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就在本周末達成希臘主權債務重組方案的希望越來越大之際，有跡象顯示，法國和德國圍繞歐元區紓困問題的矛盾再次趨于激化。

歐盟(EU)經濟事務專員奧利•雷恩(Olli Rehn)周五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談及希臘時）說：“我們已經非常接近達成一個方案，如果不在今天，那就在本周末，最遲應該在1月底，希望不要拖到2月份。”

在希臘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與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簡稱IIF）理事長查爾斯•達拉雷(Charles Dallara)恢復談判之際，達沃斯論壇與會者就歐洲穩定機制的規模產生了分歧。

德國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表示，相對于經濟改革來說，歐洲穩定機制(ESM)的規模是次要的問題。歐洲穩定機制將取代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為歐元區困難國家提供紓困。“怎樣的規模都無所謂。不解決根本問題，這個機制是沒用的。”

“希臘不能光嘴上承諾，而必須履行自己的承諾。兩年前，希臘就做出過承諾，最后并未完全履行。我們不能鼓勵它一犯再犯。”

法國財長弗蘭索瓦•巴胡安(François Baroin)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防火墻越高，用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美國財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支持法國的觀點，他說：“防止歐元區解體、使其恢復正常的唯一方法，就是構建一道更穩固的防火墻。這將需要占用更多資源。”

英國財相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列舉了英國可能拿出更多錢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幾種情況。

奧斯本辯稱，如果歐元區同時支持ESM和EFSF兩種機制（這種情況看來很可能會發生），“這很可能就是前進之路，屆時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IMF是否需要更多資源。”默克爾：別讓德國承諾無法做到的事情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周三表明了她克服歐元區危機的決心，但警告說，外界不應要求德國提供它無法實現的過度保障。

默克爾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開幕辭中明確表示，只有當疲弱的歐洲經濟體通過結構性改革促進增長并增強競爭力，同時確保其債務水平處于可承受范圍內，歐洲才有可能恢復全球市場的信心。

她談到，德國已準備好展示它的團結與互助，但“我們不想在我們無法做到的事情上作出承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本周呼吁，為使歐洲主權債務免遭投機性活動的打擊，應建立更為龐大的防御機制。作為回應，默克爾對將歐洲救助基金的規模擴大一倍甚至是兩倍的要求是否具有可信性，提出了質疑。

她宣稱：“如果德國在某些方面作出承諾，而當它自身遭受市場打擊時，它又無法兌現這些承諾，那么歐洲的側翼將會暴露無遺。”

她指出，解決方式之一在于通過更加緊密的融合來構建歐洲的團結，而不是僅僅依靠德國為疲弱歐洲經濟體的債務提供保障。但各國須采取行動提高自身競爭力，并確保其債務水平處于可承受范圍內，以此換取更大程度的互助。

默克爾傳遞出的這種毫不妥協的訊息——參與達沃斯論壇的其他許多德國代表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令其他代表感到了些許沮喪。此前曾有人希望，在為歐元區必要的調整過程提供更大資金支持的問題上，或者是對于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上，柏林方面應會持有更加開放的態度，尤其是在德國經濟表現強勢的情況下。

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論壇間隙的談話中認為，德國應為歐元區的諸多問題承擔責任。

“德國希望強制推行的緊縮政策將使歐洲陷入通縮式螺旋，”他向記者表示。“將一種無法承受的目標強加于各國，這將引發一種極其危險的政治變化。它不但不會使國家之間變得更加緊密，還會導致它們互相指責。”

為反駁這些批評，默克爾堅稱，德國尋求的政策并不只是限于緊縮措施。她表示，“不僅僅是緊縮措施，還有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的結構性改革。”她提到，葡萄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眼下正在進行改革，而在這些國家的改革成果顯現之前，她希望人們能有更大的耐心。

但南歐國家與德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些南歐國家預計會發生二次探底，另一些則正在經歷二次探底。但德國經濟持續穩健，周三發布的德國企業信心指數有所增長。

針對德國企業的Ifo調查顯示，本月初Ifo指數由去年12月份的107.3升至108.3，升幅高于預期——該指數之所以走高，原因在于德國企業對增長前景、而非目前形勢的估計。

這一最新數據表明，德國將避免衰退，它還為德國央行的一種觀點提供了佐證：經歷了陰冷的冬日，德國經濟將在今年晚些時候迎來反彈。

譯者/薛磊

大公國際：歐債危機今年可能升級
英國《金融時報》 歐陽德
 
 
 
 
 
