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行為經濟學

第一節   行為經濟學的形成、理論淵源和學科特點　　

一、    行為經濟學的形成過程概述　　

行為經濟學又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就是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核心觀點如下：對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心理特征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為假設基礎上；從心理特征看，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理賬戶、啟發式代表性程序進行決策，關心相對損益，并常常有框架效應等；當事人在決策時偏好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內生于當事人的決策過程中，不僅可能出現偏好逆轉，而且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等；當事人的這些決策模式和行為特征通過經濟變量反映出來，結果市場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種經濟政策需要重新考慮。從這些基本觀點看，行為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叛。但大多數行為經濟學家承認其研究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改進或修正，而不是革命。行為經濟學的宗旨是讓經濟學更現實，更具解釋力。　　

不過，行為經濟學僅僅是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的新鮮事務，特別是近十年才被經濟學界廣泛關注。但和其它經濟學流派一樣，行為經濟學在思想上并非新鮮事務，早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論及諸如“損失厭惡”等個人心理，并注意到這些個人心理對觀察經濟現象的作用。在斯密之后，經濟學一直號稱是研究經濟行為的科學，但通過杰文斯、帕雷托等人的努力，心理因素逐漸和行為分析相分離，特別是波譜的證偽主義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后，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主流經濟學僅僅建立在抽象的不現實的偏好公理基礎上。科斯曾把西方二十世紀初形成的主流經濟學稱之為“黑板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視現實的經濟現象，就如同閉門造車。行為經濟學家和科斯一樣，從反思和革新“黑板經濟學”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嶄新道路。　　

真正把經濟行為作為主要研究任務的經濟學家有二個代表性人物：一是喬治·卡托納（George Katona）；二是郝伯特·西蒙。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卡托納廣泛研究了經濟行為的心理基礎，特別是預期的形成，提出了關于通貨膨脹心理預期假說，為后來的通脹目標理論打下了基礎[1]。西蒙的研究廣為人知，他通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指出經濟活動當事人在決策時不僅面臨復雜環境的約束，而且還面臨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即使一個當事人能夠精確地計算每一次選擇的成本收益，也很難精確地做出選擇，因為當事人可能無法準確了解自己的偏好序。　　

繼卡托納和西蒙等人之后，許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聯手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并試圖建立經濟行為的心理基層。卡托納等人嘗試測度影響當事人決策的心理因素，并討論其對各種具體經濟變量的影響，但由于沒有找到合理的方法，值得這類研究無法形成能刺激后續研究的開放體系。到了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發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進展，以效用函數的構造為核心，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徹底改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個體選擇模型，并激發了其他行為經濟學家把相關研究領場拓展到經濟學的各主要分支，從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流派[2]。　　

二、    行為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從上述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行為經濟學是通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中興起的，它試圖在心理學關于人的行為的研究基礎上，討論經濟活動的當事人的各種心理活動特征對其選擇或決策模式的影響；不同的心理活動影響到相應的決策模式，從而表現出相應的行為特征，這些行為特征又通過決策后果反映到具體的經濟變量當中。最直觀和典型的例子就是證券市場，行為經濟學家發現證券價格的波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投資者心理的變化，比如投資者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都會導致價格劇烈波動，納斯達克網絡股價格狂飚時代就是投資者對網絡企業前景過度樂觀的結果，這種波動現象被希勒稱為“非理性繁榮”。　　

當然，行為經濟學是不能用“非理性繁榮”來概括的，盡管許多人通過希勒的書接受了行為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行為經濟學主要通過提出更為現實的個人決策模型來有效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并且這種模型無需嚴格地區分當事人的各類專門行為。因此，一個近似的說法是行為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了這些模型的行為基礎，進而改變了這些模型的邏輯本身。行為經濟學通過建立更為現實的心理學基礎，大大提高了經濟學的解釋力。　　

行為經濟學這種特殊處境來自其對新古典經濟學傳統的繼承，一方面，行為經濟學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生存的二大基石——個體主義方法論、主觀主義價值論；另一方面，行為經濟學又不滿新古典經濟學對行為假定的不現實性，主張通過心理學打造一個現實的行為基礎，其中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起到先鋒的作用。　　

應該說，行為經濟學一開始是沒有系統的理論的，早期的探索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不滿而展開的反駁，比如卡托納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行為經濟學家也不主張回到邊沁的享樂主義傳統，而是力求揭示行為的更廣泛的心理基礎。在這種前提下，行為經濟學家一致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主觀價值論是無需懷疑的，需要改變的是關于行為研究的假定。這一點被西蒙在20世紀50年代所倡導。西蒙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定忽視了現實的人的真實行為特征，現實的人的決策面臨有限理性的約束，這種約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新古典經濟學所假定的經濟人那樣全知全能；二是當事人進行理性計算是有成本的，不可能無休止的計算。在理性約束下，當事人就無法找到最優解。　　

