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發展中國家糧食危機的根源

　　在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區分導致糧食問題的長期和短期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些因素不僅影響著印度的經濟發展，也影響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將糧食從窮人手中奪走用于飼養牲畜，這一現象的產生由兩種途徑引起：發展中國家內部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和糧食）分配越來越不平等，而后一途徑與糧食的國內消費與對外出口這一矛盾緊密相關：自由貿易迫使發展中國家消除貿易壁壘，改變國內土地用途，增加出口產品用地，這樣一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就形成了糧食是用于國內消費還是為了其他利益而用于出口二者之間的矛盾。最后，人們把農業對能源日益增長的依賴稱為第三個矛盾。我們將看到，將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夠徹底地駁斥關于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原因的一般假設。

　　人類糧食與動物飼料的競爭

　　中世紀的歐洲，糧食和飼料之間的競爭就已經開始。那時候，由于生產力低下，生產的糧食不足以同時滿足人類和家畜過冬的需要，于是便出現了普遍的季節性的家畜屠宰和對咸肉的高消費。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革命”也沒有完全解決生產力低下的問題，而是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從氣候溫和、飲食迥異、服裝多樣的殖民地進口小麥。西歐國家消費的糖、飲料、大米和棉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那些從被征服的熱帶地區掠奪來的進口盈余。由于殖民地的土地和資源被用于滿足出口的需要，供殖民地人口消費的糧食不斷減少。

　　現代的糧食與飼料競爭雖然本質上有所不同，但包含著類似的國際分工，即熱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為世界部分富裕人口生產動物飼料和畜產品。糧食的淀粉含量是飼料的2倍，由于這些糧食被轉化為昂貴的畜產品，結果導致畜產品的能量和蛋白質含量大大低于未加工飼料中的能量和蛋白質含量。如，1千克牛肉能提供1140卡路里的能量和226克蛋白質，但是，生產1千克牛肉所需要的飼料作物，如果直接作為糧食消費（而不是被轉化為牛肉），則能提供24150卡路里的能量和700克蛋白質（見表1）。

　　昂貴的畜產品需求主要集中在富人階層，是他們把糧食抽走用作動物飼料，從而減少了全球和某個特定的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對糧食的直接消費。根據實驗觀察，我們可以得到每一個技術水平的畜產品與糧食的轉化率，即每單位的牛奶、雞蛋、肉等能夠被分解為許多單位的糧食。精確的轉化率隨著家畜生產的工業化程度的變化而變化。以發達國家的轉化率為例，1公升牛奶相當于0,2千克糧食，而1千克雞蛋或家禽肉相當于2千克的糧食，等等。動物越大，轉化率越高，1千克牛肉至少需要7千克飼料作物。

　　個人或家庭的收入與糧食的整體消費之間有著明顯的聯系。糧食的消費有兩種形式：第一是糧食的直接消費，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如面包、餅干、蛋糕等（在發展中國家，如米飯、印度拋餅、玉米粉圓餅、皮塔餅等）；第二是糧食的間接消費——由—定量的飼料作物轉化而成的畜產品（如牛奶、黃油、雞蛋、家禽肉以及牛羊肉）。人類糧食消費的總量是直接消費和間接消費之和。

　　隨著個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畜產品消費的糧食總量也不斷增長，所以人均糧食消費總量也隨著收入的增加急劇增長。谷物類糧食的直接需求在家庭糧食預算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但谷物的總需求是絕對增加的，所以糧食預算總額并沒有減少。

　　圖1總結了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間接糧食消費變化的實驗數據。在落后國家，人均直接糧食消費量很低；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均直接糧食消費量上升；然后呈平穩狀態，一旦達到非常高的收入水平時，消費可能會下降。

　　在落后國家，把糧食作為生產畜產品飼料的間接需求幾乎為零。在那里，畜產品的消費主要靠打獵和天然放牧。隨著社會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天然放牧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圈養。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飼養動物的飼料對糧食的間接需求明顯地上升，并最終超過了對糧食的直接需求。對糧食的總需求是兩條曲線之和，并且隨著經濟達到高收入水平而急劇上升。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糧食消費國，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人每年消費近1噸糧食，其中的4/5是間接需求。隨著比較健康的飲食趨勢的出現，美國糧食需求總量正在緩慢地下降，但仍居世界最高，年人均糧食消費可達900千克。而最不發達國家年人均糧食消費僅130千克。

