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難道不奇怪嗎？當柏林墻倒塌、“鐵幕”被拉開之際，一場歷史競賽似乎畫上了句號。觀察家們見證了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自由市場戰勝中央計劃體制，民主戰勝獨裁，哈耶克(Hayek)戰勝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稱，歷史到達了終點站——人類想來已經達到了巔峰狀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
這套理論從一開始就錯了。雖然“現實社會主義”在每一塊試驗田都以災難收場，但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承諾實現平等的思想永遠不會消失，不管實踐證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所施行的資本主義達到了各個方面都讓人滿意的程度。歷史決定論是福山觀點中最為荒謬的一面。自由主義哲學家決不會接受歷史的發展是預先注定的觀點。
自冷戰結束以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繼續爭奇斗艷。社會主義仍承受著過去失敗經歷的致命打擊。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議活動中能夠看到社會主義的身影，比如“占領運動”。這場運動如何才能實現目標仍然沒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眾多問題都包含著一個核心因素：抨擊金融業。
縱觀這場金融市場危機的演變過程，唯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過了這么長時間，才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這場危機為反對金融體系的人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為防止金融體系崩潰而實施干預的做法，不僅嚴重削弱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也動搖了人們對整體市場經濟的信心。當一家金融機構發展到過于龐大、或者關系過于復雜，以致其償付能力可能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時，政治家必須進行干預。“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導致社會（更確切地說是納稅人）不得不為個別
這動搖了自由市場的基石。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原則是：在法律制度規定的界限內，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這項原則鼓勵個人利用各種機會，并對風險加以評估。就釋放個人的潛力而言，沒有一種制度能與市場經濟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場是最佳的發現機制。
游戲規則應當明確。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稅后）利潤；而虧損者必須承擔后果，破產是最終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現象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破壞了一項社會原則——即個人應為自身行為負責的原則。
數十億納稅人的資金被用于拯救被認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這沉重地打擊了人們對自由市場體制的信心——這進而對自由社會構成了威脅。人們對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實際上沒有那么大的作為，這一點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與此同時，在幾乎所有地方，人們對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業至今仍然未能對以下這個基本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業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了社會的福祉？它們對于充滿活力的經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嗎？
如果你以為金融業會承認其部分業務確實是多余、甚至是危險的，那或許是一種奢望。因此，政府正面臨著一個挑戰，即建設可信的監管機制，使金融業能夠提供被認為不可或缺的服務，并盡可能地阻止該行業追逐被認為對社會有害的活動。
盡管現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進，如提高資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這項任務仍然遠未完成。鞏固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基石的挑戰依然存在。歷史永遠不會結束——只有那些篤信瑪雅歷法的人，才以為歷史會終結。瑪雅歷法預言世界末日將在2012年12月到來。
本文作者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曾為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
金融機構的生存埋單。《Saft專欄》日本經常帳赤字透露融資風險上升的警訊
撰稿 Jim Saft; 編譯 李爽/戴素萍
路透1月26日電---日本的財政狀況似乎越來越像一位入不敷出、依靠投資收入來補充缺口的退休人員.日本2011年全年出現貿易逆差,現在全得靠海外投資收入來融通經常帳赤字,才能免於倚賴外國人的資金.
依賴投資對於年長者來說是一項有效的策略,因為終有一天他們將離開生活的這個世界,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高度仰賴債市的策略恐怕不那麼靈光,隱含著不斷升高的實質風險.
日本2011年貿易逆差為2.49萬億(兆)日圓(320億美元),為31年來首次出現逆差,原因在於能源進口成本上升,去年天災影響其產出,且歐洲需求疲弱.12月經季節調整的貿易收支數據顯示,其連續第九個月錄得貿易逆差,情況比雷曼兄弟倒閉之後那段時間還要糟糕.
雖然海外對日本產品的需求可能會上升,但這還得看全球經濟成長勢頭而定,然而難以迅速發生改變的是,日本需要進口石油和天然氣以維持正常生活.日本已經大幅削減核電發電量,目前核電只占其電力供應的8.0%左右,而福島核電站事故前這一比例為三分之一.同時,日本人口老齡化限制了經濟成長的力道.
日本作為自然資源稀少的國家,數十年來一直走出口依賴型路線,但日圓升值以及來自海外的激烈競爭吞噬了其市場份額,令日本不堪一擊.
