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邏輯”的邏輯——與張維迎教授商榷

   [內容提要]自由市場主義囿限于固有的價值定位，以直線式邏輯演繹唱衰中國社會現實蘊涵，遮蔽市場經濟的深刻社會內含和復雜內在結構，超邏輯建構市場的邏輯，非理性迷信市場的理性，不是制作一個更適合現實世界的模式，而是讓現實世界更適合它的模式，為此不惜借助于形而上的工具邏輯偽證自由市場萬能以證偽公有制市場經濟命題。超越其狹隘視閾、價值偏見和思維定式，賦予市場經濟既有的時序空間依托，將其置于社會發展一般趨勢坐標辯證地思考，中國市場經濟典型化運行背后透射出非典型性的鮮明制度特質，30年改革實踐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的證實而非證偽。

   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留給了世人一個血的教訓：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伴隨著世界經濟的自由落體，人們對于自由市場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體一樣迅速墜落。然而，一旦危機過去，一些經濟學家就不可避免地回歸舊日的信仰。適逢金融海嘯逐漸退潮之際，張維迎教授推出了經濟學新作《市場的邏輯》（以下簡稱張著），襯以邏輯和理性的華麗外表，并勾勒了一種充滿誘惑的完美無瑕自由市場體制。惶恐拜讀后卻發現，其中最真實的邏輯其實就是一種虔心皈依自由市場宗教的邏輯：“市場的邏輯某種意義上也是所有宗教的邏輯，……市場的邏輯和宗教的邏輯是一樣的。”

   一、“價值無涉”的虛設

   “由于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引者注）的本質使然，經濟學家有滑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天然傾向。”
   在自由市場主義的信仰世界里，永恒的自然秩序是：經濟社會的一切皆處在嚴格的邏輯秩序中沿著有序的、穩定的、確定的軌跡合乎邏輯和理性地運動著。原子式個體——“經濟人”嚴格按照“理性原則”合目的性地選擇行動，由此演繹出種種具體行為圖式以及這些行動的社會總和所導致的一般社會狀態和整體圖景：
   市場的基本邏輯是：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市場的這一邏輯把個人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比他直接追求社會的好處效果還要大。……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市場經濟是一個普惠大眾的經濟。
   表面源自亞當?斯密實則淵于貝?德?孟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命題被演繹到了極致，“經濟人”假設和由這一假設導出的其他假設以及建立在這些假設上的理論假說成為其心目中神圣不容褻瀆的圣經。自然而然地，市場經濟并非歷史的規定，亦非特定時代和關系的需要和表現，而是永恒的神的旨意和絕對理性——它是從自然的人類本性引申出來的，是一種最符合人性的經濟制度。然而，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批評的，在經濟學研究中，有些假設被奉為圭臬，并深深植根于人們思維深處，以至于沒人意識到那僅僅只是個假設。于是，形而上的理論預設反被當作證明結論的論據，在理性“經濟人”先生的利益驅動下，本該是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淪為了自我循環論證的知識游戲，變成了一坨可任意捏來捏去的泥巴——想要什么樣的形狀取決于怎么去捏弄，反之亦然。
   列寧說：“邏輯不是關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于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的以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市場經濟究竟是不是一種平等普惠的經濟，并非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作為抽象意義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經濟本身無“資”、“社”之別，但絕不意味著它是一種脫離特定時空環境和獨立于社會整體結構的純技術性存在，可在不同制度環境下隨心所欲地挪來移去。現實中的市場經濟總是嵌于一定的具體社會形態中的，與不同社會制度結合必然導致不同的市場經濟類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若是前者，有足夠理由對其平等普惠性保持樂觀預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致力于將建立在私有制條件下經濟主體個人私利起點上的市場經濟升華為建立在公有制度條件下符合普羅大眾整體利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點在于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基礎和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若是后者，亦有充分的歷史和現實證據確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等普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命題。然而張著并未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相反卻著力描繪了一種超制度、超歷史、超越一切社會生產方式的抽象市場經濟。在這種超越一切立場的“價值中立”和“純粹理性”的“邏輯”引領下，在接下來的思維行程中，如果我們不愿意墮入最不可饒恕的異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它的唯一能使人進入天國的學說。
