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倫敦經濟學院歐洲思想史教授約翰·格雷（John Gray）1998年春季出版了專著《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書，該書從世界近現代歷史的大視野，對市場經濟、全球化、現代化、資本主義等問題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自由市場制度進行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多角度審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簡明的、不可多得的世界近現代市場史。
但作者立足于深厚的世界歷史之中，其趣旨遠不只是滿足于對市場史的一般考察，作者的落腳點是自由市場制度的歷史命運。因而作者實際上關注的是自由市場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全球推行？現代化是否命定地只有“西方化”（作者不認為有單一的西方模式）一條道路？[1]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只有美國化一條道路？而美國化僅僅指實行自由市場制度？東亞模式的新崛起是否是另一類現代性的體現？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模式的資本主義終結的信號，還是全球自由市場制度危機的征兆？[2]
作者對英國、美國、俄羅斯、德國、新西蘭、墨西哥、東亞的日本、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市場制度進行了比較后得出結論，自由市場制度只在英美等少數幾個國家實行過，并且都是因為社會災難而被強行中斷，因而只是短暫的歷史過客，而且是強政府策劃的產物，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更不是人類的天性。全球資本主義，即全球自由市場制度是啟蒙范式的烏托邦，如果強行實行，會帶來全球性的災難。該書對自由市場制度提出了全面質疑。[3]
作者期待東亞和歐洲提供另一種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市場制度。但作者憂慮的是市場經濟的“格雷欣法則”[4]：惡劣的資本主義（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在此專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但其實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遠不限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是歷史地、動態地發展著的，這在下文中有專門的討論）驅逐優良的資本主義（德國模式的資本主義或社會市場資本主義、東亞模式的資本主義和各種本土資本主義），因為這樣不僅最終會毀滅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身，也可能會毀滅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作者在該書的最后部分專辟一章《西方的暮年和亞洲資本主義的崛起》來對東亞的新崛起進行分析，作者對東亞模式（作者并不認為有單一的東亞模式或亞洲模式）是寄以期望的，那就是它能否成長為另一種現代性？
一、全球資本主義為何是個幻象？
（一）自由市場體制、“華盛頓共識”與全球資本主義
1． 自由市場體制
約翰·格雷認為自由市場體制是在個人主義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以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哲學為指導的，以最大程度追求經濟效益卻置社會效益于不顧的，由強政府強行策劃的，使市場運作獨立于社會需要之外的一種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在英美等少數幾個霸權國家推行過，而在戰后的墨西哥、俄羅斯、新西蘭等國只留下失敗的記錄，即使在英美等國也只是短暫地推行過，留下的卻是深刻的社會分裂和社會創傷。用約翰·格雷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市場政府的政策曾經是以自由放任主義，即19世紀中期政府不干預經濟生活的政策為模式的。放任主義政策的經濟指的是那種解除了桎梏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被置于政治和社會控制之外的經濟，然而，這種經濟實際上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即使在它的全盛時代，這一命題也是錯誤的。它是由國家的高壓政策造成的，它在運作時，無時無刻不在依賴政府的權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自由市場結束于它最極端的形式，因為它滿足不了人類的需要，包括對個人自由的需要。”[5]盡管約翰·格雷不贊成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但他并不反對市場經濟體制，恰恰相反，他堅決反對單純的計劃經濟體制，捍衛市場經濟體制，但他捍衛的是各種具有本土形式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體制，即由市場單獨、自動發生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
2． 社會市場體制
作者認為社會市場體制是這樣一種市場經濟體制：它也和自由市場體制一樣是人為建構的，不過，社會與市場是相互協調而不是分裂與對抗的，在一定程度上既滿足經濟效益又不忽視社會效益，即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某種臨界性平衡，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市場本身為目的，市場只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實現手段。社會市場體制在實現經濟效益時，既考慮社會成本，又考慮環境成本。決不以犧牲社會凝聚力和人的幸福為代價。“人們對社會凝聚力的需要對經濟生活有限制作用”，因而“社會市場是被嵌入社會的，并受制于種類繁多的規定與限制。”[6]約翰·格雷認為，“在任何社會中，受限制的市場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場才是策劃、規劃和政治高壓的產物。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必然在中央計劃之下產生，而規范的市場則是自然產生的。自由市場并不像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們所想象或聲稱的那樣，是社會進化的饋贈品，而是社會工程和堅定的政治意志的一個有目的性的產物。它在19世紀的英格蘭之所以可行僅僅是因為這個國家缺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7]約翰·格雷一再聲明自由市場體制只能產生于“前民主社會”、“政治高壓”國家或“霸權”國家，否則只能導致失敗。意在說明自由市場體制與民主政治體制是格格不入的。
3． 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8]，按照約翰·格雷的理解，就是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9]）思想家們關于全球自由市場體制的實踐宣示，這些新右派思想家認為“民主資本主義”很快就會在全世界被接受。一個全球自由市場將成為現實。一直為世界所包容的多種形式的經濟文化和體制將被并入單一的、普世的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應該最大限度地獨立于國家之外，其實是國家之上，“小政府”或“最小國家”（minimum state）是他們的主要理想，“認為文化、政體和資本主義不同種類之間的差別在決定國家的經濟角色上并不重要。”他們沒有認識到，“這些差別是決定性的”。他們也就“沒有接受、或者說沒有充分認識到當代資本主義的多樣性。”[10]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開發署等，要把自由放任主義向全球推行，形成單一的全球資本主義，即全球自由放任主義。他們把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踐看作是普世和標準的資本主義，而不尊重資本主義的多樣性和多元性，“跨國組織為了使每一種經濟體制都穿上按照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個別實踐縫制得到緊身衣，強迫各國都采取不適合它們歷史和文化的經濟政策。”[11]他們禁止各國政府保護社會凝聚力，禁止它們保護由自己發展起來的特定類型的資本主義，把尋求保護獨特文化和生活的政策污蔑為貿易保護主義。“按照美國自由市場觀點的理解，如果日本的街頭小店或歐洲受到保障的香蕉市場被判定為限制競爭，就必須禁止它們，不管它們是否有益于社會凝聚力。” [12]約翰·格雷認為，美國是通過尋求把個別的經濟文明強加給全世界來支持華盛頓共識的，但風險是把原來易于處理的差別轉變成為難以對付的沖突。因此，華盛頓共識不會永遠存在下去。“毫無疑問，它將被經濟動蕩與地域和政治條件的轉變所動搖。它只是美國尋求戰后一致性的一幕，不會比其他的美國輿論和政策更穩定和持久。世界銀行的觀點也在轉變，這就說明華盛頓共識已經受到質疑。”[13]在約翰·格雷看來，“這是一個絕對不能實現的烏托邦”。[14]
4． 全球資本主義與全球化
全球資本主義，就是在全球實行單一的資本主義模式，其實就是華盛頓共識中所宣示的美國版的資本主義，即全球自由市場體制。在此，約翰·格雷特別強調全球一體化和全球趨同化并不是全球化，也就是說，全球自由市場體制既不是全球化的過程，也不是全球化的結果，而只是人為策劃的結果。全球自由市場體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會自然地走向全球一體化和全球趨同化。
其一，全球化不等于全球一體化，也不會趨向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決不是各個經濟體制都要殊途同歸的終極狀態。全世界經濟活動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體化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經濟活動相互聯系的日益增長加劇了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盡管更全球化的經濟體制的一個結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國與國之間一些具有等級性的經濟關系，如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但同時它卻加強了現存的等級關系，并產生出新的等級關系。”[15]在這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全球聯系不斷深化而又不斷分化的綜合體。