西蒙的早期研究給后來的行為經濟學家很大的啟發，盡管兩者之間僅僅存在“有限理性”這一概念上的關聯。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得益于心理學本身的進步，心理學從過去的享樂主義傳統過渡到科學的實證主義研究，對大腦的看法也從過去的刺激－反映型行為觀過渡到信息處理和配置機制觀，心理學的研究深入到神經元的構造和有序性，這些研究對行為的理解大大加深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行為經濟學家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與經濟學有機結合，才逐步形成了現有的理論構架。　　

三、    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和方法論　　

絕大多數行為經濟學家都同意下述基本觀點：經濟當事人進行理性決策，但理性是不完美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合理假定當事人的認知能力；經濟模型的預測應該和決策的微觀水平數據一致，包括實驗數據；經濟學家對當事人選擇行為的討論必須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3]。和新古典經濟學相對應，行為經濟學的這些基本觀點來自其對前者理論硬核的挑戰，圍繞這些挑戰，行為經濟學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綱領。　　

行為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現象來自當事人的行為；當事人進行理性決策，但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約束下，當事人的決策不僅體現在目的上，而且體現在過程上；在決策過程當中，決策程序、決策情景都可以和當事人的心理產生互動，從而影響到決策的結果；個體決策結果的變化導致總量結果的變化，對經濟總量的理解來自對個體行為的理解；有限理性和學習過程會導致決策的偏差以及結果演變路徑的隨機性，從而產生異常行為，這種異常行為增添了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同時加劇了有限理性的約束。由此可見，在行為經濟學當中，決策心理特征、行為模式和決策結果相互之間是互動的和關聯的，存在許多決策反饋機制，一旦考慮到這點，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偏好穩定的基本假定就被推翻了，在這些互動過程中，偏好在一些條件下被產生出來，并在和環境變化的互動中演化著，這就構成了當事人圍繞偏好演化的學習過程。學習過程的存在使得行為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動態的分析，而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重視靜態和比較靜態分析。　　

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內生性，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變化，這種對人的基本假定構成了其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的硬核。盡管行為經濟學堅持主觀價值論，堅持理性假定，但通過對理性經濟人本身的挑戰，并通過利用心理學構造自己的行為基礎，導致行為經濟學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派別出現在當代經濟學的叢林。我們可以把行為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進行對比，參見表一：　　

表一  行為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比較　　

從表一可以看出，通過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稟賦內生化，即使在主觀價值論下，行為經濟學仍然表現出和新古典經濟學非常不同的理論硬核：首先，行為經濟學徹底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中靜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現實當事人假定，通過假定的改變，行為經濟學家眼中的當事人不再僅僅自利，人們會考慮利他，也可能沖動，采取非理性行為等；在行為經濟學中，偏好的內生和演化帶來了異常行為及其相伴隨的學習過程，按照阿克洛夫的說法，這會導致近似理性，或學習中的理性。在這些基本假定的指導下，行為經濟學從選擇及相應的決策行為出發分析問題，這種分析能夠單一針對某種具體行動，比如消費，也可同時分析某幾個行動，比如消費和生產。而新古典經濟學只能從交易出發來分析問題。其次，硬核的差異也會反映到保護帶上，行為經濟學不再需要假定要素產品同質，也不再需要假定市場充分流動或充分套利，有限理性的當事人本就不同，面臨復雜環境不可能實現完美套利，也就不可能獲得一種線性效用函數關系。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路徑依賴，可能出現隨機選擇，而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假定均衡存在。　　

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學哲學觀，硬核和保護帶構成了科學研究相互區別的綱領。行為經濟學的硬核和保護帶都和新古典經濟學不同，就產生了一種特定的研究綱領，并且這種研究綱領會反映到研究方法上。為了研究貫徹上述研究綱領，行為經濟學家需要尋找恰當的方法及方法論來理解現實的當事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心理學在20世紀中葉的發展給經濟行為的研究帶來了契機。一些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在實驗室中測試實驗對象的動機、環境特征和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此來揭示當事人決策的規律。這些學者對新古典經濟學把心理學和當事人決策行為人為割裂非常不滿，于是從重復檢驗新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所需的各項假定入手，逐步反駁其理論硬核。這種早期的實驗研究給經濟學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但行為經濟學自身也很脆弱，因為實驗數據能否在統計上顯著反映總體的特征是存在爭議的，并且實驗數據也很容易被實驗者操縱。借助于麥克法登等人對微觀計量經濟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各種計算機模擬和計算技術的出現，行為經濟學家開始借助新的工具來研究行為問題，比如采用市場數據研究金融市場上當事人的行為；采用場分析（field data）研究特定類別當事人的經濟行為等。　　

實驗方法和微觀計量方法的廣泛應用使得行為經濟學可以在放棄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尋求各種非線性的和動態的求解方式和經驗實證方式。即使在堅持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仍然能夠有效處理有限理性、偏好和稟賦內生等問題，比如演化分析和行為博弈分析等就能夠很好地處理學習過程中的隨機性、路徑依賴性、角點解等問題。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這種分析是更符合現實的，對現實也更有解釋力。　　

