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十問歐洲金融危機 |
以下即亞蘭茲的評論文章全文:
看起來,我應該是很愚蠢才對。
我密切關注歐洲的金融危機已經兩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摸不著頭腦。
當危機最初開始的時候,我認為,局面將很快得到澄清,可是事實卻恰好相反,局面并沒有迅速好轉,相反倒愈來愈惡化了。
我這樣的情況特殊嗎?我是唯一感到困擾的人嗎?別人是否就能夠理解這一切背后的邏輯?
我要提出我的問題。
1.為什么還可能人愿意為了3.5%的利率,去接受希臘的三十年期國債?在希臘政府和債權人的溝通當中,他們一直堅持著這樣的利率水平,死不讓步。可是要知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樣財務健康程度在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國家,為十年期國債所支付的利率也比這要高。希臘首相帕帕季莫斯自己,會愿意按照這樣的利率借錢給希臘政府嗎?如果他愿意,何妨將這作為和債權人討價還價的一個條件?如果他不愿意,又憑什么指望別人愿意?
2.如果希臘政府給別人的選擇是要么接受3.5%的利率,要么就違約,那么愛爾蘭為什么不選擇違約,卻要繼續支付7.2%的利息?還有西班牙支付的是5.7%,意大利支付的是6.5%?難道這些國家看到希臘人的做法,會不愿意予以效仿嗎?
3.為什么歐盟的領導人們一開始要支持希臘?這是個沒有必要,卻又注定要造成麻煩的選擇。希臘只是一個小國,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歐盟的總規模當中只占據不到2%的比例,他們的債務也不過是整個歐盟的不到3%。為什么他們不畫好界線,只介入更加容易處理,也更加有意義的地方,比如愛爾蘭?
4.難道是我糊涂了?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們是回到了兩年前的原點。我看到,大家花了整整兩年時間來看著歐盟采取各種措施防止希臘違約,如果我的眼睛沒有欺騙我的話,現在看上去,希臘又走到違約的邊緣了。
5.現在,在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經濟蕭條的國家強行推行節儉的政策,真的能夠幫助這些國家的經濟復蘇嗎?不必是凱恩斯的信徒,任何有點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現在這樣的做法就像一個人已經溺水,結果我們朝他頭上扔過去的不是游泳圈,卻是鐵餅。
6.希臘的債權人們被告知,如果他們不“自愿”放棄部分債權的話,那么將來他們就將不得不在相關法案之下被迫放棄更多。現在我倒想請問歐盟是否能夠有一位官員出來好好解釋一下什么叫做“自愿”,而什么又叫做“勒索”,兩者究竟有何區別?
7.為什么希臘不干脆退出歐盟,重新發行自己的德拉馬克?他們可以重新將權力收回自己手中,通過貨幣貶值走上增長之路。英國1992年退出歐洲貨幣聯盟之后,就實現了經濟繁榮。告別歐洲也沒有傷害到土耳其的經濟,自從他們加入歐元區的請求五年前被拒絕之后,土耳其經濟和股市的表現實際上要好于歐盟的整體水平。
8.為什么我們要一直大談特談“救援希臘”,而實際上我們所做的,卻是救援那些將錢借給希臘的法國和德國銀行?如果希臘已經拿到了錢,那么花掉就是了。希臘人實際上并沒有被救援,而且所謂救援很可能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將變得更加糟糕。我們難道不應該要求默克爾和薩科齊出來表態,承認自己實際上是在救援自己的一部分選民,而非希臘人,以正視聽嗎?
9.一路說下來,到這里我們就不免會感到奇怪,為什么歐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要采取干預行動呢?如果是一些銀行家干了蠢事,以借錢給德國或者瑞典政府的標準把錢借給了希臘政府,這難道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嗎?如果希臘政府想要就債務問題重新談判,這難道不是希臘政府和銀行之間的問題嗎?為什么希臘政府就不能像美國航空那樣宣告破產,宣告違約呢?如果希臘政府和一家負責清理雅典垃圾或者是負責運營當地機場的公司之間要重新談判,難道歐盟也會介入?當然,避免市場陷入恐慌,或者是提供緊急流動資金之類,國際機構的適度介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和干涉人家的合同畢竟是兩回事。
10.人們之所以會購買希臘債務的信用違約交換,為的就是針對違約采取避險措施。作為交易的對方,那些人則是因為承擔了違約風險,而獲得相應的回報。顯然,從常識角度看來,希臘違約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歐盟橫加干涉,以確保不出現“技術性”違約,難道不是可以理解為只是為了避免讓這些信仰違約交換的賣家利益得到保證,而去傷害買家利益嗎?
