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喜好四處游蕩的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在一些新建的商品住宅社區，總是有很多操外地口音的婦女，上班時間在家里帶孩子。那個時候保姆的職業剛剛流行，讓我一度誤以為她們是有錢人雇的保姆。其實，這些人不是什么保姆，就是新建商品住宅的女主人，這也是為什么她們可以不去工作而悠閑自得的原因。當時城市居民因大多有單位福利房，并不熱衷投資商品房，在最初新建的商品住宅中，外來群體一開始就占有很大的比例。當時的感覺是“太原市的新蓋房子都讓外地人、農村人買走了！”這些外來富有者大多是地市、縣鎮工商業者及農村鄉鎮企業主，在歷經十多年的原始積累之后，已經擁有了遷居城市并在城市二次創業的資本。他們可以算是實行住宅商品化之后，第一批告別家鄉舉家遷居大城市的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這類富裕群體遷居城市的規模還不很大，處于無組織和自發的狀態，但已如涓涓細流，連綿不絕、悄無聲息的向大城市滲透。
又過了三五年，互聯網開始在中國普及，城市網吧猶如雨后春筍般在大街小巷興起。因為想出書的緣故，我開始接觸網絡，時常光顧一些網吧。其中有一家“前線”的網吧，處在與新建商品住宅毗鄰的一個單位社區，因環境優雅、配置較高吸引了很多人來上網。經常在那里管事的是位50多歲的老頭，因他操著呂梁一帶的口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與他的閑聊中得知，他是這家的網吧老板的父親（一開始我還以為是網吧老板雇的退休職工）。后來得知他兒子大學還沒畢業，實際上他才是網吧真正的主人。老頭告訴我他是離石市某稅務局的退休干部，退休之后為照應上大學的孩子便舉家遷入太原生活，他們不僅在太原開了網吧，而且還買了附近的商品房。雖然這在當時只是一個隨機的發現，但地市、縣鎮地區退役、甚至在職官員在大城市買房置業已非個別現象。這一購房群體的出現，標志著外地人在大城市買房的人員結構已發生了大的變化。
在大城市購房置業的外地官員，雖占外地人購房比例上不大，但示范效應和帶動效應卻不可小視。他們是農村地區素質最高的一個階層，他們的一舉一動會成為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居民效仿的榜樣。在他們的示范和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地市、縣鎮干部、工商業者和鄉鎮企業主加入了到大城市購房置業的行列，在遷居大城市過程中相互攀比，相互促動、相互競爭，形成了無論是官員還是富有者都競相涌入大城市的風氣。遷居大城市成了當時很光榮和時髦的行動。同時，這些外地富有者很快發現，除了自住房之外多買一套或幾套住房用以出租還能贏得不菲的回報，于是投資更多房產成為遷居城市富有者不二選擇。這種商住并舉的購房模式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地富有者涌入大城市購房置業，使原本處于自發狀態下的、各行其是的移民潮開始朝著自覺的、甚至有組織的方向轉變。2002年之后，外地人在大城市購房置業已由原先的涓涓細流匯集為滔滔河水，最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連綿不絕的購房沖擊波。
在他們的示范和影響下，那些剛剛解決了溫飽、不算富裕的農民也產生了移居城市的念頭，他們試圖通過進城務工來獲取在城市安居樂業的資本，并最終融入城市生活。此外，伴隨著大量富裕家庭遷居城市，大量資金和財富也隨之涌入城市，農村資金流動性不足造成農村市場消費疲軟，無法給那些留在農村地區的人創造更多的機會，這在客觀上也迫使他們背井離鄉，踏上都市牧歌的打工之路。這些人進入城市之后，必然會產生租房需求，城中村房屋租賃市場開始繁榮。2002年前后，奧運之后掀起的城市建設熱，吸引了更多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農民工人數成倍增長，一時間，限制農民工進城成了一個熱點話題。同期，大學連年擴招也加劇了地市、縣鎮及農村人口涌入大城市的步伐，大學擴招本身就直接增加了來自地市、縣鎮及農村地區的學生人口。由于擴招之后的大學無法滿足學生基本的住宿條件，學生只有靠在外租房來解決，最終形成在校外租房熱，這同樣刺激了城中村房屋租賃市場的迅猛發展。2002年之后，城中村租賃經濟在各大城市幾乎同時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租賃市場的繁榮必然驅使更多的人投資房產，在此之后不論是農村人還是城市人、不論是外地人還是本地人，都將投資房產看做了絕好的生財之道。這就為投資過度直至全民投機炒房埋下了伏筆。
當外地人在悄然進入城市購房置業的時候，廣大城市居民還處于單位福利房制度的庇護之下，在能夠滿足自住的條件下他們并不看好對商品住宅投資，所以在反應上要略遲鈍于嗅覺靈敏的外來富有者。90年代末，單位福利分房制度開始讓位于與市場接軌的貨幣化分房，這時的城市居民才開始關注房產的投資問題。同期，大量外地人購房置業無疑在城市居民中產生鯰魚效應，他們開始像外地富有者一樣積極參與商品住宅投資。這樣一來，在購房置業過程中就產生了城鄉互動效應，這種效應實際上已帶有無意識炒作的性質，而且客觀上推動了城市房價的持續看漲。正如城鄉交接帶的自由市場往往更繁榮一樣，城市居民與外地（農村）移民在商品房投資市場的角逐，必然會導致了中國城市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
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真正形成，大概是在2002年我國申奧取得成功之后。圍繞奧運工程大手筆的奢華投入，成為新一輪中國城市化大躍進的風向標。在舉國辦奧運的旗幟下，以“經營城市”名義，從北京到各地市掀起了一股城市環境建設和改造熱潮，并一直高熱不退延續至今。中國GDP能夠連續八年實現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申奧成功之后在城市環境建設上持續不斷的政府巨額投入。這一段時期，全國各大城市都變成繁忙的工地，混凝土裝載車在城市的馬路飛馳而過，并時常制造將行人卷入車輪下的慘案。工地晝夜不停的轟鳴聲考驗著城市居民脆弱的神經，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導致的跳樓秀時有所聞。但在這八年的時間里，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未像GDP一樣大幅增長，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幾乎處于停滯不前狀態。徒有其表的城市環境建設，在大量破壞城市個性和傳統民居等文化遺存的同時，只是給城市居民帶來了視覺上享受，而他們的衣食住行并未出現實質性的改善。城市建設上的巨額投入在給房地產資本開辟道路的同時，本身也直接造成了市場流動性過剩，貨幣的連年貶值一定程度上以房地產泡沫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情勢之下，購房保值增值不僅成了外地遷居者的首選，也成為工資增長停滯不前的城市居民的必然選擇，市場的流動性進一步過剩，投機炒房的勢頭愈演愈烈。
大概在2005年，不論城市環境建設，還是商品房建設都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來自地市、縣鎮及農村地區的購房置業者已由滔滔河水發展為滾滾洪流。購房自住和購房投資已難分伯仲，購房投資的需求甚至超過了自住需求，外地人購房的比例已由原先的八分之一發展到五分之一，在一些大都市甚至達到三分之一。外地人購房比例的激增不僅為房地產投機創造了條件，而且本身就帶有巨大的投機色彩。2006年后，房地產市場投機已呈暗流涌動之勢，城市房價開始了大踏步的上漲。盡管某些別有用心的專家學者們一直以房產市場剛性需求為高漲房價辯護，但房地產泡沫已經成為包括大多數良知學者和普通老百姓的人們的共識。2006年溫州炒房團的橫空出世，為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投機、房價是否有泡沫做了有力的注解，同時也標志著投機炒房由地下轉入公開，形成了有組織、有預謀的集團軍作戰的態勢。隨后山西煤老板炒房團、東北人、內蒙人炒房團揭竿而起，將全國房地產市場炒得熱火朝天。只要炒房團出現在哪里，哪里房價就迅速飆升，炒房團作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把中國房價泡沫炒到了幾近崩潰的邊緣，炒到了中國社會所能承受的臨界點。
炒房團的出現，標著房地產市場投機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階段，同時炒房團的出現客觀上也創造了更多的投機暴富機會，吸引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參與炒房大軍，普通人貸款、借錢炒房者如過江之鯽，加之同期股市經歷了過山車的行情之后低位徘徊，致使很多經驗豐富的股民也從股市退出進入房市炒作。這樣，在住房市場上，也形成了類似股市的“大戶大炒、散戶小炒”的全民炒房浪潮，持續不斷的刷新著城市房價的最高紀錄。由于城市居民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瘋狂上漲的房價，城市居民的住房夢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后，最終只能望房興嘆。
實際上，早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很多企業已經因惡性競爭導致利潤微薄而大傷元氣，這也是溫州炒房團出現的一個客觀條件。因為在出口市場已經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資本必須尋找新的增值點。既然房地產市場可以輕易的賺錢，過剩的資金流入房市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之后，擠入房地產市場參與土地競拍的央企也是這個道理，它們不僅本身資金實力雄厚，而且還能獲得國家錦上添花的貸款支持。如何將這些錢花出去，竟然成為這些國企領導者十分頭痛的問題。既然房地產市場回報率如此之高，投資房地產市場也就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實力雄厚的央企涉足房地產市場，共同與房地產大鱷參與土地競拍，在形成一個又一個“地王”的同時，也奠定了中國房地產市場魔獸爭霸的新格局。土地炒作和房價炒作互動，進一步強化和支撐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似乎正變得更加遙不可期。
高房價不僅擊碎了城市居民住房夢，而且由此助長的城市化大躍進也給城市居民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一度控制的高耗能產業因房地產市場火爆借尸還魂，卷土重來，城市原本污染的環境雪上加霜。流光溢彩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給予城市居民視覺盛宴之外，并未給他們的生活質量帶來實質性的改善，拔苗助長的城市化使城市居民提前享受到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享受到的城市病，諸如：環境惡化、空氣污染、水體污染、交通擁堵、噪音充斥、治安惡化等等，而且癥狀因人多地少、人口密集而更加嚴重。雖然我們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上振振有詞的用人均排放不及美國1/4為自己辯護，但反過來算，單位面積污染程度及污染物所傷害民眾數量同樣數倍于美國人。如果將可比的范圍縮小在城市，那么城市居民一天呼吸的污染物的數量，不論人均吸入還是總量吸入，恐怕都要令其他名義上比我們人均排放更多的國家相形見絀。不僅呼吸越來越讓窒息，吃的糧、喝的水、都不再安全和不再讓人放心，蘇丹紅、二聚氫氨、毒韭菜、太湖藍藻等問題一再刺激著他們脆弱的神經，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深受其害，各種疾病的年輕化、低齡化已經向國人敲響了警鐘，現在中國已有9200萬糖尿病患者，早在07年中國已經成為癌癥第一大國，并以每10年30%的速度猛增。如果把糖尿病簡單的看做是一種富貴病（側面可反映中國人膳食結構、營養狀況的改善），那么癌癥發病率猛增則與城市環境污染惡化密切相關，這從河南、安徽淮河地區污染越重與癌癥患者越多已經得到了有力的佐證。
誠然，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問題，但由于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較早，工業化進程也非一蹴而就，城市化和工業化比較和諧有序，沒有出現像中國這樣城市化和工業化同時疊加，并試圖畢其功于一役的狀況。另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在出了問題后迅速反應、亡羊補牢，所以盡管出現過一段污染時期，但沒有像我們這樣久拖不決而積重難返。由于他們較好的處理好了GDP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人均CDP更多的環境污染，而且還促進了國民體質和健康的同步改善。而在我國卻正在呈現出全然相反態勢，GDP的高速增長帶來竟是青少年體能素質國民健康指標的急速退化。如果再沿著這條“自廢武功”發展模式走下去，中國老百姓恐怕將成為世界上身體狀況最差的人群，“東亞病夫“，這個多少年來試圖通過奧運金牌來摘掉的帽子，很可能會再次戴到除奧運健將之外的中國人頭上，甚至會出現奧運會金牌越多標志著中國人體質和健康狀越差的怪狀況。環境污染的背后還隱藏著資源和能源掠奪式的消耗及過度排碳導致全球變暖的問題，不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不回歸適合中國國情的生活方式，不僅中國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而且會威脅到其他國家人民的健康，不利于樹立“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形象，而且會引發國際性的不滿和抵制。城市化大躍進帶來的高樓大廈、寬馬路、闊廣場、汽車等現代化生活便利和時尚都不足以的補償國民在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上的巨大損失，中國在城市化建設上的顧此失彼、環境保護上的欠賬最終會像黑洞一樣吞噬經濟增長的成果。
有人說，房地產綁架了銀行，綁架地方政府、綁架了中國經濟，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綁架國民的生活品質和身心健康。而后者才是中國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如果我們一味追求GDP給國民帶來更多的身心上的傷害，那么這樣經濟發展是毫無意義的。沒有了國民的幸福和健康，何來國家強盛和安穩？因此，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化解房地產市場潛伏的危機，不僅事關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更關系到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進而最終決定中國到底能不能和平崛起。
對于高房價產生的原因，專家學者多少年來一直爭論不休，有的說是土地財政推高房價，有的說是房地產商捂盤惜售，有的說是信貸導致市場流動性過剩，有的說是剛性需求過旺所致，更有甚者說是離婚率高推高了房價。盡管很多人也意識到了外地人買房是推高城市房價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囿于限制外地人購房就是歧視外地人”的觀念，很少有人敢從限制外地人購房的角度出謀劃策。個別城市曾有過限制外地人購房的政策考量，但最終因反對意見過多和民意抵觸而不了了之。在對房價泡沫成因認識不清、爭議較大的情況下，要想出臺一個讓各方都滿意而且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很艱難的。從06年到09年，面對日益暴漲的房價，國家連續出臺了一些短期性的政策試圖調控，但由于找不到癥結所在，無法對癥下藥，常適得其反，出現了逢調必漲、越調越漲的怪狀。
由于自己也是城市居民，同樣面臨著結婚買房的問題，所以對房價問題一直也比較關注。在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與好友在千峰南路散步閑聊，看著四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不由得談起了房價的話題，他看問題比較直接，“都是外地腐敗分子到太原買房洗錢將房價推高的！”。話雖有些夸張，但畢竟是基于事實的夸張，在外地購房的富裕人群中有很多是來自外地尤其是縣鎮地區的擁有灰色收入的官員，他們在大城市購房置業的愿望一點不比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主差，因為他們比鄉鎮企業主更缺乏對家鄉的感情，有著更為強烈的擠入城市上流社會的愿望。順著外地人購房的這一思路，逆向推究外地人的來源和購房軌跡，我突然頓悟到了造成大城市房價持續看漲的形成機制：
來自地市、縣鎮及廣大農村地區富裕階層涌入城市掀起的持續不斷的購房潮造成了大城市房價的持續看漲；大城市房價的走高反過來又帶動了周邊中小城市房價的不斷上漲，最終形成了城市房價普遍性的上漲。同時，與外地富裕階層購房置業的相對應的，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外地（包括廣大農村地區）窮人涌入城市租房打工，事實上正是外地富人購房置業帶動而且客觀上迫使外地窮人隨之而來租房打工。打工者租房必然導致城中村及商品房租賃市場熱，租賃市場熱又會激發房地產投資熱，因為剛性需求巨大且持續看漲，商品房價格水漲船高也自在情理之中。由于從外地（包括廣大農村地區）人向大城市的遷移是單向的，幾乎是不可逆的，這就形成了一股從農村到縣鎮，從縣鎮到地市，從地市到省會，從省會到首都或沿海大都市的連綿不絕、持續不斷的梯級購房沖擊波。這股沖擊波起初（從農村到縣鎮）好似涓涓細流，不惹人注目，但它是以滾雪球的方式發展的【注】，最終聚合到大城市的時候，力量早已今非昔比，變得十分強大和驚人！這從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外地人購房達1/3以上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證。
這三分之一得外地購房者是個啥概念？就數量上來看，似乎仍可稱之為少數，但它引發城市本地居民的恐慌性購房和投機客順勢投機的效應卻大的驚人。正如國家投資一元可以拉動8元的GDP的增長一樣，1/3外地人購房足以使北京的房價翻三倍，投機客順勢狂炒足以讓房價再翻一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價上漲規律表明了這一點。進一步分析這三大都市房價上漲的速度和幅度，還會發現，越是外地人購房比例大的城市，房價上漲的速度就越迅猛。其中，深圳外地人購房的比例是最大的，甚至達到了60%，它的房價一直全國最高，直到2010之前深圳房價一直領漲全國。外地富裕階層在趨之若鶩涌入深圳購房置業的同時，外地（包括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也接踵而至，這同樣是倍增購房沖擊波效應的另一股強大力量。因為他們得到了助漲了城中村和商品房租賃市場的火爆，間接導致了商品房市場的供不應求，導致房價一漲再漲。
從另一個角度看，外來租房打工人口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深圳人口流動性很強。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人口流動性是最強的。這樣，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人口流動性越強的地方，房價上漲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中國如此，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國是世界外來移民涌入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流動性最強的地方，房地產泡沫首先發跡于美國就不難理解了。如果把深圳比作是一個“小美國”，那么美國就好比一個“大深圳”，他們房價泡沫的形成機理都是一樣的，都是人口流動性過度導致房價泡沫過度。原因非常簡單，流入當地的外來人口同時也攜帶著量的資金，人口流動性過剩必然導致資金流動性過剩，在市場資金過度充裕的情況下，必然會直接或間接推高房價，并形成巨大泡沫。由此，我們可以對經濟學家們常掛在嘴邊的流動性給予更深層次的解讀，所謂的流動性過剩本質上就是人口流動性過度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造成房價泡沫的根本原因不是流動性本身，而是隱藏在流動性背后的人口流動性。針對中國房價泡沫出臺的各種政策措施之所以屢屢實效，就是因為沒有找到形成房價泡沫的“病根”，找不到病根當然就不能對癥下藥，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越治理問題越嚴重。
簡言之，外地人購房置業帶動了外地人租房打工，進而是導致了人口及依附其上的資金流動性過剩，最終導致了各大城市房地產業過熱和房價被不斷推高。其他因素，如土地財政、炒客投機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價，但并非主要原因，而且也只有依附于人口及資金流動性方能發揮作用。出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一理解，我提出了更好解決中國房地產市場問題、消除房價泡沫的思路：
既然外地人購房是以沿襲“從農村到縣鎮，從縣鎮到地市，從地市到省會，從省會到首都或沿海大都市”路線，以梯級購買的形式進行的，那么為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在每一個梯級環節都設置一個門檻稅，來逆向緩沖和化解外地人購房對大城市房價的沖擊呢？順著這個思路，“限購之后——中國樓市危機破題新思路”開始成形。。所以，我決定把我頭腦中的方案落實到紙面上，于2007年8月完成了《限購之后——中國樓市危機破題新思路》初稿，并向國家發改委、社會經濟勞動保障部、住建部等國家經濟職能部門接連投稿，但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同時也給幾家地方政府網站發了電子稿，個別反應不錯但無一敢采納和嘗試。我一度有點灰心了。到了2008年房價一度出現了下跌行情，但我預料這只是一個上漲過程中的調整，而且我認為即使房價出現了回落，限購之后仍舊有必要推行，因為它實施的作用絕不僅限于降房價，對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外還有一系列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社會效應
2009年，一度疲軟的房市再度升溫，隨后房價就像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的瘋漲起來。高房價再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包括房地產商、銀行、央企、甚至地方政府都成為網民發泄不滿的眾矢之的。再任由房地產業如此過熱的發展下去，受害的不只是城市有自住需求的普通老百姓。泡沫一旦崩潰，對整個中國經濟傷害都是致命性的。出于對廣大城市居民的同情和社會責任感，我決定再次毛遂自薦，當然這次不是向發改委的專家和官員，而是向廣大對新理論、新觀點孜孜以求的好學上進的網友，我相信只要本書觀點和提出的方案能夠贏得包括“外地人”在內的廣大網友的認可和支持，也許有一天會得到國家政府的重視甚至采用。即使得不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采納，它也會引發全社會對房地產市場問題再爭論和再思考，有助于轉變人們、尤其是“外地人”對異地購房的觀念和態度，化解外地人與本地人的對立情緒，為政府采取與此思路相近的政策措施做好輿論上的鋪墊；同時，形成本方案的思路和方法論，對全社會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激發和平崛起的中國人所亟需的創造性思維，也會有一定的積極影響。