第二節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選擇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也是行為經濟學不可回避的中心問題。行為經濟學的核心是重新模型化當事人的決策行為，并對當事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進行充分的經驗檢驗。這就決定了行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實際上就是關于決策的理論。考慮到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同時假定當事人有限理性，行為經濟學在基本理論上的研究工作就體現為當事人在不確定下的決策建模，從行為經濟學的創立者卡尼曼等人的研究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后續研究，無不體現了行為經濟學家對決策或選擇行為的重新思考。在重新構造不確定下的決策理論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家廣泛地研究了微觀、宏觀、金融、公共政策等領域的具體行為，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政策觀。　　

因此，理解行為經濟學的關鍵就是在于解釋這些學者們拓展的不確定下的決策理論。從卡尼曼等人開始就不滿新古典經濟學通過預期效用理論來修正理性經濟人在不確定下的行為，在預期效用理論中，通過把當事人對不確定下的環境的主觀判斷等價為客觀的概率分布，偏好和稟賦的穩定性就被保持，確定條件下的效用最優化問題就轉換為不確定條件下的預期效用最優化問題。通過給出偏好的完備性、傳遞性等公理，當事人就可以把偏好序和客觀的概率分布相結合，并通過一個預期效用函數來表達，當事人所做的僅僅是計算和比較預期效用函數的期望值而已。一個標準的預期效用函數表達式如下：　 　　　　　　　　　　　　　　　　　　　　　　　　　　　　　　　　　　　　　，其中g是一個賭局，表示當事人決策所面臨的不確定性；p_i表示賦予每一結果a_i的概率。如果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偏好是由這個預期效用函數定義的，那么該當事人就是一個預期效用最大化者。　　

但是，卡尼曼等人指出，預期效用理論的構造依賴以下理性假定：偏好的完備性公理；偏好的傳遞性公理。如果這兩大公理不能滿足，那么新古典的理性定義就被推翻，則預期效用理論也就不成立。行為經濟學正是通過檢驗和反駁這兩大定義理性的公理來構造自己的決策理論的[4]。行為經濟學的這一新的決策理論框架是由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在1979年發表的《期望理論》中奠定的，在這篇經典論文中，他們全面反駁了新古典預期效用理論的構造基礎，后續的研究均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5]。按照期望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選擇理論有兩個致命弱點：一是它假定程序不變，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獨立于判斷和評價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變，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純粹是相應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數，不依賴對這些給定分布的描述。如果這兩個假定被放松，結果如何呢？　　

實驗研究普遍表明，如果選擇程序變化，就可能出現偏好逆轉。例如，讓一個實驗群體首先選擇兩種期望，一是可以一個小概率贏得大獎（即賭局$），二是以較大概率贏得小獎（即賭局P）；然后讓該實驗群體模擬賣出這兩個期望，即被實驗者嘗試報出愿意賣出這兩個期望的最低價，相當于對這兩個期望進行估價。選擇的結果是：在第一個選擇中，大多數被實驗者更偏好賭局P(　 　　　)；而在第二個選擇中，大多數被實驗者對賭局$評價更高　 　　　。因此，實際選擇前的評價和選擇時的評價不一致，這顯然違背了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偏好傳遞性的假定[6]。也就是說，偏好的傳遞性公理實際上依賴選擇程序。　　

另一些實驗表明，當事人決策時普遍存在的框架效應（framing）與描述不變假定矛盾。例如，卡尼曼等人曾經做的一個著名實驗顯示，告訴一個實驗群體，讓他們設想美國準備幫助亞洲應對一種不尋常的疾病，該病可能導致600人死亡。兩種備選方案被提出。實驗群體被分成兩組，每組進行相應的選擇。假設對方案實施結果的準確科學估算如下：　　

實驗群體1選擇：“若方案A被采納，能拯救200人；若方案B被采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拯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個也就不了”。　　

實驗群體2選擇：“若方案C被采納，400人將死亡；若方案D被采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把人全部救活；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　　

對兩個實驗群體來說，方案A和C等價，方案B和D等價。如果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偏好完備的公理是正確的，那么兩組人的選擇結果應該類似。但實驗結果表明，在群體1中，72％的人更偏好方案A；而在實驗群體2中，68％的人更偏好方案D。并無證據表明兩個群體的人有明顯影響其選擇的差異特征，剩下的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對選擇的描述的不同確實影響到人們的選擇，此即“框架效應”。即選擇依賴所給的方案的描述本身。　　

通過一系列的心理學實驗，卡尼曼等人在對實驗結果科學處理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選擇理論框架，試圖以此取代新古典的預期效用理論，為了和預期效用函數相區別，卡尼曼等人把其創立的效用函數成為“價值函數”，見圖一。在卡尼曼等人看來，任何選擇和決策的做出都依賴一定的程序，現實的當事人常常采用的決策程序就是所謂“啟發式”（heuristics）程序，這種程序不需要當事人完全理性，也不需要當事人完全計算后決策（像理性預期那樣），啟發式決策僅僅需要當事人按照經驗規則進行決策，并存在一個決策的學習過程，比如典型的“拇指規則”就被經常運用。在啟發式決策下，當事人的決策后果不僅依賴其計算能力和經驗，而且依賴決策情景描述和個人的心理狀態。在這些約束下，當事人很難找到最優解，但能夠獲得一個學習過程。　　

