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享光：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作者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面臨全面危機，金融部門的興起和金融化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使個人、企業、政府和國際部門越來越緊密地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聯系在一起，逐漸形成了當代金融化積累機制。在金融化積累機制中，當代金融資本借助于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控制，影響再生產過程，并且實現損失的社會化。但這種積累機制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包含著深刻的矛盾，極易導致經濟和金融的波動和危機。發展中經濟應避免過度金融化，金融化積累機制　　

關鍵詞：金融化 金融化積累 損失社會化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金融部門（尤其指銀行）在全社會范圍內轉移資源，推動資本由利潤低的部門向利潤高的部門流動，從而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過程。盡管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的日漸融合，形成了金融資本的統治，生產剩余價值仍然是資本追求的最高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銀行在經濟社會中所起的整合作用是被動的，金融化則顯著地改變了這些情況。金融化的快速發展不僅促成了金融部門的快速崛起，使個人、企業、政府和國際部門越來越緊密地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聯系在一起，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現代金融資本的發展。金融化條件下，當代金融資本借助于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實現對社會資本和再生過程的控制，通過對金融過程進行資本和財富的集中，同時借助金融化實現損失的社會化。金融化的積累機制包含著深刻矛盾，具有內在不穩定性，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金融的動蕩和危機。　　

一、金融化與金融部門的崛起　　

在學術界,對金融化的理解還沒有達成廣泛共識。大多相關文獻中認為,金融化不僅包括放松金融管制、金融市場相對于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制度地位的上升、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貿易的膨脹，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形成之外，還包括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意識形態（Lazonick et al.，2000）、各種信貸的增加等等，從最寬泛的意義上來說，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行為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①]。有的學者則把金融化與積累模式相聯系,如格·R·克里普納,把金融化定義為一種積累模式，認為“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②]可以說前者是金融化發展的重要表現，后者是金融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我們知道，二戰后，福特主義通過大眾消費把雇傭勞動納入到社會財富再生產的大循環之中。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創造的繁榮共同把資本主義帶入了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生產能力的擴張遇到了瓶頸，國家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國際新市場的開拓愈加困難，而為了降低成本進行的裁員削減了社會的消費能力，再加上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的沖擊，福特主義特有的積累機制與調節方式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　　

為了應對危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采取了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的經濟政策，這尤以1979～1981年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的政策為典型，這些政策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來對資本的各種束縛與限制，促進了貨幣資本化和資本虛擬化的發展，極大地擴展了金融資本活動的領域和范圍，促進了金融化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金融部門的快速崛起。以美國為例，二十世紀七、八時年代，其金融部門的利潤尚不及非金融部門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2000年，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50%，同時金融部門的市場價值在過去的25年里增長了4倍[③]。　　

金融化發展的突出特征是金融系統的去中介化，也就是公開市場金融的發展，主要包括股票、債券和大量金融衍生品的發展。根據Dodd的統計，到2003年底，場外交易市場的未償付余額已經超過197.2萬億美元，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則高達873.7萬億美元，分別是當年美國GDP的19倍和79倍[④]。這些復雜的金融工具被各種定價模型賦予了客觀實在的外表，但從本質上來說，絕大多數金融產品的交易只是在債權和債務的鏈條上循環，而在金融領域之外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它不帶來長期的產業資本投資，也不帶來新的技術與知識，相反，它極大地利用了信息處理和通訊技術上的革命。　　

伴隨市場金融發展的是各種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比如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互助基金、養老基金等，它們借用短期資金投資于證券，并且處在商業銀行的規范框架之外，這包括存款保險和資本充足率。實際上，市場金融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非銀行金融機構創造了金融市場這一直接動員社會資本的形式，并把自己的邏輯即在最大限度追求利潤的同時保持高度的流動性，植入金融市場的日常運作；而金融市場的壯大反過來鞏固并加強了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　　

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等不同，在本質上它們是借短貸長的金融中介，一方面，它們依賴于大量的貨幣性儲蓄，同時需要保持適當的流動性以應對儲戶的隨時提取；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將得到的貨幣作為生息資本借貸給企業從事生產活動，并且憑借資本的所有權占有企業利潤的一部分，但是生產活動的周期性和不確定性要求銀行必須持有大量的資本以彌補可能發生的違約。Lapavitsas生動地將其形容為“在流動性與償付能力之間走鋼絲”[⑤]。　　