1、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對包括外地購房者在內的各類居民群體權益造成了嚴重侵害，影響到了廣大民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⑴對大城市當地居民的購房權益構成損害
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購房，直接推高了大城市房價，使原本可以買得起房的大城市居民望房興嘆，如果他們要買房必須付出比原先高至少三倍以上的價格，如果他們想等攢夠錢再買，那么他們可能永遠攢不夠，而且越往后會付出越高昂的代價。這是因為進入大城市購房的外地人是源源不斷的，所以對大城市商品房的需求也是源源不斷的，甚至永無止境的，所以房價只會持續不斷的上漲下去。所以，外地人源源不斷的涌入購房，還會引發城市當地居民恐慌性購房，導致很多原本計劃推后買房的當地居民，提前做出買房的決定（因為他們怕越往后買越貴），這樣就和外地購房者形成一種競爭性購房的態勢——炒作的態勢，房價因此漲的更快、串的更高，并能長期維持一種房價高企的狀態。誠然外地人也因此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但這種成本是可選擇性的，太高他們可以暫時不考慮買，因為他們外地還有房，不必過于急切出手，在買房的時機和意向上完全可以靈活掌握。另外，在外地人中還有一類人，他們是暴發戶或腐敗官員，再高的房價他們都敢出手，而且往往是買漲不買落，這就造成了一部分外地人嫌房價高暫緩購房時，另一部分外地人仍舊有足夠的力量推高房價。也就是說，外地人在購房問題上選擇性很強，彈性很大，嫌貴的暫緩出手，不嫌貴的可以當下出手，因為外地人在推高大城市房價的同時，給自己造成的損害是極小的。
|
對外地人購房不予任何限制，得益者只是極少數實際購房的外地人，受害的是最廣大多數城市居民和外來打工者及外來者故鄉的外地居民群體！ |
但大城市本地人則不同，他們就居住在本地，住房更多是自助性需求(兒女結婚需買房)為主，根本就沒有外地人那樣選擇的余地，暫緩購房只能越等房價越高，所以即使再高的成本他們都得“打掉牙齒含血吞”。也就是說，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購房推高的房價成本，主要是由大城市當地人埋單的，房價高企的最終受害者是大城市當地人。外地人可以自由決定買不買房和什么時候買房，本地人則在買房上缺乏自主權和自由度，就兩個購房群體對比而言，在購房選擇權利上就不是對等的。若不對外地購房者進行一定的限制，必然會而且事實已經對大城市當地居民的購房權益造成了損害，致使他們要花費三倍以上的購房成本才能擁有一套住房，不少人因此淪為房奴——甚至終身房奴，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壓力，并成為一生揮之不去的心病。“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連大城市當地居民的日子都過得越來越艱難了，還有什么更美好可言？
⑵對外地人中更為龐大的群體——外來打工者權益造成了同樣嚴重的損害
在外來群體中，外來打工者數量比起外來購房者要多出幾十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無力購買住房，在外來購房者尚未大規模涌入大城市購房時，大城市的住房租賃價格不是很高，他們這一群體基本能夠承受，每月收入在交付房租之后尚有一些盈余。但2003年起，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購房后，城市商品房價開始像脫韁的野馬快速飆升，隨之也帶動了租房市場的火爆和房租的同步高漲。這對于那些數十倍于外地購房者的兄弟姐妹——外地打工者來說，高企的房租同樣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們同樣和大城市當地居民一樣為生存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其中，很多人因不堪高房租的重負，從城市主流區退出，遷居到大城市郊區農村居住，最終淪為了“蟻民”一族，在城市生活的最底層掙扎，生存狀態極為惡劣，很多人靠群租緩解房租壓力，很多人打工收入連維持日常支出都很困難，不少依賴還千里之外外地老家父母匯來。
但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舊會在大城市出現“限制外地人購房”的言論觀點時間，出于同類群體本位主義心理，仍舊會本能的、不假思索的站到“外地人”的立場，并與外地購房者一道表達他們對“限制外地人購房”強烈的不滿和憤懣。事實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壓根就無力購房，有些人也從未想一輩子漂在大城市，只是偶爾頭腦中閃過的“將來或許買套房”的念頭增強了他們對外地購房者的認同感，并很自然的把自己混同于外地購房者的角色，發出了其實只會讓少數外地購房者收益，讓他們自己的生活更加艱難的錯誤的“聲音”。在外地購房者尚不急切的情況下，那些壓根就不打算或沒有能力在大城市購房的外地人卻急紅了眼，出現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情況。這就和當年支持農民領袖當皇帝的農民起義者一樣，他們天真的認為只要自己人當上皇帝，他們自己的命運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是外甥打燈籠——照舊，他們的命運甚至更為悲慘。外地打工者對外地購房者感情用事的支持，只能推動大城市房價的高位運行，進而拉動外來打工者租房成本的水漲船高，最終受益的是少數購房者，遭受更多損失和權益損害的恰恰是他們自己。
⑶第三對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外地人的原住地居民——即外地購房者和打工者的家鄉城市或農村的居民（他們的父老鄉親）生存和發展權也帶來了巨大的損害
外地購房者大量涌入大城市購房的同時，也把他們在家鄉賺取的財富同時帶到了大城市，這對于并不缺乏資金的大城市來說是錦上添花，但對于資金原本就缺乏的外地（農村）來說卻是雪上加霜。這與近些年大量中國富人移民海外導致巨額資金外流、甚至人才外流同出一轍。外地人購房導致家鄉城市和農村財富向大城市單向流失，直接造成了外地城市和農村發展資金緊張的局面（中小城市多少年來一直不遺余力的招商引資就是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抑制了外地城市和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大量外地購房者將資金帶入大城市的同時，也將消費機會從外地帶到了大城市，外地城市和農村消費市場因此萎縮，又導致當地與富人消費相關的產業包括服務業走向衰退，那些原本想留在外地（家鄉）外地人的工作機會因此喪失，迫使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沿著外地購房者的路線圖涌入大城市謀求生存和發展。
但源源不斷涌入大城市的外來打工者，客觀上與先前抵達的外來打工者在就業上形成了相互競爭的態勢，造成了大城市用工市場一直都是買方市場的局面，外來打工者工資十年來停滯不前與他們之間相互競爭不無關系。在這種就業背景下，他們在大城市謀求生存與發展同樣不易，真正改變命運的少之甚少，到了一定的年齡或喪失勞動能力，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得帶著遺憾甚至不滿重返故鄉。由于很大一部分財富也被外來打工者帶走，外來打工者的流失也意味著消費人口的流失，進一步萎縮了外地的消費市場，加速了外地工商業的衰落，導致那些一直不愿離開家鄉的外地人，日子同樣過的非常艱辛。
⑷外地人購房最終也對外地購房者自身權益造成了損害
“傷人者必被傷”，外地購房者在高歌猛進向大城市遷徙的過程中，最終導致大城市房價泡沫的形成和膨脹，而房價泡沫不僅大幅提升了外來者的購房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成本。因為在外來購房者中腰纏萬貫的畢竟只占一部分，更多是那些勉強能買得起房的中間層，他們之所以來大城市，是看中大城市的發展機會，但如果自身能力不夠，即便能買得起房，最終也會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邊緣化，甚至再次淪為大城市的弱勢群體。因他們涌入大城市，帶動了大量流動人口涌入大城市，大城市正在變得不堪重負，交通擁堵、治安惡化、空氣污染、傳染病蔓延、地下水枯竭、垃圾圍城，導致了大城市生活品質快速下降，這樣的城市生活同樣不是他們所想要的美好生活。猶如一個好的旅游景點，過度接待游人會導致了景點破壞一樣，大城市人口超載帶來一系列城市病同樣會讓大城市生活不再美好。外地購房者最終也為他們的盲目涌入付出了代價。
受到損害的還有一部分是外來投資、投機者，他們來大城市購房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投資和投機，撈一筆走人，不打算長期發展，不愿意為大城市做更大的貢獻。由于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廣大農村人口仍占多數，因此每年涌入大城市購房或租房打工者是源源不斷的，與此同時，大城市的商品房興建的速度和空間都受到制約，這決定中國大城市的房價幾乎是只漲不跌的，正是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外來購房者中的投資、投機者大有人在。
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因計劃生育政策正在快速用盡，大城市像上海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人口負增長。考慮到獨生子女導致家庭數量和規模的日益縮小，大城市對商品住房的需求實際上已經進入平穩回落的軌道。在大城市居民住房能夠滿足自助需求之后，與外來購房者競爭性購房的態勢就會緩和，投資和投機的空間會隨之受到壓縮，大城市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最終會破滅。另一方面，對于持續高燒的房價，政府也不會袖手旁觀，為向廣大民眾有個交代，即便不愿意也得采取一些抑制房價的政策措施。最近一輪房市調控政策舉措之烈已在某種程度上標明了政府要和民眾站在一起的決心。一旦在外地購房者放緩涌入大城市的步伐，大城市的房價將企穩回落，很大一部分投資和投機者將失去“下家”接手，而遭受巨大的損失。
2、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對城鄉經濟、區域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穩定、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形成巨大威脅
⑴人口紅利導致大城市過度繁榮，但紅利吃盡必將陷入全面衰退，依賴大量外地人涌入的繁榮無可持續性。
大城市因外地購房者涌入而變得更加繁榮，外地購房者消費旺盛也擴大了城市內需，導致大城市工作機會猛增，隨之又招致大量外地打工者蜂擁而入，大城市人口規模也飛速膨脹，飛速膨脹的人口又導致了大城市消費需求的急劇擴大，進一步刺激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持續繁榮。假設一個農村富有者（四口之家）進城購房花了20萬，置業和生活費還有10萬，那么一個富有者進入城市，意味著有30萬的資金被從農村帶入城市。據統計，中國農村地區共有村莊320萬個（頁腳注釋國家一級行政區共34個 ；地級（含15個副省級城市）：共333個，縣級：共2861個 ；鄉鎮44821個 村莊：有320.7萬個村莊，其中行政村63.4萬個，居住生活農戶2.05億戶，7.95億人），假設一個村莊一年有1個富有者家庭遷居城市購房置業，那么整個農村地區就有320萬×30萬元=9600億元資金（（據安邦特約經濟學家鐘偉測算：中國農村每年流失資金高達2400億，但這只是直接流失的資金，并未將外來購房者和外來打工者攜帶的資金計算在內 放入腳注）流轉到了城市，這對資金原本就充裕的大城市而言無疑是錦上添花，這么多的資金用于購房置業，不只會導致大城市房價飆升，形成樓市泡沫，還會間接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么多的資金用于生活消費，大城市消費市場將進一步擴大，進而推動和維系城市經濟持續繁榮。外來購房者涌入大城市，將原本存在于農村地區的工作機會也帶到了大城市，這又客觀上迫使更多的外地打工者也踏著他們的足跡涌入了城市，盡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買不起房，但租房同樣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總量驚人的個人消費也給大城市經濟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見，大城市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地人大量、持續涌入形成的“人口紅利”基礎之上的，只要外地人涌入城市的規模和速率不減弱，大城市經濟的繁榮毫無疑問將繼續延續下去。由于中國人“群羊心理”十分嚴重，決定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外來人口單向涌入大城市的趨勢不會改變。但從更長遠看，人口紅利終究是要吃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會加速這一進程，到那時，在外來人口進入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大城市將因老齡化嚴重而背上沉重的包袱，當今繁榮的大城市經濟將迅速走向衰落。
|
表面上看，大城市經濟繁榮是靠過房地產業支撐的，但實際上是依賴外地購房者和隨之而來的大量外來人口消費需求來支撐的！若沒有蜂擁而入的外地購房者和打工者，大城市房地產業將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根本不可能連續十年繁榮不衰！
|
大量外來人口在帶來巨大消費需求的同時，也帶來了求職就業上的激烈競爭，外來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就業壓力就越大。由于外來人口的進入遠遠超出了大城市崗位需求，導致大城市人力資源市場始終都是買方市場。也就是說，用人單位在工資待遇上有絕對的話語權，他們為應對同樣激烈的市場競爭是不會輕易給打工者漲工資的。外來打工者工資漲不起來，大城市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同樣難以漲起來，因為外來打工者的工資水平事實上已經成為國企制定工資的一個參照，在外來打工者工資增長停滯的情況下，在國企工人崗位很容易被外來臨時工取代的情況下，很難想象國企工人的工資會增長起來。可以說，外來人口的大量存在無形之中積壓了國企工人的飯碗，使國家出臺的有關企業工資協商制度形同虛設。外來人口的涌入是源源不斷的，后來者加入求職就業競爭，又會對先來者造成工資上的擠壓，這樣正是大城市居民工資收入長期停滯不前或增長緩慢的根源。在大城市居民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的同時，大城市人口的老齡化卻在急速發展，“未富先老”將成為未來中國大城市發展無法回避的挑戰，“未富先老”的社會問題處理不好，大城市經濟發展將背上沉重的包袱，大城市的繁榮也將成為昨日黃花。
⑵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給大城市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對廣大外地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而言則意味著人才、資金的大量外流，使中小城市發展乏力，農村經濟雪上加霜
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購房的同時，把個人消費(機會)帶到了大城市，使外地人家鄉城市和農村地區消費疲軟，進而導致外地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各種產業（包括圍繞這一群體的服務業）不僅很難以發展起來，而且會進一步走向衰落和蕭條。粗略估算，將近每年有320萬外地購房者涌入城市，因此流失的資金達 9600億。對資金本來就十分短缺的農村地區來說，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大量資金的流失必然會導致農村地區經濟停滯不前甚至日益蕭條。
|
頁腳注釋: |
|
中國農村地區共有村莊320萬個，假設一個村莊一年有1個富有者家庭遷居城市購房置業，那么整個農村地區就有320萬×30萬元=9600億元資金，對資金本來就十分短缺的農村地區來說，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大量資金的流失必然會導致農村地區經濟停滯不前甚至日益蕭條。 一個富有者留在農村可以為5個貧困者提供就業崗位那么320萬富有者移居城市，意味著會有1600萬打工者被迫踏上城市牧歌的打工之路，按每人隨身攜帶1000元計，1600萬人口涌入大城市就意味著有1600億元資金涌入了大城市。這樣每年合計有1萬億資金從農村地區流入城市，他們的出走還會進一步減少農村地區的消費，進一步減少農村地區的工作崗位，并迫使或帶動更多的青年人涌入大城市謀生，最終形成了農村地區人口單方面的、持續不斷的、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的向城市集中和涌流。大城市資源環境不堪重負， 農村經濟則因此停滯不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強化。
|
持續不斷的、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的向城市集中和涌流。假設一年有1600萬人口涌入大城市打工，按每人隨身攜帶1000元計，1600萬人口涌入大城市就意味著有1600億元資金涌入了大城市，如此巨額資金的流失和消費人口的流失，給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失去了壯勞力、失去了消費者、失去了巨額資金的廣大農村地區，經濟建設將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米之炊，很難像國家一廂情愿的那樣發展起來。可以肯定，在不限制外地人購房進而引導人口有序流動的情況下，國家無論給予農村地區多么大的財政支持，農村地區的經濟都不會繁榮發展起來。因為這些政策最終是被少數人利用了，投入的資金則通過項目建設匯集到少數人腰包里。這樣只能是造就一批一批新的富有者——最終也加入遷居城市浪潮的富有者。國家對農村地區輸送的血液，最終流入到少數富有者身上，隨著他們遷居大城市，這些血液便再次回流到了大城市。這樣，國家對農村地區的財政支持，就陷入了“越是扶植農村地區經濟，農村地區經濟就越難發展”的怪圈。
在農村的外地人口持續不斷的涌入大城市同時，來自中小城市人口同樣也希望進入大城市過更風光的生活，在隨大流心理的支配下，也滔滔不絕的涌入了大城市。這些人在向大城市遷移的過程中，同樣也把原本屬于家鄉地區的大量財富和消費機會帶到了大城市，導致了中小城市資金大量外流，消費市場日益萎縮，同時，伴隨人口外流是中小城市大量人才和勞動力的外流，在資金、市場消費和人才都大量流失的情況下，很難想象中小城市會繁榮發展起來，因此，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大城市，很大程度上也成為中小城市長期發展緩慢淵藪。
|
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富有階層涌入大城市購房置業，將資金和消費也帶到了大城市，既是這些年大城市經濟持續繁榮的重要支撐，也是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經濟長期發展緩慢的淵藪！ |
由于中國的大城市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外地人口向大城市涌入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中西部地區人口大量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量資金和消費人口也隨之流向東部沿海地區，造成了中西部地區投入和消費不振，致使中西部經濟也呈現出發展遲緩的狀態，并最終造成中國產業布局的嚴重失衡的態勢。中國大中小城市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布局不均衡，追根溯源，就是人口單方面向大城市流動和聚集，引發資金和消費分布不均衡而間接造成的。而且，人口單方面的從農村涌入城市，從中小城市涌入大城市，從中西部涌入東部沿海地區，還直接造成了中國人口區域分布的不均衡，不僅使國土資源無法得到有效的利用，也給國家安全帶來巨大的風險和隱患。比如新疆地區，假使大量漢族人遷入東部地區，只留下少數民族，就很難對新疆地區的“三股勢力”形成有效的牽制。大量漢族人口在新疆地區的存在，是維護邊疆地區穩定的一股重要力量。
⑶將房地產業視為支柱性產業，將對國民經濟穩定、可持續和健康發展構成嚴重威脅，樓市泡沫一旦崩潰很可能牽一發動全身，引發重大經濟危機。
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形成的“洼地效應”，吸引著大城市各種經濟資源向房地產市場匯集，房地業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帶動一系列產業出現問題，并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大城市經濟逐漸被房地產業所綁架，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由于房地產業對GDP的貢獻極大，地方政府歷來都對房地產市場寄予厚望并給予大力支持。也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支持，導致了房地產業非理性發展，推動了大城市房價持續飆升，并最終形成了巨大的樓市泡沫。與房地產業相關行業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地方政府支持房地產業實質上就是在支持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前些年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因此大打折扣甚至功虧一簣。而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迅猛發展，同樣又會形成地方政府對此類產業的GDP依賴，并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曖昧態度，從而使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更加遙遙無期！
