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羅賓遜與馬克思主義

一、馬克思告訴了我們什么？　　

1936年，瓊.羅賓遜在凱恩斯編輯的《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評論約翰.斯特雷奇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文章。羅賓遜對馬克思先入為主的抨擊遭到了斯特雷奇的質疑，批評她在沒有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情況下，就對馬克思作出了純粹主觀的判斷。這一批評使羅賓遜產生了閱讀馬克思著作的想法。　　

瓊.羅賓遜于1940年開始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我開始閱讀《資本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結果我發現了許多東西，它的追隨者和反對者都未曾料到我會發現它們。”[iii]1941年，羅賓遜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羅賓遜看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之間存在兩個實質性的區別：第一，傳統經濟學堅持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自然規律”的一部分，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它是一個發展階段；第二，傳統經濟學只看到社會各種利益的一致性，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經濟生活取決于利益的矛盾。另外，羅賓遜還看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解釋實際上是“長期就業理論”的一個重要創舉；“關于有效需求的本質和意義的現代觀念是馬克思創立的”。[iv] 　　

我們知道，在反對正統經濟學的過程中，以瓊.羅賓遜為旗手的新劍橋學派主張打破均衡觀，實現從均衡概念向歷史概念的轉變。另外，新劍橋學派認為，經濟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國民收入的分配，只要涉及到分配就必然要分析社會階級關系和社會制度等。因此，他們特別重視規范分析和階級分析。例如，在收入分配中，他們把階級劃分為工人和資本家，考察兩個階級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新劍橋學派核心的上述思想，不同程度存在著羅賓遜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吸收的營養。　　

盡管面對幾乎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世界冷漠的抵制或狂熱的反擊，羅賓遜沒有放棄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挑戰正統經濟學和研究分析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的努力。在保羅.斯威齊主編的從馬克思主義觀點討論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美國學術雜志《每月評論》上，羅賓遜發表了14篇文章。她仍然把馬克思看成是一位杰出的古典經濟學家，堅持馬克思不應該被回避和否定。她認同馬克思關于收入的不合理分配這個“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中心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的理論，承認“剝削是資本主義借以毀滅自身這一過程的必需部分”。[v]她認為，“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示”是長期發展理論的重要基礎，哈羅德和多馬的模型不過是重新發現。如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早得到認真重視的話，“它一定為我們節約了大量的時間”。[vi]她甚至說，“我的骨髓里都有馬克思的影響。”[vii]

二、社會主義發生了什么？　　

也許是天生的對窮人命運的同情，也許是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從而渴望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結果，也許是作為對她的“反美”情緒的一種替代，羅賓遜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朝鮮的社會改革、文化革命和經濟實踐給予了充分的關注。　　

1953年后，羅賓遜曾經6次訪問中國。“羅賓遜喜歡晚上跑進中國的劇院，白天則訪問合作社（1957年）或人民公社（1963年以后）、工廠、博物院或某所大學。……在許多大學，她經常就許多理論觀點發表演講。”[viii]在中國的調查和訪問使羅賓遜精神振奮。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侈靡、精神頹廢、理想喪失相比，她看到了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新世界，她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在振奮人們精神，推動經濟建設中的巨大作用。她發現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改進，“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在戰勝他們稱之為‘封建糟粕’的思想和觀念”；她還觀察到了“那些對我們來說司空見慣的東西在中國那里有了新的含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里取得了良好的聲譽，因為正是通過這一媒介才使這些新事物有了新的意義。”對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建設現代化的勇氣和嘗試，羅賓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她說，在這里，馬克思列寧主義戰勝了“古典經濟學的詭辯。憑借這種詭辯，相對優勢的教條被用來欺騙人民，以保持落后國家永久處于殖民狀態。此外，馬列主義還向中國揭示她能夠變成一個偉大的工業化國家。”最后，她得出了結論：“中國似乎最終證明，共產主義并非資本主義之外的一個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ix]

瓊.羅賓遜“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努力理解他們想要干什么。”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后，羅賓遜欣喜的指出：“中國領導人已著手進行一項迄今為止前所未有的事業，把積累和增長的宏偉計劃與理想的自由化和公開討論結合起來。”[x]在西方理論界和政界的一片懷疑中，羅賓遜憑借她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和信心顯示了她的遠見。　　

