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角度

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角度：

長期、短期和超長期*

郭廣迪

   摘要：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這三大經濟學家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角度可以分別用長期、短期和超長期來表示。凱恩斯的短期分析與斯密的長期分析的共同點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分歧僅在于資本主義經濟是否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與斯密的長期分析和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最根本分歧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必將走向滅亡。在二者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的前提下，從馬克思經濟學的視角看，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分析和短期分析并非毫無意義，而且是必要的；從西方經濟學的視角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超長期分析也有重要借鑒意義，并對其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  長期  短期  超長期

[《經濟評論》2009年第2期]

一、引言

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倫納和瑟羅（2001）認為，“要想真正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閱讀三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梅納德·凱恩斯”，了解這三位經濟學家在“看待資本主義時都看到了什么”，因為“他們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經濟學領域”。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在研究同一個對象——資本主義時，為什么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呢？這兩位經濟學家的解釋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們都是他們時代的產物：斯密，樂觀主義的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產物；馬克思，最黯淡的工業時代的犧牲品的代言人；凱恩斯，是資本主義更晚期的產物，大蕭條的產物”（海爾布倫納、瑟羅，2001）。這種解釋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這三位經濟學家所處的時代都有所不同，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看法為什么現在還能界定經濟學領域呢？而且，雖然時代不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是不會改變的，否則他們所看到的就不是同一個對象，因而他們的看法也就沒有可比性。所以，問題并非僅僅在于時代的不同。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借用凱恩斯的一句名言——“長期內我們都會死去”[1]，他的這句俏皮話是針對“凱恩斯革命”的對象——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2]所繼承和發揚的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中的自由放任思想及其政策主張而說的。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凱恩斯本人認為，古典經濟學[3]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是一種長期分析，而他自己則注重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短期分析。當然，凱恩斯并沒有說明他與馬克思以及馬克思與斯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不過，從馬克思的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看，相對于凱恩斯所說長期而言，馬克思就是從一種超長期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經濟。

本文擬對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看待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角度進行對比分析，以說明馬克思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之間的關系。

二、凱恩斯的短期分析與斯密的長期分析

凱恩斯那句俏皮話的含義是：雖然從長期看，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會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這種關于長期的理論及其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張并不能解釋和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短期問題，如生產過剩和失業問題，而這些短期問題才是現實經濟生活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即“在暴風雨的季節里,他們(指那些注重于長期均衡的經濟學家們)所能告訴人們的僅僅是暴風雨過后,大海將恢復平靜而已”[4]。所以，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序言中強調：“古典派理論的各前提，只適用于一種特例，而不適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況是均衡諸可能位置的一個限界點。而且這種特例所含屬的性質，恰不是我們實際生活中經濟社會所具有的”（凱恩斯，2006）。正如鮑莫爾（1993）所說，凱恩斯留下的“部分遺產”是“對短期的關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則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于考慮長期均衡”。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長期和短期的含義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長期和短期是有差別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區別是馬歇爾最先提出來的（帕尼科、彼得里，1996），但他所界定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區別，并不是人們在引用凱恩斯那句俏皮話時所說的古典經濟學的長期與凱恩斯經濟學的短期之間的區別。馬歇爾的區別是：在短期內，“生產者必須利用其現有的生產設備盡量來使供給適應需求”，即生產設備等固定資產數量和結構不能調整；而在長期中，“生產所需要的設備的數量是根據對這些設備的需求量進行調整的”（馬歇爾，2005）。而且，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基本上沿用馬歇爾的這種區分，并多次運用“長期均衡”和“長期預期”的概念（凱恩斯，2006）。然而，凱恩斯在那句俏皮話中所說的古典經濟學的長期是指，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既定的前提下，當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或非自愿的失業時，如果政府不加以人為的干預，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最終總會出現充分就業均衡的結果，或者說，具有趨向于充分就業均衡的長期趨勢；相對于作為長期趨勢的充分就業均衡“特例”而言，他的短期是指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趨向于充分就業均衡過程中，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得不面臨的非充分就業均衡“通例”。