在過度依賴房地產業乃至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情況下，新的經濟增長點很難培育起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不起來，大城市經濟抗風險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一旦樓市泡沫崩潰引發經濟危機，將找不到有效的緩沖帶，大城市經濟很可能面臨硬著陸的風險。大城市經濟又是國民經濟的領頭羊和主力軍，大城市經濟一出現問題，還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對中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甚至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大衰退。
另外，房地產業過熱導致與房地產相關的工程類專業一時間變得非常熱門，導致大專院校設置專業結構嚴重失衡，過多偏向工程類，短期內事滿足了人才市場的需求，但長遠看，房地產業不可能無限火爆下去，一旦房地產業陷入衰退，相關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將面臨大規模難以找到工作的風險，工程類專業將與當時的會計專業一樣盛極而衰，風光不再，不僅學生找工作難，而且該專業的老師也面臨下崗失業的風險，就整個社會而言，由于房地產業帶動著相關產業的發展，實際上已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一旦房地產業陷入衰退，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不僅房地產業及相關產業吸納就業能力將大大降低，其他產業用人需求也會相應減少，新一輪“結構性失業”的出現帶來嚴重的就業問題同時，也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房地產成為最佳投資渠道的情況下，銀行資金通過投資者和向房地產商房貸大量涌入房地產市場。而對就業貢獻極大的民營企業卻很難得到信貸，民間融資又嚴令禁止，最終導致民營企業發展緩慢，無力進行技術革新和產品開發，只能在低端產業鏈維持運轉、徘徊，依賴低附加值產品艱難的謀生。因為利潤微薄，勞動者報酬增長乏力，而勞動者報酬增長緩慢，又會導致消費不足，擴大內需繁榮經濟成為政府的一廂情愿。這中國經濟一個死結，如不打開，中國經濟很難擺脫內憂外患的尷尬境地。在外需不足，內需不振的形勢下，中國經濟很可能第二次探底，甚至陷入長期衰退。而要解決這個死結，必須房地產市場降溫，讓房地產不再是投機者的樂園，引導投資更多的向新型產業和高科技領域投入，這樣才能消除房地產經濟對其他產業的擠出效應，才可能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動力，才能使勞動者預期收入不斷提高，形成穩定而巨大的國內需求市場，給中國經濟繁榮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源。
房地產業過熱，刺激了高耗能產業的產能擴張，導致了產能過剩局面。在產能過剩的形勢下，企業要生存就必然會采用低價策略來穩定市場，這進一步壓縮了企業的贏利空間，而且不可避免的引發了惡性競爭。企業和在贏得規模的同時不斷喪失效益，不少風光一時的企業再度瀕臨虧損的邊緣。其中，尤以鋼鐵企業最為典型。這些年中國鋼鐵產量翻著跟頭往上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由于鋼鐵企業對中國房地產業發展前景的預期良好，理論上存在無限增長的可能，故每一個鋼企都卯足了勁，大干快上，將鋼鐵產能擴張到了驚人的程度！而且這種增長是受到政府鼓勵甚至要求的，鋼企高管若不能將產業“做強做大”將面臨走馬換將的風險，在這種壓力下，鋼企高管即使認識到風險，也只能一味追求規模和產量。但市場的容量是有限的，即便房地產業無限增長的預期不變，但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加上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過于依賴房地產業可能帶來的危害，已經開始對過熱的房地產業進行遏制，從年初以來推行的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房市新政，已顯現出較為明顯的效果。隨著房價上漲速度放緩，房地產業的增長勢頭也正在放緩，對鋼鐵的需求大幅下降，鋼鐵價格也跌到了一個低谷。據說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鋼企陷入虧損。假使有三分之一的鋼企因此倒閉怎么辦，那將帶來多少失業人口？又會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多大的沖擊和影響？房地產業驟然衰退影響的不只是鋼鐵企業，與其相關的水泥、化工、運輸、裝飾品產業都會受到沖擊，同樣會面臨虧損倒閉的風險，都會產生大量失業人口，給社會的穩定和諧帶來巨大隱患。而且，房地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衰退，還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傳導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一場難以預料的經濟危機將接踵而至！
當前，國民經濟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已經形成“騎虎難下”的困局，繼續騎危險會越來越大，貿然下同樣存在風險，但可以肯定的是早下要比晚下好，早下也許只損失一個胳膊（GDP增長率），等這只老虎餓極了，再下，丟掉的可就是身家性命了（30年改革開放經濟成果）。只有想辦法讓房價回歸理性，才能讓房地產市場降溫，也只有房地產市場降溫，才能徹底讓人們打消靠房產投機、一夜暴富的念頭，才能迫使企業家們關注創新，另謀出路，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型。
3、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在刺激了大城市經濟持續繁榮同時，也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大城市謀生，給大城市的資源、環境、治安、交通、疾病防控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并引發了一系列比發達國家更加嚴重的“城市病”
⑴垃圾圍城，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大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超過了城市環境的承載能力。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垃圾圍城”。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城市生活垃圾的產生量越來越大。據統計，全國668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而且垃圾處理問題越來越嚴重，已成為大城市發展難以克服的瓶頸。垃圾中有毒有害物質非常多，主要有廢電池（含有汞、鎘、鉛等有毒物質）、油漆、過期藥物，有毒有害物質一旦滲入土壤就污染了土地，農民種的蔬菜、糧食中也就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物質，通過食物鏈最終會危及人體健康。無法處理的垃圾還是病毒的滋生地，可能引發傳染病甚至瘟疫，時刻威脅著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針對日益嚴重垃圾問題，北京、廣州一些大城市陸續出臺了建造垃圾焚燒廠的規劃，但這些規劃一經出臺便遭致當地居民的強烈抵制，即使不住在垃圾焚燒廠的廣大市民也不完全認可政府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是一個好主意。據有關專家分
|
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嚴重透支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再不給房地產市場降溫，經濟結構將無法調整，增長方式將難以轉變，中國經濟將可能在未來某一天開始陷入長期性大衰退之中。今天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明日的衰退和停滯基礎之上的，再這樣高燒不退中國經濟巨人將有被燒毀的危險。 房地產業不僅透支未來發展空間的同時，還嚴重的透支了中國國民的身心健康，使他們在原本幸福感就匱乏的基礎上面臨疾病纏身的風險，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增長緩慢敲響了國民健康惡化的警鐘！經濟是人的經濟，國民素質的蛻化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和經濟質量。
|
析，垃圾焚燒產生的二次污染，會釋放大量致癌物質二噁英，會對周邊民眾的身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建造垃圾焚燒廠來處理城市垃圾在國際上已不看好，但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像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因垃圾處理引發的社會矛盾將進一步尖銳，因焚燒廠選址引發的群體事件還會不斷出現。在面對城市垃圾處置的問題上，大城市政府正陷入兩難，不建造垃圾焚燒廠，垃圾圍城會讓一個城市窒息，嚴重威脅城市居民的健康，遭致廣大居民的強烈不滿；建造垃圾焚燒廠，同樣會引發一部分居民的強烈抵制，而且垃圾焚燒造成的高污染和高排碳同樣于環保、低碳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
垃圾圍城的根本原因是大城市規模過度膨脹，人口增加過快造成的，而人口增長過快與外來人口涌入直接相關。與此同時，日益西化（確切的說，是美國化）的生活方式也使人均垃圾制造量成倍增加。比如購物，原來使用的布袋或竹籃，現在則完全使用一次性塑料袋，而且是幾乎天天使用，垃圾塑料袋在生活垃圾中的比重已將近一半；又如，汽車取代自行車成為出行工具后，一輛汽車因維護保養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垃圾是自行車的十幾倍。大城市垃圾圍城的難題要想解決，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比末端處置更為重要，而要想減少垃圾的產生，必須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減少外來人口的過量涌入，在此基礎上還要反思和改變中國人日西化，尤其是美國化的生活方式，并回歸適合中國國情的傳統生活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出路。
⑵地下水枯竭，水體污染，大城市人口規模的過度膨脹，導致人口用水量和工商業用水量增長十分驚人，地下水連年超采現象十分嚴峻。地下水位下降后，由于破壞了原地層的受力平衡，在地面載荷（壓力）作用下被疏干的含水層就會被壓縮，因此可造成地面下沉，建筑物傾斜、開裂，橋梁、道路變形等嚴重的后果。另外，地下水位下降還可引起海水倒灌、咸水入侵等污染淡水資源的現象。很多城市已經形成巨大的漏斗區，因地下水位下沉產生的城市“天坑”越來越多，對地表建筑尤其是高層建筑的安穩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2010年8月11日 ，太原市人民醫院門口街面突然塌陷，形成了巨大的天坑，與其相距不遠的門診大樓產生了嚴重傾斜和位移，給當時就診的市民帶來了不小的恐慌。如果再不對超采地下水行為進行限制，類似著這種城市天坑隱患會越來越多，給地表建筑尤其是高層建筑帶來嚴重不安全因素，并很可能造成群死群傷的災難性后果。地下水位持續下降，采水成本也越來越高，水價問題也成為地方政府的兩難抉擇，提高水價會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開支，遭致民意的強烈反彈；繼續低價供水，不僅在成本上難以承受，而且不利于節約資源，可以預料，城市水價上漲將是不容回避的難題，漲價是早晚的事，城市水價上漲之后，不僅影響到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會加大城市工商業成本，嚴重約城市經濟健康發展。
在地下水日益枯竭同時，水體污染問題也變得更加突出。由于大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和工業的飛速發展，大量的污水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而直接排入水體，致使水環境遭到嚴重的破球。全國有監測資料顯示：1200多條河流中，850多條受到污染，在七大水系中，以遼河、海河、淮河污染嚴重，在統計的138年城市河段中，有133個河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范圍內78％的河段不適宜作飲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量變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質變，一旦水污染問題集中爆發，將給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帶來災難性后果。只不過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不易察覺過程，而且因存在個體差異，劣質水源對每一個人的影響也不同，但長期在體內累積的毒素必將有一天通過疾病或亞健康的形態表露出來。如果能將與水質惡化引發的各種疾病和疾病的開支準確測算出來，那同樣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⑶汽車問題，在西方國家，汽車社會是在人口素質的較高的基礎上逐漸進入的，而中國則是在國民素質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在短短十年時間里驟然進入的，在心理和素質上尚未做好充分的準備情況下，進入汽車社會后的中國駕駛員，不可能達到西方人那樣的文明素養，反而會把不文明的行為更加充分的暴露出來。即使在比發達國家更加寬闊的馬路上行駛，愛投機鉆營、缺乏車德、素質低下的駕乘人員也會時常制造人為的交通擁堵，而且出現了馬路修得越寬就越堵的怪狀。堵車浪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已經成為大城市居民和打工一族的心病。
大量素質不高的外地購房者，進入大城市之后炫耀心理很強烈，開車也相當粗魯，超速行駛、橫沖直撞，還喜歡動輒按喇叭，在他們的示范效應下，原本素質較高的城市人也養成了動輒鳴笛的壞習慣，導致了大城市噪音污染成倍增加，給大城市居民工作、學習和休息帶來嚴重滋擾。長期浸淫在噪聲充斥的環境中，會使人心煩意亂、焦躁不安，無法安靜下來思考，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都會降低，創造性思維會受到抑制，很難激發出靈感的火花，產生創造性成果和創造性舉措。長此以往，創新型國家建設變得遙遙無期。
|
表面上看，是城市支持農村，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不斷向農村地區輸血，但實際上，這些錢通過惠農工程等渠道大部分又進入了少數人的腰包，這些人賺得盆滿缽滿之后，就會毅然離開他們的家鄉，通過購房置業將農村地區的資金再次帶回大城市，這正是多年來“扶貧扶貧、越扶越貧“的原因！ |
要說這幾年國家推行淘汰落后產能政策，大城市的空氣質量應該越來越好才是。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大城市的空氣質量仍在持續惡化。最新監測數據表明：大氣污染已使我國600多座城市的大氣質量符合國家標準的不到1%。原因很簡單，飛速增長的汽車使以往推行的環保舉措的效果幾乎化為烏有。汽車尾氣已經取代工業污染成為大城市的首要污染源，而且汽車尾氣的毒性遠比工業污染還大，是近地面污染，直接對行人和青少年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汽車尾氣和空調高排碳產生的熱島效應，也使城市自然生態系統受到了嚴重破壞，最終熱島效應還影響到了全球氣候，導致全球變暖趨勢加快，極端性天氣頻繁出現，使國民長期處于“水深火熱”（水災和高溫）之中。
⑸治安惡化，城市病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治安惡化，現有統計表明：通常在各種犯罪案件中，外來人口已經超過城市當地人占到了一半以上，尤其是暴力性犯罪外地人所占比率更高。外來人口犯罪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導致外來人口犯罪的因素很多，如：不公平的就業環境，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被邊緣化，生存壓力和精神負擔較大；城市本地人存在一定“歧視”和排擠（很大程度出于堤防陌生人的心理）；城市貧富差距大，富裕階層奢侈生活和炫富心理，在加深他們仇富心理同時，也強化了他們一夜暴富的想法。但真正讓外地人付諸犯罪、痛下殺手的原因，還是外地人對城市當地人缺乏感情，這與外來人口和城市當地人口血緣關系較遠有很大關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總是親愛與自己血緣關系最近的人，然后才次第親愛血緣關系更遠的人，這解釋了外地人在他們的家鄉或家鄉城市，犯罪活動遠遠要低于外地的原因，“兔子不吃窩邊草，虎毒不食子”，本質上都是感情的因素在作怪。加之，外來人口的流動性很強，居住不穩定，客觀上使犯罪之后逃竄更加容易，這也是外來人口犯罪率高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外來人口犯罪率很高，大城市居民先前對外地人的同情正逐漸轉變成憎惡，并有意識的疏遠、提防外地人；與此同時，外地人感覺自己很難融入當地人的圈子，常常有種被冷落和被歧視感覺，進一步增加了對當地人的不滿和敵視心理，并極易引發對當地人的犯罪活動。雙方對彼此的這種心態，就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一道無形的藩籬，阻礙著城市當地人與外地人的融合。
既然，外來人口犯罪率遠遠超過了城市當地人，那么改善大城市治安的最好辦法就是設法限制外來人口的數量。雖然犯罪分子大多出自外來打工者當中，從邏輯上看似乎應該限制外來打工者，但實際上外來人口是跟隨外地購房者而來的，是外地購房者把資金和消費帶到大城市造成外地（農村）就業機會萎縮，才迫使外地貧困人口涌入大城市打工的。因此，限制外來人口數量，最好的辦法就是限制外地購房者涌入，只要能減少外地購房者數量或減緩外地購房者涌入的步伐，外地貧困人口涌入大城市的規模就會大幅減少。“拔起蘿卜帶出泥”，假設外地購房者比作是蘿卜，外地貧困人群比作是泥土，把一個蘿卜由農村移植城市，就會把大量泥土也帶到城市。反之，把蘿卜更多的留在農村，帶入大城市的泥土也會大量減少。假使一個外地購房者會帶來20個外地打工者，那么減少或延緩1萬個外地購房者進入城市，就會同比減少20萬外地打工者盲目涌入大城市。
4、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直接和間接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侵蝕大城市的居民的身心健康，在大量吸引外來打工者的同時，也造成外地“留守兒童問題”和艾滋病等性病的快速傳播
⑴身心健康受到侵蝕，在環境污染和生存壓力下，精神疾病、肉體疾病接踵而至。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一美好的愿景在大城市人心目中，似乎正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隨著大城市外來人口的過度涌入，原本飽和的大城市更加不堪重負，資源緊張、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治安惡化，競爭激烈、大拆大建，發達國家上百年形成的城市病在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就提前到來，在給大城市居民帶來的無窮的煩惱同時，也嚴重程度的侵害著他們身心健康：
教育資源緊張導致的入托難、上學難現象更加嚴重，學費連年上漲超出了居民的承受力，成為城市居民揮之不去的心病；環境污染，空氣污染、水土污染、噪聲污染時、食品污染刻侵蝕著城市居民的健康，各種各樣的怪病惡疾隨時可能與他們不期而遇，甚至奪去他們年輕的生命；交通擁堵，耗費了他們在路上的大量寶貴的時間和精力，長時間保持與汽車尾氣的親密接觸，不僅使他們頭暈惡心、身心俱疲，而且長期吸入尾氣有害物還有誘發肺癌等絕癥風險；治安惡化，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城市治安狀況日益惡化，城市居民的安全感持續走低，他們對外地人的不信任感也與日俱增，時刻對陌生的外地人保持著警惕和距離，外地人則因自感被當地人歧視，而對城市當地人充滿了對立情緒，并成為驅使外地人更多走向犯罪的心理誘因。
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還給城市當地居民的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為由于外地人與本地人在就業上存在競爭關系，本地人嫌掙錢少的工作都可以被外地人替代，使本地人找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城市居民工資收入十年來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在就業上惡性競爭造成的。外地人大量涌入城市，在帶來商機的同時，也使原本已經競爭激烈的市場更加白熱化。因為外地人中的富有者大多選擇從商，導致商業競爭十分激烈，為爭奪有限的市場，不僅外地人與本地人商戶在競爭，外地人之間同樣在激烈的競爭，致使商業的回報日益微薄，微薄的回報又驅使人們不斷延長勞動時間以謀求收入的穩定，在對利益你死我活的追逐和爭搶過程中，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節奏因此越來越快，連靜下來學習、看書、休閑的時間都沒有，城市居民的精神壓力也越來越大，大多數人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大量外地人的涌入，導致城市住房市場剛性需求劇增，城市房價持續走高。因為買不起房，多少人遲遲走不進婚姻的殿堂，又有多少情侶因房子問題而最終分道揚鑣？城市剩男剩女的大量出現，高房價可以說難脫其咎。剩男剩女在長期找不到歸宿的情況下，其中一些人會產生心理問題，甚至導致精神疾病，不僅影響到家庭的和諧，而且可能成為威脅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定時炸彈。福建校園慘案的制造者就是因情感問題遷怒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所謂“買得起”高房價的，又有多少人因此淪為了房奴，讓他們一輩子都在為還清房貸勞苦奔波中，心力憔悴，未老先衰！
