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銀花旗等12家銀行因涉嫌操縱LIBOR遭調查
北京時間2月3日晚間消息，瑞銀集團、瑞士信貸集團、花旗集團等12家銀行正因涉嫌操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而面臨接受瑞士競爭委員會(COMCO)的調查。
據彭博社報道，瑞士競爭委員會今日在一份電郵公告中表示：“衍生品交易商之間的串通可能影響了LIBOR和東京銀行間拆借利率(TIBOR)，基于這些參考利率的衍生品的市場環境也可能受到了操縱?！比鹗扛偁幬瘑T會表示，在收到一份要求其“寬恕政策”的申請后展開了這項調查，這份申請表明多家銀行的交易員可能操縱了LIBOR。
接受調查的銀行包括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德意志銀行、匯豐控股、摩根大通、瑞穗金融集團、荷蘭合作國際銀行(Rabobank)、蘇格蘭皇家銀行、法興銀行、三井住友銀行等。
十多名交易員因LIBOR調查案遭解雇或停職
北京時間2月9日下午消息，英國《金融時報》援引了解利率操縱調查案的人士話稱，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蘇格蘭皇家銀行及花旗集團的十多名交易員在最近幾個月被停職或被要求行政休假。因為雇用這些人的銀行因涉嫌操縱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正在接受監管部門的調查。
報道稱，官員們已將該此案的調查對象擴大至對大舉押注借貸利率變動的對沖基金和充當銀行間交易中間人的經紀人。過去六周內，全球最大的貨幣經紀公司毅聯匯業集團(ICAP)已要求一名雇員停職，另外兩人進行行政休假。
監管當局正在尋求查明大型銀行是否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合謀操縱隔夜拆借利率，交易員及其客戶是否曾利用這些信息從交易中牟利。
倫敦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被疑存在串通作弊
路透倫敦2月10日電，一項對銀行業在制定LIBOR時是否存在串通行為的全球調查，使人們對該指標利率的未來產生疑問。銀行業者使用該指標利率為價值估計達360萬億美元的金融產品定價。LIBOR是金融系統的一個關鍵利率，用來為從企業貸款到住房按揭等幾乎所有金融產品進行定價。
這是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爆炸性新聞。LIBOR是由英國銀行家協會（BBA）每日統計得出的成員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數據，直接影響成員行下一個交易日的行為，原則上每日的實際利率是由市場產生的而非人為操縱的。由于LIBOR直接決定銀行的資金成本，因此也就間接決定了其余各種金融活動的資金成本。又因為倫敦是全球金融中心，因此LIBOR實際上是全球金融活動的總杠桿。而該案的發生意味著：360萬億美元，全球金融產品總價值的半數以上，被人為操縱了！
全球經濟再平衡 中美應承擔共同而有差別的責任
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全球治理缺失導致美國等國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進口、過度福利、過度享受全球化紅利，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全球自由化與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嚴重失衡。美國應當承擔起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和轉嫁負擔。首先，美國應調整其需求結構，從過度依賴消費轉向鼓勵本國儲蓄和投資上來；其次，美國應調整其高技術出口限制政策；再次，美國應調整其供給結構，不應采取貿易保護的政策取向。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可承受能力之內應擔當起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責任和義務。在這方面，中國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積極擴大進口、積極鼓勵消費、鼓勵資本輸出和外匯資產多元化管理和應用。
美國受益于全球經濟失衡，兩次泡沫推高美國經常項目逆差
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大幅增長始于上世紀90年代。在經歷1991年短暫調整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自1992年以來呈現出持續增加的趨勢。分別在1998年、2000年、2004年和2006突破了2000億、4000億、6000億和8000億美元的大關。其中1998至2000年，是美國IT泡沫高漲的時期；2004年至2006年是美國金融和樓市泡沫高漲的時期，兩次泡沫經濟一次接一次地把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推向新高。所以說，全球經濟失衡分為兩個階段：1990年至2000年是IT泡沫帶動的實體經濟失衡；2001年至2008年是金融泡沫帶動的虛擬經濟失衡，由此帶動了1990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持續增長。
