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不能搞私有化——兼與中央黨校董德剛教授商榷

略論我國現階段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兼與中央黨校董德剛教授商榷

    

    【內容提要】馬克思的社會所有制概念同公有制概念一樣，都是指由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在國家尚未消亡以前，社會的代表者組織只能是“組織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即社會主義國家。把社會所有制與公有制對立起來，以前者取代后者，這樣一來，公有制為基礎、國有制為主導就被否定了。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足以證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

    2009年9月18日，黨的十七屆四中全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號召全黨自覺地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其中之一就是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提法，同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的提法，同現行憲法的提法，是一致的。正當全黨進行認真學習時，《南方周末》于2010年4月28日發表了董德剛教授《逐漸淡化“公私二分”，走向社會所有》的文章，提出許多值得商榷的問題。本文擬從改革以來，有關所有制特別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的爭論著手，同董教授商榷。
    一、生產資料所有制從來是生產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生產關系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它貫穿于生產、交換、分配各環節，決定整個生產關系的性質。正因為這樣，我們分析任何社會生產關系，都必須緊緊抓住它所特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否則便不能揭示它的主要矛盾及其運動規律。在這方面，馬克思給我們作了典范。他在三大卷《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都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勞動者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因而不得不把勞動力出賣給物質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而展開的。在這部偉大的著作中，人們在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人們之間的勞動交換，人們取得消費品的方式，都是作為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加以分析的。經過這樣的科學分析，他揭示了社會化的生產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整個社會的基本矛盾，作出了剝奪者必然被剝奪的革命論斷。
    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生產資料所有制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并不等于所有制。所有制，就其廣義來說，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品所有制，在勞動力商品化以后還有勞動力所有制。不過，因為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勞動的性質，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因此，人們在日常用語中，常常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簡稱為“所有制”或者把二者通用，這也是可以的。但是，決不能無條件地把二者加以混同。生產資料所有制首先或主要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社會形式或者直接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形式或相互關系，也可以說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固然也要在交換、分配過程中實現，換句話說，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的性質也要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作用，在后兩個過程還不如在直接的生產過程那么直接。包括生產品和勞動力在內的所有制則比生產資料所有制含義更寬，因而也就更近似于生產關系。正因為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在與生產關系相同的意義上使用所有制范疇。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是這樣做的。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所以把二者加以通用是完全可以的。這從我國現行憲法中就可以找到有力的證據。憲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二款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始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里，就是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公有制在相同的含義下使用的。
    二、簡析董教授的主要理論觀點
    現在回過頭來簡單分析下董教授的主要論點，即公有制和私有制這樣的概念應逐漸淡化。“淡化”后用什么取代呢？他主張用“社會所有制”和“所有權社會化”取而代之。他在論述中，還把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拉來壯聲勢。這樣的論點能站得住嗎？
    我們就先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未來社會基本特征作出的科學預見說起吧。馬克思、恩格斯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中發現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其中，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有重要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繼《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之后，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恩格斯在致奧•伯尼克的信中，更加鮮明地指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社會占有和支配了全部生產資料，就使生產資料擺脫了資本的屬性，使其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出廣闊的余地；使整個社會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由一個私有制為基礎的舊社會，變為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全新的社會。
    董教授說，“馬克思多次使用社會所有制的概念。公有制與私有制相對，而社會所有制主要是同國家所有制相對（尤其是在現實中）。社會所有制概念比公有制更好些。”是的，馬克思是多次使用過“社會所有制”的概念。但是，馬克思使用這個概念同使用公有制概念一樣，都是指由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說馬克思所講的社會所有制主要是同國家所有制相對，則未必正確。說到社會，總得有個代表者組織。在國家尚未消亡以前，這個代表只能是“組織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即社會主義國家。對此，《共產黨宣言》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說社會所有制主要是同國家所有制相對是什么意思呢？論者已經明白地表示，要用比公有制更好的社會所有制的概念。把社會所有制與公有制對立起來，以前者取代后者，這樣一來，公有制為基礎、國有制為主導就被否定了。