所以，在本文中，斯密的長期是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凱恩斯的短期是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內給人們現實經濟生活帶來具體影響的各個特殊的時期；馬克思的超長期則是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發展和最終消亡的人類社會發展時期。

應當強調的是，凱恩斯的短期分析和斯密的長期分析都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

斯密的長期分析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美性，他“關于市場體系的看法導致了自由放任的哲學，并引導了該體制自身產生增長和內部秩序的本質傾向”（海爾布倫納、瑟羅，2001）。從薩伊定律到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斯密 “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被發展到極致——市場經濟體制是完美無缺的。但是，與此同時，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也越來越顯現出來，直到震驚世界的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的爆發。

作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的產物的凱恩斯理論，對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理論及其政策主張的否定，并不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否定，而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說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非完美無缺，或市場機制并非是萬能的。凱恩斯認為，通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可以彌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因而被稱之為“修理資本主義的工程師”（海爾布倫納、瑟羅，2001）。

三、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與斯密的長期分析

如果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比作大海，那么，在以現存的大海為既定的前提下，斯密從長期的視野看到的是大海的平靜，凱恩斯從短期的視野看到的是大海的驚濤駭浪。馬克思則超出他們的既定前提，從一個超長期的視野看到的是大海的形成、發展和“滄海變桑田”的未來。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者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萬世千秋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它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斯密通過其“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了充分論證，以說明其優越性。馬克思則認為，“僅僅理解市場的運行是很不夠的”，“人們還必須了解市場機制是如何出現的，又是如何發展的”（埃克倫德、赫伯特，2001）。因此，馬克思的超長期就是指超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既定前提所包含的歷史時期。

不過，如果僅從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角度看，馬克思并沒有完全否定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正如曼德爾（1996）所說，“亞當·斯密說過‘看不見的手’，而馬克思則用‘價值規律’來表達此意”。因為，馬克思認為，相對于中世紀的自然經濟和小生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無比優越性：“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就”，所以，“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1972）。在熊彼特（1979）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成就”的這種“贊揚”，甚至比“許多徹底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多走了一步”，以至于他自己能夠“說到的資本主義成就”也“不過是這些，再也沒有什么別的了”。

當然，馬克思“贊揚”資本主義的角度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同，他“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毫無興趣”（海爾布倫納、瑟羅，2001），他的“贊揚”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5]。在此前提下，“馬克思對‘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的評論，主要不是關于市場經濟如何運轉，而是首先強調這種運轉不是永恒的，不是人類本性中內在的，而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所創造出來的，是特殊的社會組織的一種產物。它出現于歷史進化過程中從前某一個階段，同樣，它必然會在將來某個階段自行消失”（曼德爾，1996）。所以，當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徹底戰勝自然經濟和小生產之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仍然將資本主義經濟當作完美無缺和萬世千秋的經濟形式加以贊揚時，馬克思將其稱之為“庸俗”。

四、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與凱恩斯的短期分析

凱恩斯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之間是否存在共同點呢？“凱恩斯革命”發生后不久，新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羅賓遜夫人（1962）認為，在認定“資本主義蘊含著它自身崩潰的種子”這一點上，“凱恩斯體系與馬克思體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二者都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非完美無缺。

薩繆爾遜(Samuelson，1967)曾將凱恩斯列為對馬克思評價最低的經濟學家，因為凱恩斯將《資本論》貶為“紅色書屋中的污濁的垃圾”。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是否受到過馬克思的啟示，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不過，凱恩斯本人還是承認，“馬爾薩斯曾經為之斗爭的有效需求”思想在主流“經濟學文獻中完全不見蹤跡”，卻存在于“不入流的卡爾·馬克思”等人的“地下社會之中”（凱恩斯，2006）。另外，羅賓遜夫人和伊特韋爾（1982）認為，波蘭籍經濟學家卡萊基[6]實際上也是“凱恩斯革命”的發動者之一，而且他的“分析是依據馬克思再生產圖式的動態學”。

