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之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上）
清湖漁夫
隨著世界經濟增長的整體停滯和貨幣戰爭的進行，以零和博弈和資本投機為特征的全球各國財富博弈成為最本質的時代特征。雖然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為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痛貶時弊和奔走呼號，民族再次覺醒的人群也在不斷擴大之中，但是對當前經濟領域的諸多問題的認識，我們的人民仍舊不夠清晰。在世界主要大國相互確保核摧毀的時代，國際政治的和平局面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大國競爭的現實途徑和主要方式已經發生了由政治軍事戰向經濟金融戰的深刻轉變。目前的世界體制是美國主導的全球體制，為了維護這種體制的存續和保有美國因為這個體制而獲得的既得利益，遏制甚至瓦解世界其他大國的崛起，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終極目標。2011年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年頭，在這一年中以中美貨幣戰為主線、天下資本圍攻中國的局面已經形成；盡管我們的經濟在這一年里繼續維持高速增長，但是13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并未得到相應地提高，國民財富的外流有增無已。本文要考察的是2011年天下資本圍攻中國的進程，并附帶述及其中的經濟機制。
第一部分：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市場壁壘坍塌
賊喊捉賊的“匯率操縱案”
2011年美國資本利益集團和政府對中國進行政治和輿論攻擊的一個重磅炮彈就是“匯率操縱案”。從過去近百年的歷史看，美國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這是美國壟斷資本的本能。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國就開足馬力印刷鈔票，所有的這些貿易逆差用增加發行美鈔就輕易地抵消！按照傳統經濟邏輯，實行美元弱勢政策，美元匯率走低就產生一種外匯傾銷效應。例如，歐元剛剛誕生的時候，1歐元只能換0.8美元，不到5年的時間，美國讓美元持續走弱，直到今天的1歐元可以換到1.4美元，大大抵消了對歐盟的貿易逆差。在美聯儲主動操縱下，美國1985年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美元狂貶逾40%，2001年美元相對主要貨幣又持續貶值超過30%。通過這一系列的運作，美國對外名義總負債增加3.856萬億美元，但凈負債卻減少1990億美元，也就是通過美元貶值凈賺資本收益4.055萬億美元，這其中操縱美元貶值就凈賺8920億美元，壓迫別國貨幣升值、制造資產價格變動凈賺3.163萬億美元。至于其他小規模的市場操縱活動，可謂數不勝數。美國諸如此類的舉措從來沒有征求別國的意見，因為美國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控制，在全球市場處于主導地位，這些操縱也就無須征得別人的同意。因此美國反復就匯率問題施壓中國政府，以國內法律代替國際法則，除了根深蒂固的霸權意識之外，在 “匯率操縱案”問題上也就是“賊喊捉賊”。
美國利用匯率操縱案炒作世界輿論，以發動貿易戰相威脅揮舞制裁大棒，從短期而言常常將匯率操縱問題與美國國內其他政治經濟的短期性緊迫問題掛鉤，意圖利用匯率操縱問題壓迫中國在這些領域讓步和輸送利益；這不僅意味著美國政府將國內問題凌駕于國際關系之上，干涉的目的當然在于迫使中國和其他各國改變政策，而且也說明美國的自身利益遠遠優先于其他國家利益，將中國和世界各國利益置于從屬地位。中國政府應對措施的軟弱和屢屢的利益輸送印證了匯率操縱加貿易大棒屢試屢靈，抱薪救火，反而助長了美國人勒索無度的胃口，樂此不疲。美國國債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越買越多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12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操縱匯率，我國的匯率是按照市場的變化和市場需求浮動的。崇泉指出，匯率問題和對外貿易也有密切的關系。“人民幣前兩天出現的貶值現象是很好的，這正好說明人民幣匯率不是受政府控制的，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我們在操縱匯率，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操縱匯率，我國的匯率是按照市場的變化和市場需求浮動的，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崇泉說，這說明中國是在實實在在地走市場經濟道路，而且匯率也是由市場調節的，而不是由有些人所說的是政府操縱的。關于人民幣是否有上升的空間，崇泉表示，因為我國匯率是隨著市場波動而波動的，因此人民幣匯率有可能再上升，也可能再貶值，是波浪式的，云云。匯率操縱問題背后反映的是冰冷的利益之爭，因而也就有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雙重標準。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資本勢力掌控了全球性話語權和操縱著世界輿論，但是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應對明顯乏力；在殘酷的利益之爭中只想當一個乖寶寶，不會獲得對手的疼愛，只會讓對手認為更加可欺；以帶有西方利益傾向的市場理論和價值觀來闡述中國利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恐怕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人民幣升值背后的美國因素“陰魂不散”