美國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最大受益者本輪經濟全球化是美國主導下漸次推進的，經歷了由貿易和投資全球化向金融、科技、市場全球化方向的轉變。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開放、市場化和一體化。美國主導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贏得最大的全球化紅利，其優勢是建立了全球性軍事、政治、金融、貨幣霸權，具有全球最強的人才、技術、規則、資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首先，全球霸權地位保證了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美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從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這個按照“居民”統計的美國出口，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按照“所有權”統計的美國出口，即美國通過長期對外股權投資，建立起其全球生產體系，從美國出口的產品和服務只是美國全球出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國享有全球化紅利而不愿意承擔全球化調整的責任。無論IT泡沫破滅的新經濟周期調整，還是金融泡沫破滅的資產負債失衡的調整，美國都不愿意承受調整所必然帶來的衰退和失業，不愿意調整低儲蓄、高碳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愿意調整其過度依賴金融的產業結構，最終使全球失衡越來越嚴重，直至不得不走向危機調整。
其次，全球金融貨幣特權保證了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最大受益者。其標志是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持續下降，最后進入國民負儲蓄狀況，還有用不完的剩余資本，要用過度消費和資產證券化去消耗，最終釀成了這場危機。這說明，當金融貨幣特權被濫用時，美國才成為過度索取金融全球化紅利的受害者。在過去10年，在華爾街制造的金融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誘導下，美國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華爾街，美國企業利潤的40%來自金融領域，美國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負債消費和進口的過度擴張、各種債務過度積累制造了非理性繁榮幻覺。一旦泡沫破滅，美國民眾就成為最大的受害者，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
再次，技術創新成為美國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最大受害領域之一。自199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相對比重持續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產業的相對比重持續上升。1998年以來，OECD成員高技術制造業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走勢。尤其是2000年以來，美國幾乎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申請增長都呈現了20%以上的下跌，這反映了美國在金融和樓市泡沫時期，技術創新活動被普遍忽視。對此，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發表了《巖上之屋》(“TheHouseUponaRock”)的演講，闡述美國經濟復興戰略，即美國“經濟之屋”要建立在堅實的“實體經濟之巖”上。要重塑美國21世紀全球領導力的經濟發展戰略。然而，美國完成這個戰略調整至少需要10年，誰來為美國經濟走出困境埋單呢？
最后，制定全球規則并奉行規則是保證美國全球主導力的基石。如美國提出太平洋時代和太平洋戰略，包括主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TPP)的用意。一是要超越WTO和傳統FTA，組織以美劃線的區域化組織。二是為危機后全球貿易規則建章立制，設置以美國規則為“范本”的TPP進入門檻來改造自由貿易區(FTA)。如制定更嚴格的勞工和環境標準，更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更高的服務市場開放要價，10年內實現跨境貨物貿易零關稅等。三是制定先進入者門檻較低，后進入者門檻更高的激勵導向，使大國博弈達到大國平衡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四是實現美國綜合與動態一體化收益最大化。美國先進制造業早已實現了生產全球化的戰略布局，美國運用跨境后規則的能力最強的優勢，為服務全球化打開全球市場大門。
美國試圖推卸失衡的調整責任
為了推卸造成這場危機的道義責任，對外轉移國內失業增加所帶來的政治壓力和調整代價，為泡沫經濟所造成的競爭力持續下降贏得調整的寶貴時間，美國把中國作為替罪羊來轉嫁危機責任和失衡調整代價，以轉移國內政治壓力，就成為了美國政治家們的一項有效策略。其理由是中國持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余額和180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為什么不讓人民幣大幅升值，為什么不擴大國內消費，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進口的措施。
美中經濟安全與評估委員會(USCC)向美國國會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報告，指責中國操縱貨幣，導致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從而損害了美國的制造業和就業。該委員會在2009年度報告中曾提出，目前危機根源在于全球經濟失衡。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與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儲蓄者和貸款人，各自應為全球經濟失衡承擔一半責任。美國要運用貿易救濟法律回應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動；主動回應中國貨幣操縱行為以迫使中國允許人民幣更靈活地反映市場力量，以矯正全球經濟失衡。