那些涌入城市的外地人同樣深受其害，他們在與城市當地人爭飯碗的同時，更多涌入城市的外地人也在與他們爭奪著飯碗，外來打工者的工資增加更加緩慢，很大程度上與他們引發的就業競爭有關，在勞動力供過于求，招工非常容易的情況下，用人單位絕然不會輕易給打工者漲工資的，何況殘酷市場競爭已經導致利潤微薄，也根本沒有漲工資的空間。與此同時，他們比起城市當地人更不曉得空氣污染的危害，更不懂得自我保護，因此比城市當地人更容易患上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疾病。有關患病看不起病的社會新聞其中的主人公大多數是外地人便是有利的佐證。打工者中成功者少之甚少，大多數外地人在城市打拼多年，到頭來不僅無法實現留居城市的夢想，有的甚至還搞壞了身體，患上了重病，最后不得不帶著一身病無望的還鄉。外地人過度涌入大城市，導致城市資源環境嚴重透支，給大城市居民和他們自己身心健康都造成損害，這就好比一艘嚴重超載的巨輪，如果繼續超載，巨輪就有沉沒的危險，限制更多的人登船是相當必要的，否則巨輪將與新老乘客一同沉沒。又好比是一個能住四個人的宿舍，在四個人之內，住宿的人都感覺很舒適和愜意，但非要住20個人，人擠人、人挨人，到頭來誰都會覺得住宿條件糟糕透了，再沒有人會感覺到宿舍是舒適和愜意的。大城市也是如此，一旦人口規模超出資源、環境承載力，“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會質變為“城市讓生活更糟糕”！
⑵留守兒童問題，長期與父母兩地生活，導致越來越多的身心健康問題，一個龐大群體正出現人格缺陷，走向墮落
全國婦聯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2000萬人，并呈繼續增長的趨勢。在一些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留守兒童在當地兒童總數中所占比例已高達18％至22％。調查顯示：由于父母長期沒有和子女在一起，部分留守兒童在生存發展中面臨著突出問題。
長期缺乏親情，容易形成內心世界封閉，造成情感淡薄，心理素質差，情緒不穩，思想消極。這類兒童長大以后，難以融入社會，導致人格缺陷，容易誤認為社會存在歧視，往往引發仇視他人、仇視社會的報復事件。臨時監護人一般只管吃穿，不愿管理教育或者不善于管理教育，致心理問題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解決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旦形成畸形心理，進行矯正型教育要比教育更難。
另外，受出外打工的家長影響，留守兒童易產生“讀書無用”的思想，出現厭學情緒，學習缺乏熱情，不求上進，成績普遍較差。經常說謊，不服管教，常有遲到、早退、打架斗毆的現象；由于監護人的溺愛，在家里好吃懶做，不做一些諸如洗碗、掃地等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少整天沉迷于武俠小說和網絡游戲中，模仿成年人抽煙喝酒、拉幫結派，被社會上的不良青年拉攏、利用，甚至參與盜竊、搶劫等。據不完全統計，在留守兒童中犯罪比率已達1.3%，遠遠高于非留守兒童0.52%的比率，而且傾向于暴力犯罪。這些問題少年若無法得到有效的援助和調教，成年之后很可能進一步滑入犯罪的深淵而無法自拔。
如果說獨生子女是嬌生慣養的一代，那么留守兒童就是放任自流的一代。大量留守兒童的存在不僅會影響到人口素質的穩定增長，而且更容易成為問題少年，淪為犯罪分子，給當地治安和未來城市治安埋下嚴重隱患。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限制大城市外來人口過度涌入，引導他們更多的留在當地和鄰近城市就業，這樣不僅可以讓留守兒童的得到父愛和母愛，而且客觀上還可減少大城市外來人口的犯罪率。
⑶艾滋病等性病的快速傳播，傳染病防治形勢嚴峻。
在城市化進程中，隨著外來購房者和外來打工者涌入城市數量激增，性病、艾滋病等傳染病的防治面臨形勢變得非常嚴峻。統計表明：在性病、艾滋病患者人群中，外來人口的比例最大，在很多大城市外來人口患性病和艾滋病的數量已經超過城市當地人，盡管外來人口在比例上還遠遠低于城市當地人（深圳除外）。造成外來人口患病率高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外來人口大多遠離外地親人，缺乏親人的提點和監督，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由活動的空間，這樣很容易受到外界誘惑，發生性行為隨意性很強，而且不會顧忌遠在千里之外親人的感受，所以導致了很高的患病率。生活在城市的當地人由于受到家人的監督，而且也擔心做見不得人的事情會在親人和單位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所以在私生活上能夠潔身自好，自我抑制能力相對很強，不像外地人那樣膽大和隨意。另外，性工作者絕大多數都是外地人(主要也是臉面的原因，不會在家鄉城市從事這一職業)，也是造成外來人員傳染性病和艾滋病居高不下的一個原因。
目前，中國雖然未設立專門針對流動人口的HIV監測哨點，但在已經發現的HIV感染者中，流動人口占的比例很大，且流動人口感染HIV的幾率相對較高。以下是隨機網上搜索有關流動人口與艾滋病關系的幾個報道：
江蘇省1986——1999年報告的感染者中52％為外省流動人口，省疾控中心門診部公布的1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就有9名是外省人士。流動人口已經成為艾滋病襲擊的重點對象。近期，江蘇省疾病控制中心對我省建筑工地、娛樂等4個行業的流動人口共1001名外來務工人員開展了預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與行為干預。數字：24．5％流動人口使用安全套
1996—2005期間，無錫在經過傳入期、擴散期后，迅速進入快速增長期。2001年新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數量較前4年發現的總和還多。2006年發現的感染者數量和增幅列近年來之最。在無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外來人口的感染者占感染者總數的72.5％，這些感染者大都是青壯年者，年齡在20—40歲左右，約占外來人口感染者總數的92.28％。這表明青壯年是受艾滋病影響的主要人群。
今年1-10月，深圳市共報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812例，比去年同期（636例）上升27.7%。其中艾滋病病人123例（比去年同期126例下降2.4%），死亡病例6例。據介紹，感染者中以男性和青壯年為主，今年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占80.7%，女性占19.3%；20至39歲青壯年占81.8%。同時，張丹介紹，深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有19.5％為深圳市戶籍人口，80.5%為外來人口。
對比外來人口犯罪率和患艾滋病比例，我們會發現外來人口犯罪比例和外來人口艾滋病比例幾乎完全一致，都占到了所在城市犯罪活動和艾滋病人數的一半以上。造成外地人口犯罪和艾滋病高發，一個很大的遠遠就是身處異地，遠離親人的提點和監督，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由活動的空間，這樣很容易受到外界誘惑，走向犯罪或隨意發生性行為。對此，社會學者給予了更加科學的解讀，“當家人和朋友無法知道他（她）們在外面做了什么，他（她）們就會感到社會規范的束縛相對較少，從而增加了行為的自由度。匿名的生活和城市中的商業性交易的存在，更容易促使流動人口擺脫社會道德規范的束縛和對性的忠誠，從而鼓勵他（她）們接受臨時的性關系。”
可見，只要對外地人口有所限制，讓他們更多的留在家鄉或本地城市發展，就能更好的受到親人朋友的提點和管束，不僅犯罪沖動會減少，隨意發生性行為的可能性也會降低，大城市的犯罪率和艾滋病率就能大幅度的降低。
5、外地人購房引發高房價和樓市泡沫，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涌入風俗習慣全然不同的大城市，支離了原有的熟人社會，撕裂了原有的人文血脈，對中華文化多樣性維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⑴中國人群地域基因多態性受到破壞
城市的發展原本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就和人體的成長一樣需要一個過程，這個程就是大城市居民不斷磨合、最終融合并形成熟人社會的過程。但外地者購房大量涌入和隨之而來的外來打工者大量涌入，迅速縮短并打亂了這個過程，以致于外地人和當地人無法很好的磨合、融合并彼此適應，而是很大程度上彼此對立的存在，這導致傳統的熟人社會迅即走向瓦解，原本充滿人情味、其樂融融的城市逐漸成為冷冰冰的陌生人的世界。每個人都生活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里，出了這個圈子則是一個陌生的，甚至連當地人都日益感到陌生的世界，人們不信任感在增強，遇事冷眼旁觀的現象在增多，人與之人之間的關系在迅速的疏遠。與此同時，由于城市當地人男子過剩，不少男子開始將目光盯著外地女子身上，而外地女子為了更長久、更穩定的在城市生活，也愿意嫁給城市當地人。這就導致了“遠緣通婚”現象快速增加，從生物學的角度看，遠緣雜交是有利于物種進化的，換句話說遠緣通婚生的孩子更聰明，這某種程度也給予了遠緣通婚者更多理由和動力。
但萬物是有尺度的，任何事情超過了一定的度，就可能物極必反，過猶不及。遠緣通婚也是如此，最新的研究表明：超過一定限度的遠緣通婚，可能出現個別孩子的智商較高的情況，但同時智商平庸者更為普遍。不僅如此，遠緣通婚還會導致后代體內基因不和諧，并通過性情急躁、缺乏團隊意識等外在性格特征體現出來。一位姓劉的民間研究者發現，遠緣通婚的孩子患癌癥的概率要大大超過更加近緣的孩子（親緣關系比較近，但不是指近親關系），并通過比較維族、回族（遠緣通婚形成）與藏族和蒙古族（較近緣通婚形成）癌癥發病率予以佐證（頁底腳注《雜交變異致癌說》作者：劉先志，云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9年S3期
中美混血兒費翔的姐姐、蔣經國的幾個子女都患有惡疾，早早過世。 劉 先生還發現，發達國家中美國癌癥發病率最高，而同時美國又是發達國家遠緣混血最嚴重的國家。混血兒究竟聰明不聰明呢，從個體來講，遠緣雜交可能碰巧出現個別智商較高的后代，但這通常是建立在更多雜交不成功孩子基礎之上的。證明混血兒是否聰明其實非常簡單：假設遠緣通婚的混血兒近緣通婚的孩子聰明，那么由混血兒為主體構成的民族國家一定是發達的國家。但事實是美國以下，遠緣混血更為嚴重的、而且完全就是混血兒主導的拉丁美洲絕大多數都是不發達國家，而且呈現出混血程度越高的國家就越落后的規律，如中美洲地區混血最為嚴重，是完全混血兒國家，這里是拉美最落后的地區。有人可能會說，美國不是遠緣通婚的發達國家嗎，不錯美國直到目前還可以看做最發達的國家，但美國的優勢正因為日益增多的拉丁人口，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遠緣通婚的更加普遍，而開始走向了衰落。證明美國必然衰落也非常簡單，假設把墨西哥人全部移居美國，美國人全部移居墨西哥，結果會怎樣，美國將淪為墨西哥式的三流國家，而墨西哥會在一夜之間成為發達國家。因為人口的素質歸根到底決定了國家強弱。大量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斷的涌入美國最終會導致美國拉美化，拉美化之后的美國猶如現在墨西哥，不衰落是不可能的。美國之所以現在還發達，不是因為他遠緣混血程度高，恰恰是他的遠緣混血程度要比拉美低得多，這從美國比較層次分明的族群構成可以看出來。美國主導地位的白人仍舊很大程度上保持著近緣通婚的傳統，這有力的延緩了美國的衰落。美國雖比北歐、日本遠緣混血程度要高，但總的來說還沒有完全過度，遠緣通婚的優勢較多的掩蓋了它帶來的劣勢，表現為充滿活力，聰明和富有創造性。但發達國家最高的癌癥發病率已經敲響了遠緣通婚給這個民族帶來危害的警鐘。中國人同樣如此，雖然中國人概念上是一個民族，但由于地域廣大面積和歐洲相當，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基因差異很大，尤其是南北中國人的差異，不亞于歐洲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差異！不僅南北方差異顯著，南北方內部之間的差異也很明顯，比如典型的山西人和典型的河北人很容易區分出來，而湖南人和廣東人外在特征上也一目了然。這種天然的差異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基因多態性非常豐富。基因多態性的一個優勢是，對傳染病的抵抗力較強，一個地區的人容易患的傳染病，在與其基因差異較大另一個地區的人那里也許不易傳染，如在明朝時期，在中國危害不十分嚴重的鼠疫（黑死病），傳播到歐洲人那里卻造成了驚人的死亡率。但如果整個中國遠緣通婚泛濫之后，中國基因多態性破壞之后，某種病毒將毫無阻隔的傳遍整個中國。基因多態性的破壞，最終摧毀的將是中國人的“根”，到那個時候，在中國的土地上，將再也找不到地道的北京人，再也找不到地道的上海人，再找不到地道的廣東人，所有地方的人都變得不地道、非典型，典型的當地人只有到老照片或老新聞資料中尋找。沒有根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沒有根的民族也很難成為強大的民族。
遠緣通婚的危害不只在后代身上表現，而且通婚本身就埋下了家庭不和諧的種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嫁給外國人的明星魏唯，因生活習慣、思想觀念、性格脾性差距過大，最后被外國人拋棄。拒不完全統計，遠緣結婚的家庭（北方人和南方人通婚），不和諧、不和睦的比例遠遠大于近緣結婚（北方人之間或北方省區內部之間）的家庭，而且離婚率也非常高。我有個親戚就是南北方組合，大姐、二姐都離了婚。離婚本身又會對孩子身心健康帶來傷害。那么南北方通婚的孩子又有什么特點呢？首先是非典型，看不出是哪里人；其次是性格普遍急躁多動，自我意識很強，有一部分確實比較聰明，腦子快，但靜不下來、意志力不足，學習成績并非十分優秀。另外，這類孩子患鼻炎的概率很高，這可能與內在基因的不和諧關系密切。另外，南北方通婚女方流產的概率較高，據一個找了廣東當地女孩的同學講，女方流產比較頻繁，后來問當地醫生，醫生的回答是：基因不合。過度近緣通婚——近親結婚，后代得免疫系統疾病風險很高，但過度遠緣通婚—跨種族，得癌癥的比例也很高，以動物做旁證：過度遠緣雜交的獅虎獸生出來活不長久，也說明了過度遠緣雜交的危害同樣巨大。這只是筆者生活中的觀察，只代表個人觀點，是否科學有待科學進一步證明。但哲學告訴我們，凡事有個度則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⑵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受到破壞
在地域人群基因多態性受到破壞之后，中華民族文化多元、多樣性也將受到破壞。中華民族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是誰創造的，不是一個民族、也不是某個地方人創造的，是五十六民族，是各個極具地方特色的人群創造的。換言之，是人創造了文化，而不是文化創造了人，有什么樣體質和性格的人往往就會偏好和選擇什么樣的文化，比如四川人的體質適應吃辣，就創造了四川的火鍋文化，比如廣東人膽子大，就形成了什么都敢吃的飲食習慣。比如蘇南地區人們細致，就造就了世界上久負盛名的“蘇繡”，包括苗族婦女的頭飾，蒙古人的旗袍都是體質和性格的產物。也就是說，文化的載體是人，人的個性決定給了文化的獨特性。要保護文化的多元性，就必須保護地方人群的多樣性，保護地方個性（性格偏好和審美情趣）。如果依然像現在一樣對外來人口、流動人口不做必要的引導和限制，那么遠緣通婚的情況加更加普遍和嚴重，因性格與習俗不合導致家庭不和諧現象會越來越多，離婚率將隨之進一步升高，單親家庭和問題少年也會越來越多，將會對社會和諧穩定構成嚴峻挑戰。與此同時，中國人的體貌特征、性格偏好和審美傾向都將因遠緣通婚過度而日益趨同，在地方文化的載體——地方人群的差異性消除之后，附著其上的地方文化也將灰飛煙滅，包括方言在內的個性風俗和文化將快速消亡，經過幾代人之后，中國也和中美洲混血嚴重的國家一樣，只存在一個面孔、一種風俗、一種方言（普通話），一個單調的而且永遠無法挽回和復原的世界。盡管她的面積和歐洲一樣大，人口比歐洲還要多，但卻再也找不到和歐洲那樣千姿百態的民族文化了。到那個時候，外地人還會對北京感興趣嗎，北京人還有必要去外地旅行嗎，因為全中國都完全同化成沒有方言，更沒有地方個性的世界了！
消滅一個民族首先消滅一個民族的文化，消滅一個民族的文化首先消滅一個民族的語言。人口的盲目流動和強制推廣普通話，導致了各地方言文化不斷受到侵蝕和污染，并在這一過程呈現消亡的跡象（加入世界語言滅亡速度例證）。依照現在的人口流動規模和頻率，即使不強制推廣普通話，普通話也會在語言文化中占據絕對的優勢，因為流動人口在異地生存通常要以普通話作為媒介語，久而久之他們自身的方言就會被淡化，尤其是他們的后代更無法繼承方言，甚至一代人之后，外地的流動人口就會完全改說普通話，徹底遺忘方言和鄉音。加之國家強制和變相強制推廣普通話文化，這會進一步加速方言文化的沒落和滅絕。
方言文化是中國地方文化中最燦爛的奇葩，它像被譽為“活化石”的水杉一樣，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夠從中看到地方族群的演變和發展的脈絡。不僅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考古對象，而且還是考古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比如，在研究關漢卿到底是哪里人時，考古學家就分析了他作品中的方言俚語，從中推斷出他祖籍山西。此外，方言還是刑偵的的重要手段，在刑事案件的偵破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幾乎每一個刑事案件的偵破方言工具都功不可沒，絕大多數都是以犯罪分子的口音（方言）為突破口，大幅（幾十倍到上百倍的）縮小排查范圍，來鎖定犯罪分子的。在介紹刑事案件新聞中，經常可以看到，警方破案時，首要做的就是打問受害人或目擊者犯罪分子操哪里口音，以此縮小排查范圍，最后鎖定犯罪分子的。假使有一天沒有了方言，犯罪分子將混同于城市幾百萬人口之中，更好的隱藏起來，警方失去了方言這一有效的偵破線索，將給案件偵破和犯罪分子搜捕帶來巨大的難度，而且會造成刑偵成本的大幅攀升；與此同時失去了方言這一身份識別的參照物，犯罪分子將更加有恃無恐，制造更多的犯罪活動，因為他們可以更安心的混跡于口音趨同的異地人群中，不必擔心因口音不同而被識別辨認的問題。
⑶包括人類在內的物種多樣性受到破壞
早在幾十年前，科學家們就提出了“維護物種多樣性”的概念，當時是基于自然界的物種因人類活動面臨急速消亡而提出的。“物種”簡單的說就是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種類，維護物種的多樣性，就是維護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種類的多樣性！之所以要維護物種的多樣性，是因為物種與人類的繁衍生息休戚相關，毀壞物種某種程度上就是自毀人類長城。物種多樣性不僅給我們直接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而且多樣性的物種本身還是絕佳的景觀，比如深海鯊魚、美國雪松、南極企鵝、西藏羚羊、草原獅子等，都已成為高品位的旅游資源，給人類提供了豐厚的精神食糧。可見，物種多樣性可以給人類帶來肉體上（飲食）和精神上的雙重享受。一旦地球失去了物種的多樣性，那么地球將變得單調和乏味，失去生機和活力，我想這是沒有一個人愿意看到的和向往的世界——一個只有人類的孤零零、冷清清的世界。對于物種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已經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和沉痛的教訓。
,%%%%%%%%,
,%%/%%%%/%%
,%%%c "" J/%%%
%. %%%%/ o o %%%
`%%. %%%% _ |%%%
`%% `%%%%(__Y__)%%'
// ;%%%%`-/%%%'
(( / `%%%%%%%'
.' |
/ | |
/ ) | |
/_ | |__ 但人類是什么呢，難道是自然界的上帝？當然不是，他只是自然界物種進化的金字塔的最頂端，仍舊沒有脫離動物的范疇，屬于高級動物而已。人類中的每個成員和動物界中的每只動物一樣，都要經歷生老病死的宿命。仔細想想，人和動物區別，不過是人會思想，會制造并使用手機之類的科技工具而已，其他方面并無本質的不同。但人類在演化的進程中，隨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斷提升，他們與動物漸行漸遠，最終把自己于動物區別開來，并自視為自然界的主宰或者是上帝。這可能正是人類在想到“維護物種多樣性”的同時，卻始終將自己置身事外，不把自己當做物種，從未想過要維護人類自身種族的多樣性的一個原因吧。而這正是人類自己的可悲之處，他們在不遺余力的維護著“物種”多樣性的同時，人類自身的種族多樣性正在不知不覺中遭受破壞，并日益走向消亡和滅絕。
既然人類已經知道維護物種多樣性的重要意義，那么維護人類自身多樣性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人類是物種進化的頂端，保護人類種族多樣性的意義要遠比維護動植物多樣性重要的多！如果我們連自身多樣性都保護不好，又如何更好的維護物種的多樣性呢？事實上，正是因為人類對自己種族的混同熟視無睹，才導致物種多樣性的保護越來越艱難，甚至由此加速了物種多樣性的毀滅。個中緣由并不復雜，人類在演化出不同種族的同時，也形成了不同種族的性格偏好和審美傾向，而這正是世界文化多樣性根源所在。譬如，中國人在漫長歷史時期培育出了短嘴豬、歐洲人則在漫長歷史時期培育出長嘴豬，這個漫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歐洲人、中國人對各自其所培育的物種感情滲透的過程，最終形成了歐洲人對長嘴豬的認同感，中國人對短嘴豬的認同感。正是這種認同感決定了他們在豢養物種上的個性選擇，從而決定了人類家畜物種的多樣性。但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人類各種族之間遠緣通婚加劇，人類種族之間基因開始混雜和趨同，由基因決定和影響的性格偏好和審美傾向也隨之走向趨同，性格偏好和審美傾向趨同又必然導致對物種偏好一致性，這就使得那些符合趨同審美傾向的物種越來越多，而不符合趨同審美傾向的物種逐漸被人類冷落，最終走消亡和滅絕。中國幾千年來，培育的家畜物種（包括短嘴豬）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滅絕，很大程度上就是審美趨同的產物。因為大家都認為長嘴豬是優秀的，所以養短嘴豬的農戶就越來越少，直至短嘴豬這一人工物種被淘汰。當然，政府的示范養殖和強制推廣也是一個重要外部因素，但政府官員之所以強制推廣外國物種，也是全球化導致的審美趨同的必然結果。而導致審美趨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口流動性過剩，包括政府官員和普通人口的流動性過剩。異地輪換做官會把以往地區的城市建設風格帶到異地（比如湖南省長到山西當省長，就會把湖南城市建設經驗和風格帶到山西），并在不斷輪換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跟風導致官員審美日益趨同，導致中國城市化建設呈現千篇一律、缺乏個性的特點，中國城市草坪都用美國草就是這個原因。外來人口流動性過剩對物種多樣性的破壞更具有災難性，因為外來人口不斷的流動和隨之遠緣通婚增加，會導致全國性的審美傾向日益趨同，一個地方流行養什么寵物，一夜之間就會傳遍大江南北，比如時下流行養“洋狗”，中國一些笨狗則面臨被淘汰的危險。