其二，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趨同化，也不會走向全球趨同化。“全球化通常被等同于一種趨向共性的潮流，但其實恰恰不是這樣。在全球市場中資本和生產可以跨越邊界自由流動，這種全球市場得以運轉正是因為有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國家和區域之間的差別。如果全世界的工資、技術、基礎實施和政治風險是一致的，世界市場就不會發展了。如果各地條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資和生產就不會產生利潤。世界市場的興旺依靠的是經濟體制之間的差別。這就是全球化的動力不可抵抗的一個原因。”[16]在這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全球聯系日益緊密化而又保持不平衡化的綜合體。
約翰·格雷認為“全球化”涵有兩義，其一，“它指的是當代工業生產技術在全世界的傳播以及貿易、資本、生產和信息的各種形式的交流。這種跨越邊界的運動越來越多，它本身就是新技術傳播的結果。說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是說幾乎每一個社會目前都已經工業化或即將工業化。”其二，“全球化還意味著幾乎每一個經濟體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經濟體制聯系著。只有像北朝鮮這樣的少數國家力圖在經濟上與世隔絕。它們雖然成功地維持了獨立于世界市場的地位，但代價是巨大的，不論是從經濟方面還是人的方面上都是如此。” 約翰·格雷強調說，“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它不要求全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程度相同和深入。”[17]他借用學者戴維·海爾德（David Held）等人的話說，“全球化不是單一的條件，不是線性的過程，也不是社會變化的終點。”[18]約翰·格雷認為全球化全部“意義”的背后，只有一個單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就是把一切活動與關系從地方網絡轉移到全球網絡中來。他贊同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全球化定義，“全球化可以……被定義為全世界社會關系的強化，這種社會關系把相距遙遠的客觀存在用這樣一種方式聯系起來，即局部事件是遠方事件造成的，反之亦然。”[19]約翰·格雷反對把全球化和全球自由市場體制混為一談，他說，“目前有許多辯論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實行自由市場的短命政治綱領混淆在一起。全球化應該被正確地理解為，在世界相距遙遠的各地區之間，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接觸。”[20]
（二）不可持續的現代性：全球資本主義為何是個幻象？
作為一場影響深遠的試驗性的社會工程，在約翰·格雷看來，全球資本主義只是體現了西方普世文明的啟蒙理想，是西方文明中反復出現的烏托邦，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綱領。因為這種啟蒙理想相信人類進步的目標只是一種單一的文明，否認現代經濟體制是以多種形式來臨的。為了把他們單一的世界觀強加給世界，他們付出了摧殘人性的高昂代價。因而最終擱淺在人類基本需求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以歷史為指導，我們必然會預料全球自由市場將很快地一去不復返了。”[21]
1．從歷史角度來看，“全球自由市場”論者，雖然“崇拜理性和效率，但對歷史卻是無知的”。[22]19世紀的自由市場經濟在英國只有短暫的歷史，而且是在英格蘭維多利亞中期的一個格外順利的環境中產生的。不能代表大多數英國人民、卻掌握了不被監督的權力的議會，通過圈地法、濟貧法和廢除谷物法，土地、勞動和糧食都成了商品，到19世紀中期，自由市場就成了經濟體制的中心機構。但自由市場在英國僅僅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有些歷史學家甚至夸張地認為，根本就沒有自由放任主義時代）。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它就逐漸在法律上不復存在了。個中原因不難蠡測，“在19世紀的英格蘭，自由市場摧毀了社會制度和個人幸福，這就引發了政治反抗運動，從而徹底地改變了自由市場。”[23]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市場已經被重新調控，以利于公眾健康和經濟效益，而政府則積極提供一些基本服務，主要是教育。自由貿易一直存在到大蕭條的災難；但人們又重申對經濟的政治控制。自由市場被視為教條主義空談，或者僅僅被視為無政府主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復興自由市場的時候為止。[24]約翰·格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自由市場經濟作了一個歷史的總結：“在19世紀的英格蘭，人們對經濟安全的本能需求使自由市場擱淺了。在20世紀，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毀于30年代的戰爭和獨裁的暴力。這一災難是戰后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先決條件。在30年代，自由市場證明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制度。它建立于人為的策劃，崩潰于混亂和無序。在我們的時代，全球自由市場也不會有很大差別。”[25]在新自由主義掌權[26]的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墨西哥、智利、捷克等國，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么使社會陷入混亂，要么使社會走向分裂。“20世紀80和90年代的自由市場政府沒能實現它們的眾多目標。在英國，由撒切爾夫人統治18年后的稅收水平和國家支出與工黨1979年下臺時一樣高或更高。”[27]當經濟低迷時，政府只有靠僥幸而活命了。“在大多數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政治受惠者是溫和的左派，這種情況已經得到證明。自由市場對社會產生的毀滅性效應使他們失去了政治的可持續性，19世紀如此，20世紀也是如此。”[28]
2．從文化角度來看，與歐洲其它國家不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始作俑者英格蘭有悠久的個人主義傳統。英國的資本主義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個人主義性質。19世紀英國之所以會出現自由市場經濟，約翰·格雷認為必須考慮英國的文化傳統的特殊性，“需要考慮19世紀早期英格蘭社會條件的異常特點。……長期以來，英格蘭擁有關于財產所有權的高度個人主義的法律文化。土地長期以來作為商品買賣，勞動力長期以來具有流動性，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普遍存在的鄉村生活的封閉性在這里是罕見或未知的，家庭生活更接近于當代的核心式家庭，而不是前現代的那種擴展式家庭。19世紀的英格蘭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仍然處于農民社會。”[29]因此，“在19世紀的英格蘭，如果沒有那種長期的、徹底的個人主義，產權和經濟生活是決不可能產生的。”[30]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作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的自由市場體制再次出現于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仍然與它們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它們曾經是英格蘭的殖民地，從來沒有過農民階級。“在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社會中，耕地個人化的文化及經濟先于工業化。它們孵化出了一種經濟文化，自由市場在這種文化中可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但要事先具備特殊的法律、社會和經濟條件，再加上冷酷無情地使用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但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是否就必然適合或需要自由市場體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中，還是證明了自由市場是如此的浪費人力，對社會生活有如此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穩定的。19世紀自由市場的消失才是緩慢的歷史進化的結果，而它的出現則不是。”[31]
3．從社會角度來看，以個人主義文化傳統為基礎的自由市場或全球自由市場帶來的是全球性的社會分裂、社會動蕩、社會瓦解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革命。[32]對全球自由市場的追求“已經產生了大范圍的社會混亂和經濟與政治的不穩定性”。[33]就在全球自由市場創造著新型貴族的同時，它也產生著新型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它還使得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存更加困難。從社會角度看，自由市場制度的主要缺陷是：
其一，自由市場最深刻的矛盾是起到了削弱它過去依賴的傳統社會體制的作用，如家庭體制[34]，“自由市場是當今在世界上仍起作用的傳統的最有效的溶解劑”；
其二，排擠了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化，而工人階級赤貧化[35]；
其三，使極少數人富了起來，并使受排擠的下層社會擴大了，從而使實施它的政治載體遭到嚴重破壞；