   這種抽離制度和歷史界標的“市場的邏輯”不免讓人聯想到鸕鶿和漁者之間因我幸福而你快樂的和諧畫面，就像馬克思形容的，市場“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在“市場的邏輯”里，市場中的人（勞動者）和鸕鶿并無二致，而平等普惠的市場無非就是拴在鸕鶿咽喉皮囊下的皮條草而已！當漁者綻開勝利者的資本嘴臉時，鸕鶿們卻為了得到更多恩賜，互相啄來啄去，啄個遍體鱗傷。于是，劇中人面貌開始悄悄發生某些變化，市場（競爭）展現出一張“美杜莎的怪臉”：卷入競爭斗爭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這種斗爭。誠如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于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撒謊。”
   明明是真實的謊言，卻又竭力證實謊言的真實。索羅坦承，所有經濟學研究皆與研究者價值立場密切相關，“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難以掩飾的傾向性，與無法抹去的教條性，從其著述中，不難看出：在“價值無涉”的遮羞布下，卻直接或隱含地站在西方世界一邊宣揚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宣稱站在公共理性的立場上，卻時不時地宣泄著市場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在市場烏托邦信念的支配下，褊狹而固執地拜倒在自由市場的石榴裙下，并將其臆想成為中國自我救贖的唯一前途：
   自由市場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率的體制。……中國的未來發展，取決于我們的信念，……如果我們堅定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中國的未來會非常好。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中國的未來就面臨著曲折和危險。……這時候，需要經濟學家站出來，澄清和捍衛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
   市場的中國傳教士，將普通話中的上帝暗中賦予了其傾心贊賞的完美無瑕的自由市場，以期接榫于其心目中萬能的主，并發誓背書虛無的期票，允諾我們兌換成天堂的入場券。這束采摘自“市場的邏輯”玫瑰園的自我頌辭之花，在網絡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很容易被放大十倍百倍。這首贊美詩已足以讓人產生某些懷疑：這是位經濟學家呢，還是位……圣人？硬把自己詮釋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和公共理性的代言人，陷入了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體制邏輯陷阱卻不自知，人為地拔高理論的普釋（適）性而難自抑。分析問題時，完全“沉迷于一個完美的無沖突的市場體制幻境中”，對市場經濟與中國既有體制的內在關聯性視而不見，遮蔽市場經濟的深刻社會內含和復雜內在結構，將當下中國錯綜復雜的問題硬塞入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框架加以簡單化、浪漫化的處理。醉心于用理論來修裁現實，削足適履的結果就是“邏輯”的空間凌越與“理性”的時序紊亂。正因為此，盡管一再突出強調邏輯和理性，從中卻并不難發現其邏輯思維的經常性缺位、價值訴求的習慣性越位以及理論模型與經驗事實的嚴重錯位。
   由于分析問題的思維進程導航于先天的、特定的、在其心目中不言而喻的價值定位，而其價值傾向嚴格拒斥于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現實，同時卻又把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現實趨向看作是反市場運行的結果。思想上單薄浮泛的多次混亂轉向，不但使“市場的邏輯”保持邏輯一致性和自洽性的難度大大加大，也使其在努力批判性地發現中國問題的同時，喪失了批判的有效性，“這種荒謬的信條若非迎合了媒體編輯和富人的偏見，根本不會有什么影響力”。為給這種蒼白的說教著色，張著加大了感情渲染的力度：
   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游戲規則！……市場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場批評者的臆想和由此導致的政府干預的結果。由于人們的無知，……當你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只會盯著它的壞處；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好處是什么；當你自己把它弄壞的時候，你還罵它，怎么這么糟糕。