造物主既然創造了千姿百態、不同體貌特征的人類種族，自然有他的道理，否則他只要創造一個種族就可以了！一個可以肯定的生物學上的原因是，種族的多樣性可以增強人類對莫名病毒的免疫力。這是因為不同種族攜帶有不同的基因序列，某一種病毒在某一種族內容易傳播，但另一種種族則可能對其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殖民地時期，來自歐洲的西方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印第安人沒有，結果導致大量死亡率。假使西方人和印第安人混血成趨同的種族，那么再遭遇類似病毒時人類將因此付出慘重代價。而事實上，混血兒本身的免疫力，因其內部基因構成的不和諧、不穩定性，比起相對單一基因穩定的種族而言，業已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一位姓劉的民間學者經過十幾年的觀察，已經發現了混血兒易得癌癥等惡性基因疾病的規律。豬流感首先出現并肆虐混血程度非常高的墨西哥，恐怕也不僅僅是一種巧合。造物主創造不同的種族，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同種族因其個性和思維方式不同，創建的國家和文化形態都不盡相同，不同的種族可以在相互比較、相互學習、相互競爭中，選擇和改進國家的治理的模式，在提升各自種族文明程度的同時，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近現代歐洲后來居上，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民族國家林立，多種文化并存，使得歐洲國家之間可以在相互比較、相互學習和相互競爭中，促成各自國家的繁榮和民族的昌盛！假使近代之歐洲與東亞一樣形成一國獨大的態勢，必然也會和落伍的中國一樣，因缺乏比較和競爭而走向僵化和沒落！另外，作為物種之一的人類，在造物主心目中是一視同仁的，既然物種的進化要遵循“由水生到陸生，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歷程”，那么人類種族作為物種之一，同樣要遵循這一規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順應物種進化的天道，人類將繁榮昌盛、生機勃勃；逆反物種進化的天道，人類將自毀長城、自掘墳墓！這絕非危言聳聽，依照現有全球人口流動的速率，用不了1000年，人類種族將在交流中走向融合，并最終同化成為巴西球星羅納爾多類似的體貌特征，兼有黑白黃三大種族的體貌特征。人類基因的多態性將徹底摧毀而走向混血性單調，一旦未知病毒突襲人類，很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后果。
退一萬步講，即使沒有病毒的侵襲，或者說科學可以挽救人類于危亡，那個只有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一種風俗、一類相貌的單調的未來人類世界，是否就是古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呢？是否那時的人類世界就會更美好呢？我想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愿意看到那樣一個單調的、枯燥的未來世界。我們將再看不到地道的黑人、地道的白人、地道的黃人，人類種族的混同將使人與人之間因相貌差異和文化差異引發的好奇心不復存在，失去了好奇心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想象力和創造力，人類的思維能力將因此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到了那個時代，因為種族的混同必然導致人文景觀的趨同和風土人情的趨同，你再也看不到當今世界這樣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了！走到哪里都一個樣，旅游又有什么意義呢？誠然，自然景觀的差異還將存在，但失去了人類種族多樣性這一地球上最美麗的風景線，自然景觀留給人類的將是更多的惆悵和感傷。他們只有從塵封的聲相資料中，從人類種族的博物館里，方能看到昨日、也就是今天人類世界的五彩繽紛、千姿百態。人類大混血完成之時，也是人類步入老朽之年和走向衰亡之時，這將是一個令人痛心和追悔的沒落時代。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對于中國人而言，要想確保中華民族在世界種族之林的獨特性，同樣需要減少國內大范圍的流動性，提倡就近上學、就近工作、就近結婚，這樣就能保護好地域族群的基因獨特性，從而確保中華民族獨特性。如果每個國家都這樣盡可能維護自身種族的多樣性，那么不同種族（個體）性格偏好和審美傾向的差異性將很好的保持，人類文化的多元性就能得以涵養和傳承，人類就能在差異和差距中找到靈感和動力，并在相互對照、相互學習、相互競爭中，延緩衰老并維系更持久的繁榮。
結語：
在對外地人購房導致一系列連鎖問題的分析之后，再爭論到底該不該限制外地人購房已經沒有意義了，在當前形勢下，對外地人購房進行限制，不僅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是緊迫的，因為越往后拖問題會越嚴重。近來，北京、上海一些城市已經在限制外地人購房上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外地人只有在北京工作三年（以連續上保險為憑）方可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房貸優惠。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因為這一舉措傳遞出一個信號：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一味追求絕對公平只能帶來更大范圍的不公平；外地居民享受當地居民的購房優惠，必須對城市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但由于尚未認清外地人購房給廣大民眾利益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這一舉措仍舊沒有跳出計劃經濟的窠臼，仍舊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表面化的、戰術性的解決方式，可能會在短期內發揮一定的作用，緩解房價上漲的壓力，但從長遠來看，并不能對房地產過熱產生有效抑制，更不能對社會經濟現存的一系列問題系統性的解決。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和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很大程度上都與對外地人購房不做任何限制有關，若任由外地人大量涌入大城市的現象發展下去，不僅房地產市場過熱勢頭無法遏制，房產泡沫難以消除，而且會導致大城市不堪重負，中小城市發展乏力，城鄉經濟、區域經濟嚴重失衡，貧富差距、兩級分化更加嚴重，人文個性蕩然無存，多元文化受到破壞，最終會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外地人購房作為引發中國社會一系列問題的淵藪，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并對外地人購房有一個科學和正確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癥下藥，提出并出臺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方案。
1、為什么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
北京人的收入在中國名列前茅，即便如此竟然也出現了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子的怪現狀！對于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的原因，大家都清楚：北京的房子都讓外地人買走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購房是造成北京房價持續飆漲，導致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最主要的原因！
難道外地人比北京人還有錢，為什么他們在北京買房一買就是幾套、幾十套？
就人均收入而言，絕多大多外地人是沒有北京人有錢的，但在中國“人均”這個詞有巨大欺騙性，它既可以讓國民收入被增長，也可以掩蓋少數暴發戶們的資金實力。外地人平均收入而言，沒有北京人有錢，但外地有錢的平均收入則是北京人無法比擬的。這從他們動輒在北京買幾套、幾十套房可見一斑。
由于北京的商品房針對的銷售對象不只是北京人，而是除北京之外全部中國人，或者說所有外地人，盡管某個“外地”城市或農村富有者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全中國的富有者數量則十分驚人。一年之中，只要一個市縣有一個富豪去北京買房，全中國就有3000多個富豪涌入北京搶購住房。由于這些外地人實力雄厚，行事高調，一買就是幾套、幾十套，很容易引發北京當地居民恐慌性購房！恐慌性購房一旦出現，就會進一步推高房價，與此同時，溫州、山西炒房團伺機殺入，輕而易舉就可以將房價炒到天上。最終，人均富有的北京人就會成為弱勢群體，形成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的悲慘局面！
除了外地富有者購房之外，還存在一個外地打工者購房群體，這些人主要包括北京私企白領、小商人、個體戶等，雖然實力不雄厚，買房無法一次付清，但由于工作穩定，預期回報穩定，所以貸款購房者數量相當可觀，成為北京樓市剛性需要的一個主要支撐，也成為推高了北京房價的重要因素。此外，北京當地少數富有者看到投資樓市的巨大回報，也會將大量資金用于投機炒房，這無疑也是造成大多數北京工薪階層無法承受房價的一個原因。
由于外地涌入北京購房和打工者理論上是無止境的，所以給了北京購房者一個價格無限上漲的預期，他們相信在北京市土地供應有限的條件下，外來購房者和打工者源源不斷的涌入會持續推動北京房價的上漲。因此，與其晚買不如早買，晚買會更貴，早買則會獲得更大額升值空間。在這種購房心理的支配下，不論是外地人還是北京當地人，無論是投資需求的還是自住需求的，都盡可能的提前出手買房，這就造成了原本可以分散到未來幾年的購房需求提前釋放出來，導致了北京住房市場供不應求態勢。在住房供應緊張的情況下，開放商必然伺機抬高售價，但由于購房者恐慌心理嚴重，抬高售價不僅不能抑制購房需求，還會進一步強化了人們恐慌性購房的心理，形成越漲越買，越買越漲的惡性循環，推動北京房價輪番上漲。但房價收入比高的一定程度時，不僅北京的普通老 百姓買不起房子，即使是月收入上萬的白領也會淪為房奴。
|
“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 房地產猶如魚翅，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賣魚翅的也不是為窮人而活的！”任志強之所以敢口出狂言，因為他非常清楚：中國任何一個大城市面對的都是來自全國范圍內的購房者，造成了大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嚴重不對稱，是導致房價上漲無極限的“剛性需求”的玄機所在。 |
其實，不只是北京人買不起北京房，任何一個地市以上的城市都存在當地人買不起當地房的現象，因為任何一個地市商品房面對的都是全國的購房者，任何一個地市都存在大量來自外地購房者，外地人購房的所占比例雖沒有一線城市大，但通常都達到了30%，足以制造當地樓市緊張氣氛，形成炒作效應，從而使價值規律扭曲，將房價推高到遠遠高出成本的程度。
2、為什么深圳房價十年來一直領漲全國？
深圳曾經是中國最富有活力的一個城市，隨著其他沿海城市的崛起，深圳的優勢從2000年后正逐步喪失，但奇怪的是深圳的房價在這十年間卻持續上漲，而且越往后上漲速度就越快，在2008年之前深圳房市一直領漲全國！
拋去炒房的因素，深圳房價上漲過快，用經濟學家的話說，是因當地貨幣投放量大，流動性充裕造成的。這些充裕的資金從何而來，有人說是銀行貸款造成的，問題是銀行貸款就一定會流入房市嗎？如果流入也是在深圳房市投機盛行的最近幾年，那么在此之前支撐深圳樓市繁榮的資金來自何方呢？
是外來人口！調出中國各大城市外來人口統計數據，再與十年來各大城市房價走勢做比照，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人口流動性越強的地方（外來人口越多的地方），房價上漲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中國如此，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國是世界外來移民涌入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人口流動性
|
從另一個角度看，外來租房打工人口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深圳人口流動性很強。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人口流動性是最強的。這樣，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人口流動性越強的地方，房價上漲就越快，就越容易形成泡沫。世界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國是世界外來移民涌入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流動性最強的地方，房地產泡沫首先發跡于美國就不難理解了。 道理很簡單，人口流動性強，附著人口流動的資金流動性就越強。根據經濟學原理，貨幣周轉越頻繁，所需的貨幣總量就越少，也就是說資金流動性強，同樣數量的貨幣就能產生乘數效應，產生數倍于實際貨幣量的市場需求，從而給樓市帶來巨大的剛性需求壓力！
|
最強的地方，美國10年來房價也一直在持續上漲，直到形成樓市泡沫和房貸危機。如果把深圳比作是一個“小美國”，那么美國就好比一個“大深圳”，他們房價泡沫的形成機理都是一樣的，都是人口流動性過度導致房價泡沫過度。
原因非常簡單，外來人口增多，人口流動性頻繁，無論其是否購房，都會形成住房需求，購房會直接增加流動性推高房價，租房則會形成對商品房供應的間接壓力，同樣會推動商品房價格上漲。由于深圳是全國人口流動性強的地區，外來人口數量也是全國第一，所以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樓市剛性需求也是全國第一。人口流動性過剩，正是深圳房價連續幾年領漲全國的根本原因！因為流動人口是資金流動的載體，人口流動性過剩必然導致資金流動性過剩，在市場資金過度充裕的情況下，必然會直接或間接推高房價，并形成巨大泡沫。由此，我們可以對經濟學家們常掛在嘴邊的流動性給予更深層次的解讀，所謂的流動性過剩本質上就是人口流動性過度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造成房價泡沫的根本原因不是流動性本身，而是隱藏在流動性背后的人口流動性。
其他因素，如銀行貨幣投放、土地財政、炒客投機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價，但并非主要原因，而且也只有依附于人口及資金流動性方能發揮作用。如果沒有流動人口，包括外來購房者造成的巨大購房和租房需求，銀行貸款再多也未必大量進入樓市，投機客再炒也難以支撐房價持續上漲。比如，內蒙打造的新城，本地人不愿遷居，加上沒有流動人口，最后只能成為一座鬼城。
北京、上海的人口流動性低于深圳，所以他們最近幾年樓市上漲勢頭要遜色一些，其他二、三線城市，人口流動性、外來人口數量同比減少，所以房價上漲幅度也同比降低。因此，只要我們把握住當地人口流動性，就能把握住當地樓市價格走勢！搞清了中國外來人口的流動規律，就能夠搞清中國樓市價格變化的一般規律。既然，人口流動性過剩、外來人口過多是造成北京、上海、深圳呢、廣州、杭州等一線大城市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們只要針對人口流動性入手，通過設法抑制人口過度流動，進而化解資金流動性過剩，就能最終實現對樓市的有效調控！
針對中國房價泡沫出臺的各種政策措施之所以屢屢實效，就是因為沒有找到形成房價泡沫的“病根”，找不到病根當然就不能對癥下藥，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越治理問題越嚴重。最近，深圳出臺了限制外地人購房的舉措，可以說找到了病根，但開的藥方還是不對頭，硬性的行政“限外”，一來違背市場經濟要求，二來仍舊會給外地投機炒客以可乘之機，不能從根本上擠壓掉炒作投機的空間。
3、到大城市買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一是農村地區鄉鎮企業主，在歷經十多年的原始積累之后，已經擁有了遷居城市并在城市二次創業的資本。他們可以算是實行住宅商品化之后，較早告別家鄉舉家遷居大城市的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這類富裕群體遷居城市的規模還不很大，處于無組織和自發的狀態，但已如涓涓細流，連綿不絕、悄無聲息的向大城市滲透。2000年后，鄉鎮企業出現了普遍性的衰退，鄉鎮企業主們開始撤離農村地區，大規模的涌入城市購房置業。
二是地市以下政府官員，在鄉鎮企業主遷入大城市不久，地市、縣鎮政府官員也開始向大城市遷移，他們之所以稍晚進入大城市，是因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之后，他們得益于鄉鎮企業主權利尋租才發展起來；另外，他們在地市和縣鎮擁有正式編制的工作，很多是退休之后遷居大城市的，所以在遷居城市的過程中，要比鄉鎮企業主們稍微晚一些。大批地市、縣鎮官員涌入城市，示范效應和帶動效應十分顯著。在他們的示范和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地市、縣鎮官員、工商業者和鄉鎮企業主加入了到大城市購房置業的隊伍，在遷居大城市過程中相互攀比，相互促動、相互競爭，形成了無論是官員和還富有者都競相涌入大城市的風氣。遷居大城市成了當時一直到現在都是很光榮和時髦的行動。
三是地市、縣鎮的中小工商業人士，商業的流動性特點，決定了他們是最早進入大城市，并對大城市了解較早的人，他們非常有商業頭腦，他們遷居城市時通常會兩套以上的住房，一套自住，其余幾套出租。這類群體規模也很大，依據商人逐利原理，他們在地市、縣鎮發展起來后，往往會進一步到大城市發展。這類群體的生存能力很強，在購房置業之后能夠長期居住在城市，并轉化為城市居民。
四是地市、縣鎮大工商業者，這類群體以煤老板和溫州商人為代表，生意做的很大，到城市通常會買幾套以上的住房，由于其企業大多仍在原來地市或縣鎮，他們購置的房產要不出租，要不空置，自住利用率并不高，在房地產熱興起之后，他們在大城市投資的房產回報率驚人。
以上四類富有者構成了外地購房者的中堅力量，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過熱和樓市泡沫的形成決定性力量。
除了上述四類富有者群體外，外地購房者中還有些來自地市以下廣大農村地區的外地打工者，不過這類群體數量很小，不足外地購房者的十分之一。他們遷居城市有兩種原因，一是大量富有者攜巨
|
在農村，很多暴發戶和有錢人都是高耗能、高污染鄉鎮企業主，這些人在犧牲農村環境和當地人健康利益的基礎上，積累起了巨額財富。這些人在農村地區賺足財富之后，就會毅然放棄生養他們的家鄉，攜家帶口涌入城市購房置業，他們將資金帶到了城市，刺激了城市經濟持續繁榮，但卻將污染和貧困留在了農村！ 向這些人征收門檻稅，將使其遷居城市的決策時間延長，引導其就近城市遷居或更多的留在農村地區，從而有效遏制資金和消費向大城市流轉的速率，有助于農村地區市場的維護和擴大。當暴發戶們更多的留在農村地區發展時，他們將深味和正視污染環境的害處，促使他們良心發現，進而改弦更張去發展綠色產業，實現農村經濟的轉型和繁榮。 |
額資產進入大城市后將消費也帶到了城市，留給農村地區消費市場萎縮，工作崗位縮減，很多農民失去工作機會只有進入大城市尋找機會；當然，還有一部分人則是在遷居城市富有者的示范和影響下，產生了移居城市的念頭，他們試圖通過進城務工來獲取在城市安居樂業的資本，并最終融入城市生活。但這些外來打工者大多數收入微薄，只有極少數人經過長期的積累能夠買得起房并定居下來，大多數打工者始終靠租房度日，到了一定的年齡或喪失勞動能力后，最終還是選擇了回農村老家生活。相比前四類群體，外地打工者在外地購房者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所購房屋面積有限，完全自住所用。
總的來看，到大城市購房置業的外地人中，富有者占了絕大多數。在富有者中，地市、縣鎮大工業者和鄉鎮企業主占有相當比例，這些人創辦的企業大多為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換言之，這些富有者積累財富的過程，就是一個持續污染農村地區環境的過程，最終他們撈足了遷居城市的資本，卻把污染和疾病留給了當地的農民。富有者中的商業人士，在財富積累過程中，雖對環境的影響非常有限，但他們服務的大客戶通常也是制造污染的大工業者和鄉鎮企業主，也就是說他們間接支持了污染企業在農村地區的發展。誠然，地市以下的富有者在富裕之后，也曾為家鄉的捐款捐物支持農村環境建設或撫慰幫困，行善積德，但他們的貢獻遠遠不能抵償他們給當地帶來的污染損失和民眾的健康損失。
|
在富有者大舉遷居城市之后，他們創辦的鄉鎮企業產生的污染卻永遠留在了農村，糧食和果蔬產量和質量都有所降低，村里人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患各種疑難雜癥的人和英年早逝者越來越多。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死，成為村莊困難家庭無奈選擇。 |
4、為什么人們，尤其農村人口趨之若鶩涌入大城市？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不同，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大城市過度發展和中小城市發展不足的問題。表現在人口規模上，就是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度膨脹，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長緩慢。造成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是：外來人口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人口持續不斷集中向大城市涌入。
但為何人們要爭相涌入大城市呢，而不愿意去中小城市發展？
客觀上的原因有之，比如城鄉發展差距大，大城市的繁榮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客觀上會吸引更多的外來人口進入。但主觀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視，中國人一個典型的國民性格特征是：愛湊熱鬧、隨大流！因為大城市是最熱鬧的，所以會吸引更多農村人口涌入大城市；在農村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涌入過程中，又會進一步引發人們隨大流的心理，在隨大流心理的作用下，會有更多的人加入涌入大城市的外來人口的行列。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城市規模越大，吸引的外來人口就越多，吸引的外來人口越多，大城市規模就更大。隨大流和湊熱鬧的心理，加速了外來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動和集聚，導致了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并引發了包括房價飆升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與此同時，也造成了中小城市，尤其是縣城人口增長緩慢，經濟發展遲緩的問題。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涌入大城市的外地購房者。這些來自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的富有者，在涌入大城市的過程中，也將原本從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賺取的財富也帶到了大城市，一部分用于購房置業，直接推動了大城市房地產業的繁榮，房地產業繁榮又拉動了大城市GDP進一步促進了大城市的經濟發展；一部分用于日常消費，大城市的內需由此不斷擴大，內需旺盛同樣是大城市十年間持續繁榮的重要支撐！這些外地購房者，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都給大城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作崗位，由于外地購房者是源源不斷、永無止境的涌入大城市的，所以大城市給外來打工者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幾乎是無限的，所以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持續不斷得涌入大城市。
