世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是慣例，而ＩＭＦ總裁一職６０多年來一直由歐洲人把持也是傳統。在這一問題上，美歐高層一向相互支持。在拉托提出離職后，沒有跡象表明歐洲會放棄ＩＭＦ總裁這一重要職位。事實上，歐盟２７國財長在７月１０日已基本同意推舉法國前財政部長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接任ＩＭＦ總裁。然而，在歐盟此次推舉ＩＭＦ新總裁的過程中，歐洲的做法正在遭受來自各方的越來越多的質疑。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要求ＩＭＦ總裁應當通過公開競爭來選拔，認為由歐洲人出任的傳統已經威脅到了ＩＭＦ作為全球經濟組織的權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包括英國財政大臣、ＩＭＦ前任總裁以及ＩＭＦ前首席經濟學家在內的歐洲內部人員也對美歐分別把持世行和ＩＭＦ的現狀頗多微詞，認為擁有眾多成員國的世行和ＩＭＦ應當重視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ＩＭＦ總裁應當任人唯賢，而不應僅局限于歐洲人。
最高領導人亟須"海選"
世界銀行是１９４５年成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ＩＢＲＤ）的通稱，１９４８年后轉向從事世界性的經濟援助，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確立了消除貧困的宗旨。同樣成立于１９４５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宗旨是維護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將促進和保持成員國的就業以及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為首要目標。然而，世行和ＩＭＦ非但沒有很好地貫徹其宗旨，反而面臨種種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有６０年歷史的兩個國際經濟組織都迫切需要改革。而其中亟待改革的重要一環就是成員國之間權力和地位的平衡。
依照世行的運作方式，在重大事項的表決上，成員國按照所持總票數的多少來行使權力。按目前的規定，每個成員國均有２５０票的基本投票權，此后每增加１０萬特別提款權的認股金，就增加一票。世界銀行現有 １８４個成員國中，西方七國集團（Ｇ７）占有的投票權高達４０％，僅美國一家就有１６．３８％。在重要決策需要８５％以上多數票通過的規定下，美國就可以否決任何一項決策的通過與實施。因此，世行行長長期由美國人把持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成員國之間，尤其是發達成員國和發展中成員各國權力地位極不平衡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既無太大的發言權，也無緣擔任行長一職，發展中國家的意見也就很少得到重視；世行在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西方少數大國的意志強加到受援國身上，從而使其幫助受援國開發經濟、減困的作用大打折扣。
ＩＭＦ成員國的地位同樣失衡。目前，歐盟擁有ＩＭＦ３２．２％的投票權，美國和日本各擁有１７．４％和６．２％。在ＩＭＦ執行董事會的２４個成員中，七個來自歐盟。這些國家不僅堅持繼續占有比例過高的代表席位，還堅決要求在挑選ＩＭＦ總裁方面擁有最終決定權。這種體制不可避免地會使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懷疑ＩＭＦ在處理金融危機和設定緊急貸款的限制條件方面的合法性。
投票權改革已露頭
為使世界銀行、ＩＭＦ這兩大國際經濟組織能很好地履行職責、貫徹宗旨，改革現有的投票權分配模式、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其中，ＩＭＦ的改革已初露端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ＩＭＦ的１８４個成員國投票通過了增加中國、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基金份額的決議，從而使這四個國家在該組織中擁有更多的投票權。根據該決議，中國在ＩＭＦ中所占的投票權由２．９８％提升至３．７２％，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六位。如果中國在ＩＭＦ的話語權真能由此增加，那么中國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歐美在援助其他國家時額外增加的特殊條款，使ＩＭＦ宗旨得到更好地貫徹實施。然而，中國投票權比重的提高，更多的是表明中國國際地位及其影響力的逐漸提高；在國際金融舞臺的話語權方面，投票權增加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而美國方面卻刻意宣揚中國獲得的表決權是由美國出讓的，其目的在于換取中國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的合作，允許人民匯率自由浮動。由此可見，中國要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就必須付出美國所希望的代價。而將手中的表決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以求發揮更大的作用，應該是中國更好的選擇。
除了投票權更合理的分配外，對于世行和ＩＭＦ來說，讓美國、歐洲退出盤踞已久的行長、總裁的"寶座"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盡管世行在行長提名權和任職條件方面已有所松動，歐盟各成員國在７月９日舉行的財長會議上也同意今后ＩＭＦ總裁人選將向非歐洲國家開放，但是，鑒于目前的新當選人仍分別是美國人和歐洲人，以及美國和歐洲在這兩個機構所占有的過高的投票權，未來這兩個重要職位是否真能實現"海選"，還不容樂觀。
苛刻條件 頻受質疑
有人將世行和ＩＭＦ比作兩個遲暮的老婦，運行規則過時、決策機制不當、貸款條件苛刻、政策建議不合理等問題使得兩個機構年華老去、魅力不再。
這兩個機構在實施其職能的過程中也對受援國的經濟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其提出的苛刻條件尤其左右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無論是世行對非洲高負債國家減免債務、提供援助提出的附加條件，還是ＩＭＦ在處理金融危機時要求危機國緊縮財政并提高利率以換取緊急援助的做法，都遭到了外界的嚴厲批評。批評稱，世行正同ＩＭＦ一起執行"華盛頓共識"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于不顧，只為世界銀行的主要股東（美國及其他Ｇ７成員國）利益提供服務。
例如在非洲，高負債國家為換取債務的減免，不得不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議和要求，實施經濟自由化，放開咖啡等農產品的生產和貿易。然而，國家減少對咖啡市場的干預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卻是咖啡產量的上升。目前，咖啡價格因市場供過于求而迅速下跌近５０％，而政府收入卻因進口關稅的降低而減少。總而言之，咖啡出產國的債務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難怪有媒體批評，"世行和ＩＭＦ辜負了非洲"。再比如，在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機的重災區亞洲，ＩＭＦ的一系列政策也引發眾怒。自此后，亞洲各國政府一方面致力于避免投機者對本國經濟的沖擊，另一方面也盡力阻止外來者控制其經濟政策。事實證明，世行和ＩＭＦ在非洲以及其他地方推行的自由市場模式普遍遭遇了失敗，而發展最成功的，如毛里求斯、赤道幾內亞、莫桑比克等國，通常是避免這兩個機構的干預，并且探索執行自己的發展道路。
世行和ＩＭＦ的所作所為直接影響到這兩個全球經濟組織的吸引力。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來說，要想獲得世行的發展資金，就必須要接受西方政府提倡的自由市場和減少國家控制等政策；而對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從世行借款的條件也越來越苛刻。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地區積聚了世界上最雄厚的外匯儲備，區域內各國也承諾在"清邁倡議"之下通過借貸實現相互支持。其他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國也擁有充裕的資金，因此ＩＭＦ顯得有些無用武之地。今年，該組織自建立以來首次出現了經營虧損狀況，提供出去的貸款僅相當于歐洲二流商業銀行資金的１／１０。然而，在世行和ＩＭＦ吸引力下降的同時，個別國家以及私人基金會在提供資金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像比爾·蓋茨基金會，它的資金實際上相當于擁有１８４個成員國的世界銀行的一半。（倪建軍/世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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