凱恩斯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之間的主要分歧又在哪里呢？羅賓遜夫人（1962）認為，二者的“分歧在于積累和分配理論。馬克思主要同長期動態分析有關，而現代經濟學理論還沒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不過，她在這里所說的“長期動態分析”并非本文所說的超長期分析，而是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理論或經濟發展理論。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分析的不同角度看，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與凱恩斯的短期分析的根本分歧在于：凱恩斯作為“修理資本主義的工程師”認為，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可以通過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加以克服；而“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毫無興趣”的馬克思則認為，“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其他一些措施”“都無法補救”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問題，“這些問題將繼續惡化并最終毀滅資本主義經濟”（普雷斯曼，2005）。也就是說，雖然凱恩斯和馬克思都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非完美無缺，但是，他們兩人所認定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是不同的：凱恩斯從短期的角度看到的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政府干預加以彌補的缺陷；馬克思從超長期的角度看到的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身的缺陷，因而是資本主義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馬克思是否認為凱恩斯主義的任何政策措施對于解決現實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的短期問題如失業或通貨膨脹都是毫無作用的呢？因為凱恩斯經濟學產生于馬克思經濟學之后，這個問題我們只能間接地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出發加以說明。

馬克思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態最終將走向滅亡，但是，“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馬克思，1972）。資本主義當然也不例外。所以，以“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運動規律為“最終目的”（馬克思a，1975）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為使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而已經采取和將要采取的方式——股份公司和國家干預等，也進行了探討。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成為“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而且，這一矛盾在“現象上”將表現為“要求國家的干涉”（馬克思b，1975）。這就是說，按照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股份公司、國家壟斷或國家干預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的產物，是現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許可范圍內不得不進行的調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1972）中將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確：“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形式。……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他還特意在“國家不得不”之處加了一個注釋：“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應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做準備的階段”。恩格斯這個注釋包含有以下兩層含義：第一，當股份公司也不能適應社會化生產力時，國家就不得不承擔起對社會生產的領導，用凱恩斯主義的話說就是國家就必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第二，只要是適應社會化生產力要求而出現的國有化或國家干預，而不是帶有封建專制色彩的國有化或國家干預如俾斯麥、拿破侖式的國有化，即使是由現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實施，它也意味著經濟的進步——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要求。

西方發達國家在“凱恩斯革命”后所實行的包括國有化在內的國家干預，區別于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和俾斯麥、拿破侖式的國家干預，就是恩格斯當年所說的“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承擔的任務，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社會化生產力的要求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這種國家干預對于解決現實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現的短期問題如失業或通貨膨脹，并非毫無作用。如果說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采取國有化措施和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對于解決短期問題毫無作用，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接受以下兩個方面的邏輯結論：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所預見的“意味著經濟的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國有化或國家干預根本不可能出現，因為資產階級不可能干對自己毫無作用的事；第二，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于其早期而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完全不適應社會化生產力要求的情況下所取得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私有制能夠完全適應當代高度社會化生產力的要求。顯然，這兩個結論既不符合事實，也有悖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資本主義國家應當怎樣干預經濟生活即如何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才能最有效地解決現實中諸如失業或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呢？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者所關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而 “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毫無興趣”的馬克思，對于這類為具體的資產階級政府出謀劃策的問題當然就更不感興趣了，他所感興趣的是從超長期的角度看這些措施對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都是無濟于事的。

五、從馬克思經濟學的視角看斯密的長期分析和凱恩斯的短期分析

馬克思（1976）所說的“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仍被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稱之為古典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所謂“邊際革命”之前），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馬克思區分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標準是：前者“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后者則“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復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 “只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他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并將其“宣布為永恒的真理”（馬克思a，1975）。按照他的這一標準，現在被稱之為新古典經濟學的西方微觀經濟學無疑也屬于庸俗經濟學之列。