 
 
 
 
 
 
 
 
 
 
 
 
 
 
 
中國一家評級機構警告，隨著外國對歐元信心崩潰，歐債危機今年可能會升級，演變為一場貨幣危機。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此前曾因兩次下調美國主權評級而進入頭條新聞。該機構在《2012年國家信用風險展望》中表示，今年美國仍將是一個避風港，而歐洲將迎來災難。

大公是一家民營機構，其觀點不代表中國政府。北京方面一再公開表示支持歐元，并表示對歐洲解決自身債務問題的能力抱有信心。

但大公的警告與中國官員私下里對單一貨幣前景日趨不安的表態如出一轍。

大公表示，歐洲穩定機制(ESM)和面向債臺高筑國家的其它紓困基金都不夠大，這意味著由歐洲央行(ECB)大舉擴張信貸成為最終解決方案。該機構補充稱，歐洲央行已經走上這條道路，目前歐元體系（歐洲央行和歐元區各國央行）總資產與一年前相比膨脹了37%。

大公表示，盡管歐洲央行的此類行動也許有助于防止債務危機惡化，但它將使歐元陷入脆弱處境。

“歐元的信譽將下降，難以避免外部信心崩潰引起歐元拋售，”報告表示。“種種可能都意味著歐債危機在2012年將向歐元貨幣危機方向發展的總體趨勢。”

不過，歐盟內部市場事務專員米歇爾•巴爾尼埃(Michel Barnier)表示，在他本周訪問北京與監管者會晤期間，他得到了中國堅持自身立場的保證。

“我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對歐洲正在發生的情況保持高度警覺，但也對歐洲和歐元區抱有信心，”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解釋說，這種信心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鞏固歐元區的決心牢不可破。”

知情人士稱，中國高層領導人最近把一家全球審計公司的負責人請到北京，目的是得到對歐債危機的獨立評估，此舉突顯出中國領導層的擔憂。

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購買歐洲資產方面也變得更加積極。根據普華永道(PwC)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國在歐洲進行的并購交易數量從2010年的25宗，增至去年的44宗。

大公是中國評級機構中的領先者。北京方面近年積極推動本土評級機構發展壯大，使其能夠替代標普(S&P)和穆迪(Moody's)等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機構。

不過，大公的專業精神也曾遭到一些中國投資者的質疑。去年，該機構曾因給予負債累累且虧損連連的鐵道部比中央政府更高的信用評級而受到抨擊。

譯者/和風

卡梅倫批評德國立場
英國《金融時報》 克里斯•賈爾斯 達沃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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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嚴厲駁斥了德國立場，呼吁德國政府作出更多承諾，拿出更多資源，幫助解決歐元區危機。

卡梅倫周四強調，盡管歐元區在抗擊危機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歐洲央行(ECB)對歐洲銀行體系提供了資助，但決策者們仍遠未找到針對危機根源的解決方案。卡梅倫批評歐元區領導人被其它一些問題——比如是否開征金融交易稅——分了心。卡梅倫稱這個提議“完全是瘋了”。

卡梅倫在達沃斯的講話，反映了英國官方對德國在歐元區領導地位的由來已久的不滿。他還呼吁：建立更強大的危機隔離機制、防止危機在歐元區內蔓延；建立統一的歐盟主權債券；歐元區大國應承諾減少貿易盈余，就像危機國家應當努力減少貿易赤字一樣。

卡梅倫的表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英美許多代表的情緒相吻合。這些代表批評說，德國努力說服其他國家變得“更像德國”，而自己并未做出與之對等的犧牲——加大進口、減少貿易盈余，從而變得“不那么像德國”。

卡梅倫說：“是的，嚴格的財政自律是根本。但現在的問題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單純的財政問題。”

卡梅倫此番講話發表于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周三的講話之后。默克爾在講話中拒絕大幅增加為支撐歐元而提供的紓困資金。盡管默克爾也認為，僅靠緊縮財政是不夠的，但她堅稱，困境中的歐洲外圍國家必須進行結構改革，以提高競爭力。

卡梅倫補充道，從更長遠來看，歐元區必須有一個能夠始終“力挺”歐元、為經濟一體化的深入、財政轉移和共同債券的發行提供支持的央行。

卡梅倫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歐元區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而是完全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

譯者/吳蔚

美國制造業重燃復興希望
英國《金融時報》 艾德•克魯克斯 紐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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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經濟開始復蘇以來，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數量增速快于其他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生產率上升、工資上漲速度放緩，點燃了人們對美國工業復興的希望。