我相信,其實這些問題都不難回答,我期待著聽到答案。(子衿)導讀:MarketWatch首席經濟學家凱爾納(Irwin Kellner)撰文指出,貨幣政策的長處在于控制經濟過熱,而要刺激疲軟的經濟,必須依靠財政政策的幫助,不然單單指望聯儲,一切都只能是徒勞。
以下即凱爾納的評論文章全文:
各位,現在請跟著我念:貨幣政策至多只能遏制經濟,而要刺激經濟增長,我們需要財政政策的幫助。
如果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對于自己選民的工作機會能夠有對自己的一半上心的話,他們八百年前就早該改變了財政政策,來確保經濟增長了。
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我們看到,先是共和黨,然后是民主黨,大家都爭先恐后地擁抱起茶黨的理念,以及那些極端保守的信條來了。
他們堅持宣稱,對于今天的經濟而言,平衡預算和削減政府債務才是當務之急,任何敢于挑戰他們說法的人,他們都準備團結起來予以反對。
盡管華盛頓當局的預算并不能說收縮了多少,但千真萬確的事實是,政治局面已經大幅度削減了針對州和地方政府的聯邦援助,這就迫使后者不得不減少 開支,并且裁撤了成千上萬的人,因為按照法律規定,這些政府的預算必須是平衡的。
換言之,在我們的經濟急需幫助,急需推動因素的時候,財政政策卻在拖后腿。眾所周知,按照權威認定機構的說法,大衰退應該在兩年半以前就結束了,但是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仍然貧血,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實正在于此。
這實在要命,因為這就意味著,復蘇經濟的重擔必須由聯儲來獨力擔起的,盡管聯儲的成員實際上相信貨幣政策可以勝任,但是事實是,他們是錯誤的。
是的,他們是錯誤的。無論利率有多么低,也無論聯儲向我們的經濟體系當中注入怎樣規模的流動性,單單靠貨幣政策都不可能帶動增長——財政政策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道理并不復雜:如果人們都不想借款,而銀行又不想放款,那么利率怎樣,貨幣供應怎樣都是注定沒有意義的。同時更加應該看到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事實:低利率實際上是在剝奪儲蓄者的利息收益,進而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這對于經濟而言實際上是一個消極因素。
其實,一切都是最基本的經濟原理,只有財政政策才能推動增長,刺激雇傭行為,降低失業率。財政政策的擴張可以通過減稅和/或更多雇傭人手的方式來很自然地增加購買力,帶動經濟前進。
現在正是財政政策大顯身手的好時機,因為經濟亟需的就是這樣的推動力。事實上,美國現代歷史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之所以經濟衰退會變得愈來愈少,愈來愈溫和,正是因為有理性的政治家們不再那么排斥更多開支更少征稅的政策的緣故。
國家經濟研究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從1854年至1919年,衰退的平均時長是二十二個月,1919年至1945年是十八個月,而1945年至2009年則只有十一個月。
可是,近期的衰退就是例外,持續了十八個月的時間,創下了1929年至1933年大蕭條時代以來的歷史紀錄。衰退之所以會持續這么長時間,人們之所以會直至今日還有痛楚的感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應該歸咎于財政政策的,后者最近以來一直著眼于債務的削減,而不是經濟的增長。
只是,在經濟增長過速,需要降溫的時候,財政政策的效力才步入貨幣政策,因為無論削減開支還是增加稅收,都不可能是那么及時進行調整的。
總而言之,貨幣政策是用來澆涼水的,而不是加油的。我們現在的經濟顯然不是在過熱的狀態,因此也不需要高利率和緊縮貨幣的壓制。
聯儲必須明白,自己的所長和所短到底都在哪里,不然就難免犯下南轅北轍的錯誤。(子衿)最新經濟數據顯示,比利時經濟在2011年下半年正式陷入衰退,成為歐元區首個重返經濟衰退的成員國。分析人士認為,歐元區第六大經濟體比利時經濟萎縮,加之近期歐元區經濟數據普遍不佳,預示著整個歐元區將在2012年面臨更加嚴峻的經濟環境,成員國間競爭力的不均衡仍在擴大。
比利時經濟連續萎縮