不確定下的決策就相當于當事人針對不同的期望進行選擇，在期望理論中，選擇通過兩個過程被模型化：第一，當事人運用不同的決策啟發程序對期望進行“編輯”；第二，通過一個偏好函數（即價值函數）對被編輯的期望進行選擇。編輯過程有兩個含義：一是通過啟發式程序對期望所包含的信息進行過濾，提煉出自己認為有用的信息；二是有意識地忽略一些信息（即理性無知和理性非理性）[7]。經過編輯，當事人對精練的期望進行估價，這種估價通過一個價值函數來完成。　　

圖一 期望理論假定的價值函數　　

  卡尼曼等人所假設的價值函數有如下特點：1、和新古典經濟學用效用評價結果不同，期望理論中的當事人更關心損益、現狀等自然結果，即通過損益來評價決策結果；2、當事人對損益的評價依賴參考點的選擇，參考點可視為現有財富水平，也就是說，當事人僅僅在乎相對于參考點的損益水平，而不在意損益的絕對水平；3、當事人對損益的評價是遞減的，在圖一中表現為收益曲線為凹狀；損失曲線為凸狀，這是因為隨著損益水平的上升，當事人的心理感覺遞減，比如，當事人對10元和20元之差別的評價明顯高于對110元和120元之差別的評價[8]；4、當事人明顯表現為損失厭惡，在圖一中就是損失曲線比收益曲線更陡峭，這就是說損失給當事人帶來的心理變化比收益要大，即在100元收益和100元損失之間，人們更在乎后者。　　

圖二 期望理論假定的權重函數　　

由于當事人進行決策時面臨不確定性，其所需權衡的是期望損益，而不是確定的損益水平，因此，在期望理論中，也需要給每一確定損益結果分配概率。和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客觀概率分布和當事人主觀概率評價一致不同，卡尼曼等人認為當事人在評價不確定性時，可能與實際的概率分布不一致[9]。為此，他們設置了一個權重函數　 　　　來表達當事人對不確定性的評價，如圖二，該函數有如下特征：1、　 　　　是P增函數，且　 　　　，前者是不可能事件，后者是確定事件。2、對于P趨近0的小概率事件（即可能事件），當事人可能出現概率高估，即　 　　　。在圖二中表現為權重函數曲線在靠近0的一端高于　45⁰C　線。3、對小于1的概率事件（即次確定性事件（sub certainty）），當事人可能出現風險厭惡特征，即　 　　　。也就是說，當事人在不確定結果和確定結果之間更偏好后者。因此，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偏好假定相比，期望理論中當事人偏好對概率的敏感度要低。在圖二中，權重函數曲線在中間及接近1的部分低于　45⁰C　線。因此，期望理論中的概率權重函數是非線性的，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概率權重函數是線性的。兩者區別反映出對偏好的各自理解，新古典經濟學把決策行為和決策者的心理活動分割開來，使得顯示偏好理論無法正確把握決策活動的本質。　　

考慮一個賭局　 　　　，其中　 　　　，且　 　　　，行為經濟學認為當事人追求價值最大化　 　　　。由于當事人的風險態度導致概率權重函數的非線性，以及當事人價值函數的非線性，導致其決策時面臨多種可能組合，見下表二：　　

表二 期望理論的風險態度和行為特征　　

如果在決策時考慮時間因素，行為經濟學家發現，新古典經濟學在跨期決策時所依賴的折現效用模型也缺乏科學基礎。折現效用模型可通過薩繆爾森1937年發展的效用函數表現出來：　 　　　，其中　 　　　。在折現效用理論中，決策者對消費束　 　　　的跨期偏好可以用上述折現效用函數來表達，決策者需要做的就是估計出未來每一期的效用流，然后通過一個統一的折現率　 　　　折算成現值，靜態的效用最大化問題就轉化為動態的效用現值最大化問題。盡管后來的主流經濟學家對上述折現效用模型進行了改進，但其共同的問題在于：1、折現效用模型中對新的備擇計劃和現有的計劃的評價標準是相同的；2、折現模型假定了一系列結果的總價值或總效用等于每一期效用的現值總和，因此，效用的跨期分配就毫無意義，即每一期效用是獨立的；3、折現模型中每一期消費也是獨立的；4、折現模型中即時效用　 　　　不隨時間變化，任何活動帶來的福利在每一期都相同；5、折現函數　 　　　不依賴消費形式，即它是獨立于消費的；6、跨期偏好時間一致，即折現率　 　　　在每一期相同；7、邊際效用遞減和時間偏好為正假定。　　

從上述折現模型的諸多假定看，一個核心問題是決策者的偏好是否時間一致，如果時間不一致，那么折現效用函數就毫無意義。行為經濟學家的確發現了偏好時間不一致的有利證據[10]，比如泰勒（Thaler）發現，被實驗者要求回答和15元無差異的一個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回答結果是20元、50元和100元，這意味著一個月期界的年折現率是345％，一年期界的是120％，10年期界的是19％。即被實驗者明顯表現出時間偏好的不一致，這個結果被后來的眾多經驗實證研究和實驗研究所證實。除了偏好的時間不一致外，行為經濟學還發現：收益的折現率高于損失的折現率；小額效用流的折現率高于大額效用流；對延期的事件折現更多；在選擇結果序列時，人們更偏好遞增序列而非遞減；效用和消費的獨立性不成立，跨期選擇時不同時期的選擇相互影響等等。行為經濟學在對新古典跨期選擇模型進行批評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模型，比如萊伯森（Laibson）的雙曲線模型就非常著名[11]。　　

