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民窮還是資富勞窮？——兼論謠言盛行的時代背景
杜建國
摘要：先富起來的資本集團是改開以來中國最大的受益者，私有企業的雇員早已超過就業人口的半數。中國的現實首先是資富勞窮，受窮的只是給資本打工的白領藍領工薪階級。作為資本集團中親美親西且貪掠成性的一翼，“自由派”企圖通過制造和宣揚國富民窮（官富資窮）論來誤導輿論：承認貧富分化的事實，但是卻避開或否認勞資根源，而將之全部歸罪到政府和國企頭上，并進而坐收漁利。為此，“自由派”靠主動制造和傳播謠言來支持自己的謬論。
一、從“講真話的既得利益者”傳播謠言談起
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是當前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解決問題的出路或辦法在哪里？這是關鍵所在。批評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筆者堅決支持。不過，進行批評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不顧事實不講道理，更不能依靠謠言。遺憾的是，當下卻是歪理盛行、謠言泛濫的時代。比如，媒體紅人、以批評政府聞名的“公民”韓寒就屢屢參與謠言的傳播。不久前，黃紀蘇在《說話權利要爭取，說話水平也要提高》 [1]一文中對韓寒們的刻畫就入木三分。
最近，在其博文《2011-6-30》中韓寒就再次把批評政府變成了傳播謠言。該文寫道，“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2]
韓寒此處所引用的內容，不過是一則被重新炒作的老謠言。早在五年前，《中國青年報》（2006-9-18）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引用了這一說法：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該文刊發后，反響強烈。同年10月，人事部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指出此消息純屬捏造：“人事部沒有此項職能，也從未發布此類消息。……有關媒體的報道是不屬實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3]。
令人吃驚的是，謠言的生命力格外強大。盡管相關部門已經出來辟謠了,但是好多權威學者卻視而不見照傳不誤。比如，2007年2月，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周其仁，就曾將這則謠言當作自己的文章《令人尷尬的“公立醫院”》 [4]的主要論據來使用。位高權重的周教授,難道竟然看不出“監察部、人事部披露”之類說法根本就不符合現體制的行為規則？
現在，距最初面世已過去了五年，此謠言竟然又被原封不動地翻了出來。韓寒自美為“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 [5]，既得利益者一點不假，講真話就未必了。
不過此謠言重新泛濫，絕非韓寒一個人的功勞，立首功者大概是6月26日的“財經網官方微博”：“財經網官方微博【全國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引用中科院調查報告：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中青報)”（http://t.sohu.com/p/m/1373900395）。
《財經》周刊一向自我標榜為“揭露黑幕”的英雄，不過從此事看來，《財經》倒更像是傳播謠言的高手。正人先正己，《財經》可否嘗試著揭一揭自己傳播謠言的“黑幕”？
當前，這類刻意依靠謠言來凸顯官方弊端的事件絕非孤立，而是大為盛行。為何盛行？不外乎有些集團或勢力同時具有了制造與傳播謠言的需求和能力。下面詳細分析之。
二、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間反體制——“自由派”資本的進攻
改開三十余年的過程，就是中國經濟從以國有為主的計劃經濟向以非國有為主的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目前，這一轉型已經基本完成。這一轉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動推行的，轉型完成后，政治體制依舊，盡管此時經濟領域已經脫胎換骨。