比利時央行2月1日公布最新數據稱,2011年第四季度,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萎縮0.2%,當年第三季度GDP環比萎縮0.1%。經濟學界通常認定,一國經濟連續兩個季度發生下滑即構成經濟衰退。
比利時央行還稱,該國2011年全年經濟較上年增長1.9%。
比利時政府此前預計,2012年比利時經濟增長速度將達0.8%,并能在此情況下將政府財政赤字占GDP之比降至2.8%,從而符合歐盟要求的3%。然而,歐盟委員會認為,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比利時政府對2012年預算占比的預期過于樂觀,預計今年該國赤字占GDP的比例將為3.25%。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是歐盟委員會總部所在地,比利時由此常被外界稱作“歐洲心臟”以及歐洲事務風向標。分析人士認為,比利時的經濟下滑預示今年歐元區經濟重返衰退的風險不斷加劇。
歐元區經濟衰退風險上升
受歐債危機影響,歐元區各國當前普遍厲行財政緊縮政策,導致了整體經濟衰退風險上升。歐盟統計局將于15日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經濟數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預計,當季歐元區GDP將下降1%至1.5%左右。路透社最新調查顯示,歐元區經濟今年可能出現0.3%的萎縮。
包括制造業、就業和消費在內的多項最新經濟數據顯示,歐元區經濟已出現萎縮跡象,且成員國間的不均衡在擴大。
2月1日,Markit Economics公布,歐元區1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8.8,雖高于初值48.7,但仍在榮枯線50以下。其中德國當月PMI為51.0,創近6個月新高;法國則為48.5,創近2個月新低。
歐盟統計局1月31日公布,去年12月歐元區失業率為10.4%,創1999年1月歐元區成立以來新高,當月歐元區失業人口總數環比增加2萬人至1646.9萬人。在歐元區17國中,失業率最高的是西班牙,為22.9%;希臘位居其后,失業率為19.2%;失業率最低的是奧地利,為4.1%。
花旗集團歐元區經濟學家曼紐埃特認為,歐元區就業前景仍然不妙,“大多數企業繼續推遲投資和招聘計劃,預計2012年歐元區失業率將繼續上升”。
歐元區核心經濟體去年12月消費領域表現慘淡。德國聯邦統計局1月31日公布,去年12月零售銷售額環比下降1.4%,同比下降0.9%,不及零售額環比上升0.8%,同比上升0.9%的預期。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同日公布,因失業人數激增及增稅政策導致家庭削減開支,去年12月法國消費者支出環比下降0.7%,同比下降3.1%,同樣不及消費者支出環比上升0.2%,同比下降2.1%的預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元區整體經濟數據進一步疲弱的情況下,德國最新經濟數據大多亮眼,正不斷拉大與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的差距。德國1月失業率由去年12月的6.8%降至6.7%,創1998年以來新低;1月PMI由12月的48.4升至51.0,強于初值和市場預期。
分析人士認為,盡管德國經濟仍可謂強勁,但歐元區內部經濟差距的擴大,凸顯了歐元體系弊病持續惡化,對于根治歐債危機,促進歐洲整體經濟復蘇而言,這并非積極信號。
2011年日元匯率一路走升,美元兌日元在2011年跌破了歷史上從未突破的80關口。進入2012年以來,日元依舊漲勢如虹,很可能將招致日本政府干預。然而,在美元趨勢沒有扭轉的背景下,日元“被動升值”的局面很難因政府干預而改變。干預預期再升溫
在日元匯率屢創新高后,市場參與者已不再輕易猜測日元的頂部在何處了。進入2012年以來,日元依然漲勢如虹,自然引發了市場對于日本政府入市干預的猜測。
的確,過去幾年間,每當日元持續走強時日本政府便頻頻發出入市干預的聲音。此外,從日本經常賬戶盈余不斷縮減的事實出發,日本政府的匯率干預并非全是口不應心的“姿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次貸危機后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2010年經過季調的日本每月經常賬戶余額均在1萬億日元以上,而到了2011年該余額每月低于1萬億日元的情況已十分常見。日本經常項目盈余顯然受到了日元持續走強的沖擊。