商業銀行對存款保險和資本充足率的特殊要求使得它在與金融市場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競爭中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為了尋求新的利潤來源，商業銀行也日益進入了放松金融管制后隨著金融創新產生的新市場。首先，為了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商業銀行通過設立特殊目的機構將流動性不足的資產包括抵押貸款、汽車貸款等證券化了，一旦它們被出售，銀行就可以收回原有的資金；其次，商業銀行在為經濟主體提供資金的同時，自己也購買了大量的證券；再次，銀行提供的資金使得依靠負債購買金融產品成為可能；最后，銀行同意把證券作為資助購買額外證券的貸款保證來使用[⑥]。商業銀行向公開金融市場的滲透模糊了其與投資銀行等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之間的界限，主要發達國家不得不在事后通過立法的形式對這一趨勢加以追認，比如1999年美國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廢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關于禁止金融業混業經營的條款，允許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相互滲透。　　

毫無疑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的融合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和金融市場的膨脹，為金融化積累機制的形成奠定了體制基礎。與此同時，全球化將各國的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資本的國際流動、進而為積累體制的擴張創造了條件。20世紀60年代中期歐洲美元市場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并推動了跨國公司大量的金融投資；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廢除，開辟了浮動匯率的道路，匯率的波動伴隨著外匯交易量的巨大發展，已遠遠超出商品交易和國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80年代后期，金融機構通過向第三世界提供債務服務而將這些新興市場也納入到自己的利益版圖之中。　　

二、資本的金融化和積累機制的金融化　　

金融化的發展導致積累機制的金融化。我們知道，投資，或者資本積累，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中一直被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金融和信貸的發展使得資本家可以超出現有的儲蓄水平進行積累。其實早在1986年，Chick就指出，由于前工業化資本主義制度的制度現實，儲蓄必須存在于投資之前，后來，一旦銀行能夠創造信貸，儲蓄就不再必然存在于投資之前，隨著銀行體系的演化，銀行創造信貸的能力也進一步增強。[⑦]市場金融的發展，為企業提供了一個更為便利的融資平臺，現在，閑置的貨幣資本存量一方面可以通過商業銀行被間接地動員起來，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一級市場被直接地動員起來，尤其是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極大地影響了企業的融資結構。不僅如此，金融市場的興起還顯著地改變了企業的治理邏輯。在傳統教科書中，企業總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以利潤最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或者成本最小化）。20世紀30年代Berle和Means對這一假設的質疑將企業治理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了經營管理層上，并推動了委托-代理理論的發展。7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公司股票為金融機構所持有，這一比例在英美等國高達40%左右，伴隨著金融市場的膨脹，符合資本所有者利益的“股東價值最大化”邏輯開始占主導地位，同時，通過股票期權等激勵形式，股東價值的意識形態甚至得到了企業管理團隊的支持。Glyn發現，美國世界500強中CEO的年薪與生產性工人的年薪之比在1970年為30，而到了2000年竟上升為570，其中絕大部分的增長來源于股票期權，并且管理層收入結構的改變會導致其為了實現最大收益利用自己獨特的地位對披露的信息加以控制，進而引發欺詐行為[⑧]。　　

金融市場的短視性和動物性已經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接受，如果以快速波動的股票價格表示的股東價值作為評價企業經營績效的主要標準，必然會對企業的投資產生影響。Poter（1992）表達了相似的擔憂，他指出，美國的所有權結構和公司監管模式只是有利于短期利潤最大化而非企業長期市場地位的提升，因此，相對于德國和日本的所有權結構和監管模式而言，美國的資本投資體制正在日漸衰落[⑨]。Crotty（2003）認為，非金融企業正面臨新自由主義的悖論：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使得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得高額利潤成為不可能，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卻要求企業產生不斷增長的利潤和向金融機構的不斷支付，否則就會受到股票價格下跌和敵意收購的威脅[⑩]。　　