多年來的高儲蓄率令日本擁有大量海外投資,目前這些投資收入足以保持經常帳呈現盈余,盡管貿易數據在惡化.
這些巨額財富雖提供保障,但日本政府可不是手頭寬裕的半退休醫生,其在大舉揮霍卻入不敷出的情形下,得靠舉債來彌補收支缺口,而非投資收入.下一財年,日本將連續第四年出現公債發行金額超過稅收及其他來源累計收入的情況.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日本去年凈負債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超過130%,在發達國家中僅次于希臘.
融資緊縮?
由此來看,不難看出日本面臨了一個真實且愈來愈大的危險,即發現自己身處在難堪的融資緊縮.此外,也很難算出日本究竟需要多少的刺激性支出,才能協助其克服人口方面的問題.這可能要等上一段長時間,直到有嬰兒潮出現(目前沒有任何跡象),才能刺激經濟的成長.
日本和希臘或美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主要的債權人為本國國民,其近95%的政府公債是由國內投資者所持有.如果日債投資者一如以往地合作,且若日本可以保持經常帳平衡,則這樣的債權人結構將可讓日本撐上一段時間,
但如果不管什麼原因,日本開始出現經常帳赤字,尤其是把貿易和投資數據加起來呈現赤字,這就要小心了.那麼不管是誰持有日本政府公債,甚至幾乎不論這些投資人將如何處理日債持倉,一分一毫的額外美元融資都必須仰賴海外投資者.
這些海外投資者可能一如希臘的投資者,在買進日債將提出更多的要求,而鑒於其公共債務總額是其經濟規模的兩倍,情況將迅速惡化.
目前日本的利率非常地低--10年期政府公債收益率(殖利率)僅有1.0%,因此還有充裕的操作空間.如果利率來到2.0%,日本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會加倍.
除了人口上的問題外,日本的情況在許多方面要比美國來得好.美國經常帳多年來皆呈現赤字,且仰賴國外資金來融資.
此外,日本也不像希臘,它有自己的貨幣和央行,在債券買家縮手時,可以有印鈔票的重要選項來因應.
即使日本有可能債務貨幣化,這一點也無法令海內外投資人心安.為了遏阻危機,日本必須增加出口、減少進口或透過海外投資賺取更多的收益.但中期來看,這些選項中沒一件是容易的,或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又有日本人口老化的問題.無論是融資危機及潛在的官方回應,都暗示有龐大的政治和金融體系風險,且後果極為難料.沒有人想要走到這步田地,日本更是不想.
目前有許多人認為日本將難以維持償債能力,但日本難以為繼情況持續的時間恐怕比那些人的預期還要久,或許這可以長久拖延,但不是永遠.(完)
--譯文審校 張明鈞
國際經濟中將有更多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國際經濟評論》
(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國《國際經濟評論》雜志提供,選自"全球憤怒:金融危機的政治後遺癥"一文,作者何帆,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金融危機對收入分配和社會變動的影響已經開始逐漸顯露。金融危機之後帶來的三條斷裂線：不同年齡的人口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超級富豪和社會大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同種族和宗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這三種潛在的社會沖突，再加上遭遇債務壓力的各國將采取更加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城市化的發展、全球化的推動以及互聯網和社交網絡軟件的出現等因素的催化，未來的國際經濟中將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深刻的內在的調整。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過去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政策。房地產泡沫可以追溯到互聯網泡沫崩潰之後美聯儲的降息，金融市場上無節制的創新可以追溯到當年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的放松監管。
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低迷和改革壓力已經逐漸顯現，但是其對政治和社會的沖擊才剛剛開始。英國《金融時報》將2011年稱為“全球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實，全球憤怒的野火才剛剛點燃。在未來數年，全球憤怒將呈燎原之勢。
導致全球憤怒蔓延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本身不會引起社會動蕩，但它們將如催化劑一樣，使得社會變動來得更加猛烈。
第一個因素是遇到債務壓力的各個國家將采取更加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從長遠來看，財政緊縮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內，過分嚴厲的財政緊縮反而會加劇經濟衰退，并引發社會動蕩。財政緊縮會導致社會福利支出的減少，并使得受到危機影響的社會成員處境更加艱難。
比如，在經濟衰退期間，領取失業救濟的人數將會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緊縮財政，就必然實行裁員，這將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與此同時，政府又可能減少失業救濟支出，這對失業者來說乃是雪上加霜。蒙蒂塞利（Ponticelli）和沃斯（Voth）曾根據歐洲的歷史，對財政緊縮和社會動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根據他們的研究，當政府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占GDP的比重超過2%時，包括游行、騷亂、罷工、政變等社會動亂發生的概率將明顯提高。按照歐洲各國目前的財政緊縮方案，希臘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將超過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將超過3%，英國和許多歐元區國家將超過2%。。