自2010年初至今，美國制造業凈增工作崗位數量多于七國集團(G7)其余六國之和。在那六個國家中，德國和加拿大是僅有的兩個制造業工作崗位數量有所增加的國家。

如今的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為1179萬，仍比衰退前的水平低200萬左右。2007-09年間，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約230萬；自那以后，制造業就業人數已累計增加32.8萬（經季節因素調整后數值）。

不過，美國制造業即將進入持續性復蘇的希望越來越大。

自2010年初至今，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了2.9%，德國和加拿大分別增長了2.4%和1.9%，日本、英國、意大利和法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都有所下降。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說：“我認為美國制造業正處于拐點。制造業就業人數下滑之勢已延續了幾十年。如今，制造業就業形勢開始變得越來越好。”

生產率在過去10年里不斷提高、工資上漲緩慢、美元貶值，這幾個因素相結合，提高了美國的競爭力。2002-10年間，以美元計的美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計的日本和德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分別上漲3%和41%。

美國與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差距也一直在縮小。過去8年中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國平均工資年度漲幅都達到或超過了15%。

過去幾年間，福特(Ford)、卡特彼勒(Caterpillar)、通用電氣(GE)以及聯合技術(United Technologies)旗下的奧的斯電梯(Otis Elevator)等企業紛紛宣布制造業創造就業計劃。有些企業表示，它們計劃將原本設在中國、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的生產線遷回美國。

油價上漲導致運輸成本升高，而美國頁巖氣產量激增則降低了美國國內的能源成本，這兩個因素提高了在美國設立生產線的吸引力。

然而，企業高管和分析師們警告稱，由于自動化導致生產率提高，美國很難將過去失去的工作崗位都找補回來。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麥克多諾商學院(McDonough business school)的布拉德•詹森(Brad Jensen)說：“把這種希望說成一廂情愿或許有些言重了，但我們必須認清，制造業其實并非美國比較優勢所在。”

譯者/吳蔚

歐債已無危機？
中國財經評論員 楊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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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由美元勢力主導、因歐元區財政統一的延宕，因而持續惡化的歐債危機可能已經見底。歐元區的未來走勢也許會表明——2012年1月13日，標普對法國等9個歐元區國家信用等級的下調，將可能是一件充滿喜劇色彩的事件，其不僅不可能導致“歐元區進入最艱難時期”，反而可能成為歐債危機徹底見底的標志。

歐債危機可能已不存在，如此論斷也許過于大膽。但是，這樣的論斷，不僅適合“谷底即迎轉機”的投資邏輯，1月13日美元和大宗商品的波動走勢似乎也提供了相對客觀的論證。

回顧持續2年多的歐債危機，標普對歐元區相關國家信用等級的4次關健性調降、以及由此引發的美元匯率和大宗商品波動很具有參考意義。

首先，2009年12月16日，標普將希臘主權評級從A﹣降至BBB﹢，當日美元指數下跌0.58%、原油和銅分別上漲2.29%和1.78%，此次堪稱拉開本輪歐債危機帷幕的調降，對于全球金融資本而言可謂突然，故而形成了瞬間恐慌，并造成美元和歐元齊跌、大宗商品近乎齊漲的錯亂局面。

但是，此后略顯適應的美元勢力旋即合力，集體性進入做空歐元、拉升美元的通道，這從標普隨后兩次對歐元區的兩次調降可以證明。2010年4月27日，標普將希臘信用等級調降至垃圾級、并將葡萄牙信用等級從A﹢到A﹣連降兩級，美元指數當天上漲1.26%、原油下跌1.98%（大宗商品幾乎全線下跌）；2011年9月19日，標普將意大利信用等級調降一級、并展望為負面，美元指數當日上漲1.03%、原油下跌2.71%、銅下跌1.78%（大宗商品亦幾乎全線下跌）。從標普這兩次對歐元區關健性的下調，我們可以發現在美元勢力的主導之下，美元在弱勢歐元的反襯下呈升值趨勢，而在美元的升值之下，全球大宗商品亦幾乎在同步下跌。

可是，上述“調降歐元區信用評級→美元迅即升值→大宗商品應聲下跌”的連鎖反應，在調降力度更大的2012年1月13日并不明顯。當日，標普對包括法國在內的9個歐元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同時下調，在當日部分媒體“歐元區進入最艱難時期”恐慌性言論下，當日美元僅僅升值0.79%（幅度遠小于前兩次）、原油僅下跌0.30%、而大多數金屬指數卻呈上漲趨勢（銅漲幅更是高達1.15%）。

