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金磚國家（中國、俄羅斯、南非、巴西、印度）的高官向路透表示，金磚五國會議討論了下屆世界銀行行長的甄選流程，強調應該對所有國家開放，拒絕這一職位自動美國人擔任的傳統。

問及是否新興經濟體會推舉自己的候選人時，這位官員回答

這當然是我們會討論的。

該官員還透露，聯合國的世行行長提名人選還沒有公布周知。

現任世行行長佐利克同日接受采訪時稱

我希望美國感到對國際系統的責任感。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有一個合適的美國人選，我認為對聯合國與世界銀行都是好事。

Grantham：這不是為股票歡呼的時候

• 投資

2012年02月25日 21:06　　　

文 / 若離

全球資產管理公司GMO創始人Jeremy Grantham最新出爐的季度公開信號稱“迄今為止最長的季度公開信”。

信中他認為標普500被高估，非美國地區股票和美國高質量股票的平均回報之略高于正常水平，只是比過去20年的高估程度要好。但股票是長期內的有效對沖工具。

在公開信的“第三部分：新年投資觀察”中，Grantham談到對股票的看法

全球大部分股市都離公允價值很近。只有標普500實質上被高估，我們預計7年間實際回報約為1%，因為標普高質量的季度有5.5%的實際公允回報，標普有75%的情形為少許負回報。1月全球其他地區股市平均實際回報接近7%。

所以，非美國地區的股票和美國高質量股票的合計平均回報略高于正常水平（正常實際水平約為6.1%）。這實在不是歡呼的時候，但和過去20年典型的高估情況相比，這不算壞。

不過，Grantham認為，股票可以很好地對沖通脹。他這樣寫道

要記住，股票是被低估的通脹對沖工具。績優的企業有實際的資產，雇用真實的員工，有時甚至生產實際產品，即使是小東西也融入了好創意（比如一部iPad），或者服務就是一種產品。

在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股票都經歷了多次考驗，證明它們是非常有效的對沖工具。

短期內，地下的石油礦藏和銅礦產、森林和農田當然也不錯，很可能比整體股票好得多。黃金可能也好。

但要將股票用作通脹對沖，就必須有多年的打算：短期來看，通脹上升可能嚴重傷害股票。通脹通常是有力的負行為輸入。

投資者痛恨通脹高漲，因為通脹急劇提高了不確定性。很快地，收益總會趕上步伐，多年通脹高漲以后，最終整個市值與GDP百分比會處于正常范圍，而常規的債券會大受影響。

下圖可見美國股票（紅色）、30年期債券（藍色）和黃金（黃色）的5年年化回報和這期間的年化通脹

阿根廷，請別騙我

• 時政

2012年02月25日 18:47　　　

文 / xiaopi

經濟學人宣布停止公布阿根廷通脹數據：

想象一下沒有統計數據的世界。政府將在黑暗中摸索，投資者將浪費金錢，選民們將會讓他們的政治領袖承擔責任。這就是為何《經濟學人》每周公布超過1000個類似產出，價格和就業的各國數據的原因。我們不能確定是否這些數據都有價值。各國的統計局在技術能力和應對政治壓力方面大相徑庭。例如，中國的數字不可靠；希臘低報其赤字，帶來的結果卻是災難性的。但總體來說，政府統計數據的信譽較好。

如今有一個顯眼的例外。自2007年起，阿根廷政府公布的通脹數據幾乎沒人相信。這些數據顯示價格每年上升5%-11%。獨立經濟學家，各省統計辦公室以及通脹預期調查數據都顯示通脹比例超過官方數字2倍以上。政府通常依據這一通脹數字確定工會薪金漲幅。

這看起來是處于避免壞消息的愿望，這個國家有著惡性通脹的歷史，而這一愿望也導致INDEC這個曾經是拉丁每周最好的統計機關的墮落。這家機構的屋子里如今到處貼著支持總統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的海報。獨立的員工被自稱“Cristinistas”的員工所代替。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濫用職權的顯著案例，阿根廷的獨立經濟學家被迫放棄公布自己的通脹預測，因為政府用罰款和起訴的威脅。錯誤的指數已經欺騙了通脹相關債權投資者數以十億美元計的金錢。