中國外貿順差不是全球經濟失衡根源，美國泡沫經濟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內外部失衡
中國經常項目順差顯著增加始于2004年。有兩個因素推高了中國順差的大幅上漲。一是中國加入WTO后全球投資者大舉投資中國，尤其出口導向型外資的大量涌入，迅速拉高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二是美國金融泡沫帶動的全球非理性繁榮，拉動了中國出口增長。
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在1999至2003年期間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達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年達9.53%，2007年達歷史新高的10.99%，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很快降至2003年的水平(如2011年上半年降至2.8%)。這說明，美國泡沫經濟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經濟內外部失衡，而不是相反。當美國經濟進入“去泡沫”階段的時候，尤其在2011年美歐經濟都陷入低迷時，無論是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還是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都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的趨勢，這說明，美國泡沫經濟以及由此帶動的經常項目赤字快速上升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主因，中國出口和招商引資增長是被動因素。
中國貿易順差的實質是全球化順差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兩元貿易生產體系 。一元是以國際產品內工序分工為基礎、以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為主體的加工貿易生產體系。2009年，我國加工貿易體系中，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比約84%，內資企業占比約16%。另一元是以國際比較優勢和差異化分工為基礎 ，以內資企業為主體的一般貿易生產體系。其中，內資企業進出口占總進出口貿易額的68%，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比約32%。
這兩元貿易生產體系有著以下不同的特征：
(1)貿易順差以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為主。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順差是1830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3229億美元，一般貿易逆差472億美元。
(2)加工貿易的主要增值環節在國外。據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教授研究團隊的測算，我國加工貿易出口1美元所創造的附加值僅為0.2美元左右，而我國從美國進口1美元商品為美國創造的附加值則高達0.8美元。
(3)人民幣升值對順差的影響很不確定。順差的主要創造者――國際大跨國公司對人民幣升值很不敏感，而就業的主要創造者――港澳臺及國內中小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較低，這既制約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空間，也降低升值對順差的調節效果。
(4)擴大進口以實現貿易平衡目標的效果也很不確定。如果采取擴大一般貿易逆差的方式來彌補加工貿易順差的方式平衡貿易收支，就會產生進口的價值100%境外創造，所彌補的加工貿易順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創造，順差不一定減少多少，而對國內制造和就業產生較大沖擊的結果。
中國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積極參與全球化，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外匯短缺和資本短缺缺口，引入外來競爭壓力和市場經濟因素，促進體制轉型和經濟發展。而國外跨國公司落戶中國的目的，前期主要是為了獲得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和資源，后期轉向擴大在華銷售的市場份額。這種互利共贏的合作所帶來貿易順差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全球經濟失衡產生的根源。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責任：以美為主，中國盡力
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主要在逆差方呢、還是順差方？美國學者會認為，美國為全球承擔了最終消費者的義務，如果美國不再愿意承擔這種義務，其他國家就應承擔更多創造最終需求的責任。事實上，美國承擔的全球最終消費者和貸款者的責任是與其享有的全球金融貨幣特權和貿易投資地位相一致的。當美國承擔的全球權利和義務出現嚴重失衡，尤其是金融貨幣特權被濫用導致過度消費和進口，導致全球失衡越來越嚴重時，就應當承擔調整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和轉嫁負擔。