其四，毫不猶豫地使用國家權力，但卻使國家體制腐敗并部分地喪失了合法性[36]；
其五，分裂或摧毀了最初由它建立起來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
其六，擴大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從而創造了新自由主義的貧困陷阱，最終使社會分裂[37]；
其七，它設立了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相互對立的政黨被迫合作；
其八，自由市場驅使的變化削弱了社會中介機構和社區生活中的非官方的社會控制，從而實際上使國家的社會控制功能不斷強化；
其九，自由市場最不計后果的短期行為是破壞它本身曾一度依賴的道德，如節約、公民自尊、責任、家庭價值等[38]；
其十，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市場并沒有促進穩定和民主。在較貧困的國家里，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產生出原教旨主義政權，而且起到瓦解現代國家催化劑的作用；[39]
在自由市場的大本營——美國，自由市場已經對社會崩潰起到了促進作用，其程度在其他發達國家聞所未聞。家庭在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脆弱。與此同時，社會秩序一直靠大規模的監禁政策支持著。除了后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以外，沒有一個先進的工業國以美國這樣的規模把監禁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來使用。自由市場、家庭和社區的破壞，以及把刑法作為最后的求助手段用于抵御社會的崩潰，這些都是緊密相連的。自由市場還削弱或毀壞了維系美國社會凝聚力的其他制度。它創造了長期的經濟繁榮，但大多數美國人卻很難從中收益。美國國內不平等的程度與拉丁美洲國家相似，而且超過了任何一個歐洲國家。[40]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比任何其他20世紀的經濟學家都深刻。他認識到，全球資本主義沒有起到保護社會凝聚力的作用。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它很可能摧毀自由主義文明。這就是他為什么接受了必須規范資本主義的觀點。必須用政府的干預使資本主義的動蕩性和社會的穩定性和諧一致。對今天的全球自由市場來說也是一樣。
4．從經濟角度來看，全球自由市場的推行是以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的伴隨為代價的。約翰·格雷認為“自由市場對工業投資的追求是短期行為”，而它的深刻缺陷已經引起了不必要的苦難。自由市場固然帶來了最大的經濟效益，但也造成最大規模的經濟不穩定。自由市場預期或帶來的經濟效益被它一同帶來的社會負效益和環境負效益所抵消。全球自由市場就是“創造性毀滅的發動機”。就像過去的市場一樣，他的前進并不順利，也不平穩。它的進步是采取繁榮與蕭條、投機狂熱與金融危機的循環形式。就像過去的資本主義一樣，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是通過摧毀舊式產業、職業和生活方式實現了巨大的生產率，所不同的是，這些都是以全球的規模進行的。
5．從政治角度來看，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是競爭對手，而不是伙伴。與自由市場共存的通常不是穩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經濟無保障的多變的政策。“自由市場的天然對等物是不安全的政治體制”，“在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進程中，自由市場總是短命的。它的社會代價在任何民主體制中都不可能長期處于合法的地位。這個真理已經被英國自由市場的歷史所表明，”[41]不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幾乎在所有的社會里，市場一直是被約束著，因而，它一直沒有過分地妨礙人對穩定和安全的需要。在當代的條件下，自由市場作用已經被民主政府緩和了。那種最純粹的維多利亞中期的自由市場形式已經隨著公民權的擴大而消亡了。由于英國自由放任主義隨著民主制度的推進而退卻，在民主競爭的壓力下，大多少國家的過激現象被繼任政府緩和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遭遇就是這樣。但在全球層面上，自由市場尚未受到觸動。社會民主制度和全球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政府和市場經濟之間實現一種人道和諧的關系還是一個遙遠的夢想。[42]
6．從哲學角度來看，自由主義經濟哲學主要由自由市場自然進化論、人性體現論、自然法則論、普遍人權論、有效手段論、有限政府論、天然穩定論（自動均衡論）、獨立作用論、全球傳播論和單一選擇論等理論構成。這些理論是不可證偽的真理嗎？約翰·格雷從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基本上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1）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未經計劃的自然進化過程。約翰·格雷認為它是靠權力和政治手腕產生出來的人工制品。作者通過分析19世紀中期的英國、戰后的英國、美國、俄羅斯、墨西哥、新西蘭等曾經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得出了反對自由市場自然進化論這個結論。由于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相沖突，它只能通過強權或霸權來建構。戰后拉美和東亞的自由市場經濟都是在威權政府（基本上是軍人政權）領導下建構的。作者引征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觀察：“使孤立的市場成為市場經濟，把被調控的市場變成自我調控的市場，這確實是至關緊要的步驟。19世紀……把這種發展天真地想象成為市場傳播的自然結果。當時人們沒有認識到把市場轉變成自我調控的系統并不是市場固有的傾向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具有高度人工性的刺激作用才促使這一機制具有了社會性，這樣做無非是滿足這部機器的人工現象所產生的條件。”[43]卡爾·波拉尼強調，惟有“持續不斷的、由中央組織和控制的干涉主義的巨大增長，打開了通往自由市場的道路，并使道路保持開放。”[44]由此約翰·格雷得出結論：“僅僅是實施放任主義政策時，即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格蘭和世界的其他地區，自由市場才成為主要的社會體制。”[45]所以，市場社會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或進化的結果，而是通過政治手段反復和系統地進行干預才出現的。“像哈耶克（F.A.Hayek）這樣的理論家們建立了各種冠冕堂皇的理論來說明市場經濟是緩慢進化而來的，在這一進化過程中，政府沒有起什么作用，他們的這種說法不僅是把個別的實例生硬地加以普遍化，而且還曲解了這個實例本身。”[46]
（2）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人性的體現，是人性的天然狀態。約翰·格雷認為，恰恰相反，自由市場是反人性的，是對人性的最大扭曲與傷害。“在任何社會中，受限制的市場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場才是策劃、規劃和政治高壓的產物。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必然在中央計劃之下產生，而規范的市場是自然產生的。”[47]
（3）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事物的天然狀態，是自然法則的體現。“自由市場并不像今天的經濟哲學設想的那樣，是一種事物的天然狀態，當政治對市場交換的干預被排除之后，這種狀態就出現了。從長遠和寬泛的歷史視角看，自由市場是一種罕見而又短暫的反常現象。自由市場是用國家權力建設的。”[48]
（4）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僅僅是經濟領域中個人自由的權利，是普遍人權的體現。約翰·格雷認為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與普遍人權是對抗性的，二者沒有任何親和力。
（5）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創造社會財富最有效的手段。約翰·格雷認為自由市場與社會財富的關系是“創造性毀滅”的關系，即既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也造成最大的經濟傷害，就是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的循環往復，以及社會的極度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大分裂。其后遺癥具有長期的殺傷力。
（6）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有限政府（小政府）和私人財產的體現。有人認為自由市場和最小政府是伴隨在一起的，這種思想是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存貨的一部分，它顛倒了黑白。由于社會的天然傾向是抑制市場，自由市場只能由中央集權的國家產生。自由市場是強政府的創造物，沒有強政府，自由市場就不可能存在。[49]
（7）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天然穩定的，它能夠自我調控和自動趨向均衡。“從目前結構來說。全球資本主義天生就是不穩定的。全世界的自由市場不像過去的國家自由市場那樣能自我調節。全球自由市場才有10年的歷史，但已經包含了危險的不平衡現象。除非徹底改革它，否則世界經濟體制將土崩瓦解，重演20世紀30年代的貿易戰爭、競爭性貶值、經濟崩潰和政治劇變，這既是悲劇，也是鬧劇。”[50]