從社會政治角度來看，簡單地說，官方的轉型期指導方針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說，官方在長期實踐中堅決貫徹了該方針的前半部分：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過程，更是先富集團——資本集團高速發展的過程。其間，資本集團所享受到的政府的呵護和扶持，不管是從稅負、勞工政策等社會政治因素來說，還是從基礎設施提供、市場開拓、原料供應等方面來說，堪稱舉世無匹。從國內比較角度來看，私營企業現已占據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其吸納的勞動力早就超過了勞動力總數的一半。原來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國有企業，逐漸萎縮，其吸納的勞動力可能僅占勞動力總數的一至二成。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中國制造業產值已占據世界第一，整個經濟規模則居世界第二，超過美國也是指日可待。中華資本在國際競爭中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毫無疑問資本集團是改開以來中國最大的受益者。作為既得利益者，資本集團對于自己的哺育者和扶持者——官方——現在持何種態度呢？簡單地說，態度有兩種。第一種是樂于接受政府的保駕護航，對與政府的合作分工少有或沒有怨言，一心發大財，沒有或缺少其他的政治企圖。近期甚至有部分老板公開對“自由派”觀點進行否定的，如李世默、陳光標、馬云等，茲不贅述。
第二種，則是得隴望蜀，欲壑難填，不滿足與官方的合作分工，企圖獨家通吃，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派”。“自由派”貌似在野，但是其代言人在學界和媒體界勢力強大，早已成為這一領域的主流（詳見后面論述）。“自由派”進攻的主要理論武器或政治武器就是“官民矛盾”論，即中國所有問題都是政府造成的，與資本無關,甚至在明明知道資本乃是問題根源所在的情況下,也刻意裝糊涂 [6]。“自由派”明明是通過現存體制撈取了最大的好處，但是需要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了，就裝出一幅“民間”反體制的姿態。比如“自由派”的紅人經濟學家張維迎，在過去官方重視并采納其理論的時候，就宣揚官員是改開以來最大的利益受損群體，現在呢，因為政府不把“央企帝國”分給他們，在張口中就成了萬惡之源，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再如自由派新寵蔣方舟，這位高考作文交白卷的所謂作家憑借加分特權混進了清華，竟然反誣其他學生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間反體制，這就是“自由派”的特征。后面我們會看到，除了冒充民間，還需要依靠裝窮和造謠。
“自由派”一面是得隴望蜀，得了便宜還賣乖，另一面則是挾洋自重，“仗著洋人看不起官” [7]（黃紀蘇語）。即使近年來此消彼長，實力方面美國急劇下降，中國蒸蒸日上，“自由派”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堅信“即使在美國做洗腳妹，也比在中國做大明星好”（網絡紅人羅玉鳳語），換成胡舒立的話就是面對陷入危機的美國，中國不僅不能批判，反而更要加倍“學習”并避免“妄自尊大” [8]http://culture.caixin.com/2011-12-29/100344039.html。尤其進入2011年后，西方社會動蕩經濟衰敗社會動蕩丑聞連連，對此，“自由派”一方面自覺地為西方遮丑 [9]，另一方面則是則是加緊渲染“中國崩潰論”（留待他文詳述）。像張五常，本來是“自由派”的元老，近年來因為不肯追隨“中國崩潰論”，而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肯定，就遭到了“自由派”的排斥與攻擊。對官方不屑的清高面具后面掩藏著的是親資（詳見后面論述）、媚西，這就是“自由派”的真實面目。
三、既得利益者面對利益受損者——“自由派”資本的防御
“自由派”所要應對的不只是官方。除了進攻，他們還面臨著防御。
在資本集團先富起來后，共同富裕杳無蹤影，廣大白領藍領工薪階級——社會中大多數人——淪為未富集團甚至恒窮集團，這也正是先富集團得以先富起來的原因。中華資本在全球競爭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所仰仗的正是這些物美價廉的白領藍領勞動力。干得多，掙得少，是中國各類工薪階級共同的生存方式。中國經濟已經由加工襯衫玩具的低級階段開始跨入與美日歐在高科技領域一決雌雄的高級階段了，可是中國工人的收入卻仍舊止步不前，老板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相比較，那簡直就是龜兔賽跑。現在，被冠以“血汗”之名的，已不僅是民工，而且包括了技術與服務領域的各式白領。
2010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1996年至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卻從21.2%升至31.3%。目前,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從絕對數來看，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還是很明顯的，但從相對數來看,社會財富這塊“蛋糕”的切分中，企業收入增長更明顯,政府收入則是從改革開放初期30%以上水平，一路下滑到1995年10.3%最低點后的恢復性增長，而且一部分是作為轉移支付用來支持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 [10]
