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觀察國際政治與經濟情勢演變的一個話題，“能源”既常說常新又不得不面對避免顯學成分高于實際參考價值的挑戰。
常說常新，是因為類似“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整個人類”的分析視角在國際媒體和學術觀察中頗有市場。余下的工作便是將能源作為政治外交（至少是大國外交）的工具之一來審視。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不乏能源輸出國與能源進口國之間的種種非經濟矛盾。以中文呈現的能源國際政治研究成果中，包括翻譯作品，有一個長盛不衰的命題：中國是國際石油地緣政治大棋局中的下一個目標。
回應和釋疑成了職業任務
顯學之危，從知識結構的層面而言，來源于能源實業界的操作過程并不易為國際問題觀察者所知。從地質分析、融資組織、設備和技術、人員的配置和培養、市場運營等環節，都形成了從人員日?；顒拥铰殬I話語的不同活動空間；這些“圈子”具有為了提高運作效率而必不可少的排他性。國際政治分析在何種情形下成為實際操作者的知識需求，只有在職業活動空間交叉時才能夠體現出來。而這個交叉是否出現，主動權并不在我們從事國際問題觀察的人員這邊。
舉例而言，“威脅”是國內外觀察中國能源與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演變的學術和媒體語匯中出現頻率特別高的一個表述。但是，從鏈條上的環節互動情形看，沒有足夠的需求，就沒有充足的投資，也就難以維持穩定的產能。時下國際能源商業界所關注的不確定性之一便是，倘若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大國對進口能源的需求是否足以彌補空缺。
中國的國際問題觀察成果中，不乏擔憂國際上對中國的能源（糧食、水）“威脅”言辭的痕跡，回應和釋疑成了被動或主動的職業任務。其實，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到，外國學者們“點名中國”的終極服務目標，是為了敦促其所在社會如何把降低在國際能源供需情勢變化中的脆弱程度這個經常性需求轉化為節約能源消費、推動替代能源開發、促進新能源技術創新和領先的動力。畢竟，一份學術成果的首要服務對象是其國內受眾，而國內受眾的認同是調動包括公共財政資源在內的國內力量形成新合力的重要基礎。
變節能減排為良性壓力
聯合國氣候變化德班會議業已閉幕。會議設立的“德班平臺”將負責制定一個適用于所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且規定了時間表：2012年上半年著手，不晚于2015年完成。這些法律成果將包含各締約方2020年起如何減排的路線圖。此前氣候談判所形成唯一有法律約束力的安排是《京都議定書》。雖然至今中國仍是《京都議定書》中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法定減排義務），而美國也因為宣布退出而不受其約束，德班所達成的共識意味著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國家都要考慮實施強制減排目標。
德班會議的結果意味著我們所熟悉的氣候問題“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中“區別”部分開始走進歷史。那么，2020年之后，中國要面對的“重新站隊”，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將承受更大的“國際責任”是一種良性還是惡性的壓力呢？
氣候變化的人類活動誘因，早在1972年便進入了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議題。1992年的里約會議是一個分水嶺。巴西承辦該次會議有其直接的國內需求背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巴西便試圖通過開發生物柴油來應對該國依賴石油進口的被動局面。豐盛的甘蔗等生物資源為這種努力提供了國內現成的原材料。通過舉辦氣候會議，巴西鞏固了國內繼續發展替代能源的公共政策和民眾支持基礎，推動了全球替代能源市場勢頭的穩定，這種穩定反過來有利于巴西做強做大其生物制能產業。近年巴西在其近海海底鹽層之下發現了輕質石油，儲量可觀。但是，這個發現并沒有改變巴西依然堅持其開發替代能源的基本政策方向。
中國能源利用的首要挑戰并不來自進口石油，而是如何應對煤炭生產和消費總量的不斷上升、煤炭在總體能源消費中居高不下的比例。燃煤產生的污染物有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其中，排放的二氧化硫隨酸雨返回地面，對污染地居民的身體健康、農作物以及土壤造成看得見、摸得著的損害。頗有幾分諷刺意味的是，筆者這些年所接觸到的歐美談論氣候變化的官員和學者們，普遍性地回應指出二氧化硫是地方性（即中國自己的）問題，其重要性遠不及影響大氣變化的二氧化碳緊要。這種認知差距提醒我們，要努力找到支撐全球性關注背后的真問題。