（8）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應該獨立于社會和國家之外，就一定能夠發揮出全部的優點和效能，從而滿足人類的最大需要和天然福祉。“經濟哲學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轉向。市場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類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設計的權宜之計和工具。市場是用來為人服務的，而不是人為市場服務。在全球自由市場中，經濟生活的工具已經從社會控制和政治統治中被解放出來了，這是很危險的。”[51]卡爾·波拉尼正確地指出：“歸根結底，由市場控制的經濟體制是全部社會組織無法抵抗的后果；它意味著社會是作為市場附屬物而運轉的：不是經濟被嵌入社會關系中，而是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制中。”[52]社會作為市場附屬物而運轉的最終結局是市場摧毀社會。
（9）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自由市場的傳播是現代性的利刃，而且被等同于美國價值的延伸。所有的社會邪惡都會被市場力量消解。“全球自由市場預先設定經濟現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它把經濟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全世界相互聯系起來的市場經濟中傳播工業生產的現象解釋為單一類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即美國自由市場的無情推進。”美國是普世的模式這一思想長期以來是美國文明的一個特征。“但在我們的時代里，情況似乎正相反。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在全世界復制出美國自由市場體制，而是與自由市場背道而馳。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資本主義中可以歸功于西方模式的東西很少。”[53]而且“美國要充當世界典范的要求沒有被任何國家接受。美國經濟成功的代價是社會分裂、犯罪、監禁、種族和民族沖突，以及家庭和社區的崩潰，這些在歐洲或亞洲的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54]由此看來“沒有任何一種資本主義制度是人們普遍希望的。每一種文化都有自由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并尋求與其它文化發展起來的生活方式妥協，以求共同生存。”[55]因此，“真正的全球經濟并不意味著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會向人類的其他部分擴展，而是意味著西方全球霸權的終結。”[56]
（10）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認為除了全世界的自由市場，人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接受某種形式的西方制度和價值。文化多樣性不是人類生存的永久條件，它是通往普世文明的一個階段。在這一單一的世界文明中，過去形形色色的傳統和文化要被一種新型的、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社會所取代。“單一的全球市場是普世文明的啟蒙計劃”[57]，但“全球化并沒有使西方價值具有普遍性，但卻使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轉。世界經濟體制之間的相互聯系越來越多，這并不表示一種單一的經濟文明的發展。它意味著妥協將必然在各種經濟文化之間出現，而文化之間將保留差別。”“如果我們不最終放棄支持全球自由市場的經濟哲學，亞洲的蕭條肯定會在全世界大多數地區蔓延。”[58]
二、東亞的反例與范例：另一類現代性？
（一）作為反例的東亞
1． 日本的反例[59]
（1） 實施工業化未必要打破封建的社會秩序。
約翰·格雷認為日本工業化的一個真理是：日本不像有些歐洲大陸國家那樣，實施工業化必須打破封建的社會秩序。日本企業的發展就像嫁接在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機構那樣。現代工業經濟在日本的發展開始于19世紀的最后十幾年，這種經濟體制體現了一種社會秩序，它的一些最關鍵的部分是不可破除的。給日本的現代化充當先鋒的是武士階級。約翰·格雷舉三井大商館為例，三井大商館經歷了從封閉的江戶時代到現代化的時代的全過程，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這種現代化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在一開始封建秩序就沒有破除。[60]
（2） 技術的革新、知識的增長和思想的革新未必能使社會進化。
約翰·格雷認為技術的革新、或知識的增長和思想的革新一定能使社會結構進化。這種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說法“不適合日本的情況”，“任何以西方歷史為基礎的現代化模式的說法都不適合日本經驗”。[61]
（3） 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
約翰·格雷聲稱：“大多數偉大的社會理論家的資本主義模式都以這種個人主義（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的市場個人主義）為基礎”，無論資本主義的支持者，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者都“錯把個人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普遍法則”，因而“都把個人主義作為其核心特征緊緊地抓住”，“但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聯系即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歷史的偶然。”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既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的市場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有著深刻的差別”，“也有別于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資本主義”。約翰·格雷分析道，“日本的市場機構在與他們的雇員和其他社會成員打交道時，依賴于彼此信任的人際關系，而不是契約文化。日本公司與周邊社區脫節的現象比美國輕得多。他們與國家機構的關系是緊密和連續的。”因此，“日本資本主義制度所表現出的倫理生活不是個人主義的，而且也沒有跡象表明即將成為個人主義的。”[62]
（4） 本土型的現代化。
歷史的啟蒙哲學告訴我們：國家的現代化靠的是效法西方社會。但約翰·格雷認為“這些哲學和現代性理論已經在日本被證偽了”。“的確，日本的現代化包含了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折衷性的舶來品”，如歷法、銀行系統、教育、商法、各種技術、都市生活、中央集權國家、現代化的軍隊和海軍等。“所有這些革新都包含了對西方實踐的效法，尤其是效法普魯士和英國”。“但所有這一切都得不出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或文化傳統的結論”。也就是說，“日本在獲得這些現代性的標志時并沒有把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西方化”。促使日本現代化的是西方列強的威脅給它造成的創傷，日本工業化的目的是保護民族獨立，“但日本的現代化仍然具有本土的性質”。日本的領導人“從前是隱含地、最近則是明確地拒絕現代化就是與西方對應的制度和價值趨同的觀點”。[63]
（5） 由一種發展狀態推動的工業化。
約翰·格雷認為日本的工業化是出于國家的需要，由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和干預主義的政府在“富國強兵”的政治責任和政治理念的下迅速推進的。“從一開始，日本的工業化就是由一種發展狀態推動的。”[64]
（6） 和諧是最重要的價值。
日本現代化“不僅與歐洲國家、而且與中國和韓國的一個極大的區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和諧的。“在日本歷史上，經濟和工業的發展時刻都受到國家的鼓勵和協調。在歐洲國家近代發展起來的那種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鮮明的差別在日本的歷史上很少見到。在日本的生活中，和諧是一種重要的價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對從上到下的那種等級關系，這種關系在歐洲長期以來一直和國家的制度連在一起。” 約翰·格雷引征塞勒（Sayle）的話說：“日本政府沒有離開或凌駕于社區之上；而是有事與社區協商。”[65]
（7） 非最小國家與福利國家。
約翰·格雷認為日本的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于明治時代，與歐洲19世紀的傳統民族國家非常相似。至今，日本在許多方面還保留了19世紀民族國家的狀態。這是一種發育中的國家，但肯定不是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最小國家。然而也不是西歐的那種福利國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經過戰后的演變，日本和所有的西方國家分道揚鑣了。
（8） 網絡資本主義。
日本工業、商業和金融企業聯系在一個稠密而又復雜的關系網中，這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比的。由于日本資本主義是從傳統的封建時代的企業發展而來的。因此日本企業一直是在大企業緊密編織的網絡里組建的。“在明治時代，這些企業一直都是大財團，是強大的、由家庭控制財產的群體，在占領期間，這些正前的財團幸免于對它們強制實施的美國式的反壟斷法，成為當前的重點企業，或市場聯合群體。在占領期過后，一些大公司的家庭控制的程度降低了，但他們重新聯合起來，這就有助于構成一個主宰今天日本經濟的企業群體網絡。”在這種企業群體網絡中，“大型企業和種類繁多的小企業共同存在，但它們設置了框架，其他公司在其中運作。”[66]
（9） 充分就業文化。
日本的失業率或就業率在西方世界素來是很特異的，“日本最不能讓華盛頓共識原諒的罪過是充分就業文化”。按約翰·格雷的統計，日本的失業率大約為3%——4%，而經合組織國家平均都在大約8%的水平；它的就業率高于經合組織國家所有類型的工人就業的平均水平，包括青年；1993年，它的失業率低于任何一個經合組織國家，甚至包括非全日制工人在內；決不是所有的日本雇員都享受終身就業，終身就業在大公司之外是不普遍的。但1991年日本有43%的雇員已經為同一個雇主工作10年以上，而在經合組織國家內，這個數字是33.5%；1989年，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之后，緊接著就是經濟活動的災難性滑坡，這是它遭受的最惡劣的經濟衰退，但在衰退的整個過程中，它仍然保持著充分就業的文化。以非書面的社會契約保證人口的大多數有就業保險是日本經濟體制的一個核心特征。用社會契約保障充分就業的做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是為了對付經濟壓力，如技能的短缺；但另一方面保障產業和社會的和睦，即防止無產階級的增長，在近期尤其防止了下層社會的增長。日本就業保險受保護的程度比任何一個國家都高。“與大多數西方國家比較，日本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幾乎人人都是中產階級。”[67]
