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論文集輯錄了20世紀70年代最后幾年至80年代初期，對動蕩的資本主義歷程主要方面的追蹤評論。重點是美國，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高居首位的龐然大物，但其背景則是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包括發達、欠發達和不發達的部分。輯錄的第一篇論文發表于1977年11月，最后一篇發表于1981年3月，概述性的導言寫于1981年夏末。
自1981年完成導言后，一年來發生了什么新變化呢?答案是基本沒有。衰退始于1981年第二個季度(兩年中的第二次)，延續至1982年。雖然大多數觀察家看好下半年的復蘇，但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期待復蘇將是強健的。同時，所有與經濟停滯有關的典型癥狀仍在持續。官方統計的失業率從1981年的7.6%上升到1982年中期的9.5%，同期的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從79.9%降至69.9%。與生產和就業領域的停滯相對應的，是經濟中的金融上層建筑持續的急劇膨脹，正如本論文集盡力所強調的那樣，這是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最蔚為奇觀的一幕。
如下數據表可清晰地表明1950—1980年間美國公共及私人債務增長的長期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十年，政府債務正如大多數經濟觀察者關注的，增長了4.5倍;與此同時，通常被輕描淡寫或忽視的私人債務增長超過17倍，其增長速度幾乎是公共債務的4倍。
在1980年和1981—1982年間的蕭條中，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債務增長率多少有些減緩，但這并未促進經濟的金融狀況在總體上的健康發展。盡管上升的債務有時以較低的速度增長，但它與不佳的利潤以及持續高利率的共同作用，對越來越多實業公司的收支平衡造成了嚴重破壞。破產公司的數量達到戰后的高點，流動性比率繼續長期下降。整個經濟部門(如建筑業、農業的大部分、儲蓄銀行、儲蓄貸款協會)命懸一線，每周都有機構倒閉或將會倒閉的新聞。這一切何時終結?人們日漸頻繁和緊迫地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假設，就像以前多次發生過的那樣，在一場席卷世界資本主義的債務型通貨緊縮蕭條后的恐慌中，經濟中金融脆弱性的積累將會達到頂點，就像20世紀30年代早期發生的那樣?或者設想戰后時期的制度變化已使資本主義制度免于這樣一場大災難的再次發生?當然，歷史將會對這些問題作出明確回答。但現在還是有可能對上述樂觀或悲觀的看法提出哪種情況更會發生的判斷。根據過去絕不能掉以輕心的經驗，其發展趨勢的確指向這樣的可能性，盡管并不是很確定，那就是發生嚴重的經濟凋蔽，以至于在一場痛苦且可能漫長的收縮過程中任何調控的努力都將無濟于事。我們一直傾向于這樣的觀點——這是我們正在見證的經濟根深蒂固的金融脆弱性將導致的最有可能的結局。
與此同時，我們對一些經濟學家的相反觀點印象深刻，他們雖然已經完全意識到目前美國(以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脆弱的金融結構易于導致危機的特征，卻低估再次發生大蕭條的可能性。這種忽視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州華盛頓大學的海曼·明斯基教授那里得到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他的觀點之所以特別值得關注，因為在過去幾年的所有美國經濟學家中，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體系至關重要的不穩定性做了最為深入的研究。在關于這個話題的最新表態中(《“它”還會再次發生嗎?》，《挑戰》1982年7—8月)，明斯基重申了他過去在各個場合表達過的觀點，盡管金融態勢在總體上惡化，但經濟不會滑入一場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他的這一觀點基于兩個假設：(1)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與其他政府機構協同，例如存款保險公司)將發揮最終貸款人的救援功能，以足夠的規模阻止像1929—1933年那樣極端嚴重的債務型通貨緊縮所產生的連鎖反應;(2)美國聯邦政府將繼續巨額赤字的運營，以便為私營經濟的流動性緊缺提供至關重要的緩沖。這兩個假設基于過去20年的經驗。在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在這樣的連鎖反應威脅美國經濟而需要作出重要決策的困難時刻，聯邦政府機構總是有準備也有能力對經濟進行這樣的干預。1960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實現財政收支平衡的年份只有一年。在自詡重視經濟的里根政府看來，20世紀80年代總的財政狀況態勢將更是聯邦財政赤字的巨額膨脹。