面對這一困境和金融投資較高的利潤[11]，企業的投資行為常常會偏離正常的前進方向。Krippner（2005）的研究表明，從1950年到2001年，非金融企業源自金融投資而非生產活動的收入在整個企業中占有不斷上升的份額，這一指標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攀升，在整個80年代急劇上揚，盡管在90年代前期有所回落，但很快又重新恢復，達到戰后初期20年通常水平的5倍左右[12]，這與金融化程度的擴大在時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和商業銀行一樣，非金融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參與了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投資運作。另一方面，企業的實物投資和現實積累往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金融市場的波動，尤其是外匯市場波動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降低了企業進行產業投資的意愿和行為。Lazonick等（2001）指出，對股東價值的追求使得企業從“維持和再投資”轉向了“縮小規模和利益分配”[13]；Stockhammer（2004）強調，企業面臨增長與利潤之間的選擇，股東權利的增強改變了企業利潤-增長的邊界，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水平[14]；Orhangazi（2008）利用1973~2003年美國非金融企業數據的實證研究進一步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日益增長的金融投資和金融獲利機會通過改變對企業管理者的激勵，產生了對實際投資的擠出效應，而增長著的向金融部門的支付降低了企業內部融資的能力，短期內獲利的限制和市場的不確定性最終阻礙了企業的生產投資行為[15]。　　

當企業的管理者將目光集中在波動的股票價格，當企業逐漸減少實物投資、增加金融投資的時候，企業的利益分配結構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首先，已經提及的，通過利息、紅利的形式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支付增加了；其次，對企業管理者的支付也增加了；而金融化在提升金融機構影響力的同時，減弱了工會和工人團體的力量，為提高利潤而減少成本和實際投資的行為，要么導致了工人的失業，要么降低了工人的工資，要么降低了工人的福利水平。　　

金融化的發展，不僅促進了金融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而且導致了產業資本的金融化發展，從而使金融資本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特別是在非傳統產業、金融部門快速膨脹，形成了在這些領域的金融資本壟斷。在這種情況下，構成資本積累來源的利潤越來越多的來自金融領域。根據美國2007年《總統經濟咨文》提供的材料，1973年，美國金融部門的利潤是非金融部門利潤的25·7%，到了2000年，這一數值上升到49·7%。非金融企業也是如此，相關統計數據表明非金融企業的利潤越來越多的來自其金融投資活動。　　

金融化發展同時把政府部門納入金融化積累渠道。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重新抬頭，在Duménil和Lévy（2005）看來，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勢力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金融決定了國際化的形式與內容[16]。新自由主義倡導自由化、私有化和最小政府，這些都符合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內在邏輯。毋寧質疑，政府放松金融監管的行為直接導致了金融化的興起，并在隨后的博弈中逐步被金融部門“俘獲”，實施了一整套被Palley稱為“新自由主義箱子”的經濟政策。為了刺激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推行了低的稅率政策，尤其是降低邊際稅率和資本利得稅。而在利率政策上,西方主要國家在1979~1980年實行的利率自由化政策將信貸關系中的權力轉向了債權人，從而擴大了金融資產持有人在分配中的地位，甚至催生了新的食利者階級，也推動了工業資本向金融領域的投資。由于稅收的減少和支出的增加,政府的債務因此增加了，根據Palley的統計，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從1973年的20.8%增加到2005年的36.9%，同時，利息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從7.5%上升至15.6%[17]。Stockhammer（2008）計算了OECD國家政府凈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他發現，盡管與美國相比，歐洲各國的這一比例相對較低，并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但相對于福特主義時期而言，利息支出仍然較高，是GDP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8]。在這一過程中，1979~1981年間出臺的政府公共債券市場化政策尤為重要，比如自由拍賣國庫券、創建二級交易市場等，這些政策保證了債權人手中各種形式的債權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同時把長期利率的決定權交給了金融投資者。同時, 推行全球化的自由主義政策,促進了自由貿易、資本流動、跨國公司的發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華盛頓共識在國際范圍內推廣了放松管制和加強競爭的自由主義理念，尤其是對資本流動限制的解除，它鼓勵許多國家逐漸減少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監管，這些理念和政策都有利于金融機構在世界范圍內分配資源和攫取利潤。此外，政府的其他政策，比如賦予中央銀行負債以無限法償能力、最后貸款人和大銀行不倒閉政策等，都在客觀上鞏固了金融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優勢地位。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僅給了金融資本快速擴展的機會和條件，而且造成政府部門的金融化，　　