第二個因素是城市化的發展。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未來40年，全球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都將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之中。現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經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2/3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創新活動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樣可以是社會動蕩和騷亂的中心。發展中國家的青年人口數量激增，城市化的進程將他們召喚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們懷抱著美好的夢想到了城市，卻發現自己的容身之所是骯臟破敗的貧民窟。到2010年，發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1/3左右是居住在貧民窟。潛在的社會動蕩不僅可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也可能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生在倫敦和巴黎街頭的騷亂，已經警示著我們，在城市繁榮的表層下面，不滿和憤怒的地火正在燃燒。
第三個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動。全球化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隨著交通、通訊工具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跨國界交流也日益密切，這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之間可以更容易的學習、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會運動更容易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傳染。
發生在突尼斯的抗議和示威運動，很快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北非中東國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導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權更迭，并進而引發了利比亞內戰。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最早是在紐約市海貍街16號的一間房子里醞釀出來的。參加海貍街16號會議的人員，既有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也有來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臘的人員。這些社會活躍分子中，有的參加過阿拉伯之春，有的組織過歐洲的抗議活動。占領華爾街的創意，其實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出現的占領太陽門（Puerta del Sol）的示威運動。
第四個因素是互聯網和社交網絡軟件的出現。互聯網、聊天室、社交網站等的出現，使得人們能夠瞬時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們形成集體行動的成本。手機和互聯網聯系起來之後，變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關系，有些類似電報和電話之間的關系，盡管從技術上來說相似，但電話和手機使用的便利性遠遠超過電報和電腦。
互聯網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往往會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認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決定性的鼓動和號召作用。事實上，互聯網上的信息只能強化人們對固有理念的認同，尚難以起到啟蒙和討論的功能，而且，互聯網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適合激發持有同一理念的人們自發地形成較大規模的集合。但是，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們對其刮目相看。
在上述三條斷裂線和四種催化劑的作用下，未來的國際政治環境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全球化時期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的主流思潮對公眾已失去吸引力。各國政府在今後既需要關注經濟增長的問題，又需要關注收入分配的問題。
盡管從邏輯上講，唯有把經濟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條件考慮如何分蛋糕，但由於全球經濟將處於長久的低迷，當全球經濟的蛋糕難以擴大之後，各國政策會轉為爭搶面包屑。處於停滯的經濟引起收入分配的劇烈變化，收入分配的變化制造出贏家和輸家。這兩群利益迥異的人會形成不同的團體，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敗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護，絕望者要求革命，這勢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壓力。在多種政治壓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導向隨之改變。
如果各國的政策決定需要更多地考慮國內的政治壓力，那麼，我們將會看到，未來的國際經濟中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經濟協調的方案更難以實現。由於各國政府紛紛向內轉向，雙邊協調和談判的難度越來越大，國際經濟協調更多地依靠多邊體制。(完)
--整理 邵曉憶; 審校 林高麗
中國應開發二次人口紅利及提高養老能力--《國際經濟評論》
新出版的中國《國際經濟評論》雜志提供,選自"未富先老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一文,作者蔡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中國的快速人口轉變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因而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面臨第一次人口紅利過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困難和養老資源不足等挑戰。同時，中國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人口問題，更是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問題。只有正視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規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正確途徑。作者提出，提高勞動者素質以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通過制度調整提高養老能力和未來儲蓄率的可持續性，建立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等政策建議。