   感性替代理性，直覺僭越邏輯。這種情緒性反應究竟是出于學術自信還是情感自戀？張著并不諱言其思想承襲奧地利學派，奧地利經濟學被其推崇為“最具說服力的市場經濟理論”，并被賦予了超時空的邏輯穿透力和理論解釋力。但問題在于，“思維規律的理論并不像庸人的頭腦在想到‘邏輯’一詞時所想象的那樣，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發端于西方的主流市場理論本身并非公理化體系，僅靠簡單的邏輯推演亦根本無法斷定其科學性。為避免“錯置具體感的謬誤”，再強大的理論內含都必須自覺接受經驗事實的進一步檢驗，“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程中孕育出來的，由此推及，任何關乎市場的思想演繹都必須首先將其置于中國經濟發展實際進程和社會發展一般趨勢的坐標中，以社會運動決定理論軌跡而非以理論假說描刻社會發展，以現實來校矯理論而非以理論來裁剪現實。在具體——抽象——具體的思維行程中，始終以現實社會為最大公理性前提，一如馬克思所說：“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唯有如是，方有可能科學地解釋中國市場經濟從何而來、現置何處、向何處去的問題。而當經濟學家從固有的價值偏見出發一味去伸張自己的訴求而忽略其存在的褊狹性、簡單性，濾掉中國社會既有的時序空間依托，蠢空中國社會的現實蘊涵，超邏輯地建構市場的邏輯，非理性地相信市場的理性，妄想強迫人們“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說當作至上的思維的至上的結論來接受”，這難道不是在回避歷史對現實的嚴峻挑戰嗎？橫移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時，不對理論移借的審慎性以及理論嫁接的“適應性誤差”予以足夠重視，漠視理論與現實的距離，不是制作一個更加適應現實世界的模式，而是想讓現實世界更加適合它的模式，嚴重偏離科學關于確認產生被觀察事件一般模式深層結構和基本因果力量的軌道，“單憑……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

   二、形而上的工具邏輯主義方法論

   經濟學的一個有趣的方面是它在描述經濟學家的行為方面比它的其他用途要管用得多。市場傳教士和基督徒的區別在于：基督徒只知道羅格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邏輯不邏輯；而市場傳教士那里則有無數這種化身，隨心所欲地駕馭本身毫無價值但卻頗能彰顯價值取向的工具邏輯，為趨向預設結論不惜將“把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獲得的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為一種自然的、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產生的性質”，并給自己提出了把歷史一筆勾銷的荒唐問題。一欸思想演繹路向和理論體系結構遭遇現實拷問而陷進了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時，我們的大邏輯學家就開始兜圈子——被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又從窗戶偷偷溜進來了：
   為什么人類的奇跡只在過去的250年里出現，中國的經濟增長只在過去的30年里出現？……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類實行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
   庫茨涅茲說，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經濟學家不去注意他們的理論總結對特定歷史條件的依賴性。根據哈佛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德懷特?帕金斯的保守計算，新中國第一個30年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了4％，不僅不比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慢，而且還明顯地快于西方國家，“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的進步。”可是，當時中國實行的卻是計劃經濟，這該作何解呢？費希爾和唐布什認為，二戰后的大部分時期內，蘇聯的增長雖然沒有日本快，但比美國快。薩繆爾森也承認，20世紀20年代以來蘇聯經濟的增長比當時北美和西歐市場經濟體的長期趨勢都更為迅速。為什么當時計劃經濟國家比起市場經濟國家不僅不慢反而更快呢？從更宏闊的歷史視野考察，市場經濟的誕生歷史是與分工緊密聯系的，“（市場）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換言之，市場經濟是在生產結構的變遷中形成和發展的，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生產“奇跡”的秘密恐怕也只能從與之相契合的社會生產關系及生產方式中去尋找答案。無心叩問歷史，卻有意規范未來——經濟學帝國主義情結濃厚的經濟學家顯然對經濟學之外的歷史學科缺乏最起碼的敬意：一面標榜“用個別案例推出一般結論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另一面卻策略性地模糊和省略掉一些真實性十分明顯的論據，為趨向于預定好的結論，不惜將歷史掐頭去尾，開膛破肚，取其一點而不及其余地進行偏好式推理和選擇性論證。如此嚴于律人，寬于待己，如何以邏輯的力量來征服人呢？