該論中雖然有些說法還不夠清晰（比如“勞動者報酬”與“工資收入”的概念有何異同？），但還是基本反映了中國當前的現狀。其實，得出這種結論，根本用不著依靠什么學術報告，普通人僅僅依據自己的日常經驗就完全可以判斷出來。
可見，在中國受窮的只是給資本（包括國有企業）打工的白領藍領，不是國富民窮，而是資富勞窮。先富與恒窮，資方與勞方，正是中國社會的一體兩極。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作為老板雇主利潤之源的恒窮群體自然是怨聲載道，怒氣沖天。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這種情緒更為濃烈，漸顯待噴之兆。
對于收入差距擴大或貧富分化加劇的問題，官方企圖靠關注“民生”的“和諧”新政來解決。“自由派”則另有打算。
另外，改制大潮后殘存下來的國有企業，這幾年經過官方的精心打理，已成長為“央企帝國”。掠奪本性不改的“自由派”對此也是垂涎欲滴。
四、“自由派”資本利用“國富民窮”論兼顧攻防
對于“自由派”來說，面對此情此景，一如既往肯定不行，采用鴕鳥政策也不行，單純防御也不行，能變不利為有利、變被動為主動的上上策是什么呢？其思路就是要讓火山噴發時不朝向自己，而是朝向別人，由別人充當替罪羊；或者說，承認問題的存在，但是卻歪曲解釋造成問題的根源或原因，進而讓大眾接受認可有利于自己的解決辦法或出路。具體說來，那就是承認貧富分化的事實，但是卻避開勞資根源，將之全部歸罪于政府，這就是“自由派”的對策。
“自由派”的官民矛盾論在這一背景下，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細化，其最具代表性的口號就是“國富民窮”，即資本不僅要繼續冒充民間，還要裝窮。該論的核心內容大致如下：血汗藍領白領們，你們與公務員、國企員工干得都一樣，憑什么他們掙得那么多？你們的日子過得太慘了，不過這不能怪老板對你們榨取得太狠了，老板與你們其實都一樣，都是民，都受官的欺壓；你們窮，老板們也不富，他們都要被國企壟斷利潤和重稅給擠垮壓垮了，哪里還有本錢給你們漲工資？富的只有官老爺，只有公務員和國企職工。
血汗白領藍領與你們的老板聯合起來，楊白勞與黃世仁聯合起來，去爭取民主憲政！
比如秦暉教授，一方面抱怨工人“缺福利少自由” [11]，但是卻不承認資方因此而受益，反而要求工人與資方一起去追求憲政，去“做民主化的動力” [12]。最近孫立平主持的清華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一面哀嘆貧富分化以至于“斷裂失衡”，一面又抱怨“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這與秦暉玩弄的是同一花招。
天塌下來，讓個大的替咱們頂著，咱們趁機當家，這就是“自由派”的如意算盤。“國富民窮”論一面讓“自由派”避開了白領藍領的怒火，一面又把這把火引向官方和國企，“自由派”借此坐收漁利：實現“憲政”、瓜分國企。矛與盾集于一體，效果可謂是攻防兼備，一舉兩得。
過去“自由派”以先做大蛋糕再談分配來為資本榨取勞動服務，如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余年，蛋糕已經做得巨大無比，便改口說蛋糕全讓政府和國企通過重稅和壟斷利潤切走了，老板與你們打工的只能吃殘渣了。
如前所述，中國的現狀是資富勞窮，哪有什么國富民窮。國企吸納的勞動力僅占勞動力總數的一至二成左右，絕大多數勞動力都受雇于私企和其他成分的企業，貧富分化自然應該由這些企業的老板們來負責。怪到國企員工頭上，大談“行業差距”，這不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嘛！另外，你們抱怨干同樣的活，國企員工掙得比私企員工多，那么你們干嗎不主張向國企看齊，讓私企老板將員工工資漲到國企的水平呢？（國企問題筆者即將有專文論述）
筆者并不否認國企存在著問題。現在國企其實跟私企一樣，都是靠提高勞動效率降低勞動成本來賺錢。國企內部的高收入者只是少數人，眾多的基層員工收入一般，更不用提那數量龐大的臨時工、派遣工了，這跟私企沒有兩樣（相對而言，還是好過私企）。中國企業，不論是國企還是私企，他們現在在全球競爭中具備的優勢，首先受益于那些價廉物美的白領藍領工人。這些白領藍領做出了長期巨大的貢獻，理應讓他們共享增長的成果。改善員工待遇，國企私企都是責無旁貸。
再看時下流行的另一概念“國進民退”。如前所述，中國目前的現實明明是國進資進，哪里有什么國進資退、國進民退？本來是你撈你的，我賺我的，一起發財，何必鬧得有你無我、水火不容？這些年來，“自由派”賺大便宜上了癮，稍不如其意，便大呼小叫吃虧受苦了。