從表二可以看出，當事人在不確定下決策時，不可能顯示出偏好穩定。進一步考慮時間因素時，當事人也出現了偏好的時間不一致等現象。因此，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預期效用理論無論在靜態還是在動態都是不成立的。通過反駁后者，行為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決策理論，并在期望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比如引入累積權重函數及其分別與收益和損失對應；考慮參考點的轉換；效用函數的非傳遞性構造；引入習慣因素；考慮自我意識等等。隨著這些研究的深入，行為經濟學的決策理論不僅得到進一步完善，而且越來越具備可實證的形式，眾多的實驗數據、場數據及微觀計量結果均證實了期望理論等行為經濟學決策模型的強大預見力，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也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卡尼曼獲得諾獎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第三節  行為經濟學的政策觀　　

行為經濟學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生存的選擇模型，并建立了以期望理論為代表的行為決策模型。從上面的討論可以清楚地看到，行為決策模型從兩個方面重構了選擇理論：一方面，行為經濟學家發現了現實當事人決策普遍存在的“框架”問題，即決策者在決策時，首先在和決策有關的行動、狀態和結果中構造出一個“代表性”期望，比如，一個人長得方面大耳，這是好人的代表性特征，當事人就僅根據這一特征決定和其交往；反之，若一個人長得尖嘴猴腮，多半不會與其交往。構造具體事件的表征就是啟發式的編輯過程，通過該過程當事人做出了理性決策。另一方面，當事人對編輯后的期望進行評價，并進行選擇。這種評價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概率加權計算，行為決策模型要求當事人首先對不確定性（客觀概率）本身做出估算，然后把估算結果（即決策權重）分配給相應的損益結果，并且損益結果是相對于參考點的值，而不是絕對的財富水平。　　

通過這種決策理論的構造，行為經濟學模型化了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的五個選擇事實：1、框架效應。即對期望的描述本身會影響到選擇，描述不變假定不成立。2、非線性偏好。即當事人對概率0.99和1.00的差異的偏好與對概率0.10和0.11的差異的偏好顯然不同，此即著名的“阿萊悖論”。3、來源依賴（source dependence）。不確定性的來源也會影響到當事人的選擇。比如，在摸彩球游戲中，一個罐中是確定比例的紅球和黑球，另一個罐中是比例不確定的紅球和黑球，結果人們普遍偏好確定比例的賭局。即人們總是偏好力所能及的賭局，而不偏好純粹的機會性賭局。4、風險愛好。如表二所示，在一定區域內，當事人呈現風險愛好特征，且在全部區域內出現偏好逆轉。5、損失厭惡。當事人在面對損益時偏好不對稱，對損失的敏感度更高。這五個事實在當事人跨期決策時就表現出偏好時間不一致性、消費和效用跨期的非獨立性、習慣性決策等等。　　

行為經濟學所揭示的以上選擇事實在具體的經濟領域中均有相應的表現，并且這些表現決定了經濟變量的變化。行為經濟學家為了獲得更多的證據支持其決策理論，主要在宏觀經濟、勞動市場和金融三個領域開展了大量的經驗實證研究，這些研究對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    行為經濟學和宏觀經濟政策分析[12]　　

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史上，凱恩斯主義統治了前40余年，新古典主義則統治了后30余年，而且正是新古典主義把宏觀經濟學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但作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各主要派別的共同基礎的理性預期假定卻在近年來受到行為經濟學的嚴峻挑戰。諾貝爾獎得主阿克洛夫在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主題就是“行為宏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行為”，在這篇演講中，他列舉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難以解釋的六大宏觀現象：非自愿失業的存在；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有實質性影響；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的偏離并未導致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加速；普遍存在的儲蓄不足；股票市場的過度波動；社會底層階級的身份認同和貧困問題[13]。而行為宏觀經濟學則能夠有效解釋這種現象。　　