   經濟學家在論斷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在他看來，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計劃是人為的，市場是天然的；公有制是人為的，私有制是天然的；社會主義是人為的，資本主義是天然的……為服從于這種論證的需要，“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被偷篡成了“思想從哪里開始，歷史也得從哪里開始”。植根于“私有制千秋萬代”的理論虛設層面，來確立其核心基調并由此來展開程式化的邏輯敘述，進而自我循環求解出自由市場特殊＝市場經濟一般的“最優解”構造，成為貫穿于其思想連續集的一個穩定性偏好——所求的最優解注定從開始就是其最偏好的，結果序實則是其偏好序的體現：
   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率地運作！因此，市場經濟體系要成功建立，民營化不可避免。國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民營化將繼續按照其自身的邏輯與速度加速進行，……等他們（國有企業）都民營化之后，可以想象中國經濟會煥發出怎樣的潛力。
   掛著市場化的羊頭，賣著私有化的狗肉——在市場傳教士看來，私有化邏輯將會自動“創世紀”。馬克思說，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市場的邏輯”也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消滅“消滅私有制”。這種為私有化辯護的企圖常常被寄托于經濟分析中，當程式化推演的“邏輯剛性”遭遇經濟活動“邏輯彈性”的現實制約，這種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私經濟學”就一刻也不愿意忠實于它的邏輯和理性了，虛擬的內在邏輯和真實的私有化情結便暴露無遺了：國有企業效益差是“源于國有制的本性”，效益好則是“靠壟斷賺錢”；國有企業退出市場競爭是“與市場不相容的有力證據”，參與競爭則是“與民爭利”；“國退民進”是改革的成就，“國進民退”則是“要警惕的改革倒退”。總之，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壞的——賦以私有制以形而下的技術肯定，卻給予公有制以形而上的價值苛求；卸脫私有企業的價值負擔，卻讓國有企業背負沉重的道德赤字。非對稱的復合標準不但將“私優公劣”的解釋權全部攬歸己有，并且順手將我們推入了“公私勢不兩立”的單項選擇境地中。
   理論分析循沿簡單性原則本無可厚非，然簡單性思維就值得商榷了。以國企必然低效論為切入點進而判定“公有制＝低效率、私有制＝高效率”是支撐其私有化邏輯最深層的理論根據。但這一論據既乏理論說服力，更缺有效的數據支持。進一步講，效率其實是一個復雜性概念——既有資本效率又有勞動效率，既有微觀效率也有宏觀效率，既有短期效率又有長期效率，既有經濟效益也有社會效率，既有顯性效率，也有隱性效率——這種復雜性使任何關于國（私）企效率必定低（高）的論斷顯得武斷而簡單。更進一步講，判斷所有制效率須以生產力發展要求為前提，脫離生產力條件約束，把由各種復雜因素造成的微觀主體經營狀況差異簡單地歸因于公有制或私有制，抽象地判斷所有制效率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偽證自由市場經濟以證偽公有制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捆綁兜售，以所謂效率觀點為私有化開辟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對此，科斯明智地承認，西方經濟理論是“以私有制度已經存在為假定前提，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唯一前提的結論。……但歷史并未證偽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私有制不是一種簡單的關系，也絕非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特定）生產關系的總和。然而在形而上學者的工具邏輯思維框子里，它卻被看作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趨勢、天命的目的”，是一切理論運動和思想演繹的火車頭。張著中的全部經濟行囊就在這個天命的火車頭拖動下，循著錯誤的、彎曲的、不可靠的途徑行進，且越行越遠：
   我做過一個統計，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當中，平均而言，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地區，……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
   從經濟直覺上升到經濟理論須經受內在邏輯統一性和外在經驗事實一致性雙重檢驗，一致性的表達絕非純粹形式邏輯或理論模型意義上的自圓其說，“在此之后”≠“由此之故”，公雞鳴與太陽升統計意義上的顯著相關性證實不了二者的非偽關系。滿足于把種種判斷和推理的形式毫無關聯地排列起來，非但無法確證事物間真實的因果聯系，也根本無助于求解經濟表象背后的復雜結構和深層源碼，就如列寧所說，“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
