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市場不經濟、計劃不經濟

引言　　

最近，伴隨著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持續，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在治理這一輪危機所面臨的困境，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在學術界熱起來了。前不久在昆明召開的“中外經濟學說研討會第18次年會”就以“中外經濟學說與中國模式”為主題，以“中國模式”為主題的論文僅僅在2009-2010年兩年內就數以百計。有人認為，中國模式就是“強政府+弱市場”；有人認為，中國模式應該從政治、經濟、體制等多個方面去總結；有人認為，現在總結中國模式，為時尚早，現在緊迫的問題是探討如何解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有人認為，中國模式取得了極大成功；有人認為，中國模式禍福未定；更有人認為，現在應該是對中國模式的反思，而不是唱贊歌，更不應該試圖去推廣和發揚光大。　　

當然，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近30年來在中國模式下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經濟快速增長，這是中國模式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其最大的優點。其內在道理，簡單地說，主要是由于熊彼特創新增長理論所說的幾個方面的創新（引進新產品、采用新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控制原材料新供應來源、實現工業的新組織）、以及部分行業壟斷的打破和城鄉勞動力流動壁壘的打破導致的資源流動性提高、以及計劃經濟性質的政府配置資源導致更多的資源被整合在一起生產出更多的產品。[1]　　

不過，秦暉先生（2010）在《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中對中國模式的總結——“低人權、官自由、只能感恩不許問責”，或簡言之為“非民主平臺”，確實非常獨到。[2]只是秦暉先生注重于政治角度，對經濟角度關注不多，尤其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關注更是不多。作者就中國模式在此對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做一簡單的分析，以期拋磚引玉。　　

一、中國模式的低效率增長特征　　

中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是以計劃經濟（公有產權）效率低、市場經濟（私有產權）效率高為理論前提的。不管是農村耕地包產到戶、打破部分行業的壟斷、對外開放沿海城市，還是國有企業減員增效（大批工人下崗）；不管是教育產業化、糧食部門市場化、醫療衛生保健市場化，還是加入世貿組織開放資本市場和農產品市場、住房市場化等，都是以市場是經濟的（或者說是有效率的）為理論前提。　　

然而，市場就一定經濟（即有效率）嗎？經濟、或有效率，意味著在既定成本條件下收益最大化、在既定收益條件成本最小化。然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帶來的增長有多少是有效率的，我們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　　

從整個國民經濟的投入—產出率來說，不要說與發達的歐盟、美國相比，更不要與日本相比，就是與韓國、新加坡小國相比，甚至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生產效率都是很低的。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學術委員會指出：我國制造業人均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25，日本的1/26；（為了高速增長而大量耗費不可再生資源）我國大多數礦產保有量呈下降態勢，45種主要礦產中，儲量減少的礦種占58％（如媒、鐵、錳、鉻、銅、鋁、鉛、鋅、金、硫、鐵、磷、鉀等），我國石油、鐵礦石等主要資源短缺的局面將長期存在。[3]中國近30年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數量擴張性的、粗放型的增長，主要是靠資源（除了生產資料外，還有龐大的勞動力大軍的血汗）堆砌起來的增長，這估計是不會有什么異議的。那么，既然是這樣，怎么說得上是有效率的呢？　　

那這種低效率的增長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說明，一個是市場配置了大量的資源生產有害偽劣商品（比如，有毒奶粉、灌水豬肉、重金屬超標的香煙、有毒酒、劣質商品等）以及各種造假（如公司為了上市而花費巨額資金造假等），二是政府配置了大量的資源用于重復建設和對提高民眾福利沒有多大意義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低效率產業。第一種情況是市場不經濟，第二種情況是計劃不經濟。　　

首先說市場不經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主義的說法，市場在“看不見的手”和價格機制的作用下，資源總是趨向于效率最高的地方，消費者實現了其效用最大化、廠商實現了其利潤最大化，市場是經濟的。但是在中國模式下，這個神話再一次被打破了，市場也有不經濟的情況。那為什么市場不把資源配置在最有效率的方面呢？比如，為社會生產物美價廉的、民眾最需要的商品。原因很簡單，在中國模式下，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比比皆是，法律規章制度經常是讓位于人情、讓位于金錢，公眾利益讓位于少數的私人利益，結果就是公眾的利益被輕視、被忽視甚至是被踐踏。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有害偽劣商品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市場自然就會把資源配置在這些商品的生產中了，這對個人而言的經濟，結果就導致了集體、社會的不經濟。而之所以會出現“法律規章制度經讓位于人情、讓位于金錢，公眾利益讓位于少數的私人利益”的情況，正是因為秦暉所言的中國模式的政治特征——“低人權、官自由”（或非民主平臺）。也就是說，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是法治；不是法治，在掌握著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官員與民眾利益相沖突時，法律制度就形同于虛設。公眾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市場中可以通過損人來利己，市場就不會經濟。換句話說，市場配置資源要經濟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而這個條件就是民主與法治。　　