明斯基關于“它”(大蕭條)不會再發生的觀點是很有影響的。但是，這里有一個被省略的因素，如果加以考慮，可能會令事物呈現不同的面貌。明斯基的關注點完全在美國國內經濟，將其從龐大的、極為復雜的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中抽象出來，而事實上國內經濟只是其一體化的國際經濟的組成部分。1974年，一個相對較小的西德銀行赫斯特(Herstatt)，因深度卷入外匯投機而倒閉，對巨大的、未被管制的歐洲貨幣市場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波。各國中央銀行宣布了后來眾所周知的巴塞爾協定，規定國際貨幣市場面臨潛在不穩定威脅時各自的監管職責，緩解了連鎖反應引發大災難的危險。但是，該協議的措辭并不嚴密，協議自身僅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表述。而且，沒有人追究銀行控股公司的責任，例如意大利的安勃西亞諾銀行(the Banco Ambrosiano Holdings，BAH)，該銀行1982年的倒閉擾亂了曾經借錢給它的200家銀行。
卡倫·利薩克斯(Karen Lissakers)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助理，他最近在《紐約時報》(1982年7月2日)的專欄撰文，澄清了國際銀行界潛在風險的性質。以大筆西方貸款輸入東歐國家為例，利薩克斯寫道：“雖然東歐從美國銀行直接貸款的敞口是有限的70億美元，但東歐間接地從銀行間市場獲得的貸款數額敞口巨大。美利堅銀行不僅貸款給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也貸款給西方銀行，這些銀行再把錢借給東歐。歐洲銀行向東歐國家出借了400億美元的貸款。歐洲銀行當局已向美國保證，它們中不會有哪家銀行會通過注銷波蘭的貸款來幫助無償還能力者。但是如果債務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同時違約或延期支付，將是另外一種情景……”如果一些歐洲銀行因為共產主義國家沒有及時付款而面臨流動性問題，美國銀行也會由銀行間貸款、
循環信貸和隔夜安排等聯結全球資本市場的錯綜復雜的網絡而卷入。或許在此還應插上一句，對東歐國家貸款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其總量更大。利薩克斯繼續寫道：“通過把地球一側過多的存款迅速出貸給地球另一側的借款人，銀行間市場增強了世界經濟的效率。而在存款人和最終借款人之間運行的銀行鏈的中介作用分散了國際貸款的風險。銀行間的大批量貸款實際上占歐洲貨幣市場的70%。”但是許多銀行專家認為，銀行間市場是國際金融體系脆弱的致命要害。因為，如果銀行間市場可以迅速把資金從系統的一部分傳送到另一部分，那么通過系統而蔓延，它也能同樣迅速傳導任何一家銀行的問題。一旦獲知某家銀行損失大量貸款，市場就會對其失去信心。該銀行很快會發現，應當例行續存的到期存款被撤回，其他銀行則取消了其所需的信貸額度。突然間，這家銀行不再能履行對儲戶和其借貸銀行的責任;原本指望這些付款的貸款銀行現在必須緊急行動，爭奪資金以抵補未曾料到的資金短缺。同樣的過程會在銀行國際鏈條的各個環節發生。其結果是貨幣市場的突然收縮。例如，赫斯特的破產使歐洲貨幣市場萎縮了50%。
一國中央銀行的迅速干預能夠彌補一家破產商業銀行的職能，從而把問題孤立起來，防止波及整個系統。但是沒有哪家中央銀行能夠在事先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明確誰應當對此負責。花旗銀行的沃爾特·里斯頓(Walter Wriston)在1979年曾說過：“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人類現在擁有一個完全融合的國際金融和信息的市場，能夠于數分鐘之內把金錢和想法傳往這個星球的任何角落。”不論他們喜歡與否，這臺網絡機器同樣有能力阻止里斯頓和他的同僚們所需要的政府規制和支持。他們需要政府干預，以便在大家高興的時候，阻止對體制的濫用，而在大家悲哀的時候，使體制能夠正常運行。
二者能兩全其美嗎?一些人可能以為，這是件挺簡單的事，但是實際上遠不能無憂無慮地抵達——也許，永難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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