美國應在3方面承擔責任
首先，美國應調整其需求結構。從過度依賴消費轉向鼓勵本國儲蓄和投資上來。而不是通過創造更多流動性的方式來創造需求。美國目前宏觀政策的必然結果，是創造大量新增流動性進入全球資產市場和別國虛擬經濟部門，來制造新一輪的泡沫經濟。這只會惡化而不是改善未來的全球經濟失衡狀況。
其次，美國應調整其高技術出口限制政策。美國希望中國開放農產品市場，而不對中國開放高技術產品市場。認為前者是經濟問題，后者是政治問題。從中國角度分析，農產品進口是真正的政治問題，它涉及到數億中國農民的生計。而高技術產品進口才是經濟問題，它涉及減少中美貿易順差。
再次，美國應調整其供給結構。美國實施振興制造業戰略涉及到用什么方式來實現的問題。是采用貿易保護主義方式，推進制造業的本地化、區域化和集團化；還是采用開放的多邊主義，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和普惠制。目前，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的再工業化戰略都存在走向保護主義的政策取向。
中國應在能力范圍內承擔責任
首先，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可承受能力之內應擔當起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責任和義務。2011年，中國外經貿工作的重點是積極擴大進口、穩定出口、減少順差。2011年前三季度，中國進口增速高過出口4個百分點。歷來是出口交易為重點的中國廣交會從2011年也開始轉向鼓勵進口交易。
其次，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十二五”開始積極鼓勵消費，建立國內最終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長效機制。這是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立國，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和投資雙驅動的巨大轉變。隨著這個轉變，中國將為世界提供越來越大份額的最終消費需求，從而有利于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再次，2011年中國加快實施了“走出去”戰略，鼓勵資本輸出和外匯資產多元化管理和運用。2006至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速年均超過40%，明顯高于外商來華直接投資10%的年均增速。未來5年，中國將轉向出口和進口并重、“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階段。
中美之間是競合關系
(一)增進中美合作的潛在沖突點
首先，中美作為經濟總量名列世界前兩位的大國，戰略競爭的態勢在顯著加劇。201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提出，根據購買力平價測算，2016年中國GDP將由2011年的11.2萬億美元(2010年按市場匯率計算約6萬億美元)升至19萬億美元，而2016年美國GDP將由2011年的15.2萬億美元(2010年14.7萬億美元)增至18.8萬億美元，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雖然各機構的預測結果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同樣的趨勢，即中美之間的人均差距在趨于縮小，總量差距會發生逆轉，從而改變中美對全球經濟格局的潛在影響力。這是中美之間存在戰略性、全局性、長期性沖突的基本面。
其次，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路向選擇是中美之間存在潛在沖突的另一個基本面。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美國主導的，它希望全球化按美國化的模式向前推進，全球治理按美國主導的規則體系向前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按美元化目標向前推進。對此，中國更加希望全球化向開放的多邊主義方向發展，更加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同發展模式的選擇，更加提倡全球治理結構的多極化。中國反對美國對外轉嫁危機和失衡責任的做法，反對美國人權高于主權和任意干預別國內政的做法，反對美國自由化高于發展和單極化的做法。為此，中美之間在全球化發展路向、權利再分配與國際秩序調整等方面存在著尖銳對立和利益沖突。
再次，全球化損益是中美兩國各自核心利益存在著潛在沖突的另一個關鍵點。從美國角度看，各國經濟越開放、越市場化，就越有利于美國價值觀、貨幣金融滲透力、重要資源控制力的全球擴張，美國越可以長期坐享國民負儲蓄、高福利和高碳生活方式的好處，成為全球化紅利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美國在大力推動金融全球化以“免費”享受各國金融資源；大力推動科技全球化以“免費”享受各國科技資源(如云計算)；大力推動民主全球化以“免費”享受各國社會模仿和道義支持的過程中，也遭受到了金融危機、科技泡沫和尋租失控的沖擊。為此，一些人認為，美國成為全球化紅利的受損者，中國則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應為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埋單。這是中美之間存在潛在沖突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二)中美之間的潛在合作點