要說國家并沒有忽視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每年都會有巨額資金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從大城市流向農村，用于當地的經濟建設。可奇怪的是，國家越是支持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經濟就越發展遲緩，越是向農村地區輸血，農村地區失血就越嚴重。每年從農村地區流出，再次回流到大城市的資金更加巨大！這些資金是如何流回大城市的呢？傳統經濟學觀點認為是城市市場經濟發達，城市經濟更具有競爭力所致。但實際上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來自農村地區的外來購房者，這些來自農村地區的富有者通過到大城市購房置業，便將原本應該留在農村的資金和消費都帶到了大城市，大城市經濟因他們錦上添花，廣大農村地區經濟則因大量資金和消費的流失，而雪上加霜。外地購房者將資金和消費帶離農村地區之后，消費不足，需求不振的農村市場持續萎縮，造成就業機會和工作機會嚴重流失。在無法找到工作和創業機會渺茫的情況下，大量貧困農村人口只有追隨著外地購房者的足跡，踏上城市牧歌式的打工之路！也就是說，外來購房者將工作機會帶離農村，帶到大城市，是迫使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大城市的一個主要原因。
據測算，一個農村地區的富有者留在當地（包括縣城），會給當地創造10-30個工作機會。他們的出走則會帶走同樣數量的機會，一個外地購房者進入城市，也就意味著會有10-30個人外地打工者也會隨之接踵而至！而且，這10-30個人的出走，同樣也會帶走資金和消費，這樣就進一步迫使更多的人也涌入了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越來越多以至于不堪重負。與此同時，廣大農村地區青壯年日益減少，婦孺老弱日益增多，在資金和消費都被帶走的情況下，農村地區經濟難以繁榮，新農村建設又何從談起？外地購房者涌入大城市購房置業，不僅推高了大城市房價，還帶動和促發了十倍甚至幾十倍于他們的外地貧困人口也加入了涌入大城市謀生的大軍。換言之，造成農村地區人口趨之若鶩涌入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農村地區的外地購房者所致！
因此，對于試圖限制外來人口數量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來說，與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限制外來流動人口，倒不如設法限制外來購房者。限制外地購房者不僅能夠消除樓市泡沫，而且能夠間接實現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有效調控。機理非常簡單，外地購房者，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外地購房者如果能否減緩涌入大城市的步伐，更多和更長時間的留在當地，就會把更多資金和消費留在農村，在資金和消費充裕的情況下，農村市場就會做大，農村就業機會就會增多，農村人口能夠就近就業的情況下，就不會大量涌入大城市謀生。
5、人口與人才流動越頻繁越好嗎？
一定數量的人口流動，可以優化勞動力結構，調劑勞動力資源配置，降低勞動力使用成本，實現勞動力資源高效利用。同時，其中的一些外來人才，還能發揮鯰魚效應，促進當地人才與外地人才形成競爭，并在競爭中促進整個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不是說，外來流動人口越多越好呢？
任何事物都是有度的，人口流動也是如此，超過一定的度，就會走向反面，帶來更多的負面效應：
1、在外來人口增長過度的大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超過極限，水源枯竭、垃圾圍城、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治安惡化，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病，因人口過度膨脹而提前并更加嚴重的到來！ 北京等大都市開始出臺限制外來人口措施實屬無奈之舉，再不限制整個城市可能陷于癱瘓！
2、艾滋病、性病等惡性傳染病傳播加速，給大都市居民帶來嚴重健康風險。艾滋病最初就是通過流動人口傳播的，而且外來人口越多，人口流動越頻繁，艾滋病的傳播速度就越快！
3、撕裂大城市原有的熟人社會，形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疏遠、冷冰冰的陌生人社會。外來人口大量涌入稀釋了原有的熟人社會，撕裂了原有熟人群體的親合力，使城市當地人之間的人情交往日益疏遠。與此同時，外來人口的高犯罪率，又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當地人的不信任感，陌生人的社會由此形成并日益加深。
4、人口頻繁流動，也給他們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廣大外來人口的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在工作不穩定的狀態下，奔波于不同的城市會發生巨額的差旅費支出。很多人在沒找到工作之前身上的錢財就花光了，還有很多的農民工一年下來賺下的錢，甚至連返鄉的路費都不夠。
5、過多涌入的流動人口，還給城市當地人就業形成巨大壓力，由于外地人可以接受更低的薪酬從事更艱苦的工作，致使當地人在就業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很多原本當地人從事的工作，被外地人以更低的薪酬條件搶走，增加了城市當地人口失業率，形成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6、由于外來人口過多，外地人之間的就業競爭也相當激烈，外地人之間為獲得工作機會或攬得業務，彼此相互壓價、惡性競爭再所難免，他們在搶走城市人當地人飯碗之后，彼此也在相互搶奪飯碗，飯碗的含金量因此越來越低。農民工工資十年間增長緩慢，很大程度上就與外來人口過多，農民工之間爭搶飯碗導致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賣方市場造成的！
7、外來人口過多，還造成了大量“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現象，他們在稀釋著大城市原有熟人社會的親情，同時也在撕裂著自身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長期兩地分居，孩子無人照管，不僅不利于家庭和諧，更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不論是長期漂泊在外的外來人口還是留在家鄉的留守兒童，因缺乏親情溫暖和家人的監管，走向犯罪的概率很大，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
8、摧毀人文血脈，破壞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異地城市，勢必要與當地人口交往和通婚，在這一過程中，文化浸染將不可避免，文化浸染將導致地域文化個性的泯滅和消亡。首當其沖的是方言文化，因為在外來人口較多的地方，普通話往往是外地人之間以及外地人與當地人之間交流的主要語言形式，長此以往，外地人的方言和當地人的方言使用將越來越少，直至混雜和最終消亡。頻繁和大量的遠緣通婚現象增多，將使中國人地域基因的多態性受到損害，中國人基因結構將日益單
|
河水不流動會形成死水一潭，魚蝦無法生存和成長，但河水流速過快，同樣會讓魚蝦無法生存和成長。哲學告訴我們：凡事不可超越度，否則，過猶不及，物極必反！人口流動同樣如此，過于頻繁的人口流動性，增加了人口自身流動成本，不利于人才自身積累和成長，客觀上也造成極大的人才浪費和低效利用！過度的全國性的大流動，則直接導致了任何一個大城市勞動力市場都是買方市場，中國工薪階層的工資十年來增長緩慢，與人口全國范圍內流動性過剩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就業惡性競爭密切相關！ 發達國家人口流動也非常頻繁，但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區域性流動為主是其顯著特征！這使得任何一個區域勞動力市場都基本處于供需相對平衡狀態。沒有或少有異地人口的就業競爭，當地人口便在工資的確定上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工資就能隨著產業的發展同步提高！
|
一化，并由此消弱對病毒的抵抗能力，從而加速疾病大范圍傳播。
可見，人口流動并非越頻繁越好，過于頻繁的人口流動，不僅對大城市發展無益，而且對流動人口自身發展也無益。流動人口只有保持一定合理的數量，并有序的流動才能更好的發揮其對經濟社會的積極作用。據統計，中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2.6億以上，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20%，換言之，10個中國人中就有2個在流動，而且外來人口流動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比如德國、日本，人口流動更發生在同一區域內，而中國的外來人口不僅區域內流動頻繁，而且全國性流動也相當頻繁。因此，即使同樣的人口流動率造成社會消極后果就更加嚴重。
既然人口流動過于頻繁是不好的，作為人口流動內容之一人才流動過于頻繁同樣害處無窮！比如一個企業今天招到10個人才，明天又走了8個人才，企業能使用好人才嗎？比如一個城市今天引進1000個人才，明天又走了80個人才，城市能留住人才嗎？地方政府在爭奪人才，無異于“自相殘殺”、“相互拆臺”，因為中國人才的總量不會因此增長，這個地方吸引人才多了，意味著其他地方流失的人才也多，實際上最終誰也留不住人才，即使上海、深圳那些吸引力較大的地方，也因人才過于頻繁的流動，無法穩定為城市提供才智資源以維系其持久的繁榮。
|
人才流動性猶如河水流動，河水不流動會形成死水一潭，魚蝦無法生存和成長，但河水流速過快，同樣會讓魚蝦無法生存和成長。過猶不及，物極必反，人才的流動性同樣如此，過于頻繁的人才流動性，增加了人才自身流動成本，不利于人才自身積累和成長，客觀上也造成極大的人才浪費和低效利用！
|
過于頻繁的人才流動，不僅不利于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人才自身自己也沒有益處。統計表明：越是頻繁流動的人才，成功的概率反而越低。原因是：頻繁流動、跳槽的人才，心態普遍較為浮躁，很難安下心來好好工作，一個人如果靜不下來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而那些流動比較少的人才，心態比較穩定，能夠靜下心來工作，這樣很容易在崗位上做出成績，取得成功。我們企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效益不好的年代，很多不安于現狀的人才離開了企業，但大多數最后混的不怎么樣；相反那些在企業困難的時期，不離不棄的忠誠人才，最終都受到了重用，獲得了巨大的回報。
中國人才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和人才的智慧不能充分的發揮，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人才過于頻繁的流動。他們不僅在國內頻繁流動，而且還在世界范圍內頻繁流動，每年流向海外的人才有幾萬之多。在國內頻繁流動，只是讓少數沿海發達地區收益，廣大中西部地區則始終面臨著人才外流的難題；在國際上頻繁流動，最大的受益國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受損失最大的則是人才輸出國。因人才流動是人口流動的一部分，所以人才頻繁流動還會產生與人口頻繁流動一樣的負面效應。如前文所述。
在西方發達國家，當地的企業更重視本土的人才，但在中國，很多地方企業卻信奉：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在這種“重外輕內”人才觀的誤導下，無論是企業還是地方，都熱衷于引進外地人才，奉行外地人才優先戰略。這種錯誤的人才觀，在使企業和地方得到外地人才的同時，會失去更多的本地人才，往往是引進一個外地人才，會走掉三個本地人才，最終陷入了越是引進人才，人才越是外流的怪圈！國際上人才引進同樣如此，本土企業和地方政府更重視“海龜”人才的引進和重用，而對實際上同等素質的“土鱉”人才則輕視而不重用。在待遇上也與海龜相差甚遠。這就使得很多本土現貨人才，因得不到賞識而憤然走出國門，到國外就業和打工，造成了更多人才的流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越是引進海外人才，本土人才就越多流向海外的深層原因。
可見，中國人才的頻繁流動，與中國人特有的人才觀有著很大的干系，正是這種錯誤的人才觀造成了人才更加頻繁和盲目流動。反過來，人才的頻繁流動，最終也使企業和地方深受其害，到頭來，他們不僅留不住人才，而且用不好人才，最終影響到了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若想讓人才的作用更好的發揮出來，若想讓中國人創造性思維充分涌流，就必須設法抑制人才頻繁流動、盲目流動，引導他們合理、有序的流動，讓人才靜下心來，專心工作，方能充分發揮出人才的智慧。同時，對中國人而言，還必須根除“外來和尚會念經”的錯誤觀念，優先使用和重用本土人才。只有重視和使用好本地人才，人才外流的局面才能扭轉，外來人才的鯰魚效應才能更好的發揮出來！
6、扶貧政策為什么“越扶越貧”？
扶貧政策是極具中國特色的一項政策，但改革三十年的扶貧實踐告訴我們：扶貧政策不僅無法從根本上改善農村地區積貧積弱的局面，某種程度上甚至強化了這種局面，出現了扶貧扶貧，越扶越貧的怪狀！在扶貧政策中，大量向貧困地區財政撥款、轉移支付是最近幾年扶貧的主要形式，說的形象點，就是將城市人創造的財富通過行政手段向貧困地區轉移。上海人對此深有體會，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見。認為這種殺富濟貧的辦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經濟蕭條的現狀。他們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實際上國家向貧困地區投入的資金數量，遠不能彌補從貧困地區流失的資金數量。出現了越是向貧困地區輸血，貧困地區失血就越嚴重的怪狀，細心的人會發現，上海贊助各地的資金最后又悄悄的回流到了上海。只是人們始終搞不懂，為什么貧困地區的資金會更多的流出，而且最終聚集到了大城市？
個中緣由其實并不復雜，這些錢主要就是通過外地購房者，進而通過外來流動人口再次回流到大城市的！機理如下：
國家每年投入貧困地區的巨額財政資金，一分部以農業補貼的形式到了農民手里，看似數額巨大但均分到每個農戶也就是千數塊錢，另一部分則投到了工程項目建設上，只要有項目建設就會有權利尋租，當地的包工頭、投機商，為攬到工程必然要賄賂當地官員，官員便有了可觀的灰色收入，這些收入實際上都是國家投資項目建設的資金，攬到工程的包工頭和投機商更是得到了大頭，雖然工程也解決了當地民眾的就業問題，資金一部分也進入了普通民眾的口袋，但數量很少。這些官員、包工頭和投機商在賺取大頭后，便擁有了離開農村遷移城市的資本。在一時還不能完全離開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給子女買房先行將賺取的財富轉移的大城市，到時機成熟后便舉家遷移到了大城市。這樣將大量原本應該留在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資金便再次被這些人帶到了大城市，他們在大城市買房，推高了大城市房價；他們在大城市消費，刺激了大城市經濟繁榮。
與此同時，他們的家鄉則因為他們的出走，喪失了大量的資金和消費，在資金不足、消費不振的情況下，當地市場進一步萎縮，從而讓原本就不景氣的家鄉經濟雪上加霜。就業機會進一步減少，原本想留在家鄉發展的人，最后也被迫踏上了遠走他鄉，進入大城市打工謀生的道路！這些涌入大城市打工者同樣會攜帶一定的資金，由于打工者數量十倍百倍于外地購房者，他們攜帶進入大城市資金的總量仍舊十分可觀。這樣一來，國家支援貧困地區的資金，大部分最終被外地購房者，進而被外地打工者帶回到了資金的出發地——大城市。這就是為什么扶貧政策，越扶越貧的癥結所在！
因此，在不限制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富有者向大城市持續涌入的的條件下，向農村地區注資就好比向一個沒有堵住地漏的游泳池注水，任憑你怎么注水，游泳池水也滿不起來。而且往往是投入農村地區資金越多，從農村地區流失的資金也越多。原因很簡單，國家向農村地區投入的資金最終以工程項目的形式流入少數人的腰包，他們又會把賺來的錢用于到大城市購房置業。因此，國家向貧困地區投入越多，資金就越快的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由于這些人來錢比較容易，所以而他們遷居大城市或投資大城市商品房的沖動就越強烈，從農村地區流出的資金也就越多。這正是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始終不能打破，甚至更加牢固，城鄉經濟差距日益擴大，農村地區經濟始終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在對外來購房者不做限制的情況，向貧困地區投入巨資是毫無意義的，就像將一條河流下游的水運到上游，并注入上游，結果水還是會徑直流入下游，無論你怎么舀水救濟，上游的水永遠都滿不起來。越扶越貧的奧秘正在于此！
如果想讓“水”（資金和消費）更多的留在上游（貧困地區），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河流的上游修堤筑壩，對洶涌泛濫持續不斷的外地購潮進行攔阻、緩沖，只有這樣貧困地區上游的“水”才能豐滿起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中國中小城市、廣大農村地區經濟才能走向繁榮，才能最終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在貧困地區資金外流現象受到抑制后，涌入下游大城市的“水”將隨之減緩，流動性泛濫將受到遏制，中國的房地產熱將因此降溫，高企的房價會隨之回落！
7、導致城鄉差距過大，形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癥結何在？
從上邊對扶貧政策為什么“越扶越貧”？闡述中，我們實際上已經找到了導致中國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大量外地購房者和外地打工者涌入大城市，將原本屬于鄉村地區的資金和消費也源源不斷的帶到了大城市，大城市的經濟因為資金過剩、消費充足而更加繁榮，中小城市、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則因資金匱乏、消費萎縮而更加蕭條，二元經濟結構因此更加固化！我們知道，進入大城市的外來購房者和外地打工者大多為18——45歲左右的青壯年，留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則更多是婦女兒童和年邁的老人。經濟是人的經濟，沒有了青壯年只剩下婦孺老弱的農村地區，經濟又怎么能欣欣向榮起來，新農村建設更是無從談起。因此，要想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首要做應是設法讓更多人留在家鄉或所屬的縣鎮、地市發展，只要人留住了，資金和消費就會留住，有了資金和消費，還怕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不起來？
形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原因除了外地人購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產品價格，尤其是糧食價格沒有完全市場化！糧食時至今日還是政府定價，在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背景，政府主導糧價行為使農民根本無從受益！而且控制糧價對農民是不公平的，盡管我們每年都在向糧農進行補貼，但
|
表面上看，是城市支持農村，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不斷向農村地區輸血，但實際上，這些錢通過惠農工程等渠道大部分又進入了少數人的腰包，這些人賺得盆滿缽滿之后，就會毅然離開他們的家鄉，通過購房置業將農村地區的資金再次帶回大城市，這正是多年來“扶貧扶貧、越扶越貧“的原因！ |
這種補貼遠遠無法彌補糧食價格控制不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損失。一方面是農資價格完全市場化，導致種糧成本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糧價，導致糧食價格上漲緩慢，在市場的扭曲狀態下，市場無法對資源真正有效的進行配置，導致種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嚴重挫傷。在種糧不賺錢的情況下，勢必迫使大量農民放棄種糧而涌入大城市打工謀生！從而不斷強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因此，若要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除了要設法抑制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購房外，還應該徹底放開農產品市場，尤其是放開糧食價格，實現糧食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在糧食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之后，中國農民將因種糧實現大幅增收，他們中的更多的人就會打消外出打工的念頭而留在家鄉發展。這樣更多的資金和消費就會留在農村地區，有資金、有消費就會有市場，市場活躍了經濟就會繁榮起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難題將迎刃而解！
糧價放開其實并不可怕，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中，糧食僅占有很小的比例，遠比蔬菜和肉禽蛋奶的比例小，放開糧價即便糧價上漲一倍，也不會對城市居民生活產生太多的影響。何況中國城市居民的飲食攝取熱量已經過多，肥胖癥、糖尿病等富貴病高發，提高糧食價格進而帶動農產品價格同步上漲，將有助于抑制城市居民過營養化，減少肥胖癥、糖尿病等營養過剩疾病的發生！真正對城市居民生活影響的實際上是房價，糧食價格放開之后，農民收入將大幅提高，農村市場需求將擴大，農村地區經濟將發展起來，加之國家推動新農村建設，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留在家鄉，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打工者重返故鄉，大城市人口流動性將大大減弱，外來人口對城市租房市場的需求將減少，進而拉動大城市商品房價下行，如果大城市房價下降20%——50%個百分點，城市居民因購房減少的支出將遠遠大于因糧價上漲給他們帶來的損失！