    把公有制同社會所有制說成是兩碼事，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意。其實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公有制同社會所有制的含義是相同的。把二者說成是兩碼事是從南斯拉夫那里學來的。如南斯拉夫理論家米拉丁•科拉齊就明確說：“社會所有制”在自治生產關系下，“生產資料將’擺脫所有制的框框”，“并保證它重新成為只是它的本性所決定的東西，即成為物質生產中人們勞動的客觀（物質）前提。”此后，在我國，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誤譯之說就流行起來。
    南斯拉夫理論家較早地認識到蘇聯經濟體制中存在弊病，但又不正確地把這些弊病歸之于國家所有制形式本身。在南斯拉夫，“社會所有制”實際上是否定國家所有制，它所推行的“工人自治”，實為“集團所有制”、“企業所有制”的一塊招牌。南斯拉夫的改革理論與實踐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它的最終失敗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中國學者講的“社會所有制”與南斯拉夫的理論并無多大差別，至少是與貶低國家所有制、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確立各種各樣非國有的所有制形式的主體有關的。
    馬克思主義一定要發展，不發展就會僵化。社會主義國家原來的體制一定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就所有制形式和結構的改革來說，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依據自己的國情，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正確方針。在有國家存在的歷史階段，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否認國家所有制及其主導地位，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成了一句空話，實踐上也不會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可靠的保障。
    現在再來分析“所有權社會化”。什么是“所有權社會化”，董教授語焉不詳。但是同“淡化”所有制聯系起來看，不難看出，是有用所有權取代所有制的意思。如果是這樣，那也不是董教授的發明。從我國來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有一些經濟學家否認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據他們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講的都是財產關系（即所有權），而不是所有制。有的說：“根據我對歷史和現實所作的考察和思考，財產所有權的歸屬之所以不能成為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前提或條件，是由于它并不是先于生產，先于生產的社會關系或經濟制度的東西。”有的說得更絕對：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就不存在“所有制”即一般解釋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制度”，而只有“所有權”這樣一個概念。因此，在馬克思那里，也沒有“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只有“私有權”這個概念；沒有“所有制關系”這個概念，只有“所有權關系”這個概念。十分明顯，這里存在著對于所有制和所有權兩個概念的誤解，存在著對于二者之間關系的誤解。馬克思告訴我們，所有制是通過對物（即生產資料）的占有而發生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它不僅包含生產資料的歸屬，而且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直接的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和分配領域的實現，即在這些領域所體現出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與此不同，所有權不過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是一種財產關系，更明確一點說，它直接表示的是人和物的關系。那么，所有權和所有制是什么關系呢？概括地說，二者的關系是屬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所有權的性質，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它的作用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護決定它的所有制。
    事物的表現同事物的本身，從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一致。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也是這樣。馬克思在談到法的觀念同所有制的關系時，這樣說過：“雖然一定所有制關系所特有的法的觀念是從這種關系中產生出來的，但另一方面同這種關系又不完全符合”。我們知道，作為生產資料所有權四種權能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都不過是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具體化的所有關系、占有關系、支配關系和使用關系的法律用語，因此，它們在總的方面必須是一致的。所以如此，就在于它們是從不同的角度——一個直接從經濟關系的角度上，另一個則是從具有契約形式的法律角度上——解釋同一關系。既然是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所有制關系，它就不能完全表現所有制關系。例如某種未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它的所有者對它擁有所有權，但并沒有能通過它發生生產過程中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并不構成所有制關系。又如某種生產資料發生了在它的所有者到他的繼承人之間的轉移，從所有權來說發生了變化，但是，并不是甚至并不會引起所有制的變化。最明顯不過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要經過商業資本，把生產品如紡織機轉移到從事紡織品生產的資本家的手中。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發生產權的轉移，但并不會引起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變。
    這里，順便說一下關于Eigentum這個詞的譯法。一些學者從譯文上找根據，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統統說成是財產關系，是所有權，然后用以責難持相反觀點的人。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所有制、所有權、財產這幾個詞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情況。簡單說，這是一個外文詞的三種譯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文是Eigentum。一個詞為什么會有三種譯法？這就需要往前作點追述。這個詞起初在資產階級法學家如在盧梭等人那里，確實只有法律上的含義，即所有權的含義。從字義上說，是“自己的東西”的意思，因此也可以譯為財產。馬克思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以后，借用了這個詞，賦予它以新的含義，即“所有制”含義，用來表示所有制關系，成為生產關系中的重要范疇。一些主張所有制就是所有權的論者，剛好把這至關緊要之處給忽略了。這個詞演變到今天，就有了上述三重意思。在中文里沒有一個對等的詞能夠把這三重含義都包括在內，因此一般的處理方法，就是根據原著的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譯法。凡是原文在法律的角度使用這個詞的，一般就譯為“所有權”或“財產”；凡是原文在經濟學的角度使用這個詞的，一般就譯為“所有制”或“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主要含義應是“所有制”而不是所有權，即談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法律關系。總之，Eigentum這個詞含有多個意思，而不是一個意思。因此，就不能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采取一種譯法。正因為這樣，不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著作中，甚至在一本著作中也常常幾種譯法同時存在。