（10） 高度壓縮而又高度成熟的工業社會。
日本是一個高度成熟的工業社會。在這方面，它更相似于西歐當代經濟體制，而不是位于東亞其周邊的新興的工業化的經濟體制。但它又成功地把英國用了兩個多世紀才完成的工業發展縮短成125年。在這些時間里，在世界上的非西方國家中，只有日本走上了雄心勃勃的工業化道路，盡管之間發生了太平洋戰爭的災難，這條道路仍然使它成為今天的技術密集型經濟體制。
（11） 日本文化的連續性與同質性。
日本文化的連續性與同質性[68]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即確保了日本模式的獨特性，也導致日本模式中有大量的內容不能輸出。但作為一個高度成熟的工業化社會，日本的情況可以為它本身提供一個機遇，以及在當代達到某種獨特境界。
（12） 靜態經濟？
自從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一直處于經濟無增長狀態。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像美國的大蕭條時期一樣，即使利率降到0.5%，也沒有刺激借貸。經濟增長停滯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經濟“飽和”狀態一直存在著恐懼。日本是否首先進入了這種“飽和”狀態？這種“飽和”狀態是否意味著米勒（Mill）所推崇的“靜態經濟”的出現？按照華盛頓共識的理解，沒有永恒的經濟增長，社會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華盛頓共識對靜態經濟的不屑一顧是否值得懷疑？按約翰·格雷的觀點，在靜態經濟的情況下，技術被用來提高生活質量，而不只提高產量。約翰·格雷意味深長地說：“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無增長經濟的看法被證明是幻想。也許在日本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成熟的工業社會，經濟增長的崩潰可以讓人們有機會重新考慮是否有必要重新啟動它。”[69]
2． 華人資本主義的反例
（1） 華人經濟文化的中心特點
在談到華人經濟文化的中心特點時，約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懷特雷的看法，他認為華人經濟文化的中心特點曾經在雷丁（S. Gordon Redding）開創性的著作《華人資本主義精神》中得到鑒定。雷丁和懷特雷（Richard D.Whitley）作了如下總結：
其一，小規模和比較簡單的組織結構；
其二，通常集中在單一產品或市場上，其增長靠的是多種多樣的機會；
其三，決策集中，并高度依賴一個主導的執行人；
其四，所有權、控制權和家庭三者有密切的重疊；
其五，家長式的組織氛圍；
其六，通過個人關系網與環境建立聯系；
其七，對成本和財務效益問題通常十分敏感；
其八，與那些相關的、但在法律上是獨立的組織一般有強有力的、但是非正式的聯系，這些組織履行供貨人和銷售的某些關鍵職能；
其九，在商標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可方面比較弱；
其十，具有高度的戰略適應性。[70]
（2） 華人資本主義的核心：家庭的關鍵作用
約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懷特雷的判斷，即家庭企業是華人資本主義的核心。“華人企業一般是小型的，其內部和外部關系一般都依賴于家庭或個人。在供貨和資助方面，他們依靠‘關系’，依靠相互之間的責任，以及長期的協商關系，而不是正式的契約責任。即使華人的企業擴大了，他們仍然保持其家庭的性質，即最重要的決定由一家之長——父親作出。臺灣和大陸的大型企業一直都是國有的。如果華人的家庭企業是大型的，則一般都處在一種享有政治保護的環境中，或者是因為他們在某些產業或某些市場方面有特長，如海運或房地產。”[71]華人的家庭企業資本主義不符合西方的公司理論，華人家庭企業的結構和運行也不符合西方理論所認為的普遍有效的經濟理性。華人資本主義和日本資本主義一樣都挑戰了馬克斯·韋伯和其它西方社會學家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標準解釋。“按照西方的常規解釋，資本主義的發展途徑是取代家庭和個人關系在經濟生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它把經濟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服從于與個人無關的利潤和虧損的累計，起連接作用的不是信任關系，而是契約和法律義務。”然而，“華人資本主義成功的關鍵卻是依靠家庭內部的信任資源”，“在重大事物中，信任很少延伸到血緣關系之外”。[72]
（3） 臺灣的反例
最發達的華人資本主義在香港和臺灣，而臺灣尤其引人注目。約翰·格雷認為臺灣“似乎可以聲稱已經實現了本土的經濟現代化”[73]。他指出了臺灣經濟的幾個基本特征：
其一，小型農場的鄉村經濟。這是在20世紀50和60年代通過深入的土地改革實現的。
其二，深入的私有化進程。臺灣的私有化進程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國有工業企業的比重從57%下降到20%。
其三，小型家庭企業主導的臺灣經濟。臺灣沒有日本和韓國的那種大型聯營公司。
其四，神奇的經濟增長率。在過去的40年里，臺灣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9%。
其五，最具有平均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74]
約翰·格雷認為臺灣取得的這些成就使人們不由得相信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的主張：“臺灣已經指出了道路，向中國（大陸）提供現代性的中國模式。”[75]
（4） 新加坡的反例
約翰·格雷對作為亞洲資本主義本土現代化典范的新加坡模式以及它不向美國霸權屈服的精神都極為推崇，他說：“新加坡拒絕西方價值的普世性。它蔑視美國的干預，也拒絕了美國當時正在整個東亞地區宣傳的人權的教條。它斷言自己的價值是反對美國企圖移植到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人權模式，以及市場個人主義的經濟文化。它把自己的成就定位于一種后自由主義的城市國家——穩定、團結、教育程度高和增長迅速，以此來證明它的現代化和發展模式比“西方”提供的任何模式都高明。”[76]
（5） 與日本的區別
華人資本主義有別于日本資本主義，“其深刻和徹底的程度與同美國自由市場的差別是一樣的”。其主要表現為：“超越家庭的信任和義務關系在封建時代和當代的日本以及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個人主義社會中是很明顯的，但在華人社會就很弱，或者不存在。龐大的跨國公司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征，它還有很強的企業文化和忠誠以及對政府指導的開放性，但在戰略上卻不失高度的自主權，這些在華人企業中是沒有的。”[77]
（6） 與韓國的區別
華人資本主義也有別于韓國資本主義，韓國資本主義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其一，韓國經濟主要由多種行業聯營的企業，即眾所周知的財閥主宰。
其二，韓國的財閥是具有家長作風的機構，企業充斥著家長作風，獎賞和賠償也被個人化了。基本工資以外的獎賞不是根據工作表現，而是根據上級的評價。其創建企業的家庭仍然有決策的權力。
其三，韓國企業以寡頭方式壟斷市場為目的的合作遠遠超出了家庭。
其四，財閥與政府的關系密切。
其五，韓國財閥之間有宗族和區域性的競爭。
其六，在韓國的大多數公司，不實行或不承諾終身就業。[78]
（7） 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
中國大陸的現行制度由于與該國在20世紀歷史相關的一些原因，其與海外華人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
其一，中國大陸經濟的市場經濟性質是不充分的。
其二，中國大陸經濟的增長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工人沒有什么交涉的力量，而且他們的工資低于處在同等發展階段的其它國家工人的工資。
其三，中國在本土發展的模式上，其市場經濟性質將日趨充分。
（8） 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經濟文化的趨同性
據約翰·格雷觀察，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經濟文化正在趨同。中國不少企業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海外華人的投資，而海外華人就無意識地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重新引入了中國大陸。“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文化在未來將比現在更具有傳統性質。”[79]
（9）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障礙與前景
約翰·格雷認為，中國經濟現代化，“要求幾代人的經濟發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劇變、環境災難和戰爭的干擾。” 約翰·格雷特別擔心的是問題是：
其一，國家分裂。他強調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國家分裂反復地發生過。”
其二，環境退化。中國的環境污染可能是阻礙中國進一步現代化的威脅。
即使排除了這些干擾，而且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經濟文化確實趨同，并且由鄧小平開創的改革取得預期的成功，“在下個世紀的后半葉之前，中國也不會成為一個發達的社會。”[80]
（二）作為范例的東亞
1． 東亞文化傳統的非排他性
東亞大多數宗教傳統并不要求排他性。[81]這擺脫了對惟一真理的宗派性要求。因此東亞新興的資本主義制度并沒有承擔對競爭性經濟體制的優點進行教條式爭論的重擔。這有利于東亞本土資本主義的成長。
2． 東亞經濟實踐的實用主義態度