從家庭部門來看，金融化的發展，一方面使家庭部門可以越來越容易地獲得信貸支持，另一方面為家庭部門提供了越來越多樣化的資產形式和多樣化金融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居民能夠以金融資產形式持有自身財富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憑借資產所有權在金融化催生的價格泡沫中分得一杯羹。事實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夠享受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大部分工資收入者只是被動的卷入了金融系統的膨脹之中。伴隨金融化的發展和信貸的增加，家庭部門負債不斷增長，這直接導致居民支出結構中清償債務部分比例的提高。加之，金融服務多樣化發展和市場擴大，不斷擴大了金融資本的利潤空間。另一方面，金融化的發展導致家庭部門持有的貨幣和非貨幣金融資產不斷積累，而這種積累并不代表現實資本的積累，很大程度上是虛擬資本的積累，這種虛擬資本會由于純粹技術性原因和衍生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而不斷積累，在金融化條件下，家庭部門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通常會由于金融資本過度投機而遭受巨大的損失。在危機時期，這種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因此，金融壟斷資本通常借助于資本的虛擬化而實現財富的快速轉移和集中。　　

在國民收入核算的恒等式中，國際部門以凈出口的面貌出現，由于凈出口等于凈資本流出，所以可以把以貿易形式衡量的國際交往作為考察國際資本流動的參照系。后凱恩斯主義者們發現，原本從經常賬戶到資本賬戶的因果關系隨著資本流動的不斷提高，方向明顯發生了逆轉，也就是說，金融投資導致了貿易的逆差或者順差，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貿易不一定會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　　

實際上，國際金融市場既是金融化積累機制的產生背景，也是這一機制的重要構成要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外匯市場的地位和作用尤為突出。通過這一市場，一國的資本可以便利地轉換成另一國家的貨幣，從事生產投資或金融投資，并且外匯市場波動本身就可以成為投機的對象。根據最寬松的計算結果估計，外匯市場上每天13億到15億美元的交易中，僅有近8%的交易額與國家間貿易清算或對外直接投資有關[19]。國際間巨大的資本流動加強了金融化對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控制。許多經濟學家已經接受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擁有其中兩項，而不能同時擁有三項。　　

當今世界，各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機會和地位是不平等的，“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就是對這種不平等的回應。Chesnais指出，就金融領域而言，全球化意味著允許盡可能經常地和穩妥地通過操縱不論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還是新興國家的金融中心來獲取工業利潤、金融企業收益以及利息和紅利[20]。事實上，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不對稱性和以美元為中心的等級制度，往往促使產業和金融利潤、實際資源從新興國家流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調整的成本和危機轉嫁給發展中國家，世界金融危機史對此作了最為生動的注釋。　　

三、金融化積累機制的宏觀效果與損失社會社會化　　

在金融化積累機制下，傳統的經濟主體都受制于金融資本的運作和選擇，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日益壯大的權勢逐步改變了個人的收入結構、儲蓄行為、消費行為和支出結構，影響了非金融企業的融資結構、投資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主導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支出結構，推動了資本的國際流動和向新興國家市場的擴張，無疑會對宏觀經濟運行效果產生重大影響。　　

對于金融化積累機制的宏觀經濟效果，目前學術界并沒有一直的看法。對于金融化積累機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三種觀點。一種是金融化積累機制促進了經濟增長，如保羅·斯威齊( Paul Sweezy) 認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撐20 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1] Boyer認為，世界積累金融化制度的產生確實使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光榮的30年”長期積累之后的困境和福特主義調節危機[22]。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金融化積累機制最阻礙了經濟增長。貝拉米·福斯特認為，在過去30年資本主義變化的三個主要特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中，金融化是三者中的主導力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在全球的擴張。金融化源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停滯趨勢。它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調控空間，使它們工業化進程倒退、經濟增速放慢、金融體系脆弱不堪，也使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停滯和社會動蕩之中。[23]托馬斯·帕利(Thomas Palley) 撰寫的,題為《金融化:它是什么,為何它是重要的》帕利指出:“金融化時代一般與疲軟的經濟增長相聯系”，“金融化可能導致經濟容易陷入債務型通貨緊縮和長期衰退狀態”。[24] 　　

第三中觀點則認為，金融化積累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Stockhammer（2008）[25]區分了金融引導（finance-led）的積累機制和金融主導（finance-dominated）的積累機制。在前者中，金融市場為投資設定的預期回報率能夠促進投資行為的發生和經濟的增長；而后者并不保證經濟增長的實現，換句話來說，金融化與金融主導的積累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因此，金融市場應該被看作是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分配權力、影響生產行為和收入分配，而非效率的代名詞。　　

