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每月評論》2006年10月號發表了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哈里·馬格多夫晚年的四封書信。馬格多夫是和斯威齊齊名的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代表人物，這是他去世前所寫的重要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他晚年對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未來的看法。書信主要內容如下。
一、致約翰·貝拉米·福斯特(2001年6月25日)
1976年我在埃及的時候，大衛·洛克菲勒在媒體的大肆宣揚下到達開羅。在洛克菲勒到訪埃及的同時，我應邀與埃及計劃委員會的負責人會見，他們介紹說，洛克菲勒向薩達特表示，只有在確保三年之內能收回投資的情況下，他才會向埃及投資，對此他們深表吃驚。對我來說，這很正常，因為我了解資本的運作方式，了解埃及經濟的狀況。這是一個負責任的銀行家的行事方式。在同一次會見中，計劃委員會的負責人告訴我，他們正在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貸款問題進行談判。當我告訴他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能會要求取消食品補貼，他們表示這是難以做到的，因為這可能會引起騷亂。我回家以后，報紙很快報道了開羅發生糧食騷亂的消息。
即使是在比較繁榮和“可靠”的國家中，資本家仍然希望能在一個可預測的時間段內收回投資，并在此后永久獲利。在這方面有很成熟的測算公式，尤其是在資源發展領域，例如，在大石油公司工作的博士們，整日孜孜不倦地忙于這類測算。更為長期的投資在礦山、油井和其他自然資源領域表現得很明顯，但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收回投資的時間也可能只是10年或15年。更為長期的設想是在50年到100年之間收回投資，這種設想則考慮了保護生物圈的要求。對于非慈善的資本而言，保護生物圈的要求是不被考慮在內的，它需要在可預見的未來收回投資并回流利潤。
大的資本還必須考慮證券市場。這個市場是資本擴張的源泉，也是企業并購和收購股權的推進器。公司高層管理者的收入與證券市場緊密相聯。在不斷波動的證券市場中，長遠考慮是行不通的。證券市場的“估價”出發點是近年來股票的利潤率或損失率。那些帶著對未來的期望，將大量資金投入“新經濟”領域的人們，已得到了他們應得的報應。進入證券市場的投機性投資或風險資本可能只有一年左右的耐心，如果他們所投資的公司不斷遭受損失，這種耐心將很快消失。公司不僅將自己的剩余資金投入證券市場，同時，它們通過發放長期債券獲得借款。為此，它們不得不賺足夠的錢來支付借款利息，并預留償債基金以便將來償還債券。
無須贅言，除了限制排放污染物、凈化被污染的水資源，真正的環境保護需要考慮以后幾代人的需求。全球環保的長期政策與第三世界緊密相關。解決問題的辦法并非盼望出現一個“好的”資本家為了社會的利益而放棄利潤，而在于放棄這個體系的運作方式。
二、致伊斯特凡·梅扎羅斯(2003年3月18日)
在你的新書序言中，你引用的羅莎·盧森堡的話使我想起了出自同一章的這些話：
毫無疑問，擴張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和它的現階段、最終階段以及帝國主義階段，這種擴張表現得如此沒有限制，以致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受到威脅。這種難以馴服的資本擴張驅動力實際上逐漸造成一個世界市場，將現代世界經濟連接起來，并因此為社會主義奠定了歷史基礎。
研究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會使我們脫離今天的話題，但是我還是想在這里提出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值得我們去考慮。你在序言中提出“與帝國主義的客觀需要相一致的是——世界被少數幾個最強大的國家統治著……無情的專制主義的‘全球化’(在美國操縱的世界市場中以“自由交換”的偽善面孔出現)最終是無法戰勝的……”。我想這一點在經濟領域和在軍事和政治領域一樣適用。全球化需要一個獨裁的領導者使這艘航船不沉，而另一方面，這位領導者卻無法阻止幾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斗。換句話說，無論是否存在一個獨裁領導者，全球化中的無序和不平衡都是內在的。左翼理論家們已經在關注這一現象，并對這種矛盾給出了不少解釋。他們首先揭示民族國家早已軟弱無能。在承認這種觀點的情況下，一些人堅持認為一個國際資本家階級統治著全球經濟。現在，對此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看法：美國在目前擁有并將永遠擁有對全球化的絕對統治!我很尊敬的幾位同志和許多專家正在努力研究，以揭示處于干柴堆上的美國是否擁有力量和智慧來避免或解決將面臨的大危機。
我認為當前的全球化發源于非殖民地化過程中。然而，非殖民地化并未減少列強剝削殖民地的需要，這種剝削不僅是為了本國的市場和投資，而且目的也在于鞏固自身的金融體系(例如，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時，在收支平衡上存在很棘手的赤字問題，這一問題因印度向英國提供了大量白銀而得以解決)。非殖民地化運動驅使國際組織對已經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行控制和發揮影響。這些國際組織依然強烈希望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更多的控制。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韋斯利·克拉克將軍最近指出：“我們目前處于美國歷史的轉折點上。我們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使我們緊隨英國和土耳其之后，在中東成為殖民者。”世界資本主義主要問題的根源是經濟的持續停滯，即使是在新電子技術出現之后仍然如此。伴隨著經濟停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市場發生了變化：它們對金融和投機產生不斷增長的、持續的依賴。國際金融市場發生的一切，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正是這種從量到質的轉變的最佳例證。貨幣市場成了一個關鍵性的競技場。這種權力爭奪在各種國際經濟和貨幣會議上也表現得十分清楚。
