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即便不是全無可能，我們也很難想象，歐洲領導人會向中國政府托缽“化緣”，請求提供資金紓困。同樣，很少有人能夠預見到，訪問華盛頓的中國領導人會公開指責美國政策制定者對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管理不當。但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2008年美國和歐洲金融體系的崩潰，以及去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加速了經濟動能向亞洲的轉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和歐洲恐怕還將繼續與衰退共舞。許多經濟學家稱，除非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亞洲除日本以外的國家，將繼續實現7%左右的快速增長。
命運的戲劇性轉折，使一些亞洲人產生了某種必勝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資本主義危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譽教授德賽勛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它已經得了‘老年病’。充滿能量、創新和增長渴望的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已經轉移到了東方。”
德賽勛爵并不是唯一感覺到某種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幾個世紀以來，亞洲國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還一直被斥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劇”。現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力量的，總體而言是南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
然而，這種勝利感僅到此為止。至少有三個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這場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對于東方而言，同樣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韓國和少數新加坡之類的小國以外，亞洲國家仍然貧窮，或者頂多算是收入中等。許多國家計劃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資本主義”政策的未來繁榮之路，這些政策包括通過放松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但這樣一條繁榮之路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危險，可能被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以及金融災難所吞噬。
過去，亞洲的技術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逐步轉型，對國內更加提倡干預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聲音，通常持反對態度；如今，他們感到疑惑或失望。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經濟學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自1997年亞洲自身發生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政府的論調發生了急劇轉變。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自由放任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為泰國、印尼和韓國等經濟體開出了猛藥。要求這些國家削減政府開支，而不顧經濟衰退的事實；提高利率；切斷銀行與政府的聯系；并且放松監管。而現在，西方經濟體卻在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它們在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
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使得西方看起來充其量只能稱得上偽善。而往差里說，那些他們所信奉的關于應如何管理經濟的論調，就都成了空話。“我們感到很苦惱，”李昌庸表示。“我們曾想采取干預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們現在該遵循何種模式呢？”他指出，中國一直致力于循序漸進的市場改革。“過去的問題是：什么樣的速度是合適的？而現在他們卻在質疑目標本身是否正確。”
野村綜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從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機。他表示，多年來，東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責，理由是沒有更快地核銷問題貸款，以及沒有采取更激烈的貨幣政策來復蘇經濟。他指出，他們不懂的是，在崩盤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門負債嚴重，正常的經濟手段不再奏效。經濟教科書并沒有為資本主義眼下的危機提供答案。
“日本在過去20年經歷的、以及美國和英國現在正經歷的情況是，即使利率為零，人們還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們只是一味地還貸。”如果他說得沒錯，那么西方經濟體將可能進入日本式的長期低增長。下面這一點或許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東京至少還可以說：“我們早告訴你們了。”
西方的困境令東方不安的第二個原因是：盡管談論亞洲價值觀一度十分流行，但沒有哪個亞洲經濟體產生了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嚴密制度。當然，關于這一主題出現過多種變異，比如更具干預色彩的政府。但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試驗，其中主要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和印度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都遭遇了慘敗。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由此放棄了共產主義。1991年，印度放棄了使之陷入緩慢“印度式增長”的印度式社會主義。其他國家，比如越南，也紛紛效仿，開放經濟，從而開啟了自身的快速增長。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場制度的國家，比如朝鮮、緬甸和老撾，則繼續深陷在貧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亞洲的處境而言，不能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幸災樂禍，因為正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Donald Tsang)所言，它們的經濟在同一條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現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無恙，”他表示。在印度，人們深深擔憂資本主義家族企業和西方金融推動下的增長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終點。甚至中國經濟也在放緩，少數經濟學家甚至預測可能出現硬著陸。
沒有多少亞洲國家會聲稱自己不需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強勁需求。中國經濟學家、IMF副總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僅為2萬億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即使在當前拮據的情況下，每年依然要消費10萬億美元。如果西方資本主義“起火”，那么火苗遲早會燒到亞洲的家門口。
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給亞洲國家如何恰當治理提出了許多問題。統一的主題是：政府應承擔多么積極的角色？西方專家過去一直批評亞洲經濟體干預主義色彩過于濃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國家都計劃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場理論的失敗，以及不痛不癢監管的明顯弊端，已經使得一些亞洲政策制定者對倉促轉向自由主義更為警醒。
關于政府應如何作為的問題，幾乎涵蓋了從金融監管到產業政策的方方面面。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是銀行的角色。在亞洲，銀行的職能通常較為狹窄，其角色是把資金引導向“實體”經濟，主要是制造業。
亞洲或許忍不住會堅持其狹隘的模式，不僅因為這樣的銀行給經濟帶來麻煩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為在危機時期更容易對它們進行“圍護”。自2008年起，北京方面就發現，保持銀行的馴服、并通過它們以固定利率把資金導向實體經濟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亞洲各國政府已經看到了放松銀行管制的危害，它們為什么還要向“更復雜”的西方銀行模式轉變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這樣的教訓是完全錯誤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中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應該回到過去那種以政府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中國應該繼續走開放經濟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導的銀行在根據政府指令分配資本的過程中，可能陷入麻煩——也確實陷入了麻煩。亞洲開發銀行的李昌庸表示，讓亞洲經濟體放棄資本市場的深化發展，是錯誤的建議。“如果不飛，就不會有事故，”他舉了最近西方災難的例子。“西方有許多飛機，所以會有墜機事件。那么，我們應該不要飛機嗎？”
另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亞洲的社會不公平應該達到什么程度。許多人——尤其以中國人和印度人為首——以“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作為增長戰略的基礎。涓滴理論認為，超級富豪階層的出現會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樣，亞洲人也在質疑這種自由放任的理論。
“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模式的優勢十分明顯。它鼓勵創新、無所不能，并且促進個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樣明顯。它非常多變、對員工殘酷，并且在經濟低迷時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他更偏愛北歐的高稅收、相對平等、較少發生盛衰循環的制度。但在亞洲，只有日本和韓國有點接近這一模式。
在受夠了西方的說教后，亞洲人現在或許能從美國和歐洲的困境中獲得一些愉悅。但亞洲唯一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國家，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鞏固優勢地位之前，經濟就陷入了停滯。中國建立了在貧窮國家實現高增長的機制，但它并不能保證，中國能夠在不對其進行“大修”的情況下，趕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的廣泛定義內，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預，也可以減少計劃。在亞洲許多國家，這些政策選擇尚有待討論。不過，在選擇的壓力猛然增大時，大多數人都信服資本主義，并且，在缺乏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國家，將只能依賴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你審視一下中國，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力量——市場機制和激勵的力量——確實得到顯現，”李昌庸表示。“一些資本主義的要素顯然是必不可少的。”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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