第一，中美在經濟方面是戰略互補關系。當前的世界經濟很可能進入一個“高通脹、低增長”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美國短期將面對著“缺需求、缺信心、缺對策”的復蘇困境，中期將面對著“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出口”舉步維艱的調整困境，長期將面對著主導全球治理、引領世界趨勢、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嚴重不足的稱霸困境。為此，美國有進一步改善對華戰略合作關系，增強兩國經濟貿易合作關系的需求。
第二，中美之間是“一霸多極”的合作，符合美國的戰略核心利益。美國需要聯合并分化多極世界，以增強其經濟霸權的軟實力。聯合與分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持與中國高層之間的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面接觸，通過建立戰略上競爭、戰術上合作；實力上競爭、虛利上合作；全局上競爭、局部上合作；宏觀上競爭、微觀上合作；政治上競爭、經濟上合作的選擇性競合關系，確保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能源、區域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有著廣闊的合作前景。雖然美國石油、煤炭、可耕地、水資源等基本自然資源稟賦十分豐裕，但它依然是全球能源的凈進口國，全球谷物、玉米、大豆等農產品的凈出口國，全球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的高排放國，在這些領域，無論在國際多邊合作框架還是雙邊合作協議下，中美都有著更多合作利益。
中國工資上漲牽動美聯儲神經
低價進口商品曾令美長期維持低利率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月24日文章】題：中國人的工資上漲令美聯儲的工作更加困難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就一直在幫助緩解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這也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簡稱美聯儲)能夠將利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從而促使美國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不過，隨著中國薪資水平的上升，中國商品的成本已開始提高。目前來看，這種趨勢將繼續下去，這將使得美國經濟更容易面臨通脹風險，也將令美聯儲的工作變得更為復雜。
據美國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的數據顯示，去年美國進口了總值3,99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這一數據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前一年(2000年)進口額1,000億美元的4倍，是1994年進口額390億美元的10倍。
在中國進口商品大量增長期間，美國也處于一段通脹水平異常平穩的時期。據美國勞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數據顯示，過去15年，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美國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均升速為2.1%，低于此前15年的4%。
通脹的放緩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商品價格的回落，這里所說的商品指的是體恤衫等貨物，相比類似理發這樣的服務，進口體恤衫很容易，但理發服務則無法進口。過去15年，核心消費者貨物的價格年均升幅為0.2%，低于此前15年的2.9%。
然而，據勞工部的數據，最近進口的中國商品的價格一直在上漲，1月份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較上年同期上漲3.9%。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但中國薪資水平的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似乎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進口鞋（鞋使用的原材料數量最少并且主要由中國制造）的價格為例，這類勞動密集型貨物的價格在過去一年上漲了5.5%。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的降溫可能也會帶來一些暫時性的緩解作用，但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難以限制勞動力成本的階段。一些制造商正在將業務轉移至薪資要求較低的其他亞洲國家，不過這方面的操作空間還是存在局限：相比中國的13億人口，越南人口只有區區9,000萬。
這并不是說中國薪資的上升將推高美國的物價，而是不再產生拉低美國物價的作用而已。因此，美國經濟的通貨膨脹傾向將更大，生產率可能有微幅下降－－也就是說更像中國進口商品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之前的狀況。
出現這種狀況的結果就是物價的上漲可能會成為美國經濟復蘇初期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在上個十年中，中國進口商品的低價格因素促使美聯儲將過低的利率維持了過長時間。而這次，中國因素可能會迫使美聯儲加快收緊貨幣政策的步伐。
G20提出向IMF增資條件
20國集團(G20)財長們對德國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要求擴大歐元區5000億歐元紓困基金的規模。他們表示，此舉是非歐盟國家決定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資的關鍵前提。