普通人都明白，縮小貧富分化、改善廣大工薪階級生活水平的最直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漲工資。但是只要一提到漲工資，“自由派”們就立即反對，撕下救民于水火的面具，暴露出資本代言人的真相。比如，當前“自由派”熱捧的已故的法學家蔡定劍，要求中國學習羅斯福新政，讓工會自主，但是對新政的另一項重要舉措最低工資標準，卻堅決反對 [13]。至于韓寒，更有高論：工人待遇不好，不能怪老板，只能怪政府，因為老板想給工人漲工資政府卻“禁止” [14]。再如，熱衷于宣揚國富民窮論的門戶網站“網易”，最近甚至專門制作專輯，宣稱“過勞死沒有科學依據” [15] http://discovery.163.com/special/karoshi/。http://npc.people.com.cn/GB/16426581.html貌似為民請命，實為替資本辯護。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國富民窮”論的一些具體案例。
五、“國富民窮”論的典型案例
2011年7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梅穎女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指責國企作為“共和國‘長子’，家里的窮人你們管過嗎？那么多農民工，你們看在眼里了嗎？” [16]張女士心懷庶民令人欽佩，不過怪罪到國企頭上就令人不解了。請問張女士，“窮人”與“農民工”之所以害窮，那還不是因為他們的付出與回報不相稱嘛！還不是因為老板給他們的工資低嘛！黃口小兒都能一清二楚的事情，堂堂的副主席怎么就犯起糊涂來了呢？您這位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裝著那些窮人，怎么不去要求老板給他們漲工資呢？富士康十三跳，人家郭臺銘并沒有去怪寶鋼與中石化呀！剛入職普華永道的年輕的女碩士過勞死了，難道要賴鐵道部和發改委？楊白勞上吊了，您鼓動大春喜兒去跟孔乙己祥林嫂拼命，黃世仁穆仁智得多感激您吶！
再看張女士對提高工薪階級的收入的具體建議：“初次分配調整的核心是政府減稅、企業讓利、勞動所得提高，促使三者之間利益分配結構趨向合理。” [17]這哪里是增加工人收入，這分明是擴大企業的利潤嘛！政府給企業減稅后，企業得利是板上釘釘的事，可誰能保證企業會把這部分利拿去給工人漲工資呢？名為為窮人造福，實為為老板謀利。美國自里根時代以來就一直倡行對企業和富翁的減稅政策，理由是這可以促進企業改善員工收入并刺激消費。可是三十多年下來，老板們并沒有這樣做，反而是將政策優惠全裝進了自己的腰包，以至于造成了1%對99%的貧富分化極度懸殊的社會局面，并引發了現在的社會動蕩。減稅論在美國現已淪為過街老鼠，“自由派”當前卻如此熱捧，理由何在？
2009年以來，網上廣泛流傳著一篇文章《白領隕落，黑領崛起》，是“自由派”理論的典型表述，影響很大。此文首先指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九十年代以來白領夢已經破滅了。那么怪誰呢？“黑領階層”，即“就職于政府和官有壟斷企業的那個龐大群體。”這純屬詭辯。黑領階層的收入到底如何我們暫且不論，有受損的，就有受益的，白領是隕落了，掙得少了，那么此消彼長，長的是誰呢？當然首先是白領的老板了，哪能直接怪到黑領頭上呢？與白領整天打交道的，并非黑領，而是他們的老板。該文還刻意壓低老板們的地位，稱中國的第三等級“是由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國企管理人員、壟斷國企人員和私營企業主等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頂級白領階層等這些群體中的人員組成。”托“自由派”的福，中國廣大的中小學教師們已經跟黃光裕們平起平坐了。
吳敬璉虛構了這樣一個兩難選擇：你只要一去批評富人，那就是縱容腐敗分子。我實在搞不明白，這種非此即彼的兩難選擇從何而來呢？難道為了反對腐敗，就只能任由資本對我們壓榨嗎？既不讓腐敗分子為所欲為，又不讓資本集團為所欲為，這有何不妥呢？這哪里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呢？
其實，對這種只批權力不批資本的“國富民窮”論的荒謬之處，“自由派”是心知肚明。比如，這兩年茅于軾在一貫“為富人說話”，也開始借“國富民窮”論為窮人“說話”了。最近有記者采訪茅于軾時問道，“您有沒有對政治特別迷茫的時候？”茅于軾坦承，“最近迷茫的就是這個社會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貧富分化原因，還是特權的原因，還是機會不平等的原因。這個問題我還是在琢磨，沒有太大的把握。”這段話無異于說，對于“權力”與“資本”，到底誰是主要矛盾是吃不準的。可是話音剛落，茅于軾的“迷茫”就不見了，又一口咬定責任在于權力了：“現在市場中不好的事，是有權勢的人用自己的權勢去侵犯別人的私，這是最大的禍害。” [18]政治需要壓過了真實判斷。揣著明白裝糊涂！
六、破綻百出的“國富民窮”論只能靠謠言來支撐