眾所周知，人民幣是我國的唯一主權貨幣，人民幣匯率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由中國政府管理和定價，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實際上是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國家行為，在人民幣的官方定價尚未廢止的情況下，美國政府頻繁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反復拋出匯率操縱案和威脅采取所謂“懲罰性”關稅措施逼迫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是對中國主權的干涉，對人民幣匯率調整自主性的踐踏。自2005年中國開始調整人民幣匯率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從8.2：1升值到了目前的6.3:1，升值幅度近30%；盡管如此，美國財政部發布的最新報告雖然沒有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仍然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去年12月8日從華盛頓出發，前往中國和日本訪問，在10日抵達北京。除了伊朗問題之外，蓋特納此次中國之行還將涉及貿易和匯率問題。美國財政部的官員稱，蓋特納將持續表達美國的關切，“確保美國的企業和工人能夠與中國同行公平競爭是奧巴馬政府的優先任務，我們看到了一些進展，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將在任何一個可能的場合向中方傳達類似的信息。 ”看來就像每次中美高層會談中方都會提及臺灣問題一樣，美國也是將人民幣問題掛在嘴邊不放。數年前美國曾經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了30%，但當前人民幣已大幅度升值了30%之后，美國反而施壓中國將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提高40%。話說三遍淡如水，美國在匯率問題上話說N遍不厭其煩的厚顏當然是無利不起早。美國存在言不由衷的短期利益動機。第一個目的就是變相賴賬；通過人民幣升值，達到中國人民幣外匯儲備的貶值。第二個目的就是配合美國總統奧巴馬重整美國制造業的政策需要，惡化跨國產業資本在中國的經營環境，驅動這些資本轉向美國制造業。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去年也曾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疾呼人民幣升值。他開篇便說，“我知道這不是一個重大問題，相反，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由于美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此雖然是很小的問題我也一定要講。”至于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和利益損害，則不是美國應該考慮的所謂互利雙贏問題或者被故意忽略，成了空氣。饒有意味的是，在去年12月人民幣兌美元連續12個跌停之后，發生了中國國有銀行的進場干預買進，近年來屢屢指責中國匯率操縱的美國政府，對這個明顯的操縱行為表現為故作不知和選擇沉默——操縱行為的結果只要符合美國利益，還是可以接受的。
美國不僅對人民幣升值進行要求，而且還要對人民幣升值速度和節奏指手畫腳。去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重啟匯率改革，截至10月15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6.6497，較前年同期人民幣升值2.59%，創重啟匯改以來的新高，其中9月速度達到單月1%以上。同一天，美國財政部雖再度推遲發布針對人民幣半年度匯率報告，但其發表的聲明認為，若人民幣升值速度能夠維持單月1%以上，則匯率低估狀態可以得到糾正。而國際金融巨鱷索羅斯呼吁人民幣每年升值10%，以“協助”全球避免貨幣戰。
盡管人民幣升值被我們官方認為是漸進性的，因為人民幣匯率變動背后的美國因素，代表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美國政府對我們的人民幣匯率自主權的頻繁染指，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小步走的廣場協議的翻版，我國也一度出現了類似于廣場協議后日本的中國國企和民間赴美收購潮。因為美國就人民幣升值問題的頻繁施壓和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次次被動上調，人民幣升值也就在世人面前似乎形成了一種“國際政治促動機制”，盡管人民幣匯率被官方定價，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還是因這個促動機制形成和發展，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也就成了美國政府手中的木偶，國際市場的印象是中國對美國的要求盡管口頭辯解，但是實際行動上亦步亦趨。
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真諦”
與美國拋出“匯率操縱案”和施壓人民幣升值同樣頻繁的是美國要求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一種怪異的局面就是；在美國人將市場化問題對我們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的同時，我們的經濟管理高層、主流媒體和經濟學界人士仿佛成了美國人的傳聲筒，市場化思潮也就在我們的社會泛濫。以所謂供求為基礎的市場機制理論或者邏輯，是西方對市場大眾進行欺騙性觀念塑造的工具，也是偽善的西方經濟邏輯的所謂基石，有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機制在市場運行中并不存在，市場運行的實際情形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們知道，市場是以資本通過投機主導、大眾行為為基礎的社會化過程，所謂的“以供求為基礎的市場機制”不過是一種思維幻象或者欺騙性觀念陷阱。在大眾行為的市場機制當中，存在三個必要的要件：1、起主導作用的資本，我們稱為主導資本。