    馬克思本人已經為我們指出了正確處理這個詞的依據。他在批判蒲魯東關于資產階級財產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時指出：“這是什么財產？——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濟學來給予答復，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系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但是，由于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類似的著作中用同樣的話所作的回答：‘財產就是盜竊。”請看，區分得清清楚楚：把財產關系的總和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這是法學的任務，包括起來以后形成的是所有權的概念；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包括起來以后形成的是所有制的范疇。而蒲魯東卻不懂這一點，他把作為經濟關系的所有制同“財產”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混為一談，結果就不能從政治經濟學的高度說明資產階級財產的實質。
    三、公有制無效率論是沒有根據的
    宣揚此說的大有人在，說法也頗多。如有的論者說：“歷史證明，過去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各國，結果無一不是高投入低效益，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的論者說：“從實際情況來看，重點國有企業的多數，不僅不為社會增加社會財富，還在消耗社會財富。”有的論者說：“實踐證明，無論是前蘇聯、東歐或中國，傳統的公有制并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富裕、幸福。”總之，在這些論者說來，公有制不僅無益反而有害。那就讓我們看看事實吧。
    先看實行公有制的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的俄國是個封建性濃厚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很落后。按照平均富裕水平來說，1913年大體上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相近，為美國的1／6，德國的1／3。就是這樣落后的經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工農業生產均已萎縮，經濟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并打退國內外敵人的武裝叛亂和進攻后，列寧領導的俄共（布爾什維克）在對經濟關系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的同時，著力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列寧逝世后，斯大林繼承和推進了列寧開創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工業生產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蘇聯在衛國戰爭中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損失都大，恢復比其他國家都快。到1950年，工業總產值比戰前1940年增長了73％，平均年增長22％以上。綜觀蘇聯存在的70年間，除4年衛國戰爭和解體前的幾年外，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經濟發展也是最快的。據估算，到1 986年，蘇聯工業發展水平已達到美國的80％左右。直到戈爾巴喬夫按照新自由主義主張實行改革前，基本上無失業，工資和社會福利都比較高。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房租也很低，房租中還包括供熱費和水費。物價也不高，人民生活是不錯的。
    赫魯曉夫上臺后，全面否定斯大林，推行“三和”、“兩全”的修正主義路線，同時把共產主義庸俗化，急于向他所鼓吹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過渡，并采取了許多魯莽的做法。結果是遭到了失敗。勃列日涅夫批評了赫魯曉夫的一些錯誤做法。但是，推行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然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沒有改變，因此，生產仍在較快發展，人民生活還是有保障的。質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代。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即打出改革的旗幟。在蘇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那種單一化的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國家統得過多過死的體制，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思路，朝著私有化、自由市場化的方向進行的。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總書記，先提出“新思維”，鼓吹所謂“民主化”、“公開性”，到1988年7月蘇共27大第19次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概念，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大會議上，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黨的政治綱領，使蘇共變成了社會民主黨。政權改變了顏色，經濟被私有化，實際上是被少數握有實權分子和投機分子所瓜分。亡了黨，亡了國，經濟倒退了十幾年，到現在俄羅斯還沒有達到蘇聯解體前的水平。
    再看新中國成立后基本上實行所謂“傳統的公有制”的前30年。這期間，我們從新中國成立時只有17% 近代工業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供的數字，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固定資產按原值計算，增長26倍多。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同1952年相比，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全國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很大發展。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等的資料，新中國成立57年來（1949 －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8.5％，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長7.4％。盡管因犯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以及經濟體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這些年的發展速度不如改革開放后快，但7.4％在世界上也算是高速度了。這已足以證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
    再從國有工業企業來看。我國國有工業企業資金利稅率，1952年為25.4％、1957年為34.7％、1965年為29.8％、1975年為22.7％、1978年為24.2％。這等于說，投資新建一個企業，只需要3－5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資，再建一個同樣規模的新廠。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在1952－1957年間，年均增長率達3.9％。這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罕見的。如美國1950－1978年間每年勞動生產率只增長1.5％－2％。