行為經濟學主要圍繞兩大主題來重新解釋宏觀經濟問題，并提出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其中一個主題就是總需求管理，另一個就是菲利普斯曲線（總供給問題）。首先，無論是新凱恩斯主義還是實際經濟周期，在圍繞總需求管理相互辯論時，都假定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時間偏好一致，即消費者和投資者今天的偏好序在未來仍保持不變。如上所述，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表明，當事人實際上偏好是內生的，不僅不完備，而且會逆轉，會出現框架效應等問題，在涉及跨期決策問題上，就相應出現了偏好的時間動態不一致性等“自我控制”問題。行為經濟學的這些研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響：1、如果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那么他（她）就不能準確預見未來的效用流變化，結果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李嘉圖等價原理就不成立，因為當事人無法正確預期未來稅負給自己帶來的效用流，并且按照雙曲線折現理論，當事人對當期的消費變化和對未來的消費變化偏好不一致，這就導致當期增稅帶來的消費變化被過度折現，而國債融資帶來的未來稅負增加導致的消費下降被折現不足，所以消費者對增稅和債務融資兩種不同財政政策的評價也會不同，政府更多地會選擇債務融資，或者債務融資和減稅的組合政策，這種這些政策對消費者的沖擊較小。2、行為經濟學中當事人理性不完美，并出現自我控制問題，導致當事人一方面可能揮霍手頭的流動性財富，另一方面又通過非流動性財富的積累來約束自己的消費，結果當事人的財產幾乎都是非流動性的，面臨流動性約束。此時當事人會表現出對當前的流動性財富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對未來財富的邊際消費傾向則較低。所以，刺激總需求的政策通過當期減稅的方式能夠實現（較高的MPC說明乘數效應大）；而轉移支付政策通過持續的小額方式能夠保證降低不平等（較低的MPC說明家庭揮霍程度小）。3、當事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還表現出資產依賴現象，即不同的財富來源導致不同的MPC，比如人們對一次性勞動收入普遍表現出較高的MPC，而對股票賬戶的財富增加則表現出較低的MPC，刺激總需求的政策在于增加人們的暫時性勞動收入。　　

其次，行為經濟學對總供給問題的分析也別具一格。行為經濟學家普遍贊同企業和工人都存在貨幣幻覺，這就導致雙方的關注點在名義值而不是實際值上。結合損失厭惡的偏好特征，工人還出現了名義工資損失厭惡，這意味著如果名義工資下降，工人表現出損失厭惡，則工人的道德水平就會下降，從而降低其生產率。因此，名義工資剛性是確保工人道德水平的重要舉措。和主流經濟學對工資剛性的信息不對稱解釋不同，行為經濟學認為工資剛性是來自這種效率工資，按照阿克洛夫和耶倫的說法，企業支付給工人高于市場出清工資的工資水平，目的是換回工人的忠誠和道德，效率和工資就構成企業和工人之間的“禮物交換”行為，從而形成了企業和工人的合作[14]。企業和工人的互惠行動可能帶來高離職率和高失業率問題，在應對危機時，企業避免道德水平下降，不愿降低名義工資，而采取裁員的方式，就會導致非自愿失業。　　

最后，行為經濟學把總供給的討論上升到菲利普斯曲線，借用認知科學中的“經驗規則”，阿克洛夫等人認為，企業按照經驗規則調整名義工資，而不是經過理性預期式的精確計算來調整。對于這些企業來說，貨幣沖擊給生產率帶來的影響遠大于工資剛性帶來的損失，因此企業寧可選擇工資剛性，這種行為被阿克洛夫成為“近似理性”（Near-Rational）[15]。結合行為決策理論可以看到，由于工人僅僅關心名義工資，當通脹較低時，只要名義工資不下降，通脹就會被決策者忽視。即使人們做出通脹預期，這種預期也是不充分的。結果，適當的通脹水平減輕了企業面臨的名義工資的壓力，有利于企業采取提高生產率的措施。比如，在適度通脹的環境中，若通脹率是3％，即使企業提高名義工資1％，實際工資水平仍然下降了，但工人們卻不會認識到實際工資水平的下降，而是看到名義工資水平的上升，從而提高生產率。所以，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通脹目標管理的政策觀，通過適當的通脹目標在不損害生產率的前提下來管理物價水平，這就避免了失業和通脹的權衡關系[16]。　　

二、行為經濟學和勞動市場政策[17]　　

在主流經濟學中，勞動市場起著理解微觀廠商決策和宏觀總供給的樞紐作用，但由于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假定下，現實的勞動市場行為只能通過壟斷、信息不對稱等條件的放松來說明，使得勞動決策和其它決策無甚差別。行為經濟學對此提出了挑戰，新的理論指出，勞動決策涉及到當事人在動機和物質激勵之間的權衡，而不僅僅在勞動和閑暇間權衡；當事人在決策時會運用啟發式，從而形成習慣等，這種習慣因素會影響到激勵效果；當事人是損失厭惡的，會尋求組織內的安定和忠誠，過度的變化會降低道德水平等。新的理論更注重當事人的偏好特征和習慣等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注重勞動關系中的互惠、公平、平等和感情因素，注重決策情景的構造，這就使得行為經濟學中的勞動市場政策是人性化的，而不像主流經濟學那樣只有貨幣和非貨幣激勵和約束制度的調整。　　

第一，面對環境的變化，雇員會如何反映？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雇員是損失厭惡的，對同樣一個任務，雇員接受時的報價和放棄時的報價不同，他們更在乎失去的東西。大量的實驗經濟學和場數據均證實了這一點。損失厭惡一方面說明雇員對現有工作和報酬的關注，解雇、降職及減薪對其構成有效約束，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如果過度采取約束政策會降低雇員的道德水平，因此，正向激勵更重要。　　

第二，雇員經常拒絕對變化的認識，面對可能的變化會產生惰性。特別是雇員會在工作中養成各種習慣，進而扭曲其判斷。這一點特別反應在激勵中，如果一個雇員原先的報酬水平是1000元/月，現提高到2000元/月，那么一開始雇員積極性會很高，但時間一長，雇員習慣了這一收入水平，則提高收入政策就失效了。也就是說，習慣和惰性的存在導致一次性激勵政策僅僅具有暫時的效果。因此，行為經濟學主張持續的相對小幅度的激勵制度.　　