全球氣候運動是一個過程。即便按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委員會專家們設計的方案，減排成效也要等到100年之后才能顯現。這個過程中，各國都在尋找自己能從氣候運動得到的產業經濟副產品。例如，歐盟向進入其領空的民用飛機征收碳排放稅，其所欲得到的眼前收獲很清楚：促進歐洲制造的飛機的出口。《京都議定書》項下的清潔發展機制，也是承諾減排義務國家推動設備和產品出口的渠道，而且名（全球減排貢獻）利（出口方和進口方的設備依賴）兼收。波音飛機公司攜手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試飛生物柴油客機，其目的再明顯不過了：鎖定中國航空器的制造、使用、維修對波音的機構性依賴。
由此觀之，全球氣候運動的演變是中國自身節能減排的良性壓力。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需要聚焦的是中國自己的能源結構優化任務如何能從類似巴西的經驗中得到啟示，努力轉化為國內政策行動。例如，我們有必要努力尋找提高我國煤炭消費效率的國際途徑，其中包括通過進口優質煤而將國內的劣質煤擠出消費市場。
如若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界依舊不斷強調中國被“綁定”與發達經濟體一起承諾減排目標是否具有國際正義一類的論說，研討的是如何在談判條文上取勝，那么我們向自己的社會發出的將是一個劣性的信號，于己有害，于促進中國的國際聲望無益。
只有加強技術力量才能提高“軟實力”
在戰后形成的全球油氣流動的格局中，中國基本上被定格為消費地。這既是中國自身的油氣資源稟賦的全球性對比所致，也是全球油氣工業發展歷史的結果。當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開啟對油氣供應穩定性關注的時候，中國尚無須也無力消費中東油氣。到90年代中后期，中國在全球能源經濟中的分量才有了提升。
國際間對能源情勢發展的觀察，在進入了21世紀后驚訝于中國的油氣公司“全球找油”。國際能源署在2011年初發布了一份中國公司“走出去”的回顧性研究報告，其中印證了中國的油氣實業界多年的“申辯”：其實，中國公司所能拿到的海外油氣田項目，多半是其他國家大型跨國公司所“剩余”區塊，開采難度大，政治和社會風險高。此外，國際間多年跟蹤中國油氣公司“走出去”具體操作的研究項目形成了一個共同結論：中國公司的海外開采絕大部分供應了國際油品貿易市場，對穩定和擴大全球油氣產能作出了正面貢獻。
源自油氣公司“走出去”的國家外交“軟實力”關聯，大有形成定式之勢?！爸袊挠蜌夤窘壖芰酥袊饨弧钡穆曇?，在國內外的國際問題研討場合時有所聞。持類似觀點的，不乏中方的國際問題觀察者。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源自我們的油氣實業界與國際問題研究人員的交流有限。另一方面，也因為能源開發的理念發生了變化。進入21世紀，優質成了與高產同樣重要的國際油氣產業發展理念。在開采環節，“優質”包含環境友好和項目管理中必須注重社會和人文影響兩個方面。油氣資源開發，難免直接導致生態環境的變化以及移民安置等敏感性社會問題。部分因為歐美國家的社會發展已經走過了依靠加大強度開采境內資源的環節，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力量高度關注在非洲、拉美等不發達國家所進行的油氣開發活動。這種關注，往往難以跳出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國家間關系等意識形態制約，也難免出現外部世界張冠李戴地向該地區輸出發展模式的偏差。中資油氣企業在這些地區開拓新項目，其國際行業競爭的非技術性、非經營性成本因此而變得更高、更復雜。與此同時，我們特別有必要在這種國際輿論所形成的氣勢與我們自己要應對的問題之間，找到什么才是有益于我們的油氣行業發展所需要研究的課題，而不能錯將氣勢等同于實質。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觀察我們通常所稱的中外油氣合作與外交“軟實力”的關聯，需要回到以對具體項目運行的了解為基礎。從事跨境采掘業公司的社會責任話題，既取決于公司的實際行為，也與公司自身的公關努力密不可分。在這一點上，中資企業與中國學者間的溝通有待加強。我們面臨的一個尷尬局面是，面對來自不同方面的評論甚至指責，中國學者們往往因為沒有實地考察的經驗，所說所引用都難免蒼白無力。
決定一個油氣企業跨國經營競爭力的核心依然是其技術力量，其余都是輔助性因素。中資油氣企業技術力量（特別是海上作業）的發展，歷史上得益于對外資油氣開采公司的開放。在海外經營油氣田項目，是提高技術力量、鍛煉專業人員隊伍的必要途徑。在這一點上，只有企業的技術硬實力和應對具體項目所在地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能力不斷提高，方有可能在“軟實力”領域增強話語的說服力。
進入新的一年，能源與中外關系很有可能繼續是國內外國際問題研究的熱門話題。如何使我們的觀察更有效地為推動我國自身的節能減排事業服務，如何提高我們研究成果與油氣實業的關聯，依然是中國國際問題學術共同體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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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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