我們看不到事態快速恢復常態的跡象。領導攻擊INDEC的商務秘書Guillermo Moreno仍然是總統最親密的顧問之一。IMF已經“注意到”阿根廷未能履行義務提交可靠數據，并提出建議和設定最后期限要求后者改進。然而，當阿根廷選擇忽視這一建議時，IMF卻只是緊握著雙手，哀嘆“缺乏進展”，并且軟弱的設定了新的最后期限。

在2010你那，我們在自己的統計表格里加上了警告附注。從本周起，我們已經決定完全棄用INDEC的數據。我們厭倦了成為欺騙選民和投資者的幫兇。

。。。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很快再使用阿根廷官方CPI數字。這需要INDEC由不被妨礙的獨立統計師來運作。只有到那個時候，讀者才能獲取更準確的已經發生的真實情況的描述，而不是官方的假貨。

哈佛經濟學家：應讓希臘暫時退出歐元區 德國已是全球化的贏家

• 經濟

2012年02月25日 18:33　　　

文 / 若離

2001-2003年間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哈佛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認為，即使嚴行緊縮，希臘也難以留在歐元區，為此應讓希臘暫時退出，重啟德拉馬克，恢復了社會經濟水平后再回歸。如果沒有政治聯盟，歐元債券和財政聯盟都不足以解決問題。德國靠高品質產品成為全球化贏家，南歐國家應降低工資，提高產品質量。

Rogoff接受《明鏡》采訪的主要觀點有：

1、即使希臘嚴厲緊縮，希臘也很難留在歐元區。希臘連續第五年衰退，要擺脫經濟停滯，國民工資必須減半，但這在政治上不可行。

2、不能斷定希臘危機最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希臘的問題不是普通的衰退，而是全面的金融危機。這樣的經濟崩潰比一般經濟下滑嚴重得多，通常都要更久才能恢復。

3、歐元區國家應該授權希臘暫時離開歐元區，同時保留歐元區成員的資格，保證希臘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懲罰。然后希臘發行德拉馬克貨幣，比歐元價值低得多的德拉馬克會讓希臘擁有出口和旅游競爭優勢。一旦希臘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就可以回到歐元區。

4、如果希臘暫時退出歐元區，市場會要求回答兩個問題：①哪些國家應該絕對保留歐元？②歐洲準備為此付出多少代價？問題就是歐洲國家一直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5、歐元對德法這樣的國家是合理的風險，但對所有的南歐國家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大多數南歐國家沒有在經濟方面做好起用歐元的準備。

6、歐洲國家要么徹底讓歐元區崩潰，要么由核心成員把歐元區轉變為真正的政治聯盟。沒有中央政府，財政聯盟根本不夠。

7、歐洲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歐洲聯盟可能因為這次危機的動力提前到來。

8、在目前的情況下，歐元債券絕對是錯的解決方法。政治聯盟建立以后，歐元債券才有意義。

9、南歐國家不能指責德國出口太多。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他們的工資增長太高，卻聲稱較簡單的產品，失去了競爭力。如果沒有重大的經濟改革，這些國家就不可能維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而德國創新的工業生產高品質產品，滿足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所以成為了全球化過程的贏家。

10、不應該讓德國增加工資。只有讓南歐國家大量投資教育，生產更高品質的商品，同時他們得降低工資，保持與金磚國家的競爭水平。

11、如要保證現在所有成員都在歐元區，德國要繼續負擔越來越多的別國債務，最終會連累到自身經濟增長放緩，南歐國家經濟增長會長期停滯。

希臘CDS的拍賣能公平嗎？

• 經濟

2012年02月25日 19:51　　　

文 / xiaopi

希臘正式發布PSI互換文件，其中明確集體行動條款CAC將引入PSI互換，這意味著CDS可能被觸發

舉個例子解釋希臘的CDS吧：

假設你擁有一套非常棒的Bose音響。它實在太棒了以至于你為他投了10000元的保險。不幸的是，在春節的時候，你邀請全家過來，你最可愛的侄子侄女毀了你的音響，使他的價值跌倒了2500元。如今它甚至不能完整的放CDs，音質完全就是垃圾。