   在張著中關于收入差距函數自變量的取值范圍里，既有政府、國企，也有市場、城鄉區域結構等，但是唯獨資本這個主體和最重要的變量被忽略掉了，“就像是談論莎士比亞的戲劇而遺漏了哈姆雷特一樣”。“國富民窮”觀點在現實語境中固然更易嘩眾取寵，然經濟學畢竟不是娛樂圈：以政府財政收支為例，據美國傳統基金會（2010）和IMF （2008）數據，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僅排世界第105位，2009年中國人均稅負（25.4％）不僅遠低于IMF所列的24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稅負（45.3％），也低于29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平均稅負（35.5％）。另據財政部數據，2010年，全國財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計達到59601.82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2／3。
   扣除折舊和非直接稅后，一個簡單的計算公式是：GDP＝廣義工資＋廣義資本收益。據中華全國總工會數據，1980－2005年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了約20％，而從1978－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另據世界銀行和CEIC數據計算，1995－2001年，中國企業單位產品工資含量持續下降和單位產品利潤含量持續上升呈明顯加速態勢，這段時間，恰是國企快速民營化的時期。顯然，在GDP蛋糕的切割中，勞動和資本分配的過度不公導致了收入從勞動向資本加速轉移，V和M呈現出明顯的剪刀差狀，貧富差距主要體現為“資富勞窮”而非“國富民窮”。馬克思說：“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追根究底，“資富勞窮”形成的主因在于所有制變革過程中，伴隨著私有經濟的迅速發展下資本的快速積累造成了社會共享機制的斷裂——絕對富裕和相對貧困并行，全部秘密的關鍵就在這里。顯而易見的結論是，當前分配不公和財富差別懸殊是過度剝削的結果，其制度根源是引導和監管不足的資本私有制。

   三、市場的中國邏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的證實而非證偽

   把市場經濟視為超歷史的先驗的自然現象，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和工具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據此觀點，市場經濟不是歷史創造的，而是創造歷史的；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生產的前提；不是生產方式的規定，而是自然人性的生成。其核心邏輯是：私有化是人性的自然展現，自由化是天賦人權的具體化，去政府化是平等正義的表征……，抽離歷史和現實界標的抽象市場經濟范疇成了解構一切社會制度的萬能鑰匙。將這一邏輯鏈條延展開來就是：中國改革成功之處在于實行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不足之處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程度還不夠。最后，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存在著私有化的迫切需要；……存在著自由化的迫切需要；……存在著非調控化的迫切需要”，政策主張則是“要把市場化進行到底”，徹底私有化國有企業，徹底消除政府干預，徹底克隆西式政體，等等。其邏輯演繹路向嚴格拒斥于除其自身思想體系內部邏輯中衍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純粹直線式邏輯運動在確保思維形式必然性的同時卻不幸導致了思維內容的或然性——實踐證明：如同瘟疫一般，這股思潮“推行到哪個國家和地區，那個國家或地區就會遭到巨大風險和災難，甚至成為重災區。”——理想越豐滿，現實越骨感。虛弱的邏輯被偷兌成經驗的可行性來追求，理想的規定總是難免墮為虛妄的烏托邦。我們真的需要在這種屢戰屢敗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又一場高成本實驗嗎？
   馬克思主義是不屑于這種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觀點的。馬克思說：“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雖然正是由于它們的抽象而適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且只有對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深刻的國情特性為依托的，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命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線和靈魂是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特別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一結合將中國社會形態演變的現實邏輯緊緊植根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沃土中，30余年實踐昭示了這種結合的巨大奇跡。