放開糧價的好處不至于此，當大城市外來人口因此減少之后，勞動力市場將由買方逐步轉入賣方，屆時城市國企、私企的員工將在找工作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工資協商制度將因勞動力缺乏而開始發揮作用，員工將在工資制定上在與資方的談判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城市工薪階層工資大幅增長將不再是夢想！ 放開糧價不僅可以使中國農民大幅增收，間接促進城市居民工資上漲，最終消除二元經濟結構，而且可以對國際市場糧價產生重大影響，對于那些依賴石油美元暴富的中東國家形成有力的牽制，中東國家將不得不消耗大量石油美元進口糧食，這樣就間接遏制了石油美元流入恐怖分子的口袋，對世界反恐形勢的好轉也會做出積極的貢獻！
8、大城市越大越集約嗎，優先發展大城市更適合中國國情嗎？
早在幾年前，國際著名管理咨詢機構麥肯錫，就提出了中國應興建數十個特大城市的建議，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專家也拋出了中國應興建若干特大城市群的論調。他們認為：大城市比起中小城市更集約化，更利于節約土地資源，高效利用各類資源，所以更加符合中國人多地少、資源緊張的國情。事實真是如此嗎？
在我看來，大城市越大越集約本身就是一個偽概念，尤其在中國，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在建設和布局上更加粗放，更加浪費資源。原因如下：
中國大城市建設與西方國家大城市建設思路不同，西方國家大城市馬路一般很窄，道路面積占大城市建筑面積不是很大。而在中國，城市越大，馬路越寬，有些城市貪大求洋，甚至出現 150米 寬的馬路，大量擠占了住房用地和綠地用地，本身就是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據新華網報道:我國城市人均建設用地居世界之首，在西方國家“越大越集約”在中國竟成了“越大越粗放”！此外，修建超寬的馬路也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同時，造成大量污染物和碳排放。中國大城市建設模式本身就是粗放式的。
有專家會說，大城市高層住宅為主，能夠比底層住宅容納更多人口。這也不完全正確，這是因為高層住宅本身公攤面積很大，導致土地資源浪費和使用面積縮水，同樣建筑面積并不起底層能容納更多人口；高層住宅之間間隔很大，同等面積的社區，高層住宅能夠容納的人口量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多。此外，高層住宅與馬路的距離通常比低層住宅更遠，也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
綜合上述因素，高層林立的大城市，在土地資源的節約上并不比底層（小六樓）具有顯著的優勢。此外，即便在土地資源上有一定的節約，高層住宅代表的居住模式本身就是高耗能、高排碳的同義語。這是因為同樣樣建筑面積，高層住宅比起低層住宅要耗費更多的鋼筋和水泥，直接的資源浪費和間接的碳排放十分驚人。而且，使用過程資源浪費也十分驚人，比如高層電梯使用頻繁耗費了大量電能，高層供水、供熱和供氣成本也十分高昂，在資源浪費的同時還間接導致了巨大的碳排放。
有專家會說，大城市使用集中供熱，所以供熱成本更低。實際上，集中供熱的成本遠比單位供熱要高的多，這從實行集中供熱的大城市，供熱價格持續攀升可見一斑。造成集中供熱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很簡單，集中供熱使用的主管道是原來單位供熱的5倍-10倍粗，而且主管道要跨越超寬的城市馬路和路經大量非住宅區，在途中會造成巨大熱損失；單位供熱則不然，單位供熱一般一個社區一個小鍋爐，管線比較細，不必跨越寬馬路和經過無人區，管線熱損失少，熱量利用反而更加集約。
|
大城市越大越集約，不僅節約土地資源，而且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率！這是包括房地產三劍客之一謝國忠都極力鼓吹的偽科學觀點，對于缺乏實踐和推理能力的人來說很有蠱惑性。但事實上，大城市因交通擁堵導致的高耗能、低效率已足以反駁這種經不起推敲的觀點。只要從一個城市居民與一個農村居民垃圾的制造量進行比較，也能有力的反證“城市越大越集約！”磚家謬論！ |
還有專家會說，大城市交通便利，城市道路使用效率高，這更是一個偽概念，大城市交通擁堵、出行效率低是有目共睹的，大城市馬路雖多，不僅無法車暢其行，而且正在淪為私家車公共的停車場，何來道路利用率高之說呢？即便道路利用率高，但道路破損率更高，修路現象十分頻繁，造成的資源浪費更加嚴重。
專家們提議興建特大城市群，還有一個貌似合理的理由，就是中國人多地少。問題是，這么多年中國人并為人多地少而無處居住啊。即便是現有規模的大城市，也存在數量驚人的空置房，這些房子利用起來，完全可以滿足新增的人口。何況，中國因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已經增長非常緩慢，在大城市獨生子女一代家庭將來會繼承各自父母的兩套房產，獨生子女二代就可以繼承來自父母和爺奶的共四套房產，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怎么會出現住房供應緊張呢。專家會說，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大都市勢必造成住房緊張，但這只能說明我們城鄉經濟二元結構沒有打破，中小城市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但農村經濟和中小城市發展起來之后，愿意留在新農村和愿意進入中小城市的人會越來越多，大城市住房緊張情況將日益緩解。
大城市是否應該成為未來中國主流的城市化模式，只要看看現在大都市產生的一系列城市病就可以做出判斷。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水源枯竭、犯罪率高、傳染病、垃圾圍城已經讓城市生活更加艱難，如果再一味聽從“磚家”的忽悠，繼續興建更大規模的城市群，中國的城市化將走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實踐證明：特大城市的發展模式，即使在西方社會也不流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特大城市也屈指可數，到了歐洲我們幾乎找不到特大城市，盡管歐洲的人口密度并不比我們低多少。而且，特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高耗能、高排碳，消費更多的資源，與提倡綠色低碳的時代觀念格格不入，更不符合我國資源匱乏的國情。
綜上所述，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走而且只能走，限制“大城市人口，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實現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相關聯接：我國城市人均占地遠超發達國家集約用地口頭化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我國城市人均占地面積已超過不少發達國家，嚴重脫離本國國情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唐敏
“集約用地”的意義在于，現有耕地保有量（18.27億畝）距18億畝耕地紅線僅一步之遙，而城市化工業化又不可避免要占用耕地，因而在耕地“開源”有限的情況下，“節流”成為必需。
而“集約用地”四個字，多年來似乎只停留在口頭，如何用地才算“集約”？其是否有明確且據可操作性的標準，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從權威部門獲悉，國務院近期將就“集約用地”問題發出通知，并從根本上突破以往集約用地“提法籠統、缺乏可操作性”等弊端。
而此前國土資源部在其內部明電中要求“加大閑置土地處置力度”，明確規定土地閑置費原則上按出讓或劃撥土地價款的20%征收；依法可以無償收回的要堅決無償收回；對于違法審批而造成土地閑置的，要在2007年底前完成清退。
集約用地迫切性凸顯
國土資源部第七次衛片（衛星照片）執法檢查統計顯示，在被檢查的90個城市中，未能提供合法用地手續的有13997宗，涉及土地面積近50萬畝，其中耕地24.8萬畝，占新增建設用地的比例分別為56.7%、45.7%和48.6%，均超過或者接近半數，與第六次衛片執法檢查結果相比，都有上升。
在近年來持續的土地高壓管理下，仍有如此高比例的土地違法違規行為，不能不說是各地用地需求的旺盛，造成了大量突破用地指標、違法用地。
但不惜違法占用的地卻并未“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土地利用效率低、集約化程度低，寬馬路大廣場的現象在一些城市中并不鮮見，對此，中國土地學會理事長鄒玉川指出，“長期延續的以土地換發展的用地模式，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費”。這位老國家土地管理局局長指出，發展需要空間，但是我們不能沿用傳統的用地方式，不能把發展的空間鎖定在無限制的擴大城市規模上。
事實上，我國城市人均占地面積已超過不少發達國家，脫離了本國國情，甚至可以說到了相當奢侈的程度。一項近期權威調查顯示，全國644個城市的人均建設用地已達 133平方米 ，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人均 82.4平方米 和發展中國家人均 83.3平方米 的水平。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嚴偉、江楠撰文指出，據統計，僅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10年多時間，全國僅3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區面積就由1.6萬平方公里增加到2.6萬平方公里，增加了60%，同期，上述城市的市區人口（含農民工），從2.7億增加到3億左右，僅增加10%左右，市區面積增加的速度是市區人口密度增速的6倍，與此同步，上述城市市區的人口密度也大幅下降，約由每平方公里1.5萬人左右下降到每平方公里1萬人以下。
嚴偉、江楠測算，如果按照上述城市目前的1平方公里市區面積容納1萬人的密度計算，到我國峰值人口大約16億時，按75%的城市化水平計，未來我國城市人口總量大約為12億，那么意味著我國最終實現城市化約需占地12萬平方公里，約合1.8億畝，這就需要再增加約1.2億畝的城市市區面積。
9、30%外地人買房是啥概念？
大城市樓市購買對象統計數據表明：外地人購房比例已經達到30%以上，個別大都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外地人購房比例甚至超過了50%。平均而言，外地人購房比例也達到了這1/3。這1/3得外地購房者是個啥概念？
就數量上來看，似乎仍可稱之為少數，但它引發城市本地居民的恐慌性購房和投機客順勢投機的效應卻大的驚人。正如國家投資一元可以拉動8元的GDP的增長一樣，1/3外地人購房對房價漲幅的影響絕不是1/3，它對房價產生杠桿效應，足以使大城市的房價翻1-2倍，投機客順勢狂炒足以讓房價再翻一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價上漲規律表明了這一點。
外地購房者對房價的杠桿作用表現在：外地富裕階層在趨之若鶩涌入大城市購房置業，會將大量資金和消費一并帶到大城市，導致外地市場進一步萎縮，就業機會進一步縮減，這樣就會迫使來自外地（包括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也隨著外地購房者接踵而至，這從外地購房者越多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也越多可以得到印證。外來流動人口雖然不購買住房，但會對租房市場形成巨大的壓力，因為他們的到來助漲了城中村和商品房租賃市場的火爆，間接導致了商品房市場的供不應求，成為加劇商品房價持續上漲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一個外地購房者進入大城市，通常會牽引家鄉地區5個-15個以上的外地打工者隨后也進入大城市。打工者的財力雖然有限，但人員數量巨大，往往十倍于外來購房者，這些人租房打工必然會對商品房供應產生巨大的間接需求，進而成倍放大外地購房者對大城市房價的影響力，導致房價上漲幅度會遠遠超出外地人所占購房者的比例。當外地購房者和外地打工者涌入大城市，形成房地產市場巨大的“剛性需求”之后，就為職業炒房客提供了炒作的基礎，炒房客正是依托這種“剛性需求”，借力打力，才能四兩撥千斤，將持續高漲的房價繼續推高，掀起樓市巨大泡沫。
可見，30%的外地人購房對大城市房價的影響，遠不像他們所占購房者比例那么小，他們涌入大城市購房產生的杠桿效應遠遠超過了大城市居民自住購房的影響力。如果沒有這30%的外地購房者進入大城市與當地居民競爭性購房，大城市每年新建的住房面積足以滿足大城市新增人口的需求，在大城市住房市場供求相對平衡的狀態下，房價將失去上漲的動力呈現出穩定變化的態勢。但30%的外地購房者涌入大城市，打破了大城市住房市場的供求平衡，由于外地購房者涌入大城市是一個連綿不絕、永無止境的過程，所以給了外地購房者們一個房價無限上漲的預期，這種心理預期必然激發更多的外來人口涌入大城市購房，進一步推高了大城市的房價。最終形成了“城市房價越高，涌入的外來購房者就越多，外來購房者越多，大城市房價上漲就越快”的惡性循環。
10、商品房和一般商品根本區別在哪里？
商品房作為不動產不具有一般商品的遷移性，無法通過貨運方式在全國范圍自由投放。也就是說，房地產商完全不能將自己的商品房投放到供不應求的異地市場去參與公平競爭（例如，山西的房地產商無法將他們的商品房搬運到深圳去銷售，并和深圳房地產商開展公平的競爭），這樣消費者就無法從房地產商的自由競爭中得到降價的實惠（而一般商品完全可以通過異地投放、自由流通和競爭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另一方面，真正需要住房的人和商品房一樣也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出于故土情結和工作關系，很少人會因為異地的商品房便宜而舉家遷移，當然也就無法實現供求關系對商品房價格影響。
這樣一來，市場機制中的三要素價格、競爭和供求關系有兩個已幾乎失效。在此基礎上價格的漲跌同樣也不能有效調節供需（就如同年關火車票上漲不能阻止人們回家的熱情進而大量減少回家的人數一樣），因為價格的制定權由于競爭和供求關系要素失靈已基本掌握在房地產商手里，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操控商品房價格以實現其利益最大化。因為住房和食物一樣對于許多中國家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就象春節回家對于他們是不可或缺一樣，他們只能“打掉牙齒含血吞”，再貴也得為兒女成家購置商品房。價值規律作用在房地產市場發生扭曲情況下，市場機制對房地產市場資源有效的配置更是無從談起。
此外，商品房本身具有和黃金一樣的投資價值，保值增值特性極強，這進一步使它遠離了一般商品的概念。一般商品絕大多數都具有時效性或保質期，而商品房則幾乎不具有時效性和保質期，這就決定了投資商品房可以一勞永逸的坐享其成，即使轉賣價格貶值他們也可以通過出租來彌補損失。在不征收閑置累進稅的情況下，房地產商通常寧愿將商品房閑置、也不會低價出手或降價出租（就和原先西方資本家寧愿把牛奶倒掉也不低價賣給老百姓一樣）。
商品房的這些特殊屬性，決定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如果以調控一般商品的思維看待和調控房地產市場，只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一般商品可以通過加大供應量來平抑價格，但對于商品房而言，加大供應量無異于飲鴆止渴，無論供給多大都會被來自全國范圍內的消費者消耗掉。鑒于商品房固定無法遷移而外地購房者可以隨意流動的特點，只有通過抑制外來人口的流動性，提高外地購房者進入大城市購房的門檻，才能打破大城市房地產市場供求不對稱的局面，建立起相對平衡的供求關系，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才會降溫，商品房價格持續上漲的勢頭才會得到抑制。
|
商品房作為不動產不具有一般商品的遷移性，無法通過貨運方式在全國范圍自由投放，參與異地市場的公平競爭，這樣消費者就無法從房地產商的自由競爭中得到降價的實惠；與此同時購房者則可以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城市購房，這樣就形成了供求關系的嚴重不對稱。意味著，任何一個城市的商品房面對的都是來自全國范圍內的購房者。這正是中國樓市“剛性需求”永無止境的癥結所在！ |
鑒于商品房穩定增值的屬性，結合中國地大人多的事實，只要外地人向大城市涌入的趨勢不扭轉，房價就會永遠漲下去。牛刀之所以屢屢預測房價回落和泡沫崩潰失算，就是因為它沒有搞清楚商品房的特殊性，沒有想到這種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大城市房地產市場存在著的嚴重不對稱，更沒又想到價值規律、市場機制在中國這個特殊環境中已經被嚴重扭曲，只要外地人大量涌入大城市的勢頭不停止，他的預測永遠都將是一個“狗咬自己的尾巴——始終夠不著”的游戲。
11、地方政府與地產公司有何差別？
在上世紀90年代經營城市的概念出現之后，地方政府開始搭建起經營城市的融資平臺。借助融資平臺，地方政府可輕易獲得銀行巨額貸款，并且能像企業一樣開展經營城市的活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融資平臺建立。但融資平臺的建立，也使得政府行為企業化日益加深，嚴重錯亂了政府角色，背離了“政企分開”的初衷！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間接干預市場、參與競爭，不僅擾亂了市場秩序，扭曲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而且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2000年房地產熱興起之后，融資平臺除了土地抵押獲得銀行巨款外，還可通過土地招拍掛獲得巨額資金。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興起了大拆大建之風，使整個中國都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并在此過程中與房地產商合流，結成了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同盟關系，成為助漲城市房價的幕后推手。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但老百姓的生活卻日益艱難，城市居民的工資增長，不僅跑不過GDP，更跑不過飛漲的房價。高房價在提高生活成本的同時，還在客觀上擴大了內需，并因此促進了城市經濟的持續繁榮！地方政府經營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高房價成為一個不得不解決的民生問題之后，地方政府開始響應中央政府“興建經濟保障房”的號召，大規模的參與居民住宅市場的開發，演變為一個披著公益外衣的地產公司。因為從保障房的定價來看，已經開始比照商品房來確定了，遠遠超出了福利房的價位標準。換言之，地方政府親手操控保障房建設，不再是貼錢的買賣，而成為獲利頗豐的行當。由于保障房不必上繳房地產相關稅費，有些保障房的凈利潤甚至已超出同等地段的商品房。這不能不讓老百姓懷疑地方政府的用心，如果房地產商唱的是“黑臉，那么地方政府唱的是不是“白臉”呢？他們的共同目的似乎是一致的，都是在通過參與住宅開發來獲利。打著節約用地的旗號，如今的保障房已不再是“小六樓”的同義語，而成為高層住宅的代名詞。盡管與商品房仍舊便宜很多，但對于城市工薪階層而言，高層住宅的保障房仍舊是一種奢侈品。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棄購保障房的現象，預計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讓城市廣大低收入者“被上樓”，通過禁止“蓋小六樓”，必須蓋高層住宅，來強制居民高消費。這樣，地方政府在博得“民心工程”的贊譽的同時，還可以達到提升城市的形象，獲取高額灰色財政收入，和擴大內需刺激GDP的目的。地方政府與地產公司實際上已經沒有什么區別了，地方政府已經扮演了地產公司的角色。
|
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要想得到解決，地方政府必須與房地產商切割，成為一個維護市場公正、社會正義的裁判員，而不是違背游戲規則的運動員。“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樣市場才能真正發揮出調配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扭曲的價值規律才能復位并發揮出調節房價的作用！
|
地方政府的企業化，使其可以更隨心所欲的參與市場活動，并通過參與市場活動推動城市的繁榮。城市經濟很大程度上已淪為“政府經濟”。與計劃經濟相比，政府經濟不僅包含著計劃（GDP）指標，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成為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混合體。顯然，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初衷和目標相背離的，在一定時期內可能造成城市經濟的虛假繁榮，但從長遠看將抑制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影響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并給市場經濟帶來嚴重的危害。政府經濟的出現，可以說是改革的倒退。
地方政府的企業化，實質上是“大政府”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這意味著，地方政府不僅要管理社會事務，承擔裁判員的角色，而且要像運動員一樣親自參與經濟活動。這些年“國進民退”的勢頭愈演愈烈，與地方政府企業化和大政府的管理思維不無關系。大政府思維是通過支持和影響國有企業來頂托和影響國民經濟的，國有企業一旦出現問題，弱小的民營企業將無法恢復市場的信心和活力，整個中國經濟將遭受嚴重的危機。
12、限制外地人買房是“歧視”還是“正視”？
回答這個問題前，有必要澄清什么是“歧視”？比如酒店迎賓、國旗班士兵，必需有一定的身高和容貌要求。試問：這算不算是歧視？！為什么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的就不能做迎賓，就不能護衛國旗？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心照不宣的認為：“這不該算是歧視！”盡管不是很肯定。那就反過來操作，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做酒店迎賓，讓身材容貌好的去廚房洗碗，那你又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如果你是顧客，你會面對容貌丑陋的迎賓胃口大開，賞心悅目嗎？