多年來，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像法拉利，工人工資增長速度像拖拉機，老板們的趣味都已經由玩跑車玩越野升級為玩游艇玩飛機了，還要讓人相信他們與自己的白領藍領雇員一樣窮，哪里可能？ [19]國富民窮論，無法說圓。擺事實，講道理，不管靠哪一樣，“自由派”都不能把資本家變“窮”。于是乎，在擺事實和講道理無效的地方，就只好依靠謠言了。只有捏造出來的“事實”,才能完全符合他們的理論。謠言盛行的大背景，就在于此。
進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黑不要緊，不要去為自己辯解，而要去把別人抹得更黑，抹黑別人就是洗白自己，貶低別人就是抬高自己，這是政治宣傳藝術的核心秘訣，“自由派”深諳此道。謠言的核心或重點，就是制造政府把錢都撈走了因此我們大家都受窮的輿論共識，如此一來，也就減輕了資本對貧富分化應負的責任。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就是這類謠言的一個典型。相似的例子還多的是，其基本共同特征就是：打著學術調查或報告的幌子，冒用國內或國際權威機構的名義，來杜撰符合國富民窮論的事實。
2009年6月29日《時代周報》刊登記者韓洪剛的文章《貧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險》。文中稱“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 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其實這是一則早在2006年就已經開始在網上傳播的謠言，現在經此報采用后，輿論大嘩。直到此時相關部門才出來辟謠，指出這一所謂的“聯合調查報告”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該文中還有如下內容：“2007年5月，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這一說法肯定也有問題。
2010年6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夏業良教授在《財經國家周刊》發文《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美國》，稱“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此論一出，反響強烈。但是該數字的統計者卻迅即指出夏教授有誤，原報告中“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財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財富”。 [20]夏教授下筆有靈，別人統計的中國財富集中程度一下子就擴大了十倍。如此看來，夏教授倒不是在傳播謠言了，而是有制造謠言的嫌疑了。至于財富集中的原因，夏教授也不過是在重復“行業差別”的老調，資本因素絲毫不見。
就在撰寫此文期間，筆者發現一篇新的謠言文章正在被大肆傳播。該文章的標題各異，但內容相同，首句話為“2010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其實這也不過是一條老消息，造謠者現在只是將原來的“2006年”改為“2010年”，并與時俱進加了些新料罷了。
該文的內容跟前面列舉的謠言大同小異，一上來就是“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然后拉大旗作虎皮：“2010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與筆者前面列舉的《時代周報》文章的內容相比，這段話只是把“2007年”與“波士頓咨詢公司”換成了“2010年”與“世界銀行”，其他數字結論基本一樣。
該謠言還稱“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那么原因何在呢？因為“財富被以非工資方式集中在少數先富者手中了。因為中國公眾除工薪之外極難有其他收入，只有權商精英和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擁有“非工資方式”的收入難道只有“貪官污吏”的“非法收入”嗎？給工薪階級開工資的人難道就不是了嗎？依靠占有資本來獲取利潤的人就不是了嗎？他們到哪里去了？
給官方設套，給資方解套，這就是眾多謠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則。
七、謠言為什么能夠盛行？——“自由派”已掌控中國媒體
謠言為什么會產生？這是支撐“國富民窮”論的需要。謠言為什么能夠盛行？當然是因為媒體人與學界樂于此道，否則怎能盛行？這從本文所列舉的幾則謠言被揭穿后媒體的反應即可見一斑。