歐盟一些官員曾希望：歐元區“防火墻”——歐洲穩定機制(ESM)——能擴容至7500億歐元，同時IMF也能獲得各成員國的承諾、將其用來阻止危機蔓延的“火力”擴充至1萬億美元左右。
但本次墨西哥城G20財長會議結束后發表的聯合公告（歐盟官員已努力使公告的語氣變得更加柔和）卻清晰地表明，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一些IMF成員國不愿與歐元區同時采取行動。
G20過去在全球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的表現有好有壞，但在上周末的墨西哥城財長會議上，各國倒是就這一點達成了高度一致：除非歐元區加大自救力度，否則別的國家不會向IMF提供更多資金。
與會的非歐元區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和日本在內）普遍持這種觀點，因此聯合公告的擬定過程異乎尋常地順利。上周六午夜時（對G20的大多數談判來說，這個時刻只是談判過程啟動的時刻），會議就通過了一份初擬的公告草稿。
但對G20財長們來說，度過一個平靜周末（其中多數財長在墨西哥城逗留的時間都不超過24小時）的代價就是別指望會議能取得多大成果。公告草稿表示，G20會在4月份考慮向IMF增資事宜，但增資的前提是看歐元區拿出多少資金來鞏固其自身防范金融危機的防火墻。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貿易政策學教授、IMF亞洲區前負責人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G20中的非歐盟國家傳遞的信息很清楚。歐洲必須拿出更多資金、采取更多措施來鞏固其自身的防御體系。如果不這么做，別的國家就不會向IMF增資、供其援助歐洲。”
G20在如何增加IMF的資源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如果4月初增資事宜得到通過，那么增資很可能會采取向IMF提供雙邊貸款的形式，而非一般的增加出資額的形式——后者肯定會就配額和投票權問題展開漫長而爭執不下的談判。
其他一系列選擇（如創建一個特殊目的工具，供國際社會向歐洲提供支持）都已暫時擱置。
G20兩位官員表示，公告草稿提到了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的風險，并鼓勵產油國承諾保證充足的石油供應，但未提到伊朗和制裁問題。
然而，幾名官員表示，在一些雙邊會談中（比如美日展開的會談），與會者討論了制裁伊朗的問題，并就如下這一點達成廣泛共識：最有可能導致全球油價飆升的事件就是，未能嚇阻伊朗研制核武器。
與上次在戛納召開的G20財長會議比起來，本次墨西哥城會議的氣氛更為樂觀，因為全球經濟數據有所轉好。
“在更廣泛的全球經濟問題上，與會者的情緒要比戛納會議略顯輕松，”G20的一位官員表示，“全球數據向好……歐洲也出現了一定進展?！?/p>
參加此次會議的消息人士表示，公告草案稱，“2012年增長預期溫和，下行風險繼續處于高位”。
這種語氣較戛納會議公告改觀很大。戛納會議公告指出，全球復蘇趨勢愈發疲弱。但幾位官員表示，這種情緒可能會讓旨在解決歐元區危機的全球協作失去動力。
預計公告將對歐元區在鞏固自身防火墻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歡迎。但會議對歐元區的關注意味著，G20幾乎沒有時間討論全球經濟治理的長期議題，墨西哥已承諾將這類議題作為該國任G20主席國期間的主要討論目標。
普拉薩德表示：“解決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緊迫性決定性的將G20的注意力從中長期議題轉移到別處，這些中長期議題包括全球金融監管框架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p>
梅新育：經濟越發展，越要完善民族政策
不久前，有學者在《環球時報》刊登“解決民族問題急不得”一文，反對“有些自己不從事民族理論研究的學者，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鼓吹民族問題去政治化、非政治化”。對于這種看法，筆者并不贊同，其他社會科學與民族理論研究之間并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我們理應反?。簽楹谓洕l展了，一直和諧的民族關系現在卻出現一些不和諧現象，曾經主張的理論和政策存在哪些誤區？
對于中國大多數三四十歲的人而言，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幾乎對民族問題沒多少概念，所以目前還沒把這當作一個重大的現實挑戰來看。不過，近30年來舉世公認的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解決民族問題，我們必須正視現行民族政策和理論的缺陷。
不只一個國家的前車之鑒表明，經濟增長的成果有可能激化圍繞分配問題的爭奪，經濟增長、甚至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期望都有可能惡化一國之內的民族關系；這種惡化一旦成為現實，經濟增長的果實又會反過來為民族斗爭各方提供更多的資源，把矛盾沖突鬧大。例如尼日爾河三角洲油氣資源的發現和開發刺激了當地分離主義運動的興起，蘇丹因開發石油資源而爆發內戰，并最終導致國家一分為二；即使富裕如英國，也因為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北海石油開發給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增添了強勁的新動力?？梢?，我們不應將中國目前的民族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不夠發達，而是應基于對事實的判斷逐漸完善相應的政策。