在接到理賠電話后，保險公司解釋道他們非常樂意就你心愛的Bose的損失給予賠償。多棒啊！

就在按計劃將要獲得音響貶值損失的金錢償付的前一天，一些不速之客出現在你的門口，告訴你他們擁有法律授權要將你的Bose換成低端的Amstrad。在他們拖走Bose的時候，你只能低聲綴泣。

第二天，保險公司的人來。他們通知你，新的Amstrad符合所有關于這個機型的規格。他們拒絕支付一分錢，因為這一機型并未貶值。除了大聲的哭泣，你無可奈何。

好了，先收回你的眼淚，讓我們回過來談談希臘。

對于希臘，PSI互換的達成是其獲得第二輪救助的前提條件。投資者們將獲得新的（英國法系下）發
行的債券。

由于并非所有的投資者都愿意接受互換，希臘法律因而將集體行動條款（CAC）寫入希臘債券條款。

在CAC條款下，只要大部分債券持有者同意債券互換，將強迫所有人參加。

只有CAC實際使用時才會觸發CDS，因為這一條款“強迫所有的投資者”。這一信用事件意味著將會
有一場拍賣以決定最終支付給CDS購買方的金額。

小規模（但非常重要）的希臘債券信用事件拍賣

在CDS市場，通常需要超過1周事件來安排一場拍賣。對于這個問題，需要時間甚至官方確認這一信用事件的發生。最終結果卻是，當這場拍賣最終發生時，每個人手里卻只有新的Amstrad。但為何這很重要呢？

事實上，拍賣運作的機制是少量的債券在大銀行之間交易。這一少量交易決定了清算所有CDS合約所
需的現金支付量。

為了讓拍賣顯得“公平”，拍賣價格必須在減值債券的公平價格附近清算。比如已成垃圾的Bose-它
的面值是10000元，但一旦成了垃圾，它在淘寶上就只能賣2500元，及25%的面值。如果公平的話，
保險應該賠付7500元。

但問題是一些不速之客出現了，將壞了的Bose（原希臘債券）換成了全新的，但質量較差的
Amstrad(新希臘債券）。Amstrad由于是新的，在淘寶上可以接近原價賣出。如今，盡管新希臘債券
可能不會以接近原價交易-由于其極長的期限和希臘債務狀況，但仍可能比原希臘債券價格高。

因此，如果新希臘債券在信用時間拍賣中出現，給予CDS購買方的賠償將遠少于其損失金額。

美股評論：二十年外包之禍

http://www.sina.com.cn年02月24日 23:16  新浪財經微博

　　　導讀：美國工商理事會專家托尼爾森(Alan Tonelson)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外包是美國經濟當前的重大問題，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正是美國推行了二十年的錯誤的外貿政策，現在必須對貿易政策進行調整，才能將生產和就業機會拿回國內。

　　以下即托尼爾森的評論文章全文：

　　如果奧巴馬總統真的希望將那些至關重要的，被外包到其他國家的生產和就業機會搬回美國國內，那么他就必須明白，僅僅他的制造業復興計劃中的稅務優惠和其他的刺激還是遠遠不夠的。

　　既沒有預算支持的政府津貼，又沒有稅務或者社保成本的戲劇性下調，是不可能達到這種“內包”的目的的，因為，所謂外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實正是來自美國推行了二十年的錯誤的貿易政策。

　　總統先生在國情咨文當中提出的策略，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頗有些道理的。美國的創新能力和生產力目前還是全球領先的。接近美國市場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競爭優勢。相對于全球整體而言，美國人的薪資水平正在降低。再加上一些稅務方面的好處，加上更好的員工教育……奧巴馬最后的結論是，國內制造的整體成本完全可以和外包競爭，甚至還有一點優勢，尤其是在那些勞動力成本很低的先進行業當中。