在此次標普對歐元區信用評級調降力度更大的時刻，美元及大宗商品卻呈與前兩次相悖（一定程度上）的走勢，可能已經說明歐債危機見底。

與此次標普調降所引發金融市場相對反常的走勢，相對顯性說明歐債可能已無危機相比。更多的例證，卻早已隱性對此說明：其一，一度高達7.87%高風險的意大利半年期國債收益率，早已回落至5%以下，2011年12月28日拍賣的90億歐元意大利半年期國債，其收益率更是降至3.251%。其二，一直聲稱深度看空歐元的對沖基金教父索羅斯，早已在2011年11月上旬投入20億美元巨資，接手曼氏金融所持有的意大利短期國債，至今已浮贏近2億美元。

這是高明者的游戲，在由評級機構連續調降所造成的連續看空歐元的輿論中，以美元勢力為主導的對沖基金，卻在歐債危機瀕臨谷底前“預先半步設伏”，當然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

當然，對沖基金在唱空尾聲中做多，并非完全依賴其陰謀式的感性思維，因為歐債危機結構性的反轉條件已經相對形成。首先，歐債危機在IMF、歐盟和德法等國持續性的救助、以及債務國大幅收縮財政支出之下，其邊際風險已經大幅降低，有關歐元區財政統一的議題亦已基本達成共識；其次，與美國、日本相比，歐元區的整體債務并不嚴重，美國和日本債務總額占比GDP已分別高達100%和185%，而當下歐元區僅為85%左右；再次，在美元力量持續阻擊歐債長達兩年之下，美元指數上升已高達近5%，全球金融資本大幅向美元回流，美國經濟亦已相對復蘇，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阻擊歐債反襯美元升值，不僅不適合美國增加外貿出口的需求，更可能導致全球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從而禍及美國自身。

歐債可能已無危機。此時，如果仍然陷入由評級機構所主導的看空氛圍中不能自拔，不僅可能錯失階段性“利好”的投資良機，更可能因看空的“羊群效應”而導致巨額的投資損失。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資本主義不等于市場經濟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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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正在就資本主義展開辯論，但真正辯論的主題是市場經濟的未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但在他發表《資本論》(Das Kapital)之后，這個詞開始用來描述讓工業革命變得可能的企業組織體系。在19世紀中葉之前，這種企業組織體系對經濟格局至關重要。德國的維爾納•西門子(Werner Siemens)、美國的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國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的繼承人們，他們或獨自、或者和一小群經營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廠，并擁有這些工廠及其中機械設備的所有權，而他們雇傭的勞動者則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

盡管如今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這塊招牌只會告訴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稱，但在當時，你看到“阿克賴特紡織廠”(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會知道，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廠。任何一個路過該廠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企業領導人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源自他們對資本的所有權，以及這種所有權所賦予他們的對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

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在經濟史上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然而資本主義這一由19世紀企業批評者創造的術語，卻一直被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沿用著，盡管工業格局已今非昔比。馬克思時代通過的法律允許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立，這讓建立極為分散的股權所有制成為可能。這種組織形式直至19世紀末才流行開，但隨后便迅速擴展。到20世紀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討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與此同時，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艾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也證明了，一群職業經理人是如何對大型多元化企業實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與阿克賴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業領導人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現代企業領導人的權力和影響力源于自己在企業中的職位，而不是資本所有權。他們獲得這些職位靠的是自己的組織政治技巧，與以往主教和將軍們在教會或軍隊中升遷的方式類似。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是企業組織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那么下半葉就是企業成功要素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在復雜的現代經濟中，原材料價值只是產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實物資產價值只是大多數現代企業價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其大樓和機器，而是其競爭優勢——組織體系、在供應商和客戶當中的聲譽以及創新能力。無論從哪種相關意義上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這些優勢。

本文大部分讀者都是坐在一幢寫字樓里、對著一張電腦桌的白領。他或她或許不知道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誰。很可能的情況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養老基金、房地產企業或租賃公司——沒有一個是他們的雇主。

人們之所以不知道他們勞動工具的所有人是誰，是因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壓你、盤剝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價值，那也與資本所有權沒有什么關系。盡管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對于企業組織和社會權力結構至關重要，但它們的所有權卻無關緊要。

混亂的語言導致了混亂的思想。如果繼續使用19世紀的術語“資本主義”來描述如今已變得面目全非的經濟體系，我們很容易會誤解市場經濟的力量源泉，以及資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譯者/何黎