作為資產階級正統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者，羅賓遜似乎相信了熊彼特的懷疑——資本主義能夠生存下去嗎？

三、她為什么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瓊.羅賓遜一生執著于學術研究，在長達50多年的學術活動中，著述等身的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傳承者和發展者，而是一個開拓者和創新者。她是一把利劍，刺穿了正統經濟學厚實的幕布，向人們展現了一個不一樣的經濟學世界；她是一只牛虻，通過鞭策刺激著經濟學前行。即使撇開羅賓遜1933年后所有的經濟學著作，僅憑其1933年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羅賓遜也可以躋身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的行列。羅賓遜的終身論敵薩繆爾森也承認，不完全競爭之于經濟理論家就象氧氣之于生物“一樣存在著，……為具有持久價值的科學屏幕所吸引。”[xi]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最終還是錯過了羅賓遜。1975年是聯合國確認的“世界婦女年”，羅賓遜的名字已經進入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短名單中，這是羅賓遜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次。但結果，獲獎者是康托羅維奇和庫普曼斯（30年后，還有多少人記得這兩個家伙！）。1983年，羅賓遜去世，諾貝爾經濟學獎永遠錯過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經濟學家。　　

羅賓遜未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一般認為有三個方面。　　

性別歧視。羅賓遜晚年的學生斯科爾說：“如果她是一個男人，她可能被授予諾貝爾獎了。”[xii]對羅賓遜本人來講，性別是個不存在的問題。從進入作為男性領地的經濟學領域那天起，羅賓遜就拋棄了自己的性別（盡管羅賓遜不愿意承認，她仍然是經濟學歷史上最美麗最優雅的女性。）。她的老師庇古說她是“尊敬的男士”。在同男性的思想論爭中，思維縝密、詞鋒銳利的羅賓遜從來沒有顯示出任何女性的弱點。“她不把自己當成一名女性看待，她強烈地想讓人把她看成一名無性別的人。她一次又一次地聲明這一點。沒有任何事比人們說‘她是一位最偉大的女經濟學家’更讓她感到憤怒。”[xiii]所以，如果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確實有性別歧視而且這種歧視居然得到經濟學界的認同的話，這種獎對羅賓遜毫無價值。　　

理論觀點。從羅賓遜提出的“不完全競爭理論”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來講，她確實有充分的資格獲獎。但是，羅賓遜此后的理論發展實際上可能成為她獲獎的障礙。首先，《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中，羅賓遜還沒有完成對馬歇爾的清算，還保留著馬歇爾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基本方法。此后，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羅賓遜完成了對馬歇爾的批判，在該書很多年后的再版中，羅賓遜否定了作為其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基礎的馬歇爾理論。也就是說，如果授獎給羅賓遜，獎勵的只能是她已經否定了的理論創造。也就是這個原因，當得知羅賓遜已經進入諾貝爾獎候選人短名單后，羅賓遜的親密朋友艾克納“強烈地希望羅賓遜永遠不去接受該獎。”[xiv]姑且不論即使獲獎，羅賓遜是否會給諾貝爾獎委員會帶來難堪，關鍵的是，羅賓遜40年代后的理論研究，使其遠離了諾貝爾獎。歸根到底，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主流經濟學的獎項，其獎勵的是那些為主流經濟學發展作出貢獻的理論創新。就羅賓遜的研究活動來看，不僅她的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論同主流經濟學背道而馳，而且，從其研究動機來說，她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建設者而是顛覆者。　　