對此，學術界不同的理論符碼給出了迥然甚至對立的解釋，而馬克思主義“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論符碼之間，其深入全面，遠非這些符碼本身所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本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次“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偉大創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邏輯演繹的現實中國版本。因此，對中國奇跡的科學解讀，首先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回歸這種邏輯本身。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由商品經濟世界里最普通的商品析出商品二因素，由商品二因素析出勞動二重性，由勞動二重性而析出生產私人性和生產社會性矛盾。他以“社會經濟人”假設為視角，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為參照系，以科學抽象法和矛盾分析法等為分析工具，科學地推演出一幅私有制市場經濟運行的辯證圖景：生產私人性和社會性矛盾在不同時序空間和制度環境下取得了不同的轉化形式。在資本主導的世界中，它充分展現為資本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的分裂，并具體外化為生產、消費分裂及宏、微觀經濟分裂。這一思維行程不僅具有內在邏輯的高度自恰性，且與當時社會實踐歷程具有根本的外在一致性。運用邏輯逆推和整體方法論原則，將這一分析的歷史邏輯基礎——私有制抽去，代之以公有制，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協調發展自覺實現的制度缺失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以自我彌補和修復，而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場悖謬和社會分裂也將在公有制下得以制度性消解和修正。進一步說，由于社會化本質使然，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其實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能獲取的最先進的經濟形式。以私有制市場經濟為世情外圍參照，以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時序空間依托，以人類社會發展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為內在自覺規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成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程：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公有制主體型的多層次所有制結構，從根本上規定著市場化的方向、道路及選擇邊界；在分配制度上堅持勞動主體型的多樣性分配方式，效率與公平兩翼正和相促而非零和博弈；在宏觀調控上，國家調控是市場運行的內在要素而非外生變量，政府和市場水乳交融而非水火不容。這種超越公／私、效率／公平、政府／市場二元對立的經濟制度安排賦予自我游刃有余的制度創新空間和進退自如的國家彈性能力，中國市場經濟典型化運行背后透射出非典型性的鮮明制度特質，其獨特品質在于既凸現了公有制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性，又消解了傳統公有制和自由市場的痼疾，從而不斷地釋放出生產力的潛能。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結果，充分體現了公有制經濟的宏觀和微觀、內部和外部的整體效益。”30年改革圖景確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在結構上相互調適，在功能上相互匹配，在機理上相互生成，在性質上相互溶合。微觀層面上，催育了一大批融入市場經濟、注入現代企業制度要素、微觀和宏觀效益俱佳、國際國內競爭力較強、富有創新性和生命力的“新國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歷了一個從“不證自明”到“主動求證”再到“越證越明”的過程；宏觀層面上，政府主導和增進市場的制度定位，既規避了發達國家自由市場環境下私人決策的負外部性及其衍生的市場缺陷，也繞開了轉型國家不確定制度環境下激發更大規模市場失靈的陷阱，更確保了宏觀經濟高位平穩運行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特別地，在金融危機中，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制度表現出相當高的應對能力，無論在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方面還是在應對危機所使用的方式方面。”在龐大的國有經濟體支撐下，政府、企業、居民等不同利益主體保持了相對一致的利益目標函數，資源配置在國家戰略意識和市場競爭之間尋找到有效契合點，國有經濟特別是央企及國有商業銀行的主動配合為財政貨幣政策提供了有效微觀通道和快速傳遞機制，政府得以運用金融和經濟杠桿，躲過弗雷德陷阱，使宏觀意圖快速通達微觀領域，最終從巨大的危機旋渦中全身而退。當西方國家在市場失靈（金融危機）和政府失靈（財政危機）的惡性循環中左支右絀，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泥沼里進退兩難時，金融、債務危機中獨領風騷的中國經濟其實在無意中彰顯了一個深層事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已淬歷了實踐探索——理論論證——實踐檢驗的本質躍遷，市場的“中國邏輯”也順利通過了內在邏輯自恰性及其與經驗實踐外在一致性的雙重驗收。