**中國養老模式的困境**
首先，中國的養老模式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為主的。作為未富先老特點的一種表現，中國社會養老體系尚不健全，參與率和覆蓋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養老來源，即勞動收入、家庭成員供養、離退休金或者養老金三種來源中，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很高，2009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資料顯示為34.4%，其中男性為22.2%，女性為46.4%。從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率看，城鎮不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者、農民工和農村居民是最為薄弱的群體。而從老齡化程度來看，農村要明顯地嚴重于城市，女性老年人則多於男性老年人。因此，從城市到鎮到村，退休金與養老金供養的人口依次減少，而靠自己勞動或者家庭成員供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應提高。并且，女性老年人靠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要高於男性。
其次，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然是現收現付性質的。自中國接受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雙支柱模式之後，兩個賬戶長期實行混賬管理，在存在大規模歷史欠賬的情況下，個人賬戶被作為統籌基金支出，形成空賬運行。直到2001年，從遼寧省進行做實個人賬戶改革開始，才產生一定程度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額，即累積起來的每年收支余額。進一步，這一改革擴大到黑龍江和吉林兩省，進而又有一些省市自治區參加到試點的行列。雖然伴隨著試點省份的增加，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余額或個人賬戶積累有所擴大，但是，由於繳費率的逐漸降低以及大量省份尚未啟動這一改革，總的積累水平十分有限。直到2009年，累計的收支余額達到12526億元，以10余萬億元個人賬戶記賬額來看，做實的仍然只是較小的部分。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這種現收現付性質，不僅不能形成新的儲蓄動機和來源，阻礙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產生，而且會造成未來的養老危機。現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一般認為，由於預期壽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供養人口與依賴人口的比例發生變化，現收現付制度不可避免地面臨下列三種調整，或者三者之間的某種組合，以求解決養老保險資金不足的問題：（1）提高稅收或強制繳費水平；（2）降低養老金給付水平；（3）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要求。
相應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并且把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模式轉到積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備必要的制度條件，解決與儲蓄率相關的未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如此，及早擴大個人賬戶積累也有利於緩解養老負擔問題。一項模擬研究表明，如果把現行的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改變為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就意味著到若干年以後，有相當一批退休人員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現收現付制度來養老，從而可以大幅度降低社會養老負擔率。
最後，中國的資本市場仍不發達、不成熟。雖然資本市場發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國融資模式迄今為止仍然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中，中國在競爭力指數中“金融市場成熟度”子項的世界排名僅僅為第57位。
**制度調整建議**
人們所討論的人口紅利概念是指富有生產性的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這兩個經濟增長條件產生的正面影響，由此認識前提出發，可以得出的簡單推斷則是，隨著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就消失了。許多不贊成人口紅利消失這一判斷的學界同行和政策研究者，實際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可能耗竭的相應推斷。
其實，如我本人這樣警示人口紅利消失的研究者，并不必然是悲觀主義者，而是認為，只有正視經濟發展階段性規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正確途徑。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所含的邏輯，當人口紅利消失之後，過去倚重人口紅利保持經濟增長的國家，就進入到一個新古典經濟增長環境，保持經濟增長需要越來越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給中國經濟增長轉向生產率提高驅動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留給中國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現存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保持經濟增長。