東亞各國政府對經濟政策的探索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亞洲價值”的一項要求是，在經濟生活中，采取徹底的工具主義觀點，從而避免那種把經濟政策變成爭論的教條的西方式的困擾。
3． 東亞工具主義的市場觀
在亞洲文化中，人們是以工具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市場的，即把它視為創造財富和社會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像西方新自由主義一樣以技術的態度，把市場本身視為目的。亞洲不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神學的束縛，人們在判斷和改革市場機構時，參照的是市場運行對社會價值和社會穩定所產生的影響。
4． 政府指導的資本主義
亞洲資本主義制度是受政府指導的，政府所持的觀點是保護它們為之服務的市場的凝聚力。這與堅持全球自由放任主義制度的華盛頓共識相悖。約翰·格雷認為，“代表落后的是西方自由放任主義”。[82]
5． 東亞的致命失誤：最不該接受的西方價值
約翰·格雷不認為亞洲國家能夠把自己與全球市場中的經濟無穩定、生態風險和文化風險因素隔離開來。亞洲現代化必然會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響。“更深刻地說，亞洲國家在全速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在一個關鍵的、也許是致命的問題上接受了西方的價值，既它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亞洲和全世界一樣，當代西方那種把地球視為可消費的資源的觀點占統治地位。正是在亞洲，人們最終違反了經濟增長的生態界限。”[83]
（三）東亞現代化的前途
1． 東亞現代化的障礙
（1） 西方的壓力：現代化的格雷欣法則
貨幣理論中有一個“劣幣驅逐良幣，但良幣不能驅逐劣幣”的格雷欣法則。約翰·格雷認為，在全球自由市場中也有一個格雷欣法則的變種：即“惡劣的資本主義驅逐優良的資本主義”。以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為藍本的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就是被約翰·格雷視為“惡劣的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在與各種本土式的社會市場資本主義競爭的時候，約翰·格雷認為：“美國的那種使社會混亂的自由市場具有強大的優勢”，“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處于系統的劣勢。它們是沒有前途的，除非它們能夠以深刻和迅速的改革實現自身的現代化。”[84]約翰·格雷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享有對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天然優勢”，這種天然優勢，“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暫時的，而是系統的。” [85]這種系統的天然優勢就在于自由市場推卸了社會責任，不考慮社會代價與社會成本，最少程度地考慮環境成本，完全忽視文化成本，而且最大程度地降低生產成本、勞動成本、管理成本和稅收成本。然而，“在社會市場經濟中，商界承擔的社會代價使它們擔負起社會機構的功能，而且不腐蝕它們在其中運作的社會凝聚力。但是，對于在自由市場競爭中運作的企業，這種社會代價就必然成為負擔。美國公司就很少承擔這種責任。”[86]因此，“無庸置疑，自由市場是一種最具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類型。”[87]但是，“以破壞社會和造成人類的苦難為代價獲得的最大的生產率是一個反常和危險的社會理想。”同樣，“忽略社會代價是經濟學家職業上的畸形”。[88]華盛頓共識盡管受到質疑，但卻很難被抵制。“西方要求取消市場調控的壓力使日本政府很少有其他的選擇，這對于世界經濟具有重大的風險。”[89]更不妙的是，“中國是以美國模式的競爭對手出現的，因為在削弱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社會市場方面，它能夠比美國的自由市場走得更遠。”[90]
（2） 違反經濟增長的生態界限
約翰·格雷認為，由于亞洲接受了西方關于人類應該征服和主宰自然和地球是可消費資源的啟蒙觀點，在迅速推進工業化方面，最終違反了經濟增長的生態界限。而史無前例的環境退化和環境災難可能會成為亞洲繼續現代化的威脅。可是，“那些憧憬中國龐大市場的人們把中國的環境退化視為一種臨時或偶然的麻煩，而不是阻礙進一步實現現代化的威脅。” 巴比·比格斯（Barton Biggs）就“把環境污染說成是中國準備為經濟發展付出的代價”，“但目前的中國領導人并不像他那樣對這種代價有多么高的問題漠不關心”。[91]
2． 東亞現代化的前景
（1） 與弗朗西斯·福山的對話：歷史終結于“民主資本主義”嗎？
在人們最近對美國在當代世界中的地位所作的思考中，其中一些最有影響的、卻并沒有把握住美國必須在其中航行的這個世界的概況的理論，約翰·格雷認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92]和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級論”[93]。“二者是頑固的美國中心論者，他們提供給人們的世界觀是大多數歐洲人和亞洲人不可接受的。”[94] 福山認為， “民主資本主義”構成了“人類政府的最后的形式”，“西方思想的勝利”在全球無處不及。然而，福山和亨廷頓對西方的勝利又不具備足夠的信心，他們一致認為東亞模式和伊斯蘭模式構成對西方世界的威脅，其中東亞模式是對西方模式最大的挑戰。亨廷頓還呼吁要保衛西方文明。針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約翰·格雷提出了四點異議：
其一，所謂歷史的終結，可能僅僅是意識形態對抗的終結。格雷承認從1789年到1989年，即從法國大革命到蘇聯垮臺的時代，政治意識形態是社會和軍事沖突的主要根源，“在這個時代里，戰爭的起因或至少其理由是煽動起源于歐洲啟蒙運動的相互敵對的政治性宗教。但從更廣泛或更慎密的歷史觀點看，主要是由意識形態的對立引起的戰爭是很少的。綜觀人類歷史，戰爭起源于領土和王朝之間的沖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敵對狀態，起源于各個主權國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經濟利益。即使從1789年到1989年之間的啟蒙時代也是這種情況。……只有以間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續了40多年的冷戰中，意識形態的分歧才是國與國之間沖突的主要原因。” 冷戰結束后，即1989年以來，作為其起因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雖然結束了，“但這也意味著戰爭和沖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來了，而且力量沒有削弱。”[95]
其二，即使是啟蒙意識形態間的沖突，也遠未結束。格雷覺得：“認為歷史會結束的原因是短暫的啟蒙意識形態間的沖突會結束，這種思想顯示了一種難以信賴的狹隘觀念。它是棉隊世紀末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狀況的一個顯著標志，它顯示，這樣荒謬的推測曾經也被認為是可信的。”[96]
其三，福山把現代化和西方化合二為一了，但冷戰結束后的俄羅斯和中國走的都是本土模式的現代化道路。蘇聯的解體恰恰是對啟蒙的西方化綱領的排斥，而不是追隨。“它并不表示俄國接受另一個西方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即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信條。”同樣，“中國的市場改革也不是受到任何模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價值的沖動而啟動的。它從來都是中國本土方式的發展，很少有可以歸功于西方的建議或榜樣的東西。”[97]
其四，從美國的外部觀察，美國并非世界“后歷史社會”的樣板，“沖突的社會和政治起因，如種族、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已經在20世紀晚期的美國大量存在。”[98]
（2）與塞繆爾·亨廷頓的對話：需要保衛“西方文明”嗎？
與福山相反，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承認，現代化與西方化這兩股潮流如今不是在趨同，而是在分道揚鑣。亨廷頓認為后冷戰世界的世界沖突將不再是各國不一致的利益沖突，而是文明的沖突。西方文明正面臨著來自東亞和伊斯蘭文明的挑戰，如果不去“保留、保護和更新西方文明”，“團結西方各國人民”，“培育大西洋文明”，那么，“西方各國肯定被分而治之”。其保留、保護和更新西方文明、擔當“西方文明領袖”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落到美國的肩上”，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針對亨廷頓的觀點，格雷提出了如下幾點異議：
其一，亨廷頓的文明分類法“不符合文化事實”，“不是武斷，就是不規范”，亨廷頓自己也“并非信心十足”。其暗中引入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那帶有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式的成見”，即“在政治上是活躍的”文明，“它才是一種文明”。[99]
其二，文明沖突論與歷史事實相悖。格雷舉兩伊戰爭、圖圖族對圖西族的種族滅絕、柬埔寨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等為例，來說明：“現在就像過去一樣，戰爭普遍是在不同民族之間進行，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成員之間進行。不管戰爭由主權國家發動，還是由非正規軍發動，軍事競爭的邏輯通常迫使不同的‘文明’組成聯盟。”[100]
其三，“文明二元論”是值得懷疑的。格雷認為亨廷頓論證文明的沖突“是按照文化兩極分類法進行的，一極是文明，另一極是野蠻。他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西方和其他地方’。‘西方’是‘一’（one）；‘其他地方’是‘多’（many）。”[101]