從技術操作層面上看,抑制本幣升值要比阻止本幣貶值容易實現,因為前者不會像后者那樣面臨外匯儲備可能枯竭的困境。當前日本較低的通脹水平更是放開了政府干預日元匯率的手腳。因此,眼下日元節節高升必然會引發日本政府的干預行動。
然而,市場參與者關心的并不是日本政府發出匯率干預的信號,而是干預能否達成其目標。近年來,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阻止日元升值的表態與日元繼續一路上揚的對比已經讓市場對于政府干預舉措的有效性存疑。
升值局面難改變
近年來,無論是日元還是歐元乃至瑞士法郎都進入了一個“尷尬的被動”升值軌道。這些貨幣升值主要是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做出反應的結果,而不是這些經濟體自身經濟狀況和貨幣政策的反映。盡管有分析認為日本震后重建和德國經濟強勁為日元和歐元的強勢提供基本面支持,但市場分析日元和歐元的走強時更多的是從“山的那一面”美元去尋找原因。
當市場預期聚焦于美國時,即使日本當局信誓旦旦要打響匯率保衛戰,他們仍然無法阻止市場預期點燃的被動升值大潮。這正是過去兩年多在日元匯率市場上一再上演的情形。當今的外匯市場參與者眾多,成交量巨大,已經不是央行任意驅馳的后院了。日本央行的干預行為如果不能扭轉市場預期,單憑其自身買賣外匯的行為很難改變日元走強的大趨勢。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最新的統計數據,美元和日元這一貨幣對在2010年4月的日均交易量高達5680億美元,按照2010年1美元兌換87.73日元的平均匯率計算,2010年日本的名義GDP僅相當于2.5個交易日的美元和日元貨幣對外匯市場成交量。很難想像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的干預能夠迅速扭轉日元匯率的趨勢。日本央行的干預不過是泥牛入海,或許會激得層層漣漪,但卻無法扭轉水勢。
事實上,在美國貨幣政策和美國經濟趨勢扭轉的態勢明朗前,沒有美國經濟和美聯儲的助力,日本政府的外匯干預難以扭轉日元強勢。日本政府高調干預外匯市場與日元匯率繼續高歌猛進并存的一幕可能再度上演。
張茉楠:美債已經綁架各國債權人
⊙張茉楠(微博)
美國國會上周不得不妥協,投票通過了奧巴馬總統提出的提高債務上限1.2萬億美元的決議。這樣,自去年7月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公共債務上限已累計提高了2.1萬億美元,達到約16.4萬億美元。
據美國國會預算局31日公布報告預測,2012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將達1.1萬億美元,這將是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連續第四年破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累計的國家債務也已達到了一個象征性的轉折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債務首次超過經濟產出:政府的欠債,加上給政府退休項目和其他一些項目打的欠條,超過15.23萬億美元。而據2011年9月對美國經濟總量的最新估計為15. 17萬億美元。這的確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義。
二戰期間及戰后,美國有三年債務超過經濟產出。1981年,債務降至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30%多。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債務比重逐步增加,并在接下來的12年內翻番。而最近十年債務總規模翻了三倍。而美國總債務規模更加驚人,尤其政府未償付債務已占到GDP的65%,是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去年剛剛提高的債務上限幾乎被揮霍殆盡,目前美國公共債務151939.75億美元,法定債務上限是151940.00億美元,距離債務上限只有2500萬美元,美國債務依存度已經高達67%,遠遠高于前四十年37%的水平。
去年二季度以來,由于歐債危機,歐洲主權債券遭到大幅拋售,全球資金流入美債市場,包括美國國債及其他機構債券在內的美元資產大受追捧。數據顯示,美債過去三個季度的累計資金凈流入額達396.05億美元,其中美國機構債券指數和長期公司債券指數較年初分別上漲15.0%和12.18%,就連“兩房”抵押債券也上漲4%以上。去年三季度以來美債收益率持續下行,美國基準10年期國債收益率近一個月來首次降至2%以下,創下歷史最低水平,美國國債已被史無前例地高估,泡沫被越吹越大。