現在問題是，我們是否應當按照這個標準而對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學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前面已經強調，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產生、發展和消亡這樣一個超長期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他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是否庸俗的標準，而這一標準的關鍵則在于是否將有關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理論“宣布為永恒的真理”。在此前提下，馬克思并不否認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理論具有合理成分，因為他本人事實上也研究了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問題（埃克倫德、赫伯特，2001），盡管他研究這一問題的目的和角度與西方經濟學者不同。前面已經提到，馬克思關于價值規律如何自發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如何自發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各部門之間的分配的論述，實際上就是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另一種表述。又如，馬克思對部門之間的競爭如何導致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分析，也類似于現代西方經濟學對于完全競爭市場長期均衡的分析，他對于市場進出自由這一完全競爭條件的分析甚至更為全面，不僅包括資本本身自由轉移的條件，而且還包括制約資本自由轉移的勞動力自由轉移的條件。另外，他在提出了這些條件之后還特別指出：“關于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說明，屬于專門研究競爭的范圍”（馬克思b，1975）。顯然，他并不認為專門對競爭這一類有關市場經濟如何運行問題的研究本身是庸俗的或毫無意義的。

可見，馬克思所說的“庸俗”并不是指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本身的研究，而是指為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描繪為完美無缺和萬世千秋。

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個長期問題，凱恩斯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失業和通貨膨脹等短期問題和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等長期問題都屬于本文所說的短期問題。如果說為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將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理論“宣布為永恒的真理”是庸俗，那么，認定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國家干預挽救資本主義命運的凱恩斯經濟學當然也屬于庸俗之列。不過，這是否意味著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問題的研究都是庸俗的或毫無意義的呢？也不是。馬克思本人就研究過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問題，除了前面提到的對資本主義國有化的預見外，他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所研究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宏觀經濟學問題，而且，一些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認為，“哈羅德有保障的經濟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公式的意思，已經包含在馬克思對擴大再生產模式的研究之中”（參見朱鐘棣，2005），薩繆爾森（1982）也承認：“馬克思很早就察覺到哈羅德在今天所證明的事情：如果一個模型增長得夠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個有保證的自然增長率，如加速數—乘數的模型所示”。另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的結尾處表示，在“以下幾章”，他“還要提出一些專門屬于經濟學方面的意見”，這些章的內容是“流通手段和資本”、“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通貨原理和1844年英國的銀行立法”和“貴金屬和匯兌率”等金融學（包括國際金融）問題，馬克思在論述這些問題時大量引用了包括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家以及一些銀行家的觀點，并與之展開討論，但在討論中他并不是從是否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角度批判這些觀點，而是從純粹經濟學或金融學的角度對這些觀點進行評價或批判（馬克思b，1975）。

所以，雖然馬克思對為資產階級政府出謀劃策不屑一顧，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反對研究和討論與資產階級政府如何應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等短期經濟問題相關的宏觀經濟學問題。在他看來，是否“庸俗”表現在是否認定解決短期問題的這些經濟理論和政策措施能夠挽救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而不表現為是否認為這些經濟理論和政策措施對于解決短期問題是有效的。

六、從西方經濟學的視角看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

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角度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超長期分析是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或毫無意義的呢？對于這個問題也不能簡單地下結論。雖然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不可能或不愿意接受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結論，但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長期分析的一些具體理論和分析方法，他們卻有可能接受并事實上已經接受。海爾布倫納和瑟羅（2001）指出，“許多經濟學家不能接受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是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變遷的重要動力的診斷，或他關于最終走向社會主義的診斷”,但是，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個具有內在緊張的體制，并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個由這一緊張的后果所驅動的演化過程。很少有人能夠否認這一看法的合理性”。熊彼特（2001年）則認為，“一個人可以完全接受馬克思的分析理論，但在實踐上卻可以是個保守主義者”。