主導資本的形成和確立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因為投機的需要和以資本實力作為基礎，成為大量的市場參與者的交易對手；二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或者與私欲有關的林林種種的想法和構思，利用自己在市場交易中建立的聯系，向廣大的市場參與者傳遞或者灌輸。2、市場價值，這是一種趨同的理念或者觀念體系，形成于商品交換或者交易過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組價格當中。它是在主導資本和市場大眾的互動或者博弈中形成的。3、市場大眾，也就是在交換中形成和與主導資本相對的大量的市場參與者。資本在廣大的市場大眾當中聚斂財富，通過投機獲取利潤。在大眾行為的市場機制中，資本主導著這個機制運行，處于實際的統治地位，并且按照資本的意志建立自己的體系架構和運行規則。
美國人對市場化的反復宣揚當然是出于一定的利益動機。當前的全球化，是由美國資本主導的，因為美國資本在這個邊界不斷擴展的市場當中成其為主導資本，那么隨著美國資本主導的市場不斷擴張其邊界并在同全球其他資本勢力的角逐中勝出，全球化過程也就是以美國資本為首的西方資本的統治體系確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壟斷資本牢牢掌握著市場的主導權，利用這種主導權，摧毀以國家或者民族為特征的市場壁壘或者障礙，馴服他國資本勢力，將適合西方資本需要的國際慣例和秩序向其它國家和地區推行，將越來越多的國家政權和民族資本納入這個市場體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和利用霸權進行全球市場體系性操縱的美國壟斷資本，之所以拋出所謂的匯率操縱案，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官方匯率定價制度與外匯管制體系嚴重阻礙了美國資本操縱和控制人民幣匯率市場和中國其他市場的企圖。我們都知道，去年上半年有關“國際熱錢”屯駐香港的傳聞，這些傳聞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時刻準備著對人民幣匯率市場的進駐；如果境外資本對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大規模進駐，人民幣匯率市場的運行和匯率定價也就掌握在外資手中。美國炮制“匯率操縱案”的一度甚囂塵上與所謂“國際熱錢”進駐香港本身就存在耐人尋味的時機關聯，反映了以美國資本為主的“國際熱錢”要求進駐和操縱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強烈愿望，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是“懷璧其罪”，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是假，要求由美國資本和美國政府來操縱人民幣匯率、在匯率問題上享有話語權是真！這一企圖，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同樣被表現得昭然若揭，要求人民幣應美方利益需要的升值，不過是在染指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將人民幣匯率變動竭力置于美國資本的控制之下。“匯率操縱案” 是與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相一致的，反映的是美國壟斷資本和中國官方對中國外匯市場的主導權和定價權之爭，也就是美國壟斷資本希望中國政府屈從其意志，將貨幣主權拱手相讓。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市場上，美國壟斷資本沒有像日本和歐洲那樣肆意妄為和得心應手的控制力和操縱靈活性，因而也就與國內崇美派反復唱和中國市場的自由化改革，要求與美國資本主導的國際慣例體系接軌，給予美國壟斷資本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充分自由。資本的自由也就是獲取暴利的自由，這一點可以從高盛和美銀的中國股市暴利中管中窺豹。
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資本項目自由化
國內官方和民間一些人對大洋彼岸的盲目唱和要么是出于對市場機制的懵懂無知！要么是對美國的有關人民幣問題炒作的偽善面目下的利益企圖故作茫然不覺！資本必然是依賴市場生存的，如果主導資本在市場的操縱活動受到阻礙和限制，資本在市場的循環也就不能正常進行，資本的利潤目標也就難以實現；因此，美國壟斷資本要求的市場化的一個必然內容就是美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的自由化，主導資本操縱市場的活動不受限制和阻礙，主導資本的價值觀傳播并居于統治地位；市場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過程，也就是美國資本勢力拆除世界其他國家的市場壁壘、將這些國家的市場運行規則與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接軌的過程。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過程中，反復挑動“匯率操縱案”、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頻頻指手畫腳以及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對中國的所謂“熱心幫助和監督”，都基于這個動因，從而推動我國目前外匯管理體制的逐漸消解。因此匯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資本項目自由化，所謂資本項目自由化，無非是資本的跨國界自由流動和無阻礙地進入人民幣外匯市場，給予外國資本在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充分“自由”！