不過,美國似乎從不擔心美債被拋售,因為這是剛性的債權結構決定的。在美國的國債構成中,除政府外的其他部門(包括美聯儲、政府管理的各種基金等)持有約40%,美國居民投資者持有約30%,外國投資者持有約30%,中國持有美債占比為8%。
與中國情形相似,大多數通過資源出口和商品出口積累貿易盈余的新興國家都積極購買美債。2000年到2008年,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平均下降了40%。近十年,美國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債務再融資規模平均超過4萬億美元。
由此,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它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美國的負債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但債權國的主權財富風險卻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過去10年間,新興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1%)增至近6.3萬億美元,占比已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
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坍塌至今,美元兌黃金(1759.30,0.00,0.00%)貶值近100%,特別是本世紀以來,黃金價格漲幅超過6倍,而美元指數貶值超過36%。從長期來看,美國債務海平面的繼續升高以及債務貨幣化導致的美元貶值,將讓各國真實購買力和主權財富面臨著較大損失。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國家金融安全都被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長期的廉價美元和廉價資本將使得各國在痛苦的失衡中越陷越深。
因此,盡管美國國債投資地位難以替代,但中國的外儲資產流向不僅要考慮流動性、收益性,更要考慮戰略性和前瞻性。中美兩國間的債權債務依賴關系必須被打破,持續增持美國國債的時代恐怕正在發生重要的改變。
美債看似是安全資產,然而持有美債蘊藏的風險正越來越大。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實施量化寬松的本質就是債務貨幣化,美國將“私人債務國家化”,然后將“國家債務國際化”,讓別國為美國的危機買單,美聯儲用天量國債購買計劃來支撐全球流動性戰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財富的轉移和再分配。看似安全的美債,其實已經把債務人和債權人牢牢綁在了風險的戰車上,變成了全球“最不安全”的資產。
現在美國提高了債務上限就意味著給QE3提供了子彈。下一步,為防止歐債危機的溢出效應以及拯救美國疲弱的房地產市場,美聯儲推出QE3的可能性越來越大。1月25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將把0至0.25%的超低聯邦基金利率至少延續到2014年下半年,倘若經濟復蘇勢頭惡化,可能將推出新的寬松貨幣政策舉措。如果新興經濟體以及債權國以購買債券等形式回流美國,進一步放大美元流動性,全球通脹或將卷土重來。(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從多方獲悉,近期市場頻傳的“跑路”老板包括:有著鋼貿背景的福建某縣級市上海商會的名譽會長、原秘書長黃某,以及有著無錫鋼貿領軍企業之稱的一洲集團李姓老板。相關涉貸銀行在內部會議上對鋼貿企業信貸風險進行了預警。
本報記者連日撥打上述鋼貿企業的公司電話和銷售熱線,電話均無人接聽。
據知情人士透露,黃某所在公司一筆貸款已不得不靠聯保單位歸還;而一洲集團李姓老板也已攜其陳姓妻子及幼子跑路,其房地產和多輛豪車等資產已被相關銀行查封,坊間稱涉案金額達數億。
根據福建周寧縣人民法院1月21日發布的公告,一洲集團民間借貸糾紛人孫一鳴也已將此夫婦二人告上法庭。
銀行鋼貿貸款存隱患