亞當·斯密所說的“……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是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去促進社會的利益）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在中國模式下遇到了例外。[4]而“囚徒困境”理論也證明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即市場未必一定經濟，那只“看不見的手”也未必就有效率。　　

其次說計劃不經濟的原因。在中國近30年的GDP增長中，政府投資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從上個世紀1996年經濟“軟著陸”后，更是如此。而在政府投資中，很多是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很多公路、橋梁、水利設施是修了又修、坼了又修，豆腐渣工程成出不窮，豪華政府辦公樓累禁不止，面子工程比比皆是。新制度經濟學已經告訴我們，這都是由于政府資金處于公有產權的境地導致的“公有草地”悲劇。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也有政府投資啊，為什么沒有出現中國模式下的不經濟特征呢？其實稍加比較，我們就會明白，諸如美國等資本主義政府的資金與我國政府資金的產權狀況是不同的，他們政府資金的使用要受到國會（民眾）嚴格監督的，其公有產權的成分遠沒有我國的大。而存在這個區別的關鍵原因，仍然是秦暉所言的中國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臺。　　

計劃不經濟還表現在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政府為了增加出口，通過一系列的包括稅收和財政政策在內的優惠政策，扶持鼓勵出口加工業、甚至原料資源出口企業。由于生產技術水平低、人力資源素質低的緣由，結果是大量的出口工業都是低效率生產（表現為勞動力密集型生產和資源密集型生產），更重要的是在非金本位制下的不對稱的國際貿易中，我們輸出了真實財富意義上的產品，卻不能換得我們需要的高新技術、先進的機器設備，更不要說我們需要的高級管理人才和高新技術人才了，換回來的名義上的財富——鈔票不僅不能提高民眾的福利水平、反而加大了通脹的壓力，這本身就是得不償失的（如果一定要說出口有什么收益的話，那就是增加了就業，但是離開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民眾福利水平提高的就業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其本質不過是通過為外國人創造財富，在國內實施的財富轉移支付而已）。另外，就是為了創匯而廉價出口很多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甚至具有戰略意義的礦產資源，對我國未來而言，更是不經濟（從今年開始限制稀土的開采和出口來看，說明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二、中國模式的分配不經濟特征　　

中國模式的不經濟不僅表現在投入—產出率或資源配置效率低這個方面，還表現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上。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城市內部收入差距大（而其中，又以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為大，其實就是農民相對收入水平低為主、為甚），這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至于我國經濟陷入了這樣的困境——越增長，越過剩，越需要出口和政府投資來拉動增長，結果是，經濟增長與老百姓的福利之間的相關系數越來越小、資源配置越來越缺乏效率。[5]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容納不了生產力就要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科學論斷，在中國的當今再一次得到了印證。那為什么會出現、而且是越來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呢？這仍然可以從秦暉所總結的中國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臺得到解釋。　　

比如說，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從改革開放以來，只有在短暫的五年內（1979年－1983年,1989年），我國農民收入水平有相對于GDP增長率較高的提高，其它年份農民收入水平都是低于GDP的增長率的，這也就意味著農民收入水平沒有城市居民增長的快。[6]在那五年中，政府通過嚴厲管制農資價格（醫療衛生、教育等費用也還沒有漲起來）和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以及在農村實行耕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農民種糧積極性高漲和新技術的應用帶來的糧食產量大增，使得農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而且比城市居民增長快。但是好景不長，隨著糧食部門（農產品供給）的市場化改革，農產品價格的每一次上漲給農民帶來的好處都被農資價格的更大幅度的上漲所吞沒（到了2001年，種子供給的市場化改革使得種子這個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也加入到瓜分農民從糧食漲價中所得收益的行列中了）。以至于到2009年，我國城鄉收入比為3.33：1,比2008年的3.31:1和2007年的3.32:1還高，創了歷史新高。[7]　　

其過中緣由，其實只要稍微研究一下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以色列）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將他們與我國當代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知道，人均耕地面積、生產技術水平、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大小都不是決定農民相對收入水平的關鍵因素，決定性的因數是利益主體在國民財富的分配中所處的地位和談判勢力——即政治地位和參政議政的力量。[8]為什么其他國家能對農業實施巨額的補貼、對農業實行高度的保護，而我國卻不能？難道僅僅是因為那些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很富裕的緣故？要知道，重農主義并不是現代才有，中國在2000多年前就開始實行重農主義的，法國也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就開始實行重農主義的（并一直持續到現在）。　　