　　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指出：對于糧食的需求存在一個自然上限，因為一個人能吃多少糧食由他胃的大小決定。他無法預測當人們富裕時，對畜產品需求的急劇上漲度是多少。美國人均直接和間接糧食需求總和每年達900千克，是最貧窮國家人均糧食需求的7倍。盡管北美人的胃顯然不是一般人的7倍大。為了滿足工作和健康需要而攝入的日最低能量所需要的直接糧食消費在最貧困的國家經常得不到滿足。任何微小的產量或進口缺口都能使大量人口陷入饑荒狀態。這并不總是因為這些國家生產的糧食太少以至于不能養活它們的人口，而是因為它們生產的糧食的最終用途是由擁有較高購買力的精英和比較富裕的北方人決定的，而不是由它們自己決定。

　　食用大型動物的肉是滿足能量和蛋白質需求的一種極其浪費的方式。美國一個消費者日常食用的半磅重的牛肉漢堡能滿足三個印度人（糧食和牛奶搭配食用）每日所需的全部能量和蛋白質的需要。習慣吃牛肉的、長期壟斷世界糧食供應的發達國家，不僅從發展中國家購買糧食，而且精選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像豆餅之類的食物，以維系其肉食工業。僅占世界人口16%的發達國家的谷物消費量卻占世界糧食消費總量的40%左右。

　　在某些特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間接使用份額的增長，中、高收入階層能夠使國內糧食消費陷入困境。而低收入階層甚至被剝奪了滿足其最低需求的直接消費。在貧窮國家，畜產品消費增加并不是生產現代化的結果，而是以森林和水資源的迅速減少為代價的。例如，對印度部落人來說，他們的畜產品消費多是誘捕鳥類和魚類。在發展中國家，收入增加10%導致了畜產品需求增加14%—16%。在印度，由于8%的GDP增長和6%的人均收入增長，年畜產品消費增長9%，導致對飼料作物的衍生需求增加，使糧食的直接消費比重下降。因此，在一個發展中國家，中、高階層收入的增加對于大多數低收入人群的糧食供應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負面作用。

　　雖然收入增加，但是糧食消費持續下降

　　發達國家觀察員普遍認為，2007年和2008年間糧食價格大幅上漲是由中國和印度部分富人糧食需求的快速增長引起的。多年來，這些地區的年人均收入保持6%—9%的增長，高收入群體對于畜產品的需求不斷上升。然而，對于解釋全球糧食價格的通貨膨脹來說，這并不是一個正確的論點。與小布什總統和保羅·克魯格曼觀點截然不同的評論員可能也正希望看到，兩國的人均糧食消費總量大幅上升。他們錯誤地認為這會變成事實，因為他們的觀點基于一個暗含的假設——那就是收入分配保持不變。

　　事實正相反，由于國家對農村發展投入的減少，失業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多數人的實際收入下降（貨幣收入相對于價格變化的調整），使得人們的糧食消費減少。公共事業，如運輸、電力以及衛生服務等行業的高成本，迫使人們進一步削減糧食支出。數據顯示，在過去的十年里，印度和中國人均糧食消費大幅度下降，只有高收入群體的糧食需求迅速增加。統計資料指出，在印度，大多數人收入和購買力的縮減大大抵消了少數富人糧食需求的上升。盡管我們見證的是印度的情況，但對于人均糧食消費下降的中國而言，這種觀點也同樣適用。

　　糧食實際消費低于預期消費是因為后者假定收入分配是不變的。而事實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正不斷加劇。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在1999年做了一個有趣的研究，巴拉（Bhalla）、哈澤爾（Hazell）和科爾（Kerr）預測，基于印度人均收入年增長6%的假設，到2020年印度將總計消費糧食3,75億噸（2,67億噸直接消費，1,08億噸為間接消費），同時也作了人均收入年增長3,7%的假設。從兩個投影圖中顯示的糧食消費增長率可以估計出，2004、2005兩年的總需求分別為1,985億噸和2,185億噸。