而無論是應對前一挑戰還是抓住後一機會，都要求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以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由於勞動力供給中實際上是包含著人力資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固然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安排，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而保持勞動力供給的充裕，但是，如果沒有勞動者素質的明顯提高，這個人口紅利則難以實際兌現。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并非要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人口結構變化還創造了一些新的條件有利於擴大和深化教育，這可以被看作是從人力資本方面創造經濟增長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人口轉變引起的年齡結構變化，表現為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口（即年齡在5-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的規模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與這個下降趨勢相對應的則是勞動年齡人口相對滯後的變化軌跡，即後者呈現先上升隨後穩定繼而下降的預期變化。這兩個年齡組人口的變化關系，會結合成為一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在學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趨勢。這個現象的經濟含義則是，教育資源的制約會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有較明顯的緩解，從而國家、家庭和社會可以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教育的進一步擴大和深化。
在老齡化的條件下，儲蓄動機及為未來所進行儲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夠成為現實則取決於相應的制度條件，特別是養老保障制度的性質。也就是說，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由於使未來被供養人口無須依賴自己的養老資金積累，因而為此而進行儲蓄的動機不能激發出來。因此，建立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僅要考慮養老能力的可持續性問題，且應著眼于未來儲蓄率的可持續性問題。(完)
--整理 尹嫄婷; 審校 喬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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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是一個小國，與一個大得多的國家共有一個政府。這種關系有些混亂，但幾個世紀以來，尚屬成功。如果它走向終結，我將不勝唏噓。從啟蒙運動至今，蘇格蘭人在聯合王國內部發揮了巨大作用。沒有他們，英格蘭的境況將比現在糟糕得多。
不過，不管我樂意與否，蘇格蘭獨立都已提上了日程。對此，我只想提出兩點意見。首先，任何公投決定都必須持續一代人的時間。長期懸而不決將造成巨大的代價，尤其是對蘇格蘭人而言。這是圍繞魁北克在加拿大內部未來的長期爭論所提供的教訓。其次，公投只能在主權獨立和留在聯合王國之間二選其一。至于蘇格蘭在聯合王國內部的確切地位，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焦點在于是否獨立，眼下的危機會使相關爭論發生改變。事實已經表明，獨立所產生的后果，將比我們過去認為的更加復雜和危險。這并不是說獨立不可行，而是它所產生的影響就在幾年前還鮮少有人考慮過。
據蘇格蘭政府稱，即使把蘇格蘭在北海收入中的所謂“地理份額”包含在內，其2009-10財年的總體財政赤字仍然為GDP的10.6%。而北海收入必然會下降。同時，蘇格蘭可能還要按比例承擔英國的部分凈公共債務，據英國財政部(UK Treasury)預測，凈公共債務將在2013-14財年達到峰值，為GDP的71%。
一個新獨立的小國，財政赤字龐大，公共債務高企，12%的財政收入依賴一個逐漸萎縮的來源，是不可能享受到3A評級的。其借款成本可能會遠高于英國。為了避免風險，它需要迅速減少債務。這就要施行比英國整體更為嚴厲的緊縮。鑒于蘇格蘭與英國其他地區的密切聯系，它不可能對企業或熟練工人征收比鄰國更重的稅。于是，額外緊縮大部分無疑將落在公共開支頭上。
這直接導致了另一個問題：蘇格蘭未來的貨幣狀況。如果說我們從過去兩年明白了一件事情的話，那就是財政獨立的主權國家之前的貨幣聯盟錯綜復雜。蘇格蘭籍的英國財政部首席秘書丹尼•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在一次講話中，談到了相關影響。
像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所建議的那樣，在一個未定期限內繼續留在英鎊區，不可能由單方面決定。誠然，一種可能是，蘇格蘭在不與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發生聯系的情況下，以英鎊作為本國貨幣。但這樣一來，蘇格蘭金融機構和政府都將失去“最后貸款人”的保護，在危機時期，這將產生致命的后果——歐元區就是前車之鑒。另一種選擇則是，蘇格蘭以英國央行為中央央行。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其他地區（其央行仍然是英國央行）就必須監督蘇格蘭的財政管理。否則，英國其他地區的人們就只能開空白支票了。由于這種情況是不可接受的，蘇格蘭將同時喪失貨幣獨立和財政獨立。
這又引出第三個大問題：蘇格蘭金融業的未來。由于完全融入了英國內部，蘇格蘭是一些大型金融機構的大本營，它們的大部分業務在別處，尤其是在英國的其他地區。
如果這些金融機構陷入困境，蘇格蘭政府將沒有財政能力為之提供支持。實際上，蘇格蘭將比危機前的冰島還要脆弱。由于已經采納了英國銀行業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的建議，英國其余地區政府可能希望零售銀行業務從銀行中分拆出來，由獨立的子公司經營，它們由英國央行監管，并由英國其余地區的納稅人提供最終支持。根據歐盟法律，總部設在蘇格蘭的銀行可以在英國其余地區開設分支機構，但必須告知存款人，只有蘇格蘭政府為它們的存款提供保障。實際上，在英國其余地區經營大部分業務的公司可能將總部搬過去。
蘇格蘭人必須明白，獨立將剝奪他們從資源整合中獲得的好處，并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他們不能以為自己還能留在英鎊區，或者保留現在的金融業。他們也不能以為，自己能維持英國的信用評級，或者享受現在的支出水平——即使他們會收到他們認為應得的北海收入份額。
讓蘇格蘭人在進行適當的辯論后，再決定是否獨立吧。我希望并相信，他們會認識到獨立乃是海市蜃樓，并選擇繼續留在聯合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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