    這些成就是怎么來的呢？它們是組織在公有制經濟中的廣大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付出艱辛勞動取得的。否定了這些成就，就是否定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的艱苦創業。
    一些論者常常拿有些國有企業有虧損來作文章。事實上，虧損面擴大只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直到1996年4月才首次出現凈虧25億元，整個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凈虧損，虧損面達40％以上；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在1992年尚有9.7％，而到1997年才急劇下降到6.27％。2000年以后，就逐漸好轉了。
    造成虧損現象的原因很多，如體制和機制上的問題，經營管理上的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但是，最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同非國有企業在競爭中不是處于同等的起跑線。其中包括國有企業承擔著職工的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職能，有人把這簡稱為“工廠社會”，而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再說稅收。20世紀80年代實行“利改稅”，規定大中型國有企業按照55%稅率征收所得稅，企業利潤超過核定留利水平的，再征收調節稅；對國有小型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征收所得稅。而私營企業的所得稅率則只占35％，“三資”企業的所得稅率比私營企業還低。不僅如此，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又可享受“三減二免”（即開辦后兩年免稅，以后再減稅三年）的待遇。其中許多企業還利用不斷更換企業名字的辦法以及“兩頭在外”的條件來避稅逃稅。據有的學者估算，同樣是規模以上企業，國有企業的稅負要比其他企業高1－8倍，有的甚至高10倍。就是在國家規定稅負內外一律平等后，外資企業由于“兩頭在外”，逃稅的辦法還是很多的。
    董教授對此卻另有說法：“我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實踐表明，公有制（應加企業，下同——引者注）至少有兩類：一類是長期沒有效率和收益的公有制，一類是有效率和收益的公有制。可惜，前一類公有制在數量上更多些。可見，公有制不等于好的所有制，公有制不能和社會主義劃等號，有了公有制，不一定有科學的社會主義。”請問：如果多數公有制企業長期沒有效率和收益，新中國成立以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靠什么建立起來的？中國靠什么減少這次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給帶來的損失，又靠什么不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附庸？認真回答這些問題，大概沒有幾個人不認為主要是靠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董教授卻不是這樣看。他以虛幻的多數公有制企業沒有效率和收益為前提，推論說：“可見，公有制不等于好的所有制”。什么是好的所有制呢？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董教授不論是否意識到他所說的實質上是私有制。至于說“公有制不能和社會主義劃等號”，那要看怎么說。如是說公有制只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此外還有政治的和思想上的上層建筑，因此劃等號是不完全的。但也沒什么大錯，因為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正是因為這樣，馬克思曾作出這樣的論斷：“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狹義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引者注），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
    我并不否認私營企業在吸納就業人員、通過稅收為國家提供財政收入和在擴大再生產等方面起的積極作用。但這不能成為把它的作用拔高為超過國有經濟，因而像有些論者所主張的應成為主體的理由。至于認為決定經濟性質的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由它所決定的在勞動生產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和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而是生產成果“為誰所用，為誰謀利”，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還是馬克思說的對：“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按照董文的設問，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如果國有企業的利潤不按國家規定，通過合法途徑上繳國家，而是自留，而且自留的主要部分還是用于為小集團謀利益，這就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這種情況雖然所在多有，但它是不合法的，而且限制以致破壞了全社會的擴大再生產。這里體現了分配對生產的反作用。同樣，私人企業的利潤如果主要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主要用于個人揮霍或其他不正當的用途’也是不好的，需要經過引導使其改變。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董教授的“淡化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概念”論，實際上是要“淡化”社會主義公有制，強化私有制。這還可以從他說的“社會所有制”的發展過程得到印證。他說：“社會所有制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從個體所有制較小群體所有，再到較大群體所有，直至全社會所有。”個體所有，毫無疑問是私有制。“小群體”是什么呢？可以是合伙企業。按我國合伙企業法規定，合伙企業是指依照該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各合伙人訂立合伙協議，共同出資、合伙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并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這顯然稱不上公有制經濟。“小群體”也可能指的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但這種經濟只有在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聯系起來，才能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進行經營，才能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很早就出現了由社員入股、實行按股分紅的合作社。直到現在，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還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大量存在。它們通常都是被少數股金較多的人所操縱，特別是因為它們的經營不能不受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的支配，因此盡管其組織內部基本上不存在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但其性質仍然是一種“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當年，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曾經設想用組織合作社來改造社會，并在美國組織了稱為“新協合”的合作新村。新村只存在三年就解體了。事實宣告了他的“合作制社會主義”的破產。19世紀末，有人美化德國和丹麥出現的牛奶合作社，把它吹捧為廢除資本主義的妙方。列寧嚴厲批駁了這種觀點。事實是，只有在以全民所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社的性質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至于“全社會所有”的實現，那是至少要經過兩三個世紀以致更長的時間，作為社會代表的國家消亡以后的事情。在這漫長的時間內都不要實行公有制，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是在拐彎抹角地宣揚私有化。