其三，“西方文明”的“單一的認同”并不存在。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雖然不是普遍的，但卻是惟一的。它具有單一的認同，這種認同持續了漫長的時間，跨越了許多國家。格雷承認如果“西方文明”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具有現實性”，“但這些歷史上的親密關系正在迅速消退”。目前的情況是，“人們談論‘西方’表現出一種理性滯后的癥狀。它是人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形成的歐洲和美國之間的戰略聯盟時代。”但“如今已經沒有‘西方文明’可供美國領導了。亨廷頓所說的獨一無二的地位不是‘西方’的，而是美國的。”[102]正如李普塞特（Lipset）指出的那樣，美國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差距都正在加大，而不是縮小。格雷分析了亨廷頓所說的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宗教后得出結論：“現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具有后基督教的性質，但在美國宗教狂熱廣泛傳播，十分猛烈，而且通常帶有原教旨主義的性質。”據格雷的統計，信仰“魔鬼”（devil）的人在美國略低于70%，而在英國是1/3，法國是1/5，瑞典是1/8。1991年，美國成年人中有68%屬于一個教會，42%做禮拜。美國宗教狂熱的深度和廣度在發達國家是絕無僅有的，“對于他們來說，鬼迷心竅已經不是比喻，而是真切的現實。”因此，“說美國是一個世俗社會是荒謬的。美國的世俗傳統比土耳其還弱。”[103]這就推翻了啟蒙思想家所宣傳的“現代化和世俗化一起發展”的神話。也證偽了“單一西方文明論”或“文明趨同論”。[104]
其四，美國的“西方認同”和“單一的美國認同”都在蛻變。美國正在日益蛻變為一個非西方化的“后西方國家”。亨廷頓斷言，重新確立美國在西方文明中的領導地位的主要障礙是有很多美國人拒絕接受“西方”身份。格雷確認這一點，并作了進一步的實證，“認為美國是一個確定無疑的‘西方’社會已經不再符合現實。有很多情況說明，在大約一代人的時間里，美國將成為正在崛起的后西方國家之一。人口統計的趨勢表明，在大約一代人的時間里，美國人中的亞裔、黑人和屬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人（主要指拉美文化傳統的人）將接近人口的多數。到2050年，……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傳統的白人人數將從1996年占人口的73.1%降到52.8%。”由此得出一個推論，“一個歐洲文化傳統不再占優勢的人口群體所產生出的政治精英也不再與歐洲國家有親密的文化聯系。這種發展趨勢已經明顯地表現在美國政界內部的變化中。” 格雷認為，美國現代化發展的最終結果是：“他們變得越來越具有本土美國文化的性質。但他們包含的美國特性不再具有近代歐洲意識形態的成分。”[105]
（3）東亞與西方：不可抗拒的文化滲透
格雷在現代化模式、文明發展和“亞洲文明”前景等問題上的最終結論是：“鐵板一塊的‘亞洲’和“西方文明”一樣，都是幻想。世界市場的無情發展不會推出一個普世文明，而是使文化間的相互滲透在全球范圍內不可抗拒。”[106]
（4）西方的暮年與亞洲的崛起
格雷聲稱“我們已經進入了西方的暮年時代”。他解釋說，他所說的“西方的暮年時代”并非是“西方的衰落時代”，而僅僅是指“‘西方’不再被等同于現代性了”，“鐵板一塊的‘西方文明’已經不存在了”。他強調說，“在這個時代里，并不是所有的亞洲國家都走向繁榮，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走向衰落。”只是，“‘西方’這個概念已經陳舊了，舊的東西之間的劃分不能說明今天世界文化和政體的多樣性了。”[107]亞洲，主要是東亞各國，在現代化模式上的獨樹一幟，為世界提供了另一類觀照。西方不再是西方，而亞洲也不再是亞洲。這也許就是東亞崛起的世界價值吧。
結論
格雷洞悉全球自由市場的深刻缺陷，從歷史、現實與理論相結合的角度對它進行了條分縷析。得出華盛頓共識或全球自由市場盡管在一些個人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有其實行的可能性，而在整個全球要強行實施是行不通的。
作為啟蒙綱領的烏托邦，從狹隘的經濟視野出發，全球自由市場雖然可以說會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但也會產生最大的經濟震蕩、經濟分化和經濟破壞，況且，不計社會成本的后果是，產生最大程度的社會分裂和社會危機，從而成為“社會革命的接生婆”。
為什么“二戰”以前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這與全球自由市場不能說是沒有干系的。“二戰”以來拉丁美洲的動蕩和貧困，東亞的金融危機，俄羅斯的一蹶不振等等，其背后同樣有全球自由市場的網籠。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國際版，與各國本土現代化模式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東亞能否頂住壓力，即在于對華盛頓共識質疑的能力，也在于東亞實際的發展速度。
格雷擔心的現代化模式的格雷欣法則，不是沒有道理的。耗費最少成本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當然具有對承擔社會成本的社會市場資本主義的天然優勢。從短時段的歷史角度來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必將驅逐社會市場資本主義，這是“優”勝“劣”汰的國際游戲規則。但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來看，則需以滿足和保障人類自身的需求為出發點，如此，社會市場體制又具有對自由市場體制的天然優勢。社會市場體制替代自由市場體制，需要社會科學家、決策者和民主體制國家人民的戰略眼光，否則就只有由反復的經濟危機和社會革命來強行執行，那么“戰爭與革命”的歷史就可能重演，“歷史的終結”即使在意識形態的沖突問題上也是站立不穩的。當然，社會市場體制完全不否認各國的社會特殊性，充分考慮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以摧毀各國的傳統文化為代價，也不以毀滅各國的社會凝聚力和社會穩定性為代價，更不以犧牲各國人民的民主人權和社會需求為代價。有調控的社會市場體制，使市場既盡其“看不見的手”的物性，由保留著“看得見的手”的人性。
東亞的崛起必將堅持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這是無庸置疑的，但選擇社會市場體制還是自由市場體制，這是關系東亞崛起的百年大計，不可不慎重。格雷對東亞環境災難的憂慮和對東亞金融危機的反思，就出于這樣的考慮。華盛頓共識日益受到質疑，也是國際上對自由市場體制實踐的不斷反思的一個結果。世界銀行觀點的變化，就是這種反映。它在1997年的發展報告《正在變化的世界中的國家》開篇就聲明：“以國家主導的發展肯定已經失敗了。但無國家的發展也失敗了……歷史反復地說明，……沒有有效的國家，可持續的發展——不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都是不可能的。”該報告還引征霍布斯的洞察，“如果沒有有效的國家來保護秩序，生活就是‘孤獨、貧困、骯臟、野蠻和短缺的’。”[108]看來格雷欣法則最終受制于人類的理性和歷史的鏡鑒。作為本土現代化模式的東亞的崛起從現實的角度映證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這正是格雷的一個的歷史結論。
注釋：
[1] 關于現代化、西方化、本土化的關系，金耀基有一句箴言：“世上可以有不同形態的現代化，但決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參考金耀基：《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見《金耀基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2] 美國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2000年發表的《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Open Society：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也有類似的質疑。喬治·索羅斯與約翰·格雷一樣對亞洲金融危機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聯十分關注，更傾向于把亞洲金融危機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運行中來考察。他用大鐵捶理論取代了自由市場會自動穩定的鐘擺理論，用市場的反射性來說明自由市場天然就是不穩定的。參考《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王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3] 對自由市場制度提出了全面質疑的另一步著作是美國學者理查德·布隆克（Richard Bronk）1998發表的《進步和看不見的手》（Progress and the Invisible Hand），中文譯本的書名為《質疑自由市場經濟》，林季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格雷欣法則”，或“格雷欣定理”，一種貨幣流通的普遍法則或原則，可以簡明地表達為：劣幣驅逐良幣，但良幣不能驅逐劣幣。以它的最早闡釋者托馬斯·格雷欣的名字命名。參考W. Stanley Jevons，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London：Kegan Paul，Trench Trubner，1910，p.81.轉引自《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張敦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以下簡稱《偽黎明》。
[8] 關于對華盛頓共識的目標分析，可參考[美]詹姆斯·E·馬洪：《告別華盛頓共識》，美國《當代史》，2003年2月號。或其中文摘譯，見《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3期。
[9] 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的系統分析可參看[古巴]赫爾曼·桑切斯（German Sanchez）：《新自由主義的進攻》，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Francisco Lopez Segrera）：《全球化與世界體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18] David Held，David Goldblatt，Anthony McGrew. Jonathan Perraton，“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no.2，July1997，pp.257——277，p.258. 轉引自《偽黎明》，第67——68頁。