第三，“擠出效應”[18]。主流經濟學僅僅注意到相對價格變化帶來的擠出問題，比如政府支出可能通過利率變化擠出私人投資。但行為經濟學則注意到當事人在決策時也面臨擠出問題，即高強度貨幣激勵或處罰過嚴會擠出當事人的動機，導致當事人工作的自覺性下降等，從而弱化了激勵效果。這種擠出可能來自當事人對物質激勵和處罰與內在動機之間的權衡，如果激勵約束制度過嚴會壓縮個人的自我控制范圍，從而導致當事人的自覺和自尊心理受損，迫使人們弱化所控制的活動中的內在動機，結果降低了其生產率；反之，如果是對當事人正向精神激勵，就可以使其感到大家的支持，從而強化其自尊心理，提高其行動自由，進而擴大了其自覺心理感受，改進了其生產率。所以，在勞動關系管理上，應更重視物質激勵和約束的適度性，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勵和正向激勵。　　

第四，在一個組織內部，報酬制度的設計要貫徹公平和互惠原則，如果內部報酬結構不公平、不透明，對于人力資本比較重要的雇員來說，其道德水平就會下降。進一步看，如前所述，企業會維持一個相對的名義工資剛性，以避免損失厭惡和貨幣幻覺的雇員降低其道德水平。因此，一個組織應該通過文化和公平的報酬制度來獲得雇員的認同，并形成雇員的組織自豪感，從而提高雇員的自我滿足水平。　　

三、行為經濟學和金融政策[19]　　

行為經濟學在應用研究領域最成功的范例就是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前衛的經濟學家開始運用行為經濟學尚不成熟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金融市場問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其中如芝加哥大學的泰勒、哈佛大學的史萊佛、耶魯大學的希勒、桑塔克拉拉大學的斯特曼和謝甫林等都是極為活躍的人物。與行為經濟學還在其它領域艱苦奮斗相對照，行為金融理論如今已成為金融研究領域的主流，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學科體系。　　

行為金融學主要挑戰了金融學的兩大理論基石——有效資本市場假說和“MM”定理。在有效資本市場假說看來，“價格總是正確的”，因為它們由理解貝葉斯規則和一定偏好關系的當事人建立。在這種有效市場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投資策略能夠獲取超過風險調整后的平均回報，或與其風險匹配的回報。通過理性投資者的套利行動，市場必然實現均衡，任何證券的價格必須符合其基本價值。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價原則”總是成立的。但是，行為金融學認為，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面臨套利的風險和成本，比如交易者對金融產品基本面的風險判斷多種多樣；市場上總是存在“噪音交易者”，這些人可能盲從，可能過度悲觀或過度樂觀，也可能采取正反饋策略；套利本身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如尋找替代品，規避制度約束，收集信息等，所有這些約束都導致完美套利不可能存在，現實的市場上都是不完美套利。套利限制說明市場不可能是有效的，一價原則不成立。大量的金融市場證據有利支持了行為金融學對有效資本市場的反駁。進一步看，如果有效資本市場假說不成立，那么“MM”定理肯定就不成立，即企業發售何種金融產品對其價值是有影響的，線性的證券供給曲線很難推出。　　

在批駁新古典金融理論的基礎上，行為金融學提出了自己對金融市場行為的理解，一些代表性看法如下：　　

1、股權溢價之謎。即從長期來看，股票的歷史平均回報率要遠高于債券。如果理性的投資者進行跨期決策，他們為什么還投資于債券呢？并且這些投資者都會考慮很長時期的決策問題，而在這么長時期內，長期債券與股票相比，是不可能有吸引力的。因為，長期債券的固定利息支付會受到物價指數的影響，這也是一種風險，并不能說，這種風險就比股票的風險低。那么這就不能用風險來解釋股權溢價。而行為金融能夠很好地解釋這種現象，按照新的理論，投資者短視而且損失厭惡，無法預見到長期的溢價問題，并偏好安全的債券。　　

2、市場波動之謎。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就不可能出現價格的劇烈波動。行為金融從后悔與認知偏差等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按照這種理論，當股價下降時，投資者不愿賣出股票，而當股價上升時，他們加速賣出股票。投資者的這種行為并不是害怕錯誤，而是不愿意接受后悔。并且有限理性的投資者對證券的評價不同，在套利限制的情況下，這種觀念差異就會反映到市場上，如果投資者事后檢驗自己的錯誤，那么一個不完全的學習和糾正過程就可能加劇市場價格波動。此外，投資者決策時的錨定效應（Anchoring）和框架效應也會影響到價格走勢，主流經濟學用隨機游走在說明市場價格變化，但行為金融認為，錨定和框架效應明顯對股價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國和日本市場PE值的差距就是如此。投資者的投資心態和策略也會影響到股價。一方面，投資者普遍存在過度信心，過度信心可能導致跟風或者說從眾心理。另一方面，投資者面對市場信息會出現過度反應或低度反應。前者是指股價的波動高于按照理性模型所預見的那樣，后者是指股價的波動滯后于消息的發布。也就是說，股價對消息的反應是有時滯的。此外，公眾的注意力、文化等也對股價明顯有影響。　　