在現行民族政策中，最引人爭議的莫過于過多過濫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因為這既違背人人平等的理念，又不符合客觀的政治經濟現實，還造成了一些越來越明顯的負面作用。畢竟，并不是所有少數民族都生活在落后地區，也并不是所有漢族都生活在優越的條件下，即使要為條件較差的國民創造更好的條件以利于其參與競爭，那也應該是實施地區優惠政策，而非民族優惠政策。筆者認為，這項政策并未實現其目標：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那些片面的優惠政策并未激勵優惠對象的自我奮斗精神。令人憂慮的是，過多過濫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并未完全起到增進國家認同的效果。
新中國民族政策和理論有歷史傳承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從西方和蘇聯學來的。因此，客觀認識評價這些國家民族理論和政策實踐對我們有重要意義。
正視現實，反思和調整民族理論與政策，并不等于主張馬上全盤推倒重來；把這兩者畫上等號，無異于抹黑。我們應當重視民族問題，但片面宣揚民族問題無小事，任何事情都要上綱上線政治化，只能人為地使小事變大事，無事變有事。我們不指望一夜之間化解矛盾，但我們可以漸進調整政策，“不帶任何條條框框地去發現問題，本著對社會對政府震動最小的原則探尋解決方案”。
變相的英國“合法高利貸”
資本主義金融危機起源于那里？首先，是資本家的貪婪。他們的吸金的對象是誰？當然是普通消費者。
過度的借貸如同讓英國民眾吸上毒品，欲罷不能。雪上加霜似的債務，終有一天，民眾入不敷出，操盤者賭盤崩盤，金融危機爆發。
可以說，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銀行是拿著槍逼著消費者在銀行借貸，只要你給出數字，銀行就敢貸給你錢。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各國銀行嚴加控制了貸款。如美國加緊了金融監控，讓一些靠放高利貸高日子的公司，蜂擁來到監控比較寬松的英國。他們的利息較之英國本土的高利貸公司更加高，最高可至5000%。
當然，他們的貸款手續和方式更加容易和寬松。有民眾表示，只需一個電話，登錄網站申請，幾分之后，需要的錢就已經到達賬戶。
英國一“互聯網母親”（Netmums）的調查研究發現，約25%的英國家庭長期通過信用卡借貸，暫且度日，5%的家庭在每個月發工資前需要借合法的高利貸，而更有1%的家庭甚至不得不向地下錢莊的高利貸主借債。針對英國5%的家庭在發工資前需要的合法高利貸貸款，英國的高利貸公司打出了“發工資日貸款”。
而這種方式，更助長了本來窮人窮人的惡性循環的換習慣。窮人本來沒有錢，為了生活借高利貸為生，長此以往，結果不言而喻
據一項公司的調查，此項業務的規模在四年里增長了兩倍多，已至每年20億英鎊左右。
英國年利率高達5000%合法高利貸，目標人群是窮人。很明顯，最終得利者是資本家，受害者是窮人。
諾曼·拉蒙特：歐元區財政聯盟難實現 歐元無法長期存在
當我作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英國談判代表時，我認為單一的貨幣是脫離實際的。歐洲不是一個最佳的貨幣區域，因為這里的勞動力缺乏靈活性。單一的利率也并不能適應不同國家的貨幣環境和房地產市場。我們會喪失匯率調整的可能性，而這卻是一個必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不相信在沒有財政聯盟前提下的貨幣聯盟。
德國堅持歐洲央行要以德國央行為模型，并要它以對抗通脹為唯一目標，是可以理解的。德國非常重視“不救助”條款，雖然它在后來首次救助希臘而顯得無效了。但在我看來，德國對“不救助”原則的重視正好解釋了，為什么德國在每一階段都會做出批評者們視之為“最小可能”的舉動來維系單一貨幣。
批評者對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和它是否具有足夠的資源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過于強調緊縮，就會像希臘一樣，最終使情況變得糟糕。意大利總理蒙蒂也提醒可能引起民眾強烈反對的危險。但是我們還是要在長期危機的陰影下生活。這個危機存在越久，一個主要的金融機構崩潰的危險也越大。
我很體諒德國對“共同債券”的看法。歐洲債券并不是正確的解決方式，同時歐元區證券市場的集中幫助創造了危機。我也同意歐洲央行不應該成為政府的最后貸款人。人們也懷疑歐洲央行圣誕節前的對商業銀行采取的三年期貸款便利措施，導致了后來更多的債券購買。
在絕大多數的貨幣區，一個政府都只有一個中央銀行。而在歐元區，卻有17個主權政府，他們都可以無限量地發行債券。歐洲央行不得不把這些債券當作是銀行系統的附屬品，就好像它們是沒有風險的一樣，但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個神話。
歐元區說是要朝著財政聯盟的方向前進。但我不相信我們可以擁有一個照字面意義理解的，有“歐洲財政部”或共同的稅收制度的完整的財政聯盟。我們可能要接受借貸和支出總額的檢查，可能還有一些國家預算的檢查。但我不相信這樣的壓力會非常有效。
盡管我反對歐元，但如果歐元是以一種毫無秩序的方式瓦解的話，這將是一個大災難。歐元可能會度過眼前的危機，但是之后，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它的地理輪廓。貨幣聯盟在19世紀曾經多次瓦解，最近是在像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國家或是盧布貨幣區發生。在阿根廷和冰島也出現了類似貨幣貶值的現象。資本管制和幣值改革的問題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人們考慮解散歐洲貨幣聯盟的代價時，并沒有與維系它的代價相比較。那些可能落在德國納稅人身上的抵押品和現金需求會嚴重威脅德國的金融地位。
從長期看來，我相信歐元不可能長久存續。一些歐元國家十分缺乏競爭力。要讓它們擠進競爭隊伍里需要一個長期的緊縮政策，而這是不能為公眾所接受的。英國政府希望歐元能夠克服這些難關，因為我們也受到了它們的影響。但是如果歐元最終被舍棄的話，我不認為這會是歐洲的末日。因為，歐元不等同于歐洲，歐洲也不只是歐元。歐洲比歐元大多了。
(作者系OMFIF顧問委員會成員。許釗穎、蔣碧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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