　　如果我們的外包主要是包到了德國和日本那樣的第一世界國家，那么奧巴馬的方法確實可以生效。和美國不同，這些國家的政府一般都為制造業提供補貼。這些國家的薪資水平不比美國低，而且監管還更加嚴格，更加強調保護環境，保證勞工和消費者的安全。

　　問題在于，我們的外包實際上是走向了中國那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那里的工資不僅僅是比美國低，而且是低了很多。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監管不僅僅是比美國寬松，甚至可以說不存在，或者至少是沒有什么強迫力。至于稅率，依然不僅僅是比美國低，而是事實上常常是免稅。公司建立或者重建工廠，以及出口，都可以從當地政府那里得到好處。

　　在1990年代早期，那些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要吸引世界級別的，巨大的跨國綜合企業，其實只要再增加兩個魅力點就足夠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有足夠多的和足夠富有的消費者來購買新產品，這些收入很低的經濟體常常沒有能力吸納的新產品；其次，讓這些工廠有效運轉的能力。

　　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都是在那時開始出現的，但是其提供者卻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不錯，這些政府通過采納一些自由市場原則和升級教育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其實還是來自華盛頓。

　　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為起點，一路走到了最終永久性削減中國進口商品關稅，一系列新的貿易行動的最終結果就是，無論總統還是議會，都不可能阻止跨國企業將其海外工廠的新產品源源不斷運回美國銷售，哪怕是美國陷入衰退——就像我們現在所目睹的一樣。

　　一旦確保了這些產品可以進入美國市場，跨國企業自己就可以向第三世界合作伙伴提供第二個要件了。第三世界的勞工、科學家和經理人成本低廉，而且可塑性很強，他們可以對其予以教育和訓練，讓他們知道如何生產出先進的工業品，就像他們可以生產出廉價和簡單的消費品一樣。換言之，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常常引以為榮的經濟成長神話，很大程度上正是發端于企業的董事會。大家都知道，大多數技術都是由美國公司傳過去的。

　　外包者可能會辯解說，無論他們生產的是什么，這些產品其實主要都是供應所在國的客戶和消費者的，而不是主要針對美國。因此，他們在美國的工廠和工人，沒有多少會因此而被替換掉。甚至情況還可能變得更加理想，因為他們在海外的新工廠將長期需要大量美國制造的設備和元件，因此實際上會推動美國產出增長，帶動就業率上升。

　　可是今天，這些跨國公司的第三世界工廠實際上仍然是兩眼盯著美國市場。這也就是為什么這些公司會使得全球貿易平衡發生改變，讓我們從1990年代晚期的適度盈余走到了今天的巨額赤字。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貿易赤字要相當于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近兩倍，而且增長速度，前者相當于后者的近六倍。換言之，正是外包導致了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轉移，總統先生現在也多少認識到了這一點。

　　可是，奧巴馬必須明白，是美國的貿易政策使得外包這一有害的實踐成為了跨國公司幾乎無法抗拒的選擇。他們可以供應美國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市場，卻不需要面對美國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相應的各方面的成本和監管，因為他們的工廠是在這些負擔幾乎都不存在的第三世界國家。更為糟糕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外包而獲得了巨大的貿易盈余，他們可以用這些盈余來為新的，更先進的制造業提供補貼，這樣就進一步降低了當地的整體成本。

　　由此可見，如果美國真的想要達到內包的目的，就必須想辦法縮小成本的差距，這就要求增加預算用于津貼和稅務優惠，同時對大宗進口更嚴格地監管。必須對那些最基本的政策錯誤進行矯正，正是這些錯誤成全了外包，使得海外的生產商能夠和國內的對手競爭，盡管前者所提供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是美國國內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二十年的外包歷史已經造成了美國對進口的高度依賴，甚至那些先進的制成品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很可能需要以關稅為手段，來消除外包的成本優勢。此外，關稅還必須是靈活機動，可以調節的，因為目標國家當然會做出反應，比如增加補貼和稅務優惠之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保護主義的做法反而可能會保持，甚至強化美國的競爭，造就往往是國際貿易才會培育出的效率。對于制造業而言，他們將彼此競爭，以獲得在內部供應美國市場的機會，就像1980年代，美國的貿易壁壘反而吸引了外國資金大量流入美國的汽車和鋼鐵行業。盡管制成品的價格肯定會上漲，但是美國人的工資也會上漲，因為廉價的海外供應鏈必然要被新的美國工人代替。