最低工資制能創造就業？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蒂姆•哈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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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待業青年。去年11月傳出消息，16歲至24歲的待業青年總數達到7位數，盡管就業方面壞消息頻傳，但這個數字仍然令人大吃一驚。

100萬中包含了近30萬名正在找兼職工作的學生，而且，盡管沒有直接可比的數據，但幾乎可以肯定上世紀80年代的情況更糟。然而有證據顯示，在衰退期畢業對一個人收入的影響時長將遠遠超過衰退期本身時長，為此我們急需采取行動。可采取什么行動呢？

有一派觀點認為，答案很簡單，廢除最低工資制即可，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就支持這個觀點。這不大可能。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909年創立最低工資制以后，這一制度逐漸沒有用武之地。不過，工黨(Labour)1999年出臺國家最低工資法之后，抱怨的聲音不大。2005年，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表示該法很成功，而在2008年，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現代的保守黨人承認最低工資法是公平的”。

不過，這番表態有些奇怪，因為“最低工資法本身有失公允”一直是反對者攻擊它的理由。最低工資法禁止勞動者以低于規定的價格出售勞動力，因此可想而知，它會導致低生產率工人失業。雇主則改用機器代替人力。

這個觀點在理論上簡單易懂、很有說服力。但真的是這樣嗎？早在1994年，戴維•卡德(David Card)和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兩位經濟學家就發表過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文章通過統計學分析得出結論：最低工資制不僅不會減少工作崗位，甚至還可能創造工作崗位。這個結論真叫人吃驚。

不同尋常的結論需要不同尋常的證據支撐。許多經濟學家對卡德和克魯格的結論不以為然，許多左派評論人士卻不加批判地利用這一研究結果。這兩種態度都令人遺憾，因為這篇論文十分有趣，絕對不容忽視。卡德和克魯格是運用經濟學中稱為“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的先鋒。新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臨近的賓西法尼亞州則維持不變。他們在新澤西州和賓西法尼亞州東部調查了400多家快餐店，發現兩個地方快餐店的用工趨勢并未出現很大不同。工資較高的店鋪的用工趨勢，與必須根據最低工資標準加薪的店鋪的用工趨勢也沒有出現差異。這種研究方法具有開創性，受到了很多效仿。

公平地說，并非所有統計學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但是為什么卡德和克魯格在某些情況下是對的呢？如果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上風，它們實際給出的工資可能會低于競爭性供求平衡狀態下的工資水平。一些工人寧可繼續找工作或申領福利補助，因此就業在這個層次上就會有所減少。推行最低工資制，工資水平和就業水平都會提高，利潤則會下降。

當然這種分析只適用于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在英國引入最低工資后，其增速一直比消費價格指數(CPI)高出20%左右。即使最低工資制能夠在不減少工作崗位的情況下提高貧困人群的收入，但如果認為無論在什么經濟條件下都會出現這種結果，就未免有些忘乎所以了。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一直準許對較年輕勞動者設定相對較低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如果一個年輕人不能創造足夠的價值，證明自己有資格獲得足以謀生的薪水，那么無論我們怎樣調整最低工資都于事無補。他本人、他呆過的教育機構，以及他所處的社會，都面臨著更大的問題。

注：蒂姆•哈福德的新書《適者生存：為何失敗是成功之母》(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由利特爾-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出版。

譯者/何黎

2012年大預測
英國《金融時報》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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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是否會安然無恙？

是的。有了歐元區成員國政府的承諾，以及最最重要的——歐洲央行(ECB)支持歐元區的承諾，歐元區似乎至少在一年時間內不會解體。那些較為脆弱的國家政府將繼續施行緊縮舉措。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針對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紓困計劃將緩解緊縮壓力，歐洲央行對歐元區不斷加大的支持，也將起到同樣的作用。歐洲央行提供支持的方式，是通過飽受打擊的銀行體系、而非直接干預公共債務市場。可以想見，歐洲央行將進一步降息，歐元則將進一步走軟，這應該都將緩解緊縮帶來的苦痛。

但這種“苦肉計”不會永久有效。到某個階段，若要適應為幫助脆弱國家提高競爭力所做調整所帶來的影響，歐元區將不得不恢復強勁增長，且核心國家將出現較高的通脹率。無休無止的緊縮幾乎注定會失敗。但在2012年，嚴格的緊縮舉措應該仍然有效。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會不會連任？