鋼貿業,作為資金密集型行業和部分銀行的貸款及承兌匯票業務“大頭”,一旦出現狀況,必然加劇銀行整體授信風險。一份來自業內的數據顯示,有4家銀行上海分行的鋼貿企業貸款余額占比接近20%、7家銀行的鋼貿企業承兌匯票占比甚至過半。
除了集中度風險,江浙滬一帶部分鋼貿貸款還藏有信用隱患。據圈內人士透露,不少鋼貿企業在銀行的鋼材質押品存有“水分”,存在一批鋼材被重復抵押及向上游“托盤”大型鋼企借貨虛假質押。
鋼貿貸款的信用隱患還包括,一些鋼貿企業老板自己出資組成擔保公司,再以擔保公司為出資人企業以及關聯企業提供擔保,加上關聯企業自行聯保、互保,使得鋼貿貸款中融資方、擔保方和交易對手方存在復雜關聯關系,對銀行貸款形成多頭擔保和過度擔保,使銀行業風險難以緩釋。正是因此,有銀行業內人士告訴本報,無錫一洲集團若果然如傳聞所料出了問題,將是所涉貸款銀行的“重災”,因為該集團還涉足擔保業務。
本報記者調查獲悉,該集團擔保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法人正是被傳“消失”的李姓老板,公司注冊資本逾1億元人民幣,經營范圍為融資性擔保及利用自有資金對外投資,其融資服務對象正是入駐集團下屬“無錫一洲鋼市”的鋼貿企業。
而對于另一個疑似“消失”老板黃某,知情人士透露,其企業在某股份制銀行的數百萬貸款在去年12月到期時,銀行一度找不到黃某,所幸這筆貸款最后由聯保單位湊數還上,才避免了“壞賬”發生。同時,在一些知名網絡論壇上,也出現了其民間債主“人肉”尋找黃某與其妻的帖子。
本報記者近日與黃某的某民間債主取得聯系。據該人士稱,黃某與其妻手機狀態或是關機,或是開機卻無人接聽。其位于松江鋼貿城的企業年前曾有人員接待,但此后又關門謝客。該債主透露,黃某可能在上海滬太路附近以8500萬左右的價格投資商用樓一幢,并以超過100%的抵押率從某銀行獲得貸款,但本報尚未從銀行業內證實該項投資與抵押。不過,有銀行業內人士透露,近階段樓市回落確實使包括黃某在內的不少鋼貿企業主元氣大傷。
除了鋼貿企業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市場,上述業內人士還猜測,黃某所屬商會的原籍地在去年8月曾被曝高利貸騙局案件,當地民間資本損失或超5億,而資金鏈環環相扣,這一騙局也波及到了該地在上海的企業。
黃某除了上述去年12月到期的貸款外,是否還有其他銀行貸款?上述人士保守估計,其名下企業及關聯企業在銀行的貸款不下1個億,其中不乏國有大行,另有一家北方的城商行,對其貸款超1000萬。
本報記者隨即聯系了該城商行某內部人士,該人士肯定了黃某確有該筆貸款。所幸,該行已按滬銀監局要求對鋼貿類貸款從嚴把關,黃某的這筆貸款房產抵押率僅為60%,雖有商會內部企業的聯保協議,但經查非關聯性企業。該人士并稱,該行仍可以聯系到黃某,且借款人在去年12月還按季付息。
滬銀行業“防火墻”已筑
事實上,鋼貿企業貸款風險并未逃出監管部門“法眼”。以上海為例,滬銀監局年前曾連發相關風險提示,要求各商業銀行展開鋼貿類貸款自查,支持合規企業,杜絕“問題貸款”。
本報記者從銀行業內多位人士處獲悉,滬銀行業已出現不少對鋼貿類貸款進行風險防控的對策。近一段時間以來,各涉鋼貿貸款銀行已經普遍降低了房地產類抵押物的抵押率,原先存在的100%,甚至120%的高抵押率已經不復存在。記者從上述城商行了解到,該行對房產抵押的標準為:普通住宅抵押率80%,商鋪抵押率70%,而工業廠房抵押率則需控制在50%。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從業內了解到,原先在鋼貿企業貸款中普遍運用的聯保、互保類貸款模式,現已進入了不少銀行的“黑名單”。已有兩家國有大行在滬基本停止了聯保類業務、民營擔保公司業務;上述城商行也對原先的純聯保、互保類貸款“只收不放”。
另據業內人士透露,某銀行對于“關聯擔保”的風險緩釋辦法是,對于借款人有組建擔保公司之嫌,或是運用關聯擔保公司的貸款,將要求其將原擔保部分替換成當地非互助型擔保公司或第三方擔保,并將原擔保公司交存的保證金轉而用于收窄該公司擔保的其他貸款風險敞口,直到全部貸款還本付息。
此外,對于部分鋼貿企業已經出現的鋼材重復、過度質押和關聯單位互相擔保的“貓膩”,部分銀行也已提高警惕。上述城商行亦在鋼貿貸款中“不認貨押”,不發放鋼材質押類貸款。在黃某的貸款案例中,該行亦注意到黃某及其妻分別為兩家鋼貿企業的法人代表,因此該行只選做其中一家企業的業務,而另一家企業亦不得成為該項貸款的聯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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