   體制轉型是一場經濟大改組和社會大變革，必然是在矛盾中展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矛盾突出表現為：產權制度不健全，市場秩序混亂，政府職能轉變遲滯，尋租現象嚴重，收入分配不公，科技、文教、衛生及社保體制缺失等。從現象層面看，成因錯綜復雜：既有市場化不足的問題，以資源要素市場、資本金融市場尤為突出；亦有泛市場化的問題，如教育、醫療、房地產等市場化泛濫的負效應。過分肯定或否定市場化看似對立，實則否定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可能；從本質層面上說，我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還是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一些具體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更有機地結合的問題，現階段出現的種種問題其實是全面改革尚未到位造成的體制、機制性缺損，致使諸多矛盾逐漸凸現和發展。‘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去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循依社會主義方向去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以形成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乃是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路標和指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廈地基已夯實，主體己構架完畢。矛盾的存在不是棄己所長、就人之短的借口，關鍵是厘清自身內在約束條件和實際運行狀態并以此為下一步行動的坐標。如是，中國奇跡就不會戛然而止，相反，更大驚喜必定還在后頭——這種預見不是“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而是基于科學前提下的辯證邏輯推演及社會機體發展的必然趨勢。一言蔽之，“‘私有產權’及‘自由經濟’論者企圖把市場機能翻新推銷，注定要失敗。恰因自私，人們才不愿意遵守市場規律。從這個角度看來，真正能夠充分地、全面地利用市場機能的，應是一個個體成員之間的利益矛盾已經大部分消失的經濟制度，一個尖銳的階級對立已經被超越的社會境界，至于你稱不稱這種制度和境界為社會主義，那是你的自由。”

   四、結束語

   當前經濟學界的思想格局構架與當下時代的演變不無關聯，改革開放的全方位性決定了必然存在不同理論符碼間的多元競爭。改革的復雜性凸顯和表達了對多維（向）度理論的渴求，為給理論構建提供最大容量自由度而設置的——基于不同符碼主體理論伸張無關乎意識形態指向的假設——意識形態底線（不公開反對社會主義）的過低門檻，恰為具有極高異質意識形態標準和市場原教旨情結的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思想孕積空間。在理論符碼嬗變和話語主導權爭奪中，他們在竭力使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偉大實踐和歷史命題變成一個“笑話”的同時，又妄想將私有化與市場經濟的“神圣同盟”變成一個永恒的“神話”。
   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框架在西方世界的思想氛圍和歷史語境里尚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一經它的蹩腳信徒橫移嫁接至當代中國，以當前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去簡單地反證其理論訴求的正當性，忽略既有論述的時序空間依托，不以理論為事實的后果，反以事實去遷就理論，最終不免淪為缺失僵化的懸空之論，對之教條式的套搬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思想性品格，亦喪失了健全引導社會的現實正當性。在這一邏輯陷阱的引領下，我們必將走進手段的王國，卻注定迷失自我的存在；必將升入個人的自由天堂，卻注定墜入社會倒退的深淵。
   在金融海嘯的沖刷下，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已經喪失生命力了。所謂“市場的邏輯”其實也不過是早已餿了的市場原教旨殘羹剩飯的一次回鍋而已，是一種按照應當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值得重視的并非是什么“市場的邏輯”，而是這一邏輯背后的“市場”。在同其論爭中，批判并非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批判有益于提高我們面對完美自由市場強大誘惑的免疫力——對市場烏托邦的拋棄將使我們擺脫幻想，直面社會現實。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8期，摘自2011年第1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