　　奧巴馬總統是第一位意識到外包存在問題的總統，這是真的欽佩的。不過要解決問題，他首先需要檢查美國的貿易政策，他必須想辦法確保那些想要賺美國人錢的企業同時也必須在美國國內生產，為美國經濟做出貢獻。(子衿)
【胡佛研究所文摘】有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被反貼的標簽

譯者： 孤城落日 原作者： 小查爾斯·沃爾夫

奧巴馬打著自由派旗號擴大政府，這在中國、俄羅斯甚至日本或許都近乎于一個笑話。那么美國在經濟政策上自由與保守之爭的淵源又是什么呢？

當今的民主共和兩黨僅有的一點明顯共識就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標簽分別來標榜政治上的左與右。在這些標簽上的共識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因為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所抱有的經濟政策恰恰是世界其他國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對立面。

最鮮明的對比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都是掙扎著由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變為了市場驅動的市場經濟。但同樣的例子也在日本和歐洲存在著。

在中國，最近大多數的改革措施都旨在限制中央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這被執政的共產黨精英和媒體看作為“自由化”政策的結果，因此這些政策的擁護者都是順理成章的“自由派”。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這個詞同時有著批判和表揚雙重含義。

自由化改革措施反映在私營企業的快速成長中，最近的數字說明中國超過55%的GDP都來自于私營企業，而且這一比重還在不斷攀升，因為經濟成份中私有部分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國有部分。中國的自由化進程同時也反映在由于減少關稅和貿易壁壘而日益開放的國內市場，以及為了遵守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而逐漸對外國開放競爭的金融業和銀行業。自由主義化還反映在私營企業主開始加入共產黨，這表示了共產黨越來越認可（盡管有時不情愿）他們的重要性。

支持國營企業并反對市場自由化的堅定保守派（有時叫做左派份子）對這些舉措表達了激烈的反對。而最近在共產黨擁有的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中，自由派改革者們被提醒“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走回頭路”。

中國的黨內最高領導層是由衷支持自由化政策還是迫于內外部壓力而不得已為之，這是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2001年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這使得資本家身份的企業主有資格成為黨員，這個自由傾向的革新著實令人感到吃驚，因為這種聲音發自那個曾被視為黨內堅定的保守派之口。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問題的觀察家們最心儀的消磨時間的方式就是揣測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胡主席和溫總理的傾向，他們是由衷支持自由主義政策呢還是迫于被要求改革更多的情況下而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作為緩和呢。當下正在黨內進行的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爭論，某種程度上就是試圖彌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關系并找出一個適度的改革時間表。

在俄羅斯也一樣，激烈的爭論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進行著，前者贊成普京政府擴大對經濟的干預，特別是在石油天然氣、電信和其他關鍵領域的干預，而后者積極的反對這些，盡管有些徒勞。這些顯得聒噪的自由派包括幾位前葉利欽政權的高官，比如前總理伊格爾·蓋達爾、前經濟部部長葉夫根尼·亞辛，此外還有普京的前經濟顧問，但現在失寵了的安德烈·伊拉里奧諾夫。

這場爭論的焦點問題就是造成經濟相對高速增長的原因，俄羅斯自2006年起的平均增長率已經超過了6%，三倍于其他G8成員國的平均速度（雖然這些國家實際上更富裕）。俄羅斯自由派說這種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俄羅斯從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價格飆升那里撿了個便宜。他們的這種觀點得到了蘭德公司調查的佐證，俄羅斯增長的40%來自能源價格上漲而非政府的政策。

自由派還說俄羅斯的增長一直都存在著，而且如果干涉主義的普京保守政權同時對國內和國外無差別充分放開市場以利于競爭的話，未來的增長還會更強勁。自由派同時批評說如果俄羅斯利用激增的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為滿足市場需求而引進投資和進口消費品，現在國內經濟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也將得到緩和。