中國政府對于資本項目自由化，采取“統籌規劃、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分布推進”的原則，盡管態度審慎而又積極，但是這種審慎而又積極的“改革”，卻是沿著美國的戰略思路進行，致于人而不致人。國際上公認的一國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含義，是指該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及金融賬戶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即取消對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及金融賬戶下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兌換限制、區域限制、補貼及課稅等，實現資本項目在國際間（境內外）的自由流動。即使是IMF研究結果也表明，從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部分資本賬戶已經部分開放，在國際范圍內也不落后。按IMF的衡量標準，一國在資本項目的13個子項目中，進行管制的不超過5個子項目就可以說實現了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達到放開所有子項目的管制。根據有關部門評估，截至2010年底，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2008年）》中資本項目交易的分類標準（共7大類40個子項），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部分可兌換及以上的項目（合計30項）占全部資本項目交易的75％。此外，部分資本項目的實際開放程度甚至超過了基于法律框架的可兌換評估程度。對于貨幣可兌換的條件，即便是國際上并沒有統一的可參考的量化指標。一國本幣的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否需要充分條件，學術理論邏輯和國別案例都沒有定論，IMF有許多文獻證明。假設需要充分條件，已經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巴西、波蘭等在宣布可兌換時，或者現在，主要條件都不如中國。80年代中期一些南美國家經濟自由化進展被卷入金融危機，引起了關于資本項目開放問題的第一輪激烈的辯論；辯論未有結果，90年代又迎來了東歐轉型國家和東南亞各國的自由化浪潮，俄羅斯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如影隨形而至，令人記憶猶新。實際上，也正是由于這些國家的盲目自由化，自毀城墻，讓西方資本大進大出，導致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被大規模洗劫，才是經濟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反之那些外匯管制較為嚴格的國家，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危機。所謂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從其誕生那天開始就從未擺脫過種種危機和起落的周期桎梏、所以我們并不需要等待所有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微觀主體條件充分滿足才考慮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觀點，以及所謂宏觀經濟穩定、完善的金融監管、較充足的外匯儲備、金融機構穩健等等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條件我國目前都已滿足的論調，都是在沒有搞清楚資本自由化的現實經濟機理和后果的前提下胡言亂語，不靠譜和與問題實質不搭界的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理由也就不能作為決策的充分可靠依據。史鑒使人明智，資本項目自由化也就是一種魯莽的不負責任的冒險；中國市場不是這些人的實驗室，13億人民人民的福祉也不是這些人的試驗品，試驗失敗之后試驗品可以當成廢品丟棄！有觀點認為，世界各地發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不停地向國際金融秩序在傳遞信號，同時也為每個國家提供了豐富的防風險經驗，這對國際經濟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是極其有利的，也是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良好機會。我們知道，西方國家在危機問題上幾百年來無數次地陷入夢魘，它們的那些反危機經驗和辦法不是越來越有效，而是使問題更加復雜深化；它們歷經幾百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難道因為市場自由化與國際接軌，我們的一些人就突然有了大智慧而旦夕之間能夠扭轉乾坤？這是一種盲目夜郎自大！更有一種觀點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需要。這是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問題的邏輯，資本項目自由化要求匯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又要求資本項目自由化!林林總總的觀點還有一些，篇幅所限，不再列舉和駁斥。