會。2012年美國大選將經歷難分伯仲的角逐，選舉結果將再次取決于俄亥俄州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盡管經濟復蘇乏力，但兩大因素將有助于奧巴馬獲勝：共和黨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中西部選民中人氣不足，較晚時加入角逐的共和黨人羅恩•保羅(Ron Paul)將分走足以導致共和黨候選人輸給奧巴馬的選票。奧巴馬支持率不高、且共和黨仍將把持國會、并在參議院占據多數席位，意味著從第二個任期一開始，奧巴馬就將是一只“跛腳鴨”。

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

埃及的將軍們會不會交出權杖？

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即便他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但這并不意味著軍人會乖乖地退回自己的地盤，也并不意味著他們不會繼續干涉政治、強迫民選機構接受自己設置的限制。但新的議會將有深厚的民意基礎，2012年新選出的埃及總統亦然，這位新總統將正式接管過渡時期由軍方執掌的權力。近幾個月來，這些將軍已經懂得了一點：埃及人知道歷史不可能倒退回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革命之前，而任何擾亂和延長過渡時期的企圖，都會再次激起民眾抗議的浪潮。

魯拉•哈拉夫(Roula Khalaf)

主權債務危機會波及英國嗎？

會。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會出現違約。預想中的復蘇并未出現，經濟增長一直停滯不前。這迫使政府推遲實現削減公共債務和赤字目標的時間。如果經濟繼續停滯，或出現二次衰退，可能迅速導致債務狀況進一步惡化，并可能在債券投資者中引發自我實現的恐懼。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政府將陷入困境。政府一直嚴格貫徹緊縮政策，一旦放松，一定會引發市場恐慌。英國央行可能會大幅擴展其量化寬松計劃，以避免英國國債收益率飆升。但這種行為將不會有太大效果：英鎊仍將下跌，通脹也將攀升。這種情況盡管不會讓英國公共財政崩潰，但有可能葬送本屆政府連任的機會。

馬丁•桑德伯格(Martin Sandbu)

債券市場持續30年的牛市會不會終結？

不太可能，盡管債券價格很快將達到天文數字和理性的極限。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1981年達到16%的峰值水平，自那以后一直以超乎尋常的穩定步伐不斷走低。甚至最近美國丟掉了AAA信用評級，也未能撼動美國國債。

不過，這一趨勢表明，到接近2020年的時候，債券收益率將不得不轉為負數。通脹再度抬頭，或是圍繞美國赤字風險的示警，都可能令牛市終結。不過債市應得的懲罰可能會延遲到來。美國國債是今年唯一可靠的避險資產；美聯儲將繼續盡其所能壓低美債收益率；但可悲的是，在全球經濟可能持續低迷之際，債券缺少與之競爭的對手。

約翰•奧瑟斯(John Authers)

倫敦奧運會上英國的金牌數量會超過北京奧運會嗎？

不會。對于大多數運動項目來說，主場有一定優勢，奧運會也不例外。在北京奧運會上，英國總共獲得47塊獎牌；英國2011年在奧運會比賽項目世錦賽（或其它類似級別賽事）上所獲獎牌的數量，令英國體育界和英國奧林匹克協會(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充滿信心，認為倫敦奧運會的收成肯定會超過北京奧運會。不過，當被問及金牌數量超越北京奧運會的幾率有多大時，他們的回答則更為謹慎。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英國獲得了19塊金牌，這實在是個少有的好成績（在2004年奧運會上，英國只獲得9塊金牌），也將很難再現。英國體育界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獎牌總數排名第四，這是個較為現實的目標。

羅杰•布利茨(Roger Blitz)

2012年第三季度，全球經濟增速會超過2011年第三季度嗎？

不會。全球經濟增長正在放緩，而全球范圍的衰退卷土重來的可能性正在上升。2011年，歐洲政策制定者們已經證明，承諾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歐元，不過是一句空話。因此，歐元仍危在旦夕，出一點差錯就會徹底崩盤。僅僅這種風險，即全球最大經濟區域可能出現災難性崩潰，就足以表明2012年全球經濟的日子不會好過。除非歐元區政界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全面方案，到2012年底，復蘇的自然動力才會改善全球經濟前景。

克里斯•賈爾斯(Chris Giles)

英國的電話竊聽丑聞媒體受牽連者名單會不會繼續擴大？

會。萊韋森(Leveson)針對媒體準則的調查將繼續進行，從2月份開始，針對民眾隱私的一系列行動也會展開。從3月份開始，警方在丑聞調查過程中逮捕的部分疑犯可能受到指控，預計將在秋季開庭審理。這些民事案件不僅將打擊默多克(Murdoch)旗下的新聞國際(News International)各報，還將打擊隸屬Trinity Mirror、經營狀況更差的鏡報集團(Mirror Group)旗下各報。目前傳言甚囂塵上，稱更多報界“黑幕”（比如固定電話監聽和黑客入侵）將被揭開。