一定會心里按罵：“這么好的酒店找這么丑的迎賓，真寒磣人！”，當你走到廚房看到身材容貌俱佳的女孩在洗碗，你一定又會心里暗罵：“這么好的女孩怎么讓洗碗，怎么不去作迎賓啊！”當我們每個人這么想的時候，潛意識里都是在“歧視”。因為按照“反歧視主義者”的邏輯，為什么丑的就不能作迎賓，為什么矮的就不能護國旗，分明是不平等嗎。再比如男人總希望找一個與自己般配的，容貌較好的女孩，見了幾個丑的或一般的女孩都不愿意，那是不是就是對丑女的歧視呢？若不歧視，你為什么不找個丑女呢？這就是所謂的反對歧視者的邏輯，盡管他們在生活中和一起正常人一樣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視意識。生活中類似的、可以套用反歧視主義者的歧視標準的例子還很多，在這里不做盡述。
由上可見，所謂的“歧視”在每個人身上都是存在的，是與生俱來、自古如是的。他既然能如此深入人心說明自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歧視”顧名思義，就是不正視。而之所以不正視，說明考量的對象本身就是有差別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事物或人完全是一個模子里脫出來的，那么肯定不會存在“歧視”的問題。人總是覺得自己的孩子比別人的親，也是因為自己的和別人的是有差別的，如果沒有差別，他們很可能會認為別人的孩子更親。這種差別是建立在血緣遠近基礎上的，血緣關系越近就感到越親近（英國科學家發現人總是相信和自己長相接近的人便是有力的佐證）。而中國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對血緣關系遠近而親疏有別的一種詮釋。可見，人總是先關愛自己的直系親屬，然后再關愛旁系的親屬，最后才會關愛到非血緣關系的外人，這既是人之常情，也有助于維持社會的和諧。國家之間也是如此，在本國公民與外國公民發生沖突時，正常國家都無一例外的袒護自己的公民，其次才考慮外國公民的權益，這就如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和外人發生沖突，家庭總是本能的袒護自己的親屬一樣。而且，換個角度看，區別對待不同地區的購房者，不僅不是一種地域歧視、身份歧視，相反是一種地域正視，身份正視，是對本來就存在的客觀差異的主觀反映，是一種維護家庭和諧、家族和諧，族群和諧的有益手段。
表面看來，對異地購房者征收門檻稅好像是歧視外地人，但換個角度看卻是對他們的最大的正視和尊重。這是因為，異地去購房的人本身就是對自己家鄉和地方的一種歧視，如果你不歧視自己的家鄉，為什么不在本地購房置業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呢？ 如果今天你覺得他鄉的月亮圓。可以拋棄自己的家鄉移居他鄉，那么明天外國的月亮更圓，你是不是就可以拋棄自己的祖國移居海外呢。所以，實施異地購房梯級門檻稅對外地人絕不是一種歧視，而是一種正視，就是要喚醒每一個外地人漸行漸遠、日益淡薄的鄉土情結，從而激發起他們熱愛家鄉，改造家鄉的熱情。就是要引導他們，不要再歧視他們故鄉的父老鄉親，他們有責任，有義務將從故鄉賺的財富更多的運用于故鄉城市的發展上，就近購房，就近置業，就近工作，就近消費，從而使他們的故鄉也能夠像大城市一樣，繁榮發展起來，最終讓他們自己和后代不再在自我歧視心理支配下，總覺得外邊的月亮圓，隨意拋棄自己的故鄉，成為浪跡天涯的游子。
商品房與其他普通商品不同，普通商品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流通，而商品房則不具這種特性，只能固定在某個地區。比如，深圳豬肉價格高，可以將四川的豬肉運輸過去，平抑那里物價；但深圳房價高，卻不可能將四川的房子運輸過去，平抑那里的房價，這就造成了無法通過讓房地產商參與市場競爭來實現平抑房價的目的。本地人由于工作和婚姻關系，不可能輕易遷居到房價便宜的城市，為了結婚或改善居住條件，無論房價高低都必須購買，在購房上幾乎沒有選擇權。外地購房者則具有很大的選擇權，可以選擇去哪個城市買房，也可以根據房價高低決定是否購買。因此，只有限制而不是鼓勵外地人購房，才能更好的實現本地人和外地人在購房上的公平性。眼下，對外地人實行“購房過戶”政策，實際上是在變相補貼外地人，因為一個大城市戶口附帶福利的含金量，不是幾萬塊錢就可以輕易獲取的。換言之，本地人實際上花費了比外地人更高的購房成本，這對不給任何補貼且沒有購房選擇權的本地人來說，就更不公平了。
事實上，發達國家同樣對外國人有準入門檻。眾所周知，日本的房價比較穩定，但殊不知它也是實行了區別本國與外國人購房政策，對外國人實施了非國民待遇或額外增稅進行限制的結果。假如日本人對外國移民沒有任何門檻，那將會有數量龐大的外國人涌入日本安家落戶，必然推高日本本國的房價。世界上是如此，國內同樣應該如此。因為中國特殊之處在于，它一個省的人口就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規模。中國國內各省區之間的就好比世界國與國之間，省區與省區之間不實行一定的門檻，必然導致類似于世界不存在國家那樣可怕和混亂的局面。當前房地產市場高燒不退，泡沫越吹越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省區之間、省區內部之間購房門檻限制，從而放任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城市購房置業所致。
假如，中國的人口只有西班牙、意大利三四千萬，當然也沒有必要在一個國家內部實施“門檻稅”，因為三四千萬人口內部自由遷移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比起13億中國人在國內大量自由遷移所造成的影響可以說是忽略不計的。而且，人口少，國家小，也不存在中國這樣經濟發展地區間嚴重失衡和城鄉間巨大差距的狀況，自然也就不會出現落后地區和農村人口單方向的扎推涌入發達的地區或城市的現象，實行門檻稅毫無意義。所以，國家無論制定什么政策，必需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必需考慮中國人口眾多且地區經濟、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這一最大的國情。而不是動輒機械的與國際接軌，或以形式平等的名義制造實質上的不平等。
13、城市當地人的“生存權”和外地購房者的“發展權”哪個更重要？
一般情況下，外地人到異地大城市購房，通常是出于“發展”自己的需要，他們想通過購房在大城市落戶，獲得比起他們家鄉城市更好的發展機會。由于大城市通常實行“購房過戶”的鼓勵外地人購房的政策，所以遷居大城市的外地人更是趨之若鶩，最終導致了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這些涌入大城市購房的外地人在家鄉城市通常已有一套住房，他們在大城市購房實際上是在買第二套住房。他們的發展權是得到了伸張，但卻給大城市房價造成持續上漲的壓力，導致了“城市當地人買不起當地房”的怪現狀。
與外地人到大城市購房不同，大城市當地人買房，一般是出于子女結婚自主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不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權”，而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權”。人可以不發展但不能不生存！與外地人的“發展權”相比，顯然當地人的“生存權”是第一性的，更為重要。外地人即使不到大城市買房，在家鄉城市同樣能夠更加滋潤的生活，但當地人不買房，則無法結婚和過正常生活。
而且，城市當地居民對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主要的貢獻，如果因為照顧外地人的發展權而讓城市當地人的生存權都得不到保障，顯然是不公平的，還會造成當地人對外地人的敵視，對城市發展與和諧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而且不限制外地人購房，同樣會對外地人造成不利的影響，因為大城市人口規模已經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如果對外地購房者，進而對外來人口不做限制，那整個城市可能因垃圾圍城、交通擁堵而陷于癱瘓，最終不利于外地人發展權的有效實現。
對于城市當地人，關系生存權的自主性需求而言幾乎是沒有選擇權的，即便房價再高，為了子女結婚也必須買一套房子。對于外地人而言，是否到大城市發展，究竟到那個大城市發展，則具有很大
|
正視“歧視”，比如酒店迎賓、國旗班士兵，必需有一定的身高和容貌要求。試問：這算不算是歧視？！為什么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的就不能做迎賓，就不能護衛國旗？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心照不宣的認為：“這不該算是歧視！”盡管不是很肯定。那就反過來操作，身材矮小和容貌丑陋做酒店迎賓，讓身材容貌好的去廚房洗碗，那你又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如果你是顧客，你會面對容貌丑陋的迎賓胃口大開，賞心悅目嗎？ |
|
一定會心里按罵：“這么好的酒店找這么丑的迎賓，真寒磣人！”，當你走到廚房看到身材容貌俱佳的女孩在洗碗，你一定又會心里暗罵：“這么好的女孩怎么讓洗碗，怎么不去作迎賓啊！”當我們每個人這么想的時候，潛意識里都是在“歧視”。再比如男人總希望找一個與自己般配的，容貌較好的女孩，見了幾個丑的或一般的女孩都不愿意，那是不是就是對丑女的歧視呢？若不歧視，你為什么不找個丑女呢？這就是所謂的反對歧視者的邏輯，盡管他們在生活中和一起正常人一樣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視意識。大城市比作一個單位，單位優先自己員工購房怎么就是歧視了？如果大城市居民到你所在單位和你平等的購買福利房，你心里好受嗎？
|
選擇權，如果北京房價高，外地人可以選擇去天津發展，但北京人結婚卻不能選擇去天津居住。因為他們工作還在北京，所以對于在購房上沒有選擇權的北京人而言，即便房價再高，他們也不得不在北京買房。這種情況下，城市當地人的生存權比起外地人的發展權更為重要，因此在只有限制購房才能有效平抑房價的情況下，限制有選擇權的外地人去北京買房，相對來說比較可行的無奈之舉。
本方案中提出的限制方案不是行政性限制，而是通過征收門檻稅的方式來緩沖外地人涌入大城市購房的壓力。對于那些真正想在大城市安家發展，且有實力去大城市購房的外地人來說，門檻稅對他們影響并不大。如果將門檻稅當做是獲得當地戶口福利的一種成本支出，我想他們仍舊愿意為進入大城市埋單。但對于外地投資客和職業炒房客來說，門檻稅則是他們無法逾越、也不敢逾越的“鬼門關”，因為他們在繳納門檻稅之后，等于是花費了比當地人高出30%左右的價格買到了同樣的房子，找到愿意用高價接手的“下線”（有購房需求的當地人或外地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地人可以直接購買免門檻稅的商品房，外地人則可通過6年的連續工作與生活自然獲得當地人同等的購房權益。
可見，通過限制外地人的購房權（發展權），可以有效擠壓掉外來投資者的投機空間，最終會實現平抑房價的目標，屆時不僅本地人的生存權會得到有力保護，外地人的發展權也會得到更好的保護。因為房價泡沫一旦因此消除，以后的外地購房者即使再繳納門檻稅，他們所付出的成本也遠比現在高房價下買房要低得多！
引用中國青年報一文章：
北京房價居高不下，且再次飆升，關鍵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外地人，無論有沒有在京固定工作，無論有沒有持續穩定地對這個城市建設做出個人貢獻，卻都以相同的房價在北京買房。
禁止外地人在北京買房，立刻會被指責為“歧視外地人”。此路不通。
問題是，允許外地人與北京市民以相同的房價在北京買房，這公平嗎？
承德和瑞士的啟發
有朋友近日去承德游玩，回來后憤憤不平。問之何故，朋友答曰，到承德游玩，買了景點門票后得知，在承德有兩種票價。賣給外地游客是一種價格，承德當地人卻是另一種價格。據朋友了解，同樣的景點票，當地人用很低的價格就能買到。朋友說，這不是歧視外來游客嗎？為什么要搞兩種門票呢？
于是記者將瑞士人的類似做法告訴了朋友。
記者赴瑞士旅游。接待方為每位中國客人辦了一張交通通票。瑞士旅游官員告訴中方客人說，瑞士的交通費很貴，辦一張通票比上車買票便宜很多。但是，瑞士當地人乘坐公共交通所付的費用比通票還要便宜。
同樣乘坐公交，為什么價格不一樣呢？這不是歧視外地游客嗎？
瑞士官員臉上顯出自豪的表情告訴中方客人，我在瑞士工作，向當地政府交納個人所得稅，這是政府對我的貢獻給予的回報。外地人不在這兒工作，沒向當地政府交納個稅，沒有做出貢獻，當然不該享受跟我們瑞士人一樣的價格。否則的話，是不公平的！瑞士官員用不解的眼神看著中方客人說：“這里面并不存在歧視的問題。”
朋友欣然悟道，不同的票價體現的是一個公平原則，而非歧視。
北京人、外地人買房價格應有別
就買房而言，北京市民和外地人在北京買房，房價應不同。
北京人在北京買房，房價應低于市場價格，低于外地人在北京買房的價格；相反，外地人在北京買房，房價應該大大高于北京市民買房的價格。
換句話說，不是不讓外地人在北京買房。外地人要在北京買房，就得掏更多的錢，承受比北京市民更高的房價。
同樣的，北京人如果去外地買房，就該承受更高的價格，花更多的錢。外地人在本地買房，也應該得到低于當地市場的房價，低于北京人在當地買房的價格。
也就是說，北京人到外地買房，不應該以同當地人相同的房價在外地買房。外地房價應該區別對待北京人和本地人。
這就如同承德的景點門票和瑞士的公共交通費一樣，對待本地人和外地人要有不同的價格。本地人享受到的票價要大大低于外來游客。
“歧視理論”不應犧牲公平原則
我們國家公民的個人所得稅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
常年工作在北京的市民個人所得稅繳給了北京市，為北京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作為北京市民，就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政府給予的回報。在北京買房時，北京市民就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更低的房價。同理，外地人的個人所得稅交給了當地政府。外地人在當地買房時當然應該享受到更低的房價。
也正因為如此，北京人去外地買房，就沒有理由享受當地的優惠房價，而應出高價，花更多的錢；外地人到北京買房理所當然也得花更多的錢。
這樣的做法才更符合市場經濟下的公平原則。相反，外地人和北京市民以同樣的價格在北京買房，才是不公平的。
時下，確實有一種“歧視理論”困擾著公眾。
這種理論認為，大家都是人。人人生而平等，任何事情上都應享受同樣的待遇，不能歧視。按照這種理論，買房亦如此，北京市民是人，外地人也是人，不能歧視。北京人享受低房價，外地人要出高價，就是歧視外地人。
這種“歧視理論”是用“表面的”公正，替代了實際上的不公平，還是用計劃經濟時代“一大二公”的思維、方法，解決市場經濟下的新問題，結果只能是犧牲公平原則。
現實社會，每個單位都會用各種方式表達對員工工作的感謝和慰勞。逢年過節，分發過節費或物品。平常日子也會以低于市場的價格賣給員工一些商品。這些都是非本單位員工所不能享受的。
試問，有誰會跑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單位說：“你們單位分東西該有我一份。你們單位必須以同樣的低價把商品賣給我。否則就是歧視我！”再試問，如果一個外單位人員可以享受到與本單位員工相同的待遇，這公平嗎？
同理，外地游客可以享受與承德當地人同樣的低價景點門票，外國游客可以享受和瑞士當地人一樣的公交優惠，承德人、瑞士人都會高喊：“這不公平！”
顯然，承德、瑞士的做法都更尊重公平原則，而不在乎所謂“歧視理論”的責難。
進京投資買房牟利更該出高價
有人會說，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不是哪一個地區的；北京人在北京做貢獻，外地人為北京也沒少出力。外地人在北京買房，向北京市繳納房產稅，不同樣為北京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嗎？理應享受同北京市民一樣的房價買房呀。
事實上，很多外地人到北京買房是為了投資，是為了掙錢。外地的“炒房團”進京購房就是典型的案例。他們看準時機，房價較低的時候買進，房價漲時賣出。相比起他們交納的房產稅，掙的錢更多。“炒房團”的集中購買，更使他們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購房，炒高房價再賣出，從中獲利。
顯然，這種行為是到北京淘金掙錢。而北京市民卻要為高房價買單，這公平嗎？
同樣，如果大家都到某省買房，那地方的房價必然暴漲。然后大家高價賣出，掙了錢。當地人不得不承受被炒高的房價買房。對那個省的人而言，這公平嗎？
相反，外地人在北京買房，炒高了房價，賺取了利潤。所以，外地人就應該以更高的價格在北京買房，這才是公平的。
如果北京的房價無利可圖，外地的投資者還會來北京買房嗎？到北京買房，掙了北京的錢，還要享受跟北京市民同樣的房價，也太說不過去了吧？
北京市民應該享受更多的優惠
有個朋友常年居住工作在美國。他說，在美國最煩、最不愿見到的就是收稅的官員。他們來了就是向你要錢。但是轉臉他就說：“我在美國是很牛的！”問他為什么？朋友言道：“我是納稅人呀。去公園是免費的，開車上高速也是免費的。我交了稅，政府就得回報我。”
這就告訴我們另一個道理，如果一個外國人想享受到美國人的種種優惠，他就得在美國工作，向美國繳納個人所得稅。
外地人，他在北京工作并向北京市繳納了個人所得稅，若干年后，他就應該獲得與北京市民同樣的待遇，可以以相同的低房價在北京買房了。北京人如果在外地工作并向當地政府繳納了個人所得稅后，他也同樣有資格享受當地人的低價格在當地買房了。
作為北京市民，應該享受到更多的優惠。比如乘坐公交，應該享受比外地人更低的折扣；游頤和園、天壇應該可以買到比外地人更低的門票。同理，山東人爬泰山，安徽人上黃山，江西人游井岡山，也應該享受到比外地人更低的價格。
外地人游頤和園，不必因為自己買的票比北京人貴而憤憤不平。你來北京工作，向北京市繳納個人所得稅，若干年后你就可以享受同樣的待遇。
北京人游黃山，也別因為自己買了比當地人貴的門票就投訴人家。如果你很想享受當地人的票價，那你就到安徽去工作，向當地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幾年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同等待遇了。
困擾的出路
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
就外地人在北京買房而言，“歧視理論”困擾理論界、政府部門多年。要跳出這種理論的困擾，前提是要用符合市場規律的思路和辦法，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拿計劃經濟時代的眼光看待時下的新事物，永遠都會是格格不入的，既解決不了問題甚至于還會引發新的矛盾。
對王進觀點的補充說明：
表面上看，外地人在大城市買房與大城市人一個價格，是公平的；但由于外地人購房通常贈送“戶口”這一無形資產，實際上在變相向外地購房者補貼，換言之，等于是讓大城市當地人用高于外地人的房價買房。如果將戶口“回扣”價值計算到房價中的話。
給外地購房者這一“超國民待遇”，實際上是在歧視當地人。不光是北京人、上海人、還是廣州人，長期以來，一直在遭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的幌子下，用表面上的價格平等，掩蓋了商品房對當地人的價格歧視，在助漲外地人肆無忌憚投資炒房的同時，最終將城市當地人淪為了買不起當地房的弱勢群體。
如果繼續給外地購房者戶口補貼，不僅是在實際價格上歧視當地人，而且是在歧視那些無錢購房的外來租房打工者。憑什么，同樣為大城市做貢獻，同樣是外地人，外地有錢人就能享受錦上添花的戶口補貼，為城市繁榮做出貢獻的租房打工者卻無法獲得雪中送炭的戶口補貼？有錢購房的卻“送戶口”，沒錢購房的竟“買戶口”，天理何在，公平何在？
讓外地人付出更高的價格，不僅不是歧視外地購房者，恰是要扭轉對當地人的歧視，要實現在購房面前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正！而不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假公平、假公正！
事實上，真正歧視外地人的，不是大城市當地人，恰恰是外地人自己。假如外地人不歧視他們自己，他們為何不在外地人聚集的家鄉城市買房呢？很簡單，因為北京人的素質高，他們“高看”北京人，歧視他們家鄉素質低的人，想在更高質量的人文環境中提升他們自己的素質。如果不是不是自我歧視，他們決然不會到北京工作和發展。正因為這些外地人看不起自己的家鄉的同胞，看不起生他養他的的家鄉，他們才趨之若鶩的涌向原本不屬于他們的城市。試問，一個連自己的外地同胞和家鄉都歧視的人，一個可以為了自身利益輕易拋棄自己家鄉的外地人，還有什么資格不讓北京等大城市的居民歧視你呢？
今天你可以為貪慕城市的繁華或更好的發展機會，離開那個需要你感恩和回饋的家鄉，明天你就可以以同樣的動機或理由，拋棄養育你的祖國亟不可待的攫取定居美國的綠卡！
因此，對于外地購房者而言，讓他們花費更高的價格購房，不僅不是歧視外地人，相反是讓他們“正視”自己，正視自己的家鄉和同胞，不要因為歧視他們而疏遠他們，否則讓你高看的人群同樣會歧視你。如果更高的房價能讓這些實力雄厚的外地人，更多的在家鄉城市購房置業，那就意味著更多的資金和人才留在當地，當地的經濟將更好更快的發展起來，并最終縮小他們與北京等大城市的差距。到那個時候，外地人還會歧視他們的同胞和家鄉，而趨之若鶩的涌向不堪重負的大城市嗎？
如果將大城市比作是一個“國有單位”，大城市當地居民就好比是這個單位的員工，大城市興建的商品房就相當于是這個單位的福利房，它應該優先將福利房賣給自己單位的員工，而且是比市面上更優惠的價格。這個單位完全有理由不將福利房賣給外單位的人（外地人）。如果同意對外銷售，那通常是在保證本單位員工住房都解決的前提下，而且對外銷售的價格肯定會比賣給自己員工的高的多。
像現在這樣，對外單位的員工（外地人）銷售價格，比對自己員工（當地人）的銷售價格還便宜，那顯然是不公平的，本單位的員工決然不會答應，他們對外地購房者不滿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對本單位的貢獻遠遠大于外單位的人，絕不應該受城市當局的“逆歧視”。
結語：
對于城市當地人，關系生存權的自主性需求而言幾乎是沒有選擇權的，即便房價再高，為了子女結婚也必須買一套房子。對于外地人而言，是否到大城市發展，究竟到那個大城市發展，則具有很大選擇權，如果北京房價高，外地人可以選擇去天津發展，但北京人結婚卻不能選擇去天津居住。因為他們工作還在北京，所以對于在購房上沒有選擇權的北京人而言，即便房價再高，他們也不得不在北京買房。這種情況下，城市當地人的生存權比起外地人的發展權更為重要，因此在只有限制購房才能有效平抑房價的情況下，限制有選擇權的外地人去北京買房，相對來說是比較可行的無奈之舉。
可見，通過限制外地人的購房權（發展權），可以有效擠壓掉外來投資者的投機空間，最終會實現平抑房價的目標，屆時不僅本地人的生存權會得到有力保護，外地人的發展權也會得到更好的保護。因為房價泡沫一旦因此消除，以后的外地購房者即使再繳納門檻稅，他們所付出的成本也遠比現在高房價下買房要低得多！
對外地人購房進行一定的限制，不僅是在保護大城市居民合理權益，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保護包括外地購房者在內的廣大外來群體乃至他們家鄉人民的合理權益。保護的不只是城市經濟社會和諧健康發展，同樣也是保護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最終是保護整個經濟社會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因此，尊重本地人的利益，就是尊重外地人的長遠利益，就是尊重他們子孫后代的利益！
核心方案請關注：限購之后-中國樓市危機破題新思路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201/286873.html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