中國外匯管制實施了幾十年，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管理方法與手段，對外匯的管控相當有效，成為我國經濟的防火墻。不過這道防火墻在與國際慣例接軌及人民幣國際化的口號下逐漸坍塌。為了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步驟，中國政府已陸續頒布了多個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和放松資本管制的法規，主要有：2004年10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跨國公司外匯資金內部運營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2009年6月的《關于境內企業境外放款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2011年1月的《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2011年10月《關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管理辦法》等等；2011年10月14日，中國央行頒布了《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為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創造了條件，并邁出了外幣兌換在資本項目管制下走向解禁的重要一步。隨著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逐步推進，令境外投資或投機資本頗受制約的進出中國境內途徑變得可以繞過了。例如，在入境方面，假如香港投資（投機）者以人民幣資金進入，就省去了必須經外匯管理局把關審批的結、售匯的貨幣兌換環節；同樣，企業以投資盈利并增值后的人民幣本金加利潤匯出到香港亦簡單，香港貨幣市場上兌換成外幣更方便。由是，過去多年進入境內的外商投資資本假如要撤出中國內地，就不必完全通過外幣匯出的渠道了，它完全可以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名義繞開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流出境外，然后再換給央行指定的人民幣在港清算銀行——中銀香港，拿回等量的外幣。以相應政府部門及央行政策法規的支持，大規模的資本出入境假人民幣國際化來實現基本無障礙。
離岸金融市場與人民幣匯率雙軌制
離岸金融市場設立，不過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一個變通，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一個“金融自由化”所謂范本或者樣板，也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影子市場。離岸金融市場是由國際資本主導和操縱的，中國資本進入這個市場后只能處于被支配和統治的地位，成為市場羊群，被外國資本獵殺。現在境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央行設在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會員交易價形成，并由國家外匯局每天發布；而內地銀行間外匯市場則是由國有大銀行資本控制的。2005年推出銀行間人民幣外匯遠期業務：2006年1月引入做市商制，開展了詢價交易模式。香港的匯率正逐步影響上海的匯率，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后者的逆動。離岸市場的外匯價格和內地銀行間外匯市場價格并存，實際上是一種價格的雙軌制，這種匯率雙軌制的形成，處于不同資本勢力的控制之下。美國要求的匯率市場化，是上海向香港并軌；一旦上海的匯率向香港匯率并軌，所謂“操縱人民幣匯率之說”則自然式微，因為匯市場和匯率定價權的操縱就逐步落到國際資本手中。
加快離岸金融市場建設以及內地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利率互換和外匯期權等人民幣外匯衍生產品交易，實際上是一種所謂倒逼外匯體制自由化改革的伎倆。景順(Invesco)首席經濟學家、港元聯系匯率制度之父祁連活(John Greenwood)曾表示。“（中國政策制定者）必須小心，不要讓大壩開口，導致各方資金大量涌入或涌出。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才能向海外資金開放國內資本市場，而不致產生破壞穩定的巨大影響。”匯率雙軌制的存在和兩地的匯率和利率差別，毫無疑問會引起投機性資本流動和和套利交易，從而沖擊外匯管理體系。只要跨境資金進出的管道暢通，境外貨幣市場的自由兌換功能勢必反作用于境內市場，不斷削弱、侵蝕其管控功能，從量變到質變，從而降低中國資本項目管制的效果。任何外匯市場，是由主導資本操縱和控制的；就資本的市場自由而言，在主張“接軌”的人們看來，我們的外匯交易顯然是“不成熟”的，因為目前仍有很多項目存在限制或配額管制，使得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不能自由自在地操縱人民幣匯兌市場，美國資本也就不能完全掌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定價權，因而也就不能在人民幣外匯市場效仿在歐洲和日本的大肆投機和大剪羊毛。這也是美國政商兩屆要員不厭其煩地呼吁人民幣國際匯兌市場化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強烈要求在中國外匯市場，如同在中國其他市場一樣享有話語權和定價權，是市場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真諦所在。從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歷程來看，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國際事務方面的合作與對抗，一直持續至今，實際上就是一個美國壟斷資本要求我們進一步對外開放和讓渡利益、竭力獲得我國經濟和市場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將美國資本主導的市場邊界擴大到中國全境和各個層次領域的過程；插手人民幣匯兌問題，拆除我國的資本市場壁壘，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方面。