此外，廣告收入可能大幅減少，這兩件事意味著今年報刊行業將很難全身而退。

本•芬頓(Ben Fenton)

美國會不會開始縮小與中國制造業的差距？

會。中國的制造業在全球進步神速，去年超過美國，奪得后者把持一個世紀之久的全球頭號制造業大國（按產出計算）寶座。但隨著工資和能源成本上漲，生產條件變得不如以往優厚（至少在出口行業如此），中國的進步速度開始減慢。在美國，因為客戶希望快速更改設計和快速收貨，美國本土制造業正在發展。通過用腦力和資本代替勞動力，美國許多制造商的競爭力也有所提高。

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在一些技術含量最高的制造業領域，中國已接近趕超美國。到2012年底，即便美國仍未奪回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寶座，它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所占比重與中國的差距，應該也有所縮小。

彼得•馬什(Peter Marsh)

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會不會重塑形象、成為推動俄羅斯走向現代化的改革者？

不會，但他應該這樣做。普京仍有可能第三次當選總統，最近針對國家杜馬選舉舞弊的抗議，對于普京利用這一任期開展俄羅斯急需的法律、政治和經濟改革而言，既是一種激勵，也是一個契機。如今，俄羅斯社會越來越多的選民要求改革，也將支持改革。

但效力于克格勃(KGB)的經歷對普京的影響太深，他已經形成極度謹慎的本能：穩定優先；結構變革因其風險，因此要押后。普京選擇民粹主義路線的可能性更大——提高養老金、為公共部門和軍隊漲工資，并對政治體制做一些無關痛癢的小調整。與此同時，他可能還會收緊對互聯網的控制。但俄羅斯社會正在迅速轉變，同時經濟增長前景堪憂，因此普京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導致他無法贏得第四個任期——甚至堅持不到第三任期結束。

尼爾•巴克利(Neil Buckley)

美國和英國的企業會提高派息嗎？

會。大西洋兩岸的大型非金融企業都有著充足的現金流，但對于加入收購狂潮缺乏興趣。盡管前景不確定，但企業界將不愿意退出股息日增的政策：如果年景變差，將會先砍掉一些其他支出。不是每一個企業發放的紅利都會以兩位數增長，因為許多企業想要償還債務。

兩國回饋股東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在美國，用股票回購的方式回饋股東的可能性最大，因為這種方式在市況變化時可以隨時停止，而不會像減少分紅那樣引起股東不滿。因此，英國企業的平均派息增長率可能高于美國。但如果歐元區解體，事情就另當別論。

艾利森•史密斯(Alison Smith)

意大利的技術官僚政府能否堅持到2012年結束？

能。意大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軟弱，正是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的有利條件。正如蒙蒂在議會辯論自己的緊縮方案時迫切指出的：去年11月份，意大利選擇他這位經濟學教授來領導一個技術官僚政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之前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中右翼政府“陷入癱瘓”。在2012年，意大利局勢只會越來越危急。政府可能采取進一步緊縮舉措。主要政黨都不愿在這種情形下執政，且中右翼和中左翼勢力內部都存在分歧。貝盧斯科尼可能在幻想重掌大權，但他首先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那個膽量參加2013年初的選舉。

民意測試顯示，蒙蒂的支持率比他名聲掃地的前任高出了一倍。意大利主要政黨會允許蒙蒂來完成它們自己無力、或不愿去完成的艱巨任務。

蓋伊•丁莫爾(Guy Dinmore)

以色列會進攻伊朗嗎？

不會。2012年，伊朗政府將面臨新的壓力，可能迫使它同意就原子能項目進行談判，以色列將先觀察伊朗對這種壓力會作何反應。從1月份開始，歐盟將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這將進一步打擊困境之中的伊朗經濟。如果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伊朗關鍵的地區盟友）垮臺，伊朗將面臨更大的壓力。盡管如此，伊朗可能沒有心情去談判。2012年，伊朗可能會邁出鈾濃縮這關鍵的一步。針對歐盟新的制裁措施，伊朗可能也會毫不客氣地進行報復，并宣布制裁是一種戰爭行為。總而言之，伊朗政府幾乎肯定會在2012年里繼續推進其核計劃。而從目前情況看，伊朗越來越有可能在2013年開始向擁有原子彈“沖刺”——或是為此而遭到轟炸
詹姆斯•布利茨(James Blitz)