[19]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64. 轉引自《偽黎明》，第69頁。亦參考[英]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26] 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埃及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認為，在資產階級相對強大的地方（如東亞），自由主義思想反倒比在資產階級相對較弱的地方更難以為人接受（東歐）。自由主義思想在資本主義的東亞只是被接受一半，在資產階級最為脆弱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區（如拉美、中東、非洲等）卻被全盤接受。參考薩米爾·阿明：《世界一體化的挑戰》，任友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頁。
[32] 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系統的評估。關于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后果，《偽黎明》一書也有豐富而尖銳的評論。具體可參見作者對英國、美國、俄羅斯、墨西哥、新西蘭等國的自由市場體制的論述。關于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實驗帶來的社會經濟災難可參看美]詹姆斯·E·馬洪：《告別華盛頓共識》，美國《當代史》，2003年2月號。或其中文摘譯，題為《拉丁美洲告別‘華盛頓共識’》，見《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3期。還可參考“依附理論”的創立者巴西政治經濟學家特奧托尼奧·多斯桑切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依附論：總結和前瞻》，見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Francisco Lopez Segrera）：《全球化與世界體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714頁。另外，多斯桑切斯還有一種新個人主義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種新的個人正在形成，即一種承認自己的發展是歷史、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積累的結果的個人。這種個人資格同社會整體是沒有矛盾的，而是社會整體的歷史產物。新的文明形式將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社會將創造或尋求培養具有很高發展潛力的眾多個人，并將努力滿足他們的需要，以便達到社會效能的最高點。同上，第714頁。關于阿拉伯新自由主義實驗帶來的社會經濟災難可參看薩米爾·阿明：《世界一體化的挑戰》，任友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11頁。
[34] 家庭脆弱的原因之一是要求工人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參考《偽黎明》，第137頁。
[35] 西方社會學教科書中有一個理論認為預言，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整合會進入中產階級，現在已經被新自由主義實驗證偽了。參考《偽黎明》，第136頁。
[36] 格雷認為自由市場在美國產生了一個轉變，其結果是它越來越像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寡頭政權，而不象歐洲或美國自己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文明了。參考《偽黎明》，第144頁。
[37] 約翰·格雷認為美國的不平等程度遠遠超過任何發達社會，美國的社會分裂比拉丁美洲國家還要嚴重。參考《偽黎明》，第131頁。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策促進了經濟不平等的明顯增長，參考《偽黎明》，第37頁。新西蘭的新自由主義實驗造成的是一個被深度分裂的社會。參考《偽黎明》，第48頁。而墨西哥的新自由自由實驗造就了一個長期以來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參考《偽黎明》，第55頁。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有一個美國社會巴西化的說法：“21世紀美國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割據，而是所謂的巴西化。我說巴西化，意指情況并非是種族產生文化隔離，而是階級產生種族隔離。”參考《偽黎明》，第143頁。
[38] 格雷認為在今天的美國，自由市場的政治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文明的道德經濟制度分道揚鑣了，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參考《偽黎明》，第136頁。
[39] 參考《偽黎明》，第23、34、37、44、45、49、62頁。
[43] A.J.Taylor，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Macmillan，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Monograph，1972，p.57. 轉引自《偽黎明》，第14頁。
[44]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p.140. 轉引自《偽黎明》，第26頁。
[59] 關于日本現代化的獨特性還可以參考日本經濟學家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么“成功”？》和《日本為什么將會衰落？》或《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該書是前兩書的合成本），中譯本見《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天津編譯中心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歷史教授加文·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的著作《虛幻的樂園——戰后日本綜合研究》，（The Empit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中譯本見《虛幻的樂園——戰后日本綜合研究》，郭南燕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8] 關于日本文化的連續性、同質性與獨特性可以參考美國日本問題專家埃德溫·O·賴肖爾和普林斯頓大學日本歷史教授馬里厄斯·B·詹森合著的《當代日本人：變化及其連續性》（1977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一書的最新增訂本），見Edwin O. Reischauer，Marius B. Jansen ，TheJapanese Today：Change and Continuity，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中譯本見[美]埃德溫·O·賴肖爾、馬里厄斯·B·詹森：《當代日本人：變化及其連續性》，孟勝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學者相關的著作可參看卞崇道等：《跳躍與沉重——二十世紀日本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
[70] S. Gordon Redding，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Berlin：de Gruyter，1990. or S. Gordon Redding and Richard D.Whitley，“Beyond bureaucracy：analysis of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S.R.Clegg and S. Gordon Redding，eds.，Capitalism in Contrasting Cultures，Berlin：de Gruyter，1990，p.86. 轉引自《偽黎明》，第221——222頁。
[75] Dick Wilson，China：The Big Tiger，London：little，Brown，1996，p.379.轉引自《偽黎明》，第223頁。
[81] 可參考[德]馬克斯·韋伯：《儒家與道教》，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或《中國的宗教》，《韋伯作品集》（Ⅴ），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或《儒家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版。前兩種譯本較好。
[92] 關于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參考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or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The FreePress，1992. 中譯本參考[美] 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93] 關于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級論”和“文明沖突論”，參考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 中譯本參考[美]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105] 參考《偽黎明》，第156——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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