農民相對收入水平、農民收入水平趕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農業比較收益低，這不僅影響到占中國人口主體的8億農民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可持續提高。除了上述的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導致的內需不足對經濟持續增長的制約外，由其衍生出來的糧食安全問題和城市病問題也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9]農業比較收益低，趨利避害的農民就去干比較收益高的活，中國社會中一個特殊而且龐大的群體——數億農民工（及其后代）就出現了，農業生產就留給了眾所周知的“三八、六零、六一部隊”了、耕地大量拋荒了。結果是，（1）城市公共品——教育、醫療衛生、交通、安全等供給嚴重緊張（城市病就此出現），這使得更多的財政資金將被捆綁在邊際使用效率越發低下的城市公共品供給里；（2）農業日趨衰敗，糧食供給日趨緊張（今年表現尤為突出），我國由曾經的糧食凈出口轉變為凈進口，而且進口從2000年開始是呈逐年上升的趨勢；（3）我國的物價水平在糧食（以及其它基礎性產品）價格上漲的帶動下不斷上漲；（4）城市住房供不應求以及通脹的預期，為房價的巨幅上漲奠定了前提性的條件。　　

在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重出口加工業（以及重城市化）戰略下，使得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巨額外匯順差（以及凱恩斯主義積極的貨幣政策）帶來的貨幣大量增發、城市住房供不應求（以及壟斷性的供給）、再加之國際原油等基礎性生產資料價格的不斷上漲，最終使得我國經濟陷入了螺旋式的通脹：一方面為了增長，需要不斷地實行赤字投資、不斷地增加出口，這最終都導致貨幣大量增發；另一個方面，糧食、石油、水電等基礎性產品價格不斷上漲，又進一步推動了物價水平的上漲和帶來通脹的預期；另外，在這種預期下，普通老百姓都想著如何保值增值手中的貨幣，結果不動產（如房產）就成了不二選擇，就這樣，我國的通脹就陷入了自我強化的軌道（這也是為什么我國房價越調控越高的內在原因之一）。　　

而在這種自我強化的、螺旋式的通脹中，進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市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比如高房價，不僅讓城市低收入群體淪落到更窮的境地，就是城市中等收入階層也被折騰為房奴），使得中國社會進一步地走向兩極分化，使得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福利水平的可持續提高更加艱難。　　

那為什么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會如此之大、為什么農民的利益允許被犧牲、為什么要實行重工抑農（和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戰略，為什么會有糧食安全問題、為什么會有城市病問題、為什么會有螺旋式的通脹、為什么會出現社會的兩極分化，都可以歸結到一點，那就是秦暉所說的中國模式的政治特征——非民主平臺。　　

三、中國模式在邏輯上的沖突以及轉變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初衷，原本是為了改善民眾的生活、為了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結果在非民主平臺的中國模式下，增長與發展偏離了這個初衷，而變異成為了所謂的GDP增長而增長了。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也正是為了糾正這種有失偏頗的發展方式，這本身就意味著對“中國模式”的質疑和某種程度上的否定。而要轉變發展方式，首要的是轉變現有模式中的非民主平臺政治特征。馬克思說過，上層建筑是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是可以反作用于生產力的。我要說的是，在短期，上層建筑是經濟績效的最具有能動性的決定性因素，有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就有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及其效果與之相對應，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剩下問題的是，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才能讓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與可持續地改善民眾生活、提高民眾福利水平、或者說人的全面發展相一致呢？顯然，一個談判勢力結構不對稱的社會，一個“低人權”、“官自由”、不遵守法律制度、私情和金錢至上的社會，那是不可能的；而資本主義200多年的歷史也說明，實現的可能也是非常渺茫的。那要什么樣的社會才能實現呢？這需要我們大家立足于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和國際實情、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去探索。　

《生產力研究》2011年第9期　

參考文獻

劉明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的解釋》，《改革與戰略》2010年第5期　　

劉明國：《經濟長期增長研究——以談判勢力為重心的分析》，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年

劉明國：《糧食安全視野下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改革》2007年第9期

劉明國：《對我國“城市化”的反思》，《生產力研究》2010年第1期

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網易網　2010年9月30日　

王宏彬 劉明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當代經濟》2006年第3期（上）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07年

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21世紀中國工業的發展方向》，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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