簡單的說，俄羅斯自由派希望政府減少干預和控制，而在這個問題上普京代表的保守派則正好相反。

                                    自由派力挺私有化

雖然自由-保守之爭更多的出現在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之中，但也同樣出現在日本和歐洲這種發達工業化經濟體中。想想日本最近頒布的將日本郵政私有化的計劃，日本郵政作為政府運營的儲蓄和人壽保險體系，其超過3萬億美元的資產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介體系。自成立之日起，該體系就為政府所有并免于競爭的吸儲者。將該體系私有化是前小泉政府進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以至于這項改革需要依靠全民公決才能讓小泉所在自民黨內的反對派閉嘴。

反對這項改革的人被視為（他們自己也這么認為）保守派，他們包括了日本有影響的大官僚們以及大量選民，這些選民長久以來將該體系當作安全可靠而且熟悉的儲蓄系統。私有化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日本現代金融和商業組織，這部分人被當作了自由派，他們將這次改革視作解除市場監管的一個契機。小泉的繼任者安倍晉三首相致力于日本郵政儲蓄的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政策，比如縮減政府支出和向外國開放更多的貿易和投資市場。

總而言之，根據弗雷澤研究所（一個傾向于自由市場導向的加拿大智庫）最近的研究，由于繁多的許可證、執照以及冗長的審批時間，在日本開展生意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是在美國的兩倍。在日本，痛恨這些的被視作自由派，而支持這樣做的被視為保守派。

類似的標準和與之相應的標簽同樣普遍存在于歐盟的經濟與社會活動中。當然，歷史上歐洲無論對于古典自由主義和集權保守主義的貢獻都無可置疑。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在于強調自由市場、開放的國際貿易以及創業精神的益處，這些理論來自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著作、英國的曼徹斯特學院運動、以及十八十九世紀法國以弗朗斯瓦·魁奈為代表的重農主義者和稍后奧地利人約瑟夫·熊彼得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貢獻。

另一方面，無論是直接擁有生產資料，還是間接作為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管者，歐洲人毋庸置疑也是國家控制經濟理論的建立者。雖然卡爾·馬克思和歐洲社會主義因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糟糕紀錄而蒙羞，但福利國家的概念依然是“社會市場經濟”（歐盟幾個成員國青睞的一個詞語）的核心部分，這已經成為了歐洲保守派反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招牌。

這些歷史逆流的一個例子就是歐盟積極的反對終結其傳統農業政策，這一政策偏袒了歐洲的高消耗農民。“保守派”在這種偏袒政策和其他農業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上表現的要比支持取消這些的“自由派”更強大。結果就是，貿易“自由化”多哈回合的談判要求歐美開放農產品市場，但歐美郭諾阻力過大，以至于談判不得不中止。

現在正被成本和交貨問題困擾著的歐洲商用飛機財團空中客車公司（歐洲航空防務及航天公司為其最重要所有者）提供了又一個與美國的現實相對照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對抗的例證。空客大部分股份所有者是法德兩國政府，而這種所有制被法國前總統雅克·希拉克和他的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這樣的“保守派” 所捍衛，同時也為“自由派”商人勢力和媒體評論者所指責。

                                       美國，扭轉的含義

為什么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含義被逆轉了？這一切都要從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說起，那時伴隨著羅斯福總統治下的新政而來的是政府對經濟權責的不斷擴大。在他1937年的第二次就職演說時，羅斯福表達了他的信仰——“在解決被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方面，政府有著與生俱來的能力”。政府權責的擴大帶來了充分就業、社會保險、健康保險、公共教育、市場監管和環境保護，從而測試并進一步延伸了羅斯福所稱贊的“與生俱來的能力”。

 “自由派”在羅斯福和民主黨的帶領下，成為了以社會公正之名行擴張政府之實的吹鼓手。“保守派”卻接受了這張標簽并成為了他們的對立面。這些標簽的含義在美國已經完全反轉，這也可以說是美國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又一個完美例證，一種有美國特色的獨一無二的狀況。

本文發表在2007年第一期《梅肯研究院評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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