從實證研究的情況看，大多研究表明，金融化積累機制往往阻礙了經濟的持續增長。Chesnais把投資率和儲蓄率的不斷下降、進而生產增長率的不斷下降看成是他稱之為的“金融占統治地位的全球化積累制度”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26]。Lapavitsas 提醒我們，金融化應該在停滯的生產率增長、變化了的工作實踐和生產能力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理解[27]，也就是說，實際資本積累的舉步維艱既是金融主導積累機制產生的原因，又是這一機制作用的必然結果。Stockhammer（2004）[28]運用時間序列對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計量研究也表明，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金融化阻礙了資本積累。　　

金融化導致了產業資本的貨幣資本化和資本的虛擬化，使實際資源從生產流域轉移到非生產領域，特別是過度地轉移到具有自我膨脹力的金融業，無疑會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一點，早在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就發表了題為《金融體系的效率》的演講，他告誡說：“我認同重農主義者忐忑不安的質疑……，我們的資源被日益投向那些遠離生產商品和服務的金融業務，投向那些與社會生產力不相符合卻能產生較高私人收益的業務領域。我懷疑“虛擬經濟”正日益濫用計算機的強大力量，其目的不是更經濟地從事金融交易，而是推動金融交易數量和種類的膨脹。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到目前為止，高科技對經濟領域生產力的貢獻令人失望。我擔心，正如凱恩斯對他所處時代的先見之明，金融工具要獲得流動性和可流通性等優勢，就必然以方便目光短淺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機為代價。……我認為，凱恩斯提出的建議是發人深省的，我們要更多地限制短期持有金融工具，更多地鼓勵長期投資。”按照托賓的觀點，由于資本日漸被用于投機性、賭博般的逐利行為，而非用于實體經濟的長期投資，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不斷降低。[29]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金融化積累機制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內生于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并且與積累機制造成的緩慢增長密切相關。既然個人可以通過廉價信貸擴大消費，非金融企業正熱衷于金融投資，政府也在積極推行自由主義政策，國際資本市場被毫無障礙地聯系在了一起，那么，金融市場的增值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普羅大眾所接受和推崇。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增值所追求的流動性往往要求以貨幣或準貨幣的形式持有金融資產，這一要求使得金融系統與實際生產體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了。　　

我們知道，金融資產的交易是以預期現有資產的某種變化為前提的，完全可以與現實的生產無關，它們的市場價格“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它的價值始終只是資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個幻想資本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得的收益”[30]，在這種情況下，樂觀預期、信息不對稱、欺詐等因素引起的過度貿易和投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經濟和真實工資的停滯甚至下降，使得資產價格的不斷上漲只能靠借貸來維持，而隨之形成的泡沫又成為維持借貸和造成盈利假象的手段。這樣，金融系統就創造了自身的神話。　　

在　 　　　　　　　　　　　　　　　　　　　　　　　　　　　　　　　　　　　　　的增值方式中，資本的拜物教水平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但其中并沒有實際財富被生產出來，　 　　　最終來自于對生產中創造的財富的攫取、轉移和集中，是對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因此，表面上看，資本的增值完全是“自主的”，但在它的背后卻清楚地隱藏著使生產中創造的財富不斷轉移的各種機制，所以，無論金融體系如何膨脹，它都不可能脫離其在實體生產經濟中的根基。換句話來說，金融資產自身的積累，及其與生產性投資之間的背離是有一定限度的，超出這一限度的惡果就是資本主義進程中時常出現的投機性泡沫，以及隨之而來的危機。金融主導的積累體制已經引起了20世紀晚期兩次重大的金融危機和三次重大的貨幣災難，分別是1987年美國股市大崩盤、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對沖基金的崩潰、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的貨幣危機、1994年席卷拉美的墨西哥比索危機，以及1997年亞洲的金融危機。2007年的次貸危機也是金融化積累機制內部矛盾總爆發的必然結果。　　