    四、中國決不能搞私有化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十分落后。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后，新中國面臨著發展經濟，使國家繁榮富強的艱巨任務。逐步完成這項任務，靠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依靠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歸全體人民所有，由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體人民管理的。這種所有制的性質，決定它能夠把全體人民的力量凝聚起來，依靠這種強大的力量，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我們所以能夠用了不太長的時間，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作出了誰都否定不了的巨大貢獻。實行私有化，憑靠“個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資本主義經濟能行嗎？顯然是不行的。因為它們既沒有堅決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勇氣，也沒有徹底擺脫這種控制的能力。
    發展不發展國有經濟的問題，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所有爭取經濟獨立的國家，都是廣大人民同帝國主義斗爭的焦點。遠的不說，近些年，一些深受“華盛頓共識”之害的拉丁美洲國家，為維護民族利益，就把國有化作為擺脫美國壟斷資本集團控制的重要手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侵略我國、弱化我國的罪惡行動中，從來就把蠶食乃至吞掉我國的國有企業作為“組合拳”中的重拳。2010年12月10日，德國《青年世界報》就西方敵對勢力給劉曉波頒發諾貝爾獎的目的時說：“劉全面私有化和市場開放的主張顯然符合西方大財團的利益，它們的最終愿望就是對中國經濟全面控制，在中國市場自由進出，保持中國產業技能低下。”
    中國決不能搞私有化，不僅是因為搞私有化只能作帝國主義的附庸，還因為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資本占有的矛盾，無法避免由此產生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發生的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品屬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而不是屬于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生產的目的是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攫取高額利潤。鄧小平說得好：“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就可以達到他反復強調的共同富裕。這種優越性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無法比擬的。只要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把各方面的關系理順了，肯定會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我們之所以要對國有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也可以說，就是為了理順各方面的關系。
    我國早已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的優越性也得以顯示。現在的任務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時鼓吹搞私有化，無疑是企圖把中國歷史拉向后退，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搞私有化還必然危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列寧曾清楚地闡明階級統治與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當一個階級取代了另一個階級的時候，它也改變了同所有制的關系。”“現在的階級統治表現在什么地方呢？無產階級的統治表現在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以前所有一切憲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憲法的精神和基本內容都歸結在所有制這一點上。……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并徹底破壞了這一所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里。首先就表現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實際解決了所有制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階級統治。”毛澤東從另一個角度闡明了同樣的道理。他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
    這些話所闡述的道理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原理。社會主義以前的國家實質是占有基本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為了維護其剝削制度，鎮壓被剝削階級反抗的工具。因此，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就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是利用自己的國家政權來維護自己的剝削制度的。我們要不要運用自己的政權來保衛自己的經濟制度呢？當然要。毛澤東多次談到我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是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并且明確指出，我國人民對極少數敵對分子實行專政，“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又說在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的情況下，“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即如果原來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么政治的上層建筑遲早也要發生變化。因為新的經濟基礎即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者必定會提出政治上的要求，直至上升到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治之所以保持穩定，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之所以得到鞏固，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堅持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全民所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如果削弱乃至放棄了公有制這個主體，那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五、正確理解鄧小平所講的“三個有利于”
    董教授從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沒有引用原話，但愿不是想避開什么）推論說：“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都是合理的和進步的；而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損害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無論人們把它稱作什么，都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論者所說的“無論人們把它稱作什么”，從全文看，“它”顯然指的是公有制特別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在論者看來，正是這種所有制“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損害絕大多數人利益”，因此必須去除。