   3、季節效應和心智間隔（Mental compartments）。與錨定和框架現象不同，人們趨向于按照一些特定事件的表征而把他們置于相應的心智間隔。也就是說，面對一種復雜現象的時候，人們經常采取多種相對分離的小決策。比如，個人投資者經常把資產的投資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用來防范風險，一部分是風險的，用來獲取致富的機會。心智間隔可以用于理解所謂的“一月效應（January effect）”，這種效應已經在十五個不同的國家被觀察到。很明顯，避稅等客觀因素無法解釋這種效應。行為金融認為，人們普遍接受新年新氣象的祝福，因而在年份轉換的時候愿意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　　

諸如金融市場參與者觀念的多元化、投資者有限理性和心態特征、投資者的正反饋策略、投資者的心理賬戶等都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價格波動和不同金融產品的價格差異，這種波動和差異無法像新古典金融理論那樣通過套利來消除，特別是投資者的從眾心理等帶來了金融“傳染”問題，由此產生金融危機。這些金融市場價格特征也表明預測的困難，不能通過標準的估價模型來加以測算。總的來看，行為金融學認為市場是并非有效的，市場參與者的心理通過其決策影響到價格和交易，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就是對市場參與者心態和預期的監管，而不是對具體風險和價格、數量的管制。　　

第四節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評價　　

行為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脫離實際，忽視當事人現實的決策模式，從而無法有效解釋經濟現象。但這不等于說行為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范式，至少現在還不具備這種革命性影響。正如卡梅瑞（Camerer）和羅紋斯特恩（Loewenstein）所指出的，行為經濟學并不全盤否定新古典經濟學，因為新古典經濟學通過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建立了較完整的經濟和非經濟行為分析理論框架，并使得這種分析能夠進行實證，這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仍然是有用的[20]。行為經濟學接受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但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行為假定，由此也就動搖了其理論邏輯。　　

行為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決策理論，并把該理論廣泛運用到各種政治、法律和經濟領域，逐步形成了比較成型的行為決策理論、行為金融學、行為宏觀經濟學、行為勞動市場理論、行為法律和經濟學、行為政治經濟學等等。特別是，行為經濟學不滿足自身局限于分析個體行為，而把其理論擴展到博弈和社會行為范圍，形成了行為博弈論，深入研究了博弈過程中的學習、互惠、公平等問題，并通過社會偏好的構造和引入，進入到經濟學最抽象的領域－福利經濟學，從現有的研究看，很有可能形成行為福利經濟學分支。　　

因此，通過回歸現實的假定，行為經濟學迄今應該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重要人物相繼獲得了諾獎和克拉克獎，這些獎項本身也代表社會對該領域研究的期待。不過，也應該看到，即使引入了社會偏好，仍然無法擺脫邊沁當年的困境，如果通過加入非自利追求就能夠表達偏好的社會性，那么何時加入？加入的程度如何？兩者的相互影響如何？自利和非自利動機存在的基礎是什么？等等，這些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從20世紀初的工業心理學和組織心理學研究開始，管理學家們就非常關注組織和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力，眾多的研究發現，個人偏好依賴其社會情景，反映出社會特征。這正符合馬克思關于人的社會性的看法。如果是社會決定了個人偏好，那么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行為決策理論－就如同空中樓閣了。可惜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無法平等地對待管理學的思想，總是認為那些思想不過是經驗之談，而不是科學。但也有少數經濟學家意識到行為經濟學的脆弱性，比如斯密德正確地看到，行為經濟學可以在一個社會演化過程中通過行為－結構－績效來研究各種社會經濟現象，無需建立在個體主義方法論基礎上[21]。個體行為是一個社會現象，需要從制度的角度來研究行為，而不是相反。可以預見，斯密德的思想將對行為經濟學今后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本章思考題：　　

1、行為經濟學的出現能構成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嗎？　　

2、期望理論有何局限性？　　

3、行為經濟學的政策觀對我國經濟改革有何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美】A•愛倫•斯密德.2004.《制度與行為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譯本。　　

【美】安德瑞·史萊佛.2003.《并非有效的市場－行為金融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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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eris, Nicholas and Richard Thaler2002.“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working paper.　　

Benjamin, Daniel J. and David I. Laibson2003. “Good Policies for Bad Governments: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June8-10.　　

Camerer, Colin F. and 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　　

Frederick, Shane, George Loewenstein, and Ted O’Donoghue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0, pp.351-40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2000.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win, Shira B. 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 　　

Rabin, Matthew 1998.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 pp.11-4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pp.33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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