圍繞石油的地緣政治爭端會不會觸發1973年那樣的危機？

不會。在1973年至1974年的危機中，油價翻了兩番。如今油價要從每桶100美元漲到400美元，才能算重現當年的情景。不過，地緣政治動蕩將會令2012年的世界飽受高油價困擾。2011年，歐盟對利比亞和敘利亞實施了石油禁運；如今，歐盟正在考慮2012年對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國伊朗實施禁運。這可能會大幅推高油價。

哈維爾•布拉斯(Javier Blas)

金價是否已見頂？

沒有。2011年最后幾個月金價暴跌之后，投資者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重拾對黃金的信心。但最終他們將恢復信心，哪怕只有一個理由就足夠：危機仍在繼續，而除了黃金之外，沒有多少別的投資選擇。當美國和歐洲政界人士面對應該采取何種經濟增長舉措、以及如何應對急劇膨脹的主權債務問題時猶豫不決之際，投資者根本無須關注其他的風險。

最重要的是，亞洲和中東地區投資者（從央行到主權財富基金）將繼續大量買進黃金。在2012年，盡管金價也會出現下跌，但終將超越2011年每盎司1920美元的高點，并將有史以來首次突破2000美元大關。

雅克•法爾希(Jack Farchy)

科學家會不會證實超越光速是可能的？

2011年科學界的轟動性事件是，位于日內瓦附近的歐洲粒子物理實驗室(Cern)發出的中微子（比原子更小的一種粒子），在730公里外意大利某秘密測速點測量得出，其運行速度超過了光速。這個消息讓科幻迷們歡欣鼓舞，因為超光速可能使時間旅行變為現實。

理論物理學家們懷疑測速不準，自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以來，他們一直視光速為絕對的宇宙極限。無論以何種方式，這個問題應該都會在2012年得到解決，歐洲粒子物理實驗室和美國費米實驗室(Fermilab)都會繼續這方面的實驗。傳統觀點認為，新的證據將推翻這個發現，但我支持反傳統的觀點，認為新證據會證實這個發現——甚至可能證實通過空間中的額外維度可以實現時間旅行的觀點。

克萊夫•庫克森(Clive Cookson)

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到年底時還能維持自由身嗎？

是的。不僅如此，她還有可能進入緬甸議會。盡管在過去的21年中，昂山素季有15年的時間被軟禁家中，但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執掌的新“平民”政府希望改善與西方的關系，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新政府已經拿出了一些實際行動——成立人權委員會、放松審查、允許昂山素季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參加選舉，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舉動。登盛可能會做出更大讓步，以說服西方放松制裁。他甚至可能逐漸認可這樣的觀點：政治改革本身就是目標。

眼下就宣布登盛是緬甸的戈爾巴喬夫，確實還為時過早。但現在就說他不是，也同樣不到時候。

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

歐洲問題會不會引起英國保守黨內訌？

不會——盡管隨著歐元區危機愈演愈烈，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禁止保守黨議員就歐洲問題“吵吵嚷嚷”的政策已近失效。因為擔心歐洲一體化程度加深對英國的影響，歐洲懷疑主義在下議院普通議員中迅速抬頭。去年11月，一些保守黨議員甚至不顧“黨鞭”（party whip，負責黨紀的議員，負責組織本黨議員按照本黨旨意進行投票，并對不服從者進行處罰——譯者注）的禁止，投票贊成就是否退出歐盟進行公投。

理論上說，這讓卡梅倫處境尷尬。說到底，歐元區國家希望重修歐盟各項條約，而歐洲懷疑主義者就是想要借此機會，將更多權力從歐盟手中收回，甚至完全退出歐盟。這兩種情況都是親歐盟的自由民主黨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聯合政府恰恰要依賴自由民主黨人的支持。

事實上，這種威脅并沒有看起來那么大。在最近的歐盟峰會上，卡梅倫果斷行使了英國的否決權，這既收服了歐洲懷疑主義者中較溫和者，又避免了將新的歐盟條約提交下議院表決、給希望伺機翻盤者以可乘之機。同時，自由民主黨人推動英國就是否退出歐盟進行公投的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盡管反對歐盟者的聲勢越來越大，但如果運氣不錯，卡梅倫有可能成功化解這一內部的危機。

喬納森•福特(Jonathan Ford)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