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部門買通政治保護——三個人的公司：華爾街、國會山和K街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三年中，關于到底是什么出了問題，人們提出了兩種觀點。理解這兩種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對政客——從而對全球經濟未來的健康和穩定——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第一種觀點是，政府完全失去了對事態的控制，政府沒能勝任，政客則在追求自身利益。持這一觀點的大多是政治右派——比如那些認為2008年金融大崩壞的主要問題出在政府住房政策的人。
　　
在美國共和黨內爭奪11月與奧巴馬競選總統人選的候選人中，羅恩·保羅（RonPaul）一直宣稱，對于銀行業出現的狀況，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問題的答案。他指出，如果政府能更徹底地從金融部門離開（包括撤銷美聯儲），那么美國經濟將運轉得更好。
　　
第二種觀點是，近幾十年來，金融部門一直在努力游說去監管化，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說服政客這才是安全而現代化的銀行業方式。根據這一觀點，政府政策并沒有失靈，相反，起到了預期的效果——游說團體花錢收買所要達到的效果。
　　
如果這一觀點正確，那么羅恩·保羅提出的政策藥方就沒什么吸引力了。除非你認為現代金融部門真的可以在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監管（包括銀行不必對存款提供保險）的情況下運轉，否則，真正的問題就不在于官員的政策偏好，而在于金融部門游說集團有能力說服官員出臺這樣的政策。
　　
IMF的伊甘（DenizIgan）和米什拉（PrachiMishra）的最新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證據支持第二種觀點。在這篇題為《三個人的公司：華爾街、國會山和K街》（Three’sCompany:WallStreet,CapitolHill,andKStreet）的報告中，兩位作者研究了大量關于美國金融部門公司游說的數據。
　　
當然，立法者關于采用何種法律給予支持的偏好是不同的，這使得精確研究政治影響機制變得十分困難。但伊甘和米什拉用一個十分巧妙的辦法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們尋找黨員官員對立法建議的立場改變超過一次的例子，并花了大量精力尋找立場改變背后的原因。
　　
除了分析關于游說支出的信息外，兩位作者還挖掘出了游說集團（被稱為“K街”，因為大量游說集團的華盛頓辦事處都設在那里）和立法者的關系網。比如，游說者通常是立法機關的前工作人員。
　　
研究結果讓人難以相信——不過職業游說者大概不會感到驚奇。游說支出的大量增加有助于說服立法者改變立場。“某法案的游說者是否是從前的立法者會影響對該法案的立場，使之偏向于去監管化。”
　　
當然，去監管化正是金融公司之所欲——不管什么類型的規則和監督，越少越好。這完完全全是一件你認識多少人、和他們交情如何的事情。特別是，你作為游說者的價值與你過去的工作背景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伊甘和米什拉發現“在立法機關有關系的游說者和沒有關系的游說者相比，前者花錢讓立法者改變立場的效果比后者好一倍。”
　　
國會和游說集團之間的旋轉門似乎是金融部門逐漸去監管化的關鍵，而去監管化又導致了過度的風險承擔，引發了危機。在另一篇論文中，伊甘、米什拉和特雷塞爾（ThierryTressel）一起發現，在2008年之前承擔風險越多的公司，在游說中用力也最多。
　　
從本質上說，金融公司是在用錢買承擔更多風險的權利。當事情朝好的方面發展時，這些公司的高官們就能平步青云——大部分體現在立刻獲得的豐厚報酬中，因為很少有高管是根據經風險調整的回報獲得報酬的。這意味著當風險成為現實，公司遭遇損失時，代價全落在了納稅人身上。
　　
羅恩·保羅指出金融部門中間存在嚴重的權力失衡和扭曲，這是正確的。他還指出，大量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是極少數大公司——使它們能夠過度承擔高風險——這也是正確的。
　　
但保羅等人就此認為政府是所有金融亂象的終極根源，這就不正確了。金融公司高管想要承擔大風險。他們想要的安排是，即使他們失敗了，仍然能得利。
　　
大型金融公司早就買通了必要的政治保護（打著去監管化的旗號），這使得它們不斷壯大，也不斷變得更危險。這一激勵結構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變得更加極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