　　然而，2004年和2005年的實際需求僅1,57億噸。對于第一種人均收入增長3,7%的假設出現了4150萬噸的赤字，而對于6%的假設更是達到了6250萬噸的赤字。這些預測遠遠高于實際消費，即使所用的參數是合理的，作者也不得不作出收入分配將保持不變的假設。因為在收入不平等的條件下，他們將無法預測糧食消費的變化趨勢。

　　然而實際情況是，我們看到的是最不合理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實際收入絕對下降。圖表2顯示，糧食實際需求陡然下降反映出總需求曲線降低。這一降幅遠大于人均產出，到2002年以后，產出下降速度高于需求下降速度。從1991年起，新自由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導致失業率上升，大眾消費嚴重萎縮和饑餓不斷增加，我們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都忽視了這一點。

　　實際上，更令人震驚的是，與1991年相比，2005年印度每5口之家的糧食消費減少了110千克，這就反映了不同的發展趨勢：少數富裕人群的糧食攝入量急劇上升，而大多數人糧食攝入量的下降遠遠超過了這個上升量。根據國家營養物質攝入量抽樣調查報告顯示，1993—1994年至2004—2005年間，不僅人均卡路里攝入量有所下降，其中4/5的農村人口的蛋白質攝入量也呈急劇下降趨勢。

　　世界銀行及印、中兩國政府一直宣稱貧困人口已減少。這種貧困是基于不恰當的方法計算出來的，他們所采用的貧困線的定義也是被改過的。兩國政府都使用營養標準定義貧困線，即一個家庭總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要達到規定的、最低的營養標準。1973—1974年，印度農村貧困線的標準為每月49盧比（按當時匯率換算大約是6美元），而中國則到1984年才剛剛開始設定貧困線標準，其中，農村貧困線為每年200元人民幣或者每月16,67元人民幣。然而，幾年之后，營養標準的說法已經不再直接使用。

　　2005年印度農村貧困線僅為每月356盧比，平均每天還不到12盧比（約26美分），在自由市場上就連1千克大米都買不到。必須記住，這種貧困線（12盧比）是總支出，它連日常食物需求都不能滿足，更不用說其他的非食物支出，如燃料、運輸、服裝、健康、教育，等等。同樣，2007年中國官方的農村貧困線標準是每年1067元人民幣或者每天2,92元人民幣，而當時最便宜的大米的價格是每千克4元人民幣。相比之下，如果把美國南部地區貧困線定為每天1美元的話，那一定是件十分荒謬的事情。

　　這兩個國家所謂的貧困線只能算作赤貧線，在這個水平上生活的人們能量攝入量很低，遠遠低于規定的營養標準。貧困線標準已經獲準下調，而大家也無需為貧困比例下降感到驚訝，這就和一個學校不斷地降低及格分數線并聲稱提高了學習成績一樣虛假。實際上，真正的貧困線要比官方公布的高兩倍還多，如果以這個貧困線為標準，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和強調出口的時期。

　　糧食出口與內需近期許多分析都試圖解釋2007至2008年間糧食價格異常飛漲的原因。國際大米價格在5個月內翻了一番，致使37個發展中國家發生糧食騷亂。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分析都沒有提到我所認為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在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的范式下，土地的用途發生了轉變，從糧食生產轉向了出口農作物。包括印度和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糧食增長率已大幅度減緩，甚至許多國家的糧食產量已出現絕對下降的情況。在1992年，我就這些趨勢進行了討論，并警告說，印度將面臨糧食產量下降和嚴重的糧食安全威脅，就像自由化貿易帶來的危害一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指導下的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促進貿易自由化，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又強化了這一目標。這又強化了農業的國際分工，即熱帶地區的土地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生產北部發達國家人口所需的相關產品，以保證北部超市貨架上商品供應充足——從冬草莓到食用油，再到鮮花，無所不有。發展中國家的土地不斷地被用于生產出口農作物和專門農作物，以滿足外國和本國富人的消費需求，結果導致糧食供應不足。于是，有人建議通過國際糧食市場來彌補糧食供應的不足，而國際糧食市場是由美國、加拿大、歐盟再加上阿根廷和澳大利亞這兩個小角色控制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基于糧食自給自足的糧食安全已不復存在，即使是人口不多的大國也一樣。當然，富人將從專門生產有“相對優勢”的非糧食作物并增加出口中受益，然后再購買發達國家過剩的糧食和乳制品來滿足自己需求。發達國家慫恿發展中國家廢除國內糧食采購和限價銷售制度。這些制度大多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建立起來的，其目的就是為了使糧食從專門化和貿易化的殖民體系中解放出來，因為這種殖民體系嚴重降低了人們的營養標準。歷史的記憶似乎是短暫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從菲律賓到博茨瓦納，都屈服于持續不斷的壓力，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不明智地廢除了糧食采購和限價制度。