“200萬干部長期請病假”的謠言被揭露后，2006年10月30日《廣州日報》刊發盧荻秋的文章《誰給“200萬名干部長期請病假”一個權威說法？》。該文竟然如此為謠言進行辯護：“人事部的表態只能說明‘這個消息的來源不是人事部’，并不能否認‘200萬干部長期請病假、一年開支數百億’的真實性。”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真實性”了，干嗎還要利用假材料呢？即使真實性如您所言，難道造謠就有理了嗎？醫療資源分配不公,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問題在于只有依據事實而不是謠言,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以及找準解決思路。
“高干子女占據億元戶的91%”的謠言被拆穿后，該文的責任編輯彭曉蕓特在網上發文《關于時代周報〈貧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險〉一文的非官方說明》來為自己辯白，絲毫沒有對傳播謠言——且不管其是有意還是無意，是一貫缺乏責任心還是一時疏忽——感到愧疚。正是這位彭曉蕓，2011年7月還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名為《法制被阻隔，就會有暴力泄憤》的文章。中國當前“暴戾之氣”彌漫，除了法制被阻隔，難道與您彭女士肆意傳播謠言就沒有關系了嗎？
夏業良涉嫌制造“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的謠言后，《南方周末》（2010-06-17）刊發了評論文章《中國式貧富分化的數據之困》，該文非但沒有對夏涉嫌造假的行為進行批評，反而抱怨研究“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最大困難是“數據缺乏”。就算是數據缺乏，你們就可以隨便捏造嗎？研究“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所最欠缺的，到底是數據還是嚴肅客觀的態度？
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中國是“集權國家”，政府對媒體嚴加控制。事實上，中國早已不存在“輿論一律”了，媒體的獨立性早已大大加強，媒體對社會對政府的反作用力也越來越大。從傳統的報刊到新興的門戶網站、微博，都是如此。媒體內部，也已經是自成體系并互相滲透。其中，諸多報系和門戶網站被“自由派”所操控，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正如“自由派”人士許紀霖最近指出，近十幾年來，“自由派”雖然在純理論戰場上“大敗”，“至今沒有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問題的說法”，但是，他們“降一個層面，換一個戰場，轉移到公共媒體去爭取‘微觀維權’……使得公共媒體的自由派聲音占壓倒性優勢”。 [21]這一“壓倒性優勢”，正是謠言得以泛濫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面，官方的態度也促進了謠言的流行。王小東最近指出，“政府的問題是什么呢？你說他是強呢還是弱呢？說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搞專制腐敗，還什么都管。但要說強吧，他見誰都怕，總被別人綁架著，別人怎么踹他都沒事。” [22]官方忽而“不容”，忽而“包容”，態度模糊不定。
面對公眾對媒體放縱謠言傳播的質疑，2011年7月3日，《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的創辦人之一和前總編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度世界新聞自由獎獲得者程益中在其微博中高呼：“在言論自由得不到保障、新聞媒體備受壓制的國度，謠言其實就是存在于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愿的一種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擋不住大眾深信不疑。目前謠言已無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論自由”。 [23]
自由無罪，造謠有理！明明是主流，非得裝作非主流。都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造謠了，何來“備受壓制”？事實上揭露造謠的文章，才是備受壓制。
戈培爾認為，謊言需要重復一千遍才能成為真理，程益中先生干脆認為謊言就是真理，謠言就是真相。與程益中先生相比，戈培爾可差遠了。有恃才能無恐。“自由派”在謠言被揭穿后竟然毫無畏懼，仰仗的正是他們對媒體的控制。
2011年7月初稿，2011年11月改畢，
附言：本文為2011中國青年政治經濟學學者年會論文，主要內容將刊發于《管理學刊》2012年第二期。
杜建國20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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