當然，西方經濟學者有條件地接受馬克思超長期分析的某些具體結論和分析方法，并不是從馬克思的立場或角度出發，而是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當代西方經濟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第10版）》（1982）中曾將馬克思的“純經濟學的方面”放在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初步”的附錄之中，他這樣做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向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在這個附錄的結尾處對其目的表達得非常明確：“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很大”，“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鏡。通過這面鏡子，主流經濟學——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檢驗其理論”。這就是說，他們是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立場上研究、介紹和評價馬克思經濟學。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年來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兩個重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均被西方經濟學者認為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將經濟人假定延伸到政治領域，即假定執行國家干預政策的政治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所以，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1992）早就指出，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歷史的經濟解釋”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選擇理論的萌芽”。公共選擇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1989）本人也表示，一些“對市場的運行方式確實非常模糊不清的人”，將市場經濟“看作是某些人通過它來控制和剝削其他人的體制”，而“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對這種無知的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或市場秩序所可能產生的反應，有著敏銳的理解”。布坎南在這里所說的“無知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誤認為是人的行為決定制度或體制的人，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歷史的經濟解釋”則正好相反——是制度或體制決定人的行為。所謂“對歷史的經濟解釋”，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唯物史觀一個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顯然，它是馬克思超長期分析的一個基本方法。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超長期分析也影響著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科斯在其代表作《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運用交易成本概念探討了企業是怎樣產生的這樣一個長期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問題。日本經濟學家山口重克（2007）認為，“長期以來”，“很多主流經濟學者更重視市場問題而不是勞動和企業問題”；只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研究”了“被國際上的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勞動、所有權以及支配問題”；不過，“最近各國主流經濟學派似乎也終于開始注意到自己研究視野上的局限”，“被傳統新古典學派長期忽視研究的勞動和企業問題”已經“在現代市場經濟研究中有著重要意義”。他這里所說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視野的擴展，就包含著對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產權理論等的接納。可見，無論科斯本人在探討企業產生的原因時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馬克思的影響，目前西方經濟學者對這類問題的研究都是“起源于馬克思的研究”（山口重克，2007）。諾思在其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4）中則明確表示，“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馬克思的框架與新古典的方法相比，其中已加進了對長期變化的更深刻的分析”。企業如何產生和制度如何變遷，都是與馬克思在超長期分析中所關注的資本主義從何而來和將去何方相關的問題。

另外，對于很多現代西方經濟學者來說，如其說是他們不可能相信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的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不如說是他們是不愿意關注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所探討的問題——資本主義是否必然滅亡。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雷諾茲（1990）所說，“馬克思力圖探討的，是政治—經濟制度的歷史變化以及（如他所認為的那樣）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轉變”，對此，“大多數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會說：‘我并不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能產生成果，這也是別人的事，而不是我的事’”。這些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在這里所說的“別人”指的就是后人，他們對于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的態度，與當年凱恩斯對于斯密的長期分析的態度類似——從超長期看不僅我們都會死去而且我們兒子、孫子都可能死去，所以，沒有必要去關注“滄海變桑田”的遙遠未來。

最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對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超長期分析并非持完全否定或置之不理的態度，還可以從以下事實中得到佐證：在現代西方學者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者中，“給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傳統”（羅爾，1981）[7]；這些經濟思想史著作的作者，將馬克思視為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學家之一（Blaug，1997）（Heilbroner，1986）（Canterbery，2001），甚至將馬克思與斯密、凱恩斯并列的三大經濟學家（Skousen，2007）；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1979）教科書中也將馬克思列為“像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和普朗克變革了物理學一樣”“改造了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之一。

七、結束語

以上分析說明，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之所以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因為他們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本文所說的長期分析、短期分析和超長期分析，就是指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角度。馬克思的超長期分析與斯密的長期分析和凱恩斯的短期分析的最根本區別在于是否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不過，我們不能反過來說，以是否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作為區分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庸俗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標準。因為，無論站在什么角度上或處于什么目的，在探討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特征及其運行機制時，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都有必要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既定前提。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的循環與周轉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等，顯然都是以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為既定前提。正如某些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理解的那樣：“雖然馬克思相信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仍然認為應該將資本主義的許多特殊的歷史變遷環境看作是固定的或是既定的，以便研究這個體系的短期功能”（亨特，2007）。所以，二者的區別并不在于分析具體問題時在方法上是否以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而在于從分析的角度或出發點看是否在觀念上以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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