　　無論是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還是政府不明智的舉措，專業化的出口模式總是以犧牲多數人的糧食安全為代價的。而增加出口收入和提高進入世界市場購買糧食能力的許諾，常常帶有誤導性和欺騙性，即使在通貨膨脹之前也一樣。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實行大量出口雷同產品的政策，導致出口產品的單價下降，貿易條件更加惡化。如果在十年內出口的數量翻番，但是出口產品的單價減半，這就意味著外匯收入根本沒有增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改變了它們以往的種植模式以求提高其出口收入，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毫無作用。再者，即使外匯不是制約條件，政府也不會給窮人提供某種特殊的待遇，因為印度官方一直在否認饑餓人口數量增加的現狀。印度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并且對那些能到歐美度假的富人取消了自由購買硬通貨的限制。

　　印度有個傳統，就是在干旱的年代實行勞動換糧食計劃，即政府會提供公共工程的職位，而勞動的報酬大部分用公共儲備糧支付。但是，在2002到2003年二十年不遇的旱災中，政府卻沒有實行大規模的勞動換糧食的計劃，盡管失業急劇增加、購買力下降致使糧庫積壓了6400萬噸糧食沒有售出。相反，用于出口的公共儲備糧卻創紀錄，總計達2200萬噸。農業經濟窘迫是2004年印度政府下臺的主要原因。2006年，在進步勢力和左翼政黨的不斷鼓動下，《國家農村人口就業保障法》才得以通過，該法案作為保障性條例，可以為每個農村家庭需要工作的一員提供100天的就業保障。

　　很顯然，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糧食產量的下降已經遠遠超過發達國家人均糧食產量的增長，這導致人均糧食產量和可供消費量的全球性衰退。世界人均谷物產量從1980—1985年間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占據世界谷物產量30%以上的國家，對現在的全球糧食產量下降起著重要的作用。讓我們來看一下這11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它們的谷物產量占世界谷物產量的40%。我們發現，在1989—1991年到2003—2004年這13年中，這11國的谷物產量僅有15,6%的增長，每年的增長率只有1,1%，遠遠低于這些國家每年將近2%的人口增長率。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農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長，比糧食的增長速度快10倍，這是土地和資源向出口農作物轉移的結果。

　　同一時期，占據世界谷物產量40%的發達國家，谷物產量僅有18,6%的增長，也就是年均增長率為1,3%，高于發達國家自身的人口增長率，但是相對于滿足日益增長的國內糧食需求和為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提供補充而言，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為什么發展中國家遵循經濟改革和自由貿易會導致糧食產量如此劇烈地下降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原因很簡單，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上說就很耐人尋味。土地并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如果給它定義的話更像是化石燃料，因為二者的供給都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土地的生產能力不是同質的，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寒冷的土地相比，溫熱帶地區土地生產出的糧食，不僅在產品種類上多很多，而且在產量上也不同。對熱帶生物多樣性取得控制的歷史性動機是導致西歐國家對其他民族殖民統治的主要動力。通過建立奴隸制——之后是以契約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制度——到對一個穩固的熱帶商品和原材料的供應鏈進行控制，既豐富了歐洲人的飲食和著裝，又為新工業提供了原材料。