人民幣國際化被誤讀和置換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是《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中要實現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在實現可兌換的順序上，可參考“先開放長期資本項目，后放開短期項目；先放開直接投資，后放開證券投資；先債券，后股票，再衍生產品；先機構，后個人；先小額，再大額”的規則進行。同時，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要與人民幣跨境業務進程相適應。我們知道，我國長達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到目前為止的基本方向仍然在同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對接，從而將我國的市場納入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市場。這種所謂的“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實際上兜售的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將資本項目自由化或者金融自由化與人民幣國際化混為一談。支撐這種傾向的一個流行論調就是尋求和發展一種中美之間所謂“G2”全球體制，“G2”論調的流行一時在于人們忘記了歷史，從冷戰時代的赫魯曉夫提出的蘇美“共同主宰世界”到冷戰后美歐間形成的北約擴大，實際上都是不同版本的“G2”，結果美國推動的是蘇聯崩潰和去年不斷深化發展的歐元危機；美國絕不肯將全球霸權與他國分享！在中美關系中中國處于從屬地位，將來會發生什么事用腳指頭都能想到。與此相應的例子就是建立所謂超主權貨幣的主張，在美國主導的資本全球體系下，只會是一廂情愿的空想，如果超主權的世界貨幣主張符合美國資本的利益并為美國所接受，西方國家就會在上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之際直接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的特別提款權改組為世界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就不會產生美元的浮動匯率制。相對而言，浮動匯率制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當然不會拱手讓出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基于同樣的原因，爭取擴大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的做法，同樣無法改變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是與既有的國際金融舊秩序融合接軌的一個步驟，人民幣仍舊是西方資本與貨幣的附庸，不會有什么好結果。世界銀行在《全球發展地平線2011》報告中預計，美元獨霸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面臨變革，未來將可能出現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局面，不過是將人民幣納入既有的美元本位制國際體系一種忽悠。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華盛頓說過：人民幣國際化主要取決于市場選擇，而非哪個人的主觀愿望；如果這是一個命題，那么它的等價命題就是：市場是國際資本主導的，市場選擇也就是資本選擇，不是哪一個人的愿望，但一定是國際資本的愿望！這是一種盲目市場化、不計實質的論調。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誤讀為與美國主導的國際慣例接軌，人民幣匯率市場主導權就會落到美國資本手中，歐元的現在也就是人民幣的將來，人民幣強勢崛起、作為世界貨幣一極的戰略只會成為空中樓閣。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必須與我國的全球戰略相結合（如果我們有全球戰略的話）,只能走“結算貨幣——區域或者集團貨幣——儲備貨幣”的路子，輔之以一整套政策措施加以推進,首先著眼于區域性或者集團性貨幣聯盟。
人民幣主導國際收支下的可兌換與外幣主導國際收支下的可兌換是有區別的。一直以來，關于我國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研究不計其數，主要內容大多圍繞開放的前提條件以及開放的順序等方面。這些研究，都有放棄人民幣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的嫌疑，因為在每一種貨幣背后，表面上貨幣是一個國家經濟的象征，實質上每一種貨幣背后的真正的支持還是這個國家的資本勢力集團，一個國家貨幣走向國際，實際上是這個國家的資本參與國際性經濟活動。從國際貨幣發展歷史來看，無論日元，還是當年的德國馬克，其資本項目可兌換都是在本國貨幣在其發行國自身的國際收支中達到一定份額以后才開始的；貨幣自由兌換，不是簡單將這個國家的貨幣運到國外去，而是資本的跨國境流動或者說是資本輸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開放環境是外幣主導還是本幣主導非常關鍵，實際上是以貨幣為標志的國別資本在市場的主導權問題。這就要求貨幣發行國對本國資本出國不能放羊，而應該一刻也不能放松對市場主導權的把握，從而本國資本形成自我保護機制，防止被其他國家資本獵殺和財富外流。
將“資本項目自由化”冠之以“人民幣國際化”的名義，人民幣國際化這個籮筐中被悄然塞進的都是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的贗品和爛貨”，這是與人民幣自主崛起的戰略原則背道而馳的，使得我們的市場壁壘坍塌和國門洞開，對我國經濟安全帶來嚴重威脅，也催生了資本循環體系下我國經濟發生危機的種子。 （待續）
參考文獻：
《論外匯的市場機制》，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x6nz.html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26203428169&sT=3
《國際貨幣穩定與雁陣體系》，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vbrr.html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19703025104&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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