    現在先看看鄧小平是怎么說的吧。翻開《鄧小平選集》第3卷，看到至少有兩處直接談“三個有利于”。一處是在視察南方幾個城市談話時說的。原話如下：“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請注意，這里不僅有兩個“社會主義”，而且有“公有制是主體”。另一處是談到改革的目的時說的。原話是：“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昵？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這里說的同視察南方幾城市說的，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把它們結合起來進行學習。
    我認為，理解鄧小平上述論述應注意兩點。一點是鄧小平非常強調發展生產力，把它作為根本任務，同時又明確指出不是為發展而發展，而是要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并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
    另一點是，鄧小平既充分肯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并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又不把這一原理庸俗化，即不拋開生產關系孤立地談論生產力。他說：“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這表明，鄧小平講發展生產力是聯系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講的。有人把鄧小平的講話歪曲為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這是毫無根據的。
    生產力歸誰所有，集中地表明生產關系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指出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使生產力具有了資本的屬性。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進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沒收官僚資本，使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廣大人民所有，即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正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也只有如此才能使生產力獲得解放。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論述就更多了。
    六、結束語
    在我國，確定實行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經過艱辛探索的結果。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就說過：“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毛澤東不僅把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而且重提斯大林曾經說過的“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在1959年2月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陶魯笳的匯報中講到，隊與隊之間的貧富差別是客觀存在，不能強行拉平，只有承認差別，才能消滅差別，毛澤東點頭表示同意，并強調說：把窮隊提高到富隊的水平，要有個較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公社工業化、國家工業化的過程，是人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提高的過程。這只是第一階段，以后還有第二、第三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些論述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些重要的論述并沒有付諸實踐。我們時不時地企圖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科學的理論抽象，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甚至急于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過渡。事實已經證明，在原先經濟非常落后的我國，這樣做是不切實際的。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對于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識不夠。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對這個問題進一步結合改革的實踐進行探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作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這一認定，為以后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認同。現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正是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確定的。
    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標志著我國屬于社會主義社會，而不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分析和判斷社會的性質，主要是看占主體地位的經濟。從人類歷史上看，任何社會在它存在的長時期內，所有制都不是純而又純的。例如封建社會早期有奴隸制殘余，晚期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生。但這并不影響它是封建社會。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并引導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向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和演化，就會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從不發達、不成熟成長為發達和成熟。反之，如果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削弱乃至喪失，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就會改變。
    前邊說過，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但并不是生產關系的全部內容。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直接的生產領域、交換（流通）領域、分配領域的實現也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重要內容。但本文對后者只是涉及，都沒有展開。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但在一篇文章談這么多，顯然是做不到的。好在作為兼同董教授商榷的文章，似乎也是夠了。至于“缺陷”，以后還可以另寫文章來彌補。
    董教授在論證“公有制與私有制界線模糊”（即所有制成分互相交叉），“很難區分清楚”時，講到了“混合所有制”和所有權的各種權能。本文對此也來不及詳加分析，只好以后再說了。
    所有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大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運用得好，說清楚也很不容易。本文說得不周到之處在所難免，是否有說得不對的也沒有把握。敬請董教授和其他專家學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