　　所有受制于此類強制性出口的地區都遇到了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和營養下降的情況，有些地區甚至極度缺乏糧食以致饑荒，這是因為有限的土地和資源都被用于生產出口作物。在去殖民化后的短暫時間里，這些殖民地國家能夠進行自我保護以免受不公平國際貿易的困擾，并優先保證國內的糧食安全。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覬覦發展中國家土地生產力的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的進攻。由于現代航空運輸的發展，產品需求的范圍也大大擴展。以前只有少數非易腐商品才可以運輸（如糖、茶、咖啡、木材和棉花），現在，即使進入隆冬季節，很多易腐商品，像新鮮蔬菜、水果、鮮花等等，都可以擺上發達國家的超市貨架。農產品跨國公司通過合同制或者買斷市場的形式將它們的觸角伸向許多發展中國家，把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轉嫁到小農身上。在印度，1991年前，大量農民負債自殺是鮮為人知的。官方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年中，由于初級農產品降價和WTO體系下對初級農產品的保護被取消，因債自殺的農民超過16萬人。

　　殖民統治下的印度農民因為小麥出口到英國而挨餓，而現代的印度農民因為種植小黃瓜和玫瑰花出口給國外的富人而吃不飽。糧食產量的急劇下降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緊縮公共開支的改革政策削減了對農業的投資，又力圖爭取更多的出口，所以產量增長下降。在種植面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要兼顧出口和國內糧食需求幾乎是不可能的。

　　燃料與糧食20世紀80年代和整個90年代，人們并沒有注意到由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減緩和人均糧食產量降低而引起的世界經濟長期不平衡的問題，因為當時并沒有出現異常的通貨膨脹。相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通貨緊縮，這是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引導下的收入緊縮機制造成的，該機制抑制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大眾收入，從而降低了有效需求和消費。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從農民到工人，從城里到鄉下，人們都吃得越來越少，吞食著苦果，然而城市的學者卻對這一切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由于發展中國家通過降低民眾需求來抑制通貨膨脹，所以大多數觀察家都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必須有什么事件來觸動或驚醒人們，使人們對長期的營養不平衡和營養下降的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現在，這個震驚事件出現了，由于美國進軍伊拉克受挫，全球石油價格上漲，結果發達國家把生產糧食的土地大部分轉向生產生物燃料產品。

　　在化石燃料大規模應用之前的幾個世紀里，人類主要的能量來源是通過飼料作物喂養的牲畜，即用牲畜耕地、牽引和運輸。從19世紀中期到現在，工業化國家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作為動力取代了牛馬的畜力，農業飼料的能源用途就不再流行了。隨著發達國家對世界礦物燃料資源政治控制力的逐漸減弱，農業再一次處于重壓之下，它要生產生物燃料（也叫農業燃料）以作為礦物燃料的補充或替代品。

　　在美國，以能源密集型的汽車消費為主的生活方式面臨全球油價上漲的挑戰，在政府大量補貼的幫助下，在2002—2003到2008—2009的短短五年間，用于乙醇生產的玉米增加了4倍，從270萬噸增加到1000萬噸。歐盟的糧食種植也一直在向乙醇生產轉換，巴西也一直致力于將其蔗糖產品的某些成分用作生物燃料。2008年玉米產量的降低并沒有阻止美國將接近產量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產，這意味著其他用途的凈供給下降。

　　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和出口專業化的模式已失去信譽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現在的出路在哪里？由于發達國家大規模地把糧食轉向生產燃料相關產品，導致全球糧食儲備減少和糧食價格飛漲。對于印度來說，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像“二戰”結束后一樣，緊急發動全國糧食增產運動，因為現在的人均糧食產量已經跌回到五十年前的水平，它只能高價進口糧食，即使在過去的十五年里，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印度沿著削減農業投資和出口導向的道路已經走出了很遠（而此舉措其他小國已經采用了30年），但通過提出糧食緊急增產的目標，通過恢復大眾購買力，印度仍然能夠扭轉這種不斷惡化的局面。

　　幸運的是，印度并沒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完全廢除公共采購和分配制度。假如能將其大規模地恢復實行的話，有助于保護貧困的消費者。這就要求適當地提高包括經濟作物在內的農作物的采購價格，積極建立合作小組開墾荒地、種植糧食作物。糧食供應不足的喀拉拉邦就是這樣做的，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政府到2007年底才遲遲宣布對小麥和大米的采購加價，農民似乎是對采購價格的大幅增長作出了回應，2007至2008年期間，印度糧食產量有所回升，雖然遠未達到理想水平。

[王麗娜：沈陽理工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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