經濟的長期停滯和危機的不斷爆發是對經濟體系和實際資源的巨大破壞，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是：是誰承擔了金融化積累機制的成本？左翼學者給出的答案是“損失社會化”。首先，信用貨幣的產生，將貨幣從以黃金為代表的金屬限制中解放出來，使得向所有使用國家貨幣的人轉嫁損失和風險成為可能；其次，當金融機構清理資產負債表時，等于向中小企業和不富裕的存款人宣布他們的資產失去了大部分價值，并且得不到任何補償；再次，實際工資的停滯、社會福利的縮減和危機時期隨時面臨的失業，也將一部分成本轉移給了工人階級；最后，國家干預危機的手段，比如在循環的斷層尚能控制之時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流動資金、向金融機構提供新的貸款、接管即將倒閉的金融機構等，實際上把損失分配到了更廣泛的社會空間，或者把損失在時間上拉長，進而可以通過預算和稅收，實現損失的社會化。 　　

四、結論與建議　　

金融化發展和金融主導型積累機制的形成，導致了金融資本的擴展和社會權力的強化，使得金融資本借助于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實現對社會資本和再生過程的控制，通過對金融過程進行資本和財富的集中，同時借助金融化實現損失的社會化。金融資本的積累機制包含著深刻矛盾，具有內在不穩定性，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金融的動蕩和危機.伴隨著全球金融化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化積累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大量以外匯和國債形式積累的對外國資產的虛擬要求權，以及不斷輸入的外部沖擊就是最好的證明。在今后參與國際合作的進程中，為了避免重蹈發達國家過度金融化的覆轍，減少金融化積累機制對我國實際資本積累和財富生產造成的危害，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避免過度金融化。金融通過貨幣和非貨幣工具溝通不同經濟部門資金聯系，它把資本循環周轉中游離出的貨幣資本以及貨幣與收入轉化來的貨幣資本進行集中配置再配置，促進資本積累和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過度的金融化將導致過度的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一方面減少了生產領域的資本，影響現實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過度的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助長了金融市場的投機性和不穩定性，并催生巨大的資產泡沫，最終損害金融市場的效率。因此，金融化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尤其是對仍處于發展中的我國來說，不能盲目推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證券化，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必須有所節制，否則，適得其反。　　

第二，鼓勵資源向生產性部門流動。金融體系的膨脹從本質上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國的實際資源，相反，它需要不斷轉移和攫取實體經濟生產的剩余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金融化積累機制帶來的一個潛在危險就是使資源過度流入非生產領域，流入具有自我膨脹能力的金融領域，這對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對一個國家來說，生產能力的提高比起虛擬財富的積累重要得多。因此，不僅要對金融領域的自我膨脹進行有效節制，而且應出臺各種政策鼓勵資本、人才向生產性部門流動，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三，加強對來自國外的金融資本特別是虛擬資本的積累的控制。前面論及，金融化資本積累機制具有國際性特點，這種機制下，貨幣或虛擬資本的積累與其實體資本積累在世界范圍內完全脫離開來。主導世界貨幣的國家由于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通過貿易和貨幣或貨幣資本的輸出引起相關國家對其貨幣或貨幣形式索取權的積累，而這些國家實際積累的增加有賴于國際資源的實際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證書或收益權證書的國際發行成為其實現這種國際資源轉移的手段。其結果是一方是所有權證書或收益權證書的積累，另一方則是實際的資本積累。隨著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引起的相對過剩增加到一定程度進而由擴張轉向收縮時，虛擬資本或生息證券所代表的貨幣資本價值大為減少，其持有國將因此造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時由于國內和國際上從市場上獲取貨幣或貨幣資本的能力大為下降，從而造成貿易和貨幣、資本流動的巨大限制，引起國際間的連鎖反應，使危機擴散和蔓延，并自我強化。因此，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或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國際金融資本的輸出，而卷入這一過程的輸入國家蒙受巨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外部不均衡的國家極易遭受國際金融資本的侵害，我國在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中由于過度持有外匯儲備和美國國債所遭受的損失就是這種侵害的結果。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控制來自國外的金融資本特別是虛擬資本的積累，避免這種過度積累造成的巨大風險。　　

第四，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和控制。金融化積累機制通過資本的國際流動將新興國家的市場納入進自己的勢力范圍，積累機制的金融化使得國際資本更加具有流動性和投機性，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具有更大的沖擊力和破壞性。Grabel認為，全球金融化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會導致貨幣風險、資本外逃風險、金融脆弱性風險、傳染風險甚至主權風險[31]，因此，我國應該有節奏地在適當的時機逐步開放資本市場，適當的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可以減緩資本的異常流動，避免受到國際游資的直接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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