目前和將來的經濟危機有兩個重要的來源。第一，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貨幣和貿易的不平衡：1992年以來，美國的經常項目出現了持續并不斷增加的赤字。如果資本的流向從流入轉變為流出，美元將面臨喪失領導地位的危險。伊拉克戰爭無法改善美國經濟和美元的虛弱狀態——這些想法可能以某種方式影響了安理會中法國和德國對美國的堅定支持。第二，金融衍生物的驚人增長是世界經濟持續不穩定的又一原因。這些在主要金融市場上相互聯系的、高度投機的金融工具，是威脅國際金融體系的定時炸彈。1998年金融衍生物契約的總量達到了70萬億美元，即使是在經濟不景氣時這個數字也在持續增長。2000年達到了99萬億美元，2002年大約為125萬億美元。正如我所理解的，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要掠奪石油，也是因為布什的瘋狂、布萊爾的諂媚以及美國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徒右派和猶太新保守主義者的推動。
三、致邁克爾·勒博維茨(2005年2月2日)
很多左翼分子十分強調增長。增長的問題不能僅僅局限在關注增長率本身，實質性的問題應該是：哪種類型的增長，基于什么目的的增長。關于蘇聯經濟增長，我的理解是，蘇聯 經濟問題的核心是它經濟的運行方式和在其運行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出現了問題。蘇聯經濟是作為一種戰時經濟來運轉的，在這種條件下產生了能夠自我內部繁殖的官僚精英，一個分層化的社會和一個特權階層。蘇聯保留了某些帝國的特征。沙皇俄國在19世紀不斷擴張，是一個典型的帝國。起初，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花了很大力氣改善附屬共和國的物質和文化條件。但那時附屬共和國和俄羅斯之間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其外圍國家相比差距非常大。
你可能會對列寧有關的論述感興趣，下面就是他在“最后的遺囑”中的有關論述：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證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采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于軍“務”和同饑荒斗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里一樣。①
為了增長而增長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斯大林寫了一本有關經濟問題的小冊子(即《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譯者注)，毛澤東在讀后寫了一些批注。他的第一句話指出，斯大林所討論的問題是物而不是人。對于蘇聯“二戰”后對經濟增長率的狂熱追求，我的假設是，這和操縱著分層化經濟的特權階層有關。后來，特權層熱衷于把他們的權力和特權傳給他們的后代。正因為如此，他們需要將公有財產私有化，獲得產權。
四、致邁克爾·勒博維茨(2005年8月4日)
談到工業化本身，它在全球的相當地區有重要作用——它滿足了人們的基本需求，保護了環境，制造出了武器裝備使人們能夠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
人們不應該輕易否定蘇聯工業化計劃。至今它仍意義重大，它向不發達國家顯示了：它們能夠通過自力更生趕上其他國家，并在后來戰勝納粹這樣的帝國主義進攻。然而，后來蘇聯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堅持，工廠和企業的規模越大越好，并且以犧牲輕工業發展和人們基本需求為代價，將重工業置于過度優先的地位。
我在美國戰軍事生產委員會工作時，遇到了俄羅斯的采購團，他們對“大”的崇拜和對趕上和超過美國的關注令我驚訝。
蘇聯和改革后的中國的高層相信，大型企業成就了美國的偉大。有趣的是，嚴格的統計數字上的比較表明，美國小企業和大企業的數量比遠遠超過蘇聯的相應比例。俄羅斯人和改革后的中國人并不了解的是，他們視為理想目標的美國經濟普查中的數據是將大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但是大型企業擁有不同生產規模的公司，這些公司大都比較小。大型企業通常鼓勵鄰近的獨立小企業為它們提供重要的服務。
中國當前的改革者們對做大做強也存在一種狂熱，我對此也深有體會。1983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講演時，他們待我如同伙伴，把他們的第一期英文雜志送給我。你瞧，雜志頭版文章的內容都是關于企業規模越大越好，批評改革之前的小項目，特別是那些遍布全國的小企業。那時，我碰巧遇到美國制造業協會的負責人和一家為化學企業生產機械產品的工廠的首席執行官，我告訴他中國建設小水泥廠的項目，并征求他的看法。“那的確是他們目前應該做的”，他回答說。
看到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及其與資本主義罪惡的充滿活力的斗爭，我很高興。假如我年輕十歲或二十歲，我一定會奔赴加拉加斯。
注釋、
①列寧：《列寧最后的書信和文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孔德宏：中國地質大學； 牛晉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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