政治傾向。經濟學最終通過政治介入現實。羅賓遜的親馬克思主義傾向才是她走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大障礙。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歷史上，也存在主流經濟學的懷疑者獲獎的例子。如繆爾達爾。但是，與其他批評者不同的是，羅賓遜所要摧毀的不是正統經濟學的某個理論，而是整個正統經濟學的大廈；她所要面對的不是某個經濟學家，而是整個正統經濟學陣營。雖然后面有卡爾多、斯拉發等人的助陣，我們還是看到了瓊.羅賓遜獨戰風車的唐吉珂德般的孤獨。關鍵還在于，她用于摧毀傳統經濟學的武器，居然有資產階級經濟學深惡痛絕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隨著《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表，羅賓遜敗壞了自己在劍橋和馬薩諸塞的形象。”[xv]這種打擊甚至來自原來的凱恩斯陣營。“由于她這篇文章以及她一向對馬克思經濟學某些方面的興趣，現在她遭到了猛烈的攻擊，甚至受到那些曾經是她的朋友、喜歡她的著作的人的批判。”[xvi]她　曾經的　老師和同事肖夫甚至說，羅賓遜已經“喪失了她的道德觀”。[xvii]她最器重并傾注大量心血培養的學生背叛了她，稱她為“馬克思化的凱恩斯主義者”；阿倫.鮑斯說她是“一只現代后凱恩斯主義理想的羊，披著信仰馬克思主義理想的狼的外衣。”[xviii]此外，她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的關注和支持、她對冷戰的批評、她的強烈的“反美”情緒也是她獲得認同的重要障礙。　　

羅賓遜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擦肩而過已經半個多世紀。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值得追求的，遺憾的只是諾貝爾獎本身。況且，在羅賓遜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不一定是值得追求。

四、她為什么選擇了馬克思？　　

一個來自資產階級上層社會的優雅女性，一個在正統經濟學熏陶中成長的天才經濟學家，為什么會選擇親近馬克思的艱難之路？　　

羅賓遜是在否定馬歇爾的過程中找到馬克思的。羅賓遜對正統經濟學尤其是對馬歇爾經濟學的背叛，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馬歇爾經濟學不能實現她的濟世理想。盡管羅賓遜不在乎她的女性身份，盡管“她一生不會煮一個雞蛋”[xix]，但羅賓遜確實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當她還是個中學生時就對窮人發生了興趣，還在倫敦的一個貧民福利工作團體做了很多工作。”[xx]1926年，瓊.羅賓遜隨丈夫到印度工作，落后國家窮苦人民的悲慘生活使她震驚，她將致力于用經濟學來改善窮人的境遇。于是，當她認識到馬歇爾不過是“食利者的戰士”后，她需要一個理想的經濟學，“我抱著某種模糊的希望，希望它會有助于我理解什么是貧窮以及如何去改變它。”[xxi]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窮人的經濟學，他解釋了無產階級受剝削的根源并指出了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道路。正是為了探索改變窮人命運的道路，羅賓遜走近了馬克思。這可以解釋為什么羅賓遜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充滿欣喜，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希望；這也可以解釋羅賓遜為什么在遺囑中要求將她的著述銷售收入用于資助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生教育項目。　　

羅賓遜選擇馬克思還與1929—1933年大危機有關。在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和諧世界里，均衡是市場自發作用的必然結果，自由放任是唯一可以選擇的政策主張。大危機的發生使羅賓遜對馬歇爾經濟學的解釋能力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而大危機期間的自由放任政策則無異于犯罪。在她看來，在大危機剝奪人的生命時，聽任市場的自發作用實際上就是在謀殺。這是羅賓遜拋棄馬歇爾經濟學的直接原因。凱恩斯的理論為經濟危機的產生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解釋，而凱恩斯的政策主張在抑制危機破壞性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從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方面理解經濟危機，羅賓遜走近了馬克思，她發現，在很多方面，應用馬克思經濟學可以對凱恩斯經濟學作出更有效的解釋。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了保羅.斯威齊。早在大學時代，斯威齊就因為發現了“拐折的需求曲線”而成為經濟學界的一顆新星。但是，大危機改變了這位大銀行家后代的命運。大危機期間，斯威齊目睹了資本主義的缺陷：一方面是產品過剩，而另一方面是廣大下層人民對于大量的過剩產品幾乎沒有任何消費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傾倒入垃圾場，而另一方面是寒冷的冬夜街頭常有餓斃的流浪者。在主流經濟學框架里無法得到解釋的斯威齊只能求助于馬克思，于是，一個主流經濟學家徹底轉化為馬克思主義者。　　